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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定鼎黄河流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个王朝相继定都汴州，为其政治地位的提升、人口的增加、商业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此尴尬境地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汴州城市面积狭小，除却王朝政治核心区域的宫城，着实难以承载诸多衙署兵营、官第民舍、佛寺道观和手工业、商业等场所；第二，尽管五代时期有四个王朝以汴州为都城，但直至后晋、后汉时，其都城地位才得以初步确立。 汴州城作为我国历史上的古都之一，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盛极一时的北宋时期，其作为极其重要的载体，宋代以来不乏文人对其的称赞与感怀。汴州有较长的都城史和更长的城市史，由于其在北宋时期最为繁华，中外学者对古代汗州城的研究，在该时段也着墨最多。  春秋时，今开封境已有两城，启封和仪。后来的汗州城，即是在仪这座城邑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战国魏惠王九年前，魏国把都城由安邑迁至仪邑或称“梁”，为别于其时秦国的少梁、韩国的南梁，遂名其为“大梁”。大梁作为战国时期的一都会，魏国曾“以三十万之众守梁七初之城”，足见其规模之大。秦王政二十二年，前秦将“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浚仪县，西汉旧县。故大梁也，魏惠王自安邑徙此，因浚水为名。” “汉文帝以皇子武为梁王，都大梁，以其地卑湿，东徙睢阳”此后，浚仪县城长期作为县治而存在。自西汉、东汉、三国、西晋，先后隶属于济川国、济川郡、陈留郡、济阳国、陈留国。后赵石勒四年，浚仪县城始为郡治，并一直延续到北魏永熙二年天平元年东魏置梁州，下辖开封、陈留、阳夏三郡，浚仪县城始为梁州、陈留郡、浚仪县三级政区的治所。这一境况，一直持续到隋代。 期间的建德五年北周攻占梁州，因城临近汗水，改名为汗州，此为“汗州”之名的开端。开皇三年隋朝对州郡进行了调整。不过，至义宁元年汗州复置，浚仪县城仍为州、县两级政区治所。武德四年唐置汴州总管府，梭仪县城升为汴州总管府、汴州、浚仪县三级政区治所。梭仪县城作为三级政区治所的“待遇”，一直存在于有唐一代。  经历了“梁都”的昙花一现之后，沒仪县治沦为一般县城。司马迁曾实地勘察大梁旧地，以“大梁之墟”来形容其面貌。由于地处中原地区，战乱对城市的冲击与损毁在所难免。建安五年的官渡之战，就发生在浚仪附近。常活动于梭仪一带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曾作有一诗：“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矿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三国时期凌仪县城的面貌与发育程度，着实难以高估。 然而，浚仪县城在很长时段，尤其是西晋之后，加之历史时期对汗水的利用，如北魏在与南朝作战时，为充实边境、解决前线的军馆问题，曾在通往前线的水路旁设有八处粮仓，沒仪就有其一，对梭仪县城的发展固然有促进作用，但也加剧着其拥挤程度。 到了隋开通大运河汗州城成为水陆都会之后，原来的城市规模已经不能满足大量物资集散和流动人口大量增加的需要。建中二年三月庚申朔，筑汗州城。先是汴州以城溢不容众，请广之。”此次汴州城由永平军节度使李勉主持扩建，“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这是开封城垣可稽考之始其其规模之大，堪称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城。  晚唐刘宽夫曾言城内“丞相治所，鹤鹭成列”气表明汴州城内的政府衙署内尚有一定面积的水塘。提及隋唐大运河与汗州城之间的关系，不得不追溯到战国时魏惠王迁都大梁后幵凿的人工运河—鸿沟。然而，鸿沟的开掘也打乱了大梁周围诸多水系的流路，特别是公元前年秦将王贲“引河沟灌大梁”之后，其水网更为紊乱，加之该地域地势低平，渐渐形成了“卑湿”的地域环境，对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环境的改善有较多不利影响。 汴渠“自宋武北征之后，复皆埋塞。”隋文帝于开皇七年使梁睿增筑汉代古堰，遏河入汗”，这一举动，恰是场帝利用汗渠开凿通济渠，进而沟通江淮地区的前奏。 汴州城新的城市特点，尤其是“向街幵门”，对于彼时严格的坊市制度实属显著的突破。然而，这一现象因违背既有的坊市规制，不利于安定政治、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护，招致了隋文帝的反感，新任刺史令狐熙对其进行了整治与打压。”通济渠的开通，对汗州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政治上挫折，反衬出汗州优越的商业区位条件。  大业三年汗州被废，所辖诸县分属荥阳、梁等郡，两郡在唐时为郑、宋两州之地。显然，隋末的汗州地界，因大运河之故，俨然已是商业繁荣之域。颜临汗渠的梭仪县城（汴州城），自然也是不可小觑的商业城市。唐代大运河对汴州城的影响，大致可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为政治起，后期为经济、军事起。就前期的政治幅起而言，主要体现在以汗州城为治所的监察区的扩大上。唐初，因军事性质的总管府置于汴州城，可视其为中等级别城市。 安史之乱以后，汴州经济崛起，具体表现为经济地位和职能的迅速提升。建中三年（户部侍郎赵赞“请于两都并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等州府，各置常平德宗从之。世纪的汴州城，城市空前繁荣。唐后期诗人王建在《汗州即事》中且言，“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人语各殊方”、“海商”反映出汴州城外来人口的规模，映射出其经济福射区域之大。与经济繁荣、人口增长不相适应的，是汗州城的城市规模。  大历十四年三月，以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领汗、颍二州，徙镇汗州。”显然，军队的大量迁入，必然给汗州城又增添了巨大的空间压力。建中二年，李勉终“以城溢不容众”，对汴州城进行了扩建。郭峰认为，“甚至可以说，汴州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原因，是要满足军队的空间要求。 宣武军节度使董晋修筑汗州城东、西两座水门，将汗河引入城中，这是方便漕运、利于城市供排水以及美化城市环境的合理措施。另一方面，水门的修筑，也强化了汗州城对汴河的管控力度和自身的经济地位。由此形成的水门、水桥市场，进一步促进了汗州城经济的繁荣。晚唐诗人王建在《寄汗州令狐相公》一诗中云“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便是显明地表露。 安史乱后，唐廷在全国各地普设方镇，汗州城的军事地位，也随着河南节度使的设置，永平军、宣武军节度使治所的迁移于此而日益显要。至韩弘任宣武军节度使期间。“军众十万”必然有数万驻守于汗州。结合本时段汗州经济的发展，外地商贾、游人大量涌入，对扩建后的汗州城仍构成了一定的挑战。同时，唐末中央权力式微，对城市坊市、空间的规定有所松懈，为汴州城“楼店”的出现提供了契机。楼店有别于单层建筑，实乃汗州城突破平面布局，向立体空间发展的显著表现。  从779年起，汗州一直有数万规模的军众驻守，如此庞大的消费群体如何供养，由于安史乱后国家财力捉襟见肘，其重担自然落在节度使肩上，进而影响到唐末作州与运河的关系。汗州城作为一经济都会，官员变相的索捐固然是一种方法。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唐末汴州屡次发生军乱，王力平认为其原因即节度使不能满足军队，尤其是一般士兵的物质需求屯田是必然之举。 屯田需要大量水分，而汗河之水源自黄河，“水温而泥多”，实为汗州地区屯田之首选。如此以来，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围绕汗河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唐廷仰仗汴河的槽运来维持政权运作，必须保障汗河有充足的水力供给；而宣武军则需要利用沐河之水灌溉田地，以供养庞大的驻军。  唐末，汗州频繁发生军乱加上践扈军人挟地自重、漕运人员拘私舞弊、漕船脆薄易坏、黄巢起义等因素的存在，漕运的年运量锐减，淮汗线甚至数次断绝。作为大运河上重要城市的汗州城应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影响。好在宣武军在唐末一直为黄河下游地区军事重镇，历任节度使职高势重，且握有相当规模的军队。汗州城作为宣武军节度使治所，加之已积累的区位影响力、商业惯性，维持其地域大城的地位，应该是绰绰有余的。 总之，五代之前的汴州城，由凌仪县城发展而来。至于隋唐大运河对汗州城的影响，是颇为深刻的。安史之乱前，其影响主要体现为政治地位的上升；安史乱后，特别是刘晏的槽政改革，推动了汴州经济地位的崛起、随着唐末时局的变化，大运河衰落，汴州城在经济方面受到了一定影响，但其显要的军事地位，仍助力其作为一方大城的地位。 举报/反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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