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酒鬼与中国生命力创造力信仰 湘西巫文化现代性哲学散步   一 由太阳神崇拜、鸟兽崇拜、鬼神崇拜所构成的远古生命神力崇拜的神话演变，是人类一切文化创造的源头。按照鲁迅的说法, “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神话与传说》。雷公、电母、风伯、雨师是人们对自然神力的神话创造，盘古和女娲是中国的创世神话和创人神话，打通西方宗教的上帝创造世界与耶稣创造亚当夏娃，至于西方爱神维拉斯和中国的高唐湘妃女神，则是中西方不同的艺术神话对爱欲的崇拜。前者以古希腊的酒神和日神精神互动，创造了西方近代理性文化和现代生命意志文化，后者则以民间巫婆巫师引领的鬼神、神医、法术、灶神等崇拜，在中国开启了与巫官为源头的儒法圣贤和权力崇拜互动的文化传统。 西方“酒神”所代表的生命狂欢在渊源上早于西方理性，但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趋利快乐导向将人类引入视生命意志和创造意志为手段的误区，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和马尔库塞的审美救赎均难以面对，从而突显尼采的强力意志哲学对古希腊酒神精神改造的意义：强力意志才是区别于理性主体的统治世界的权力意志,但权力意志统治世界后却很可能是一个混乱的世界,所以生命力不同于权力意志。而中国的远古生命神力进入殷商时代，武术的发明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酒神精神。但被儒家文化引入功利和权力结合视武术为手段的文化误区，阻碍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酒神精神信仰文化的创造，使得中国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秦汉之后走向式微，屡被内外强权奴役，更使得中国的哲学创造思维被儒家宗经思维异化成释经学术思维，武术之生命力所体现的酒神精神没有得到后来哲学的创造性阐发而异化为“武德”和“武艺”，这才是我想借黄永玉命名的“酒鬼”说中国现代“生命力创造力信仰”的原因。  二 中国的鬼神崇拜起源于天道神秘创化力对各种生命的支配，衍生为山鬼、水鬼、树鬼、花鬼等万事万物各种神灵之鬼,拓展到战神关公、药神李时珍和诗鬼李贺，说孩子是调皮鬼说成人是捣蛋鬼说爱人是死鬼，皆是在说物质世界和生命世界的奇异性、变异性和不规范性。鬼神崇拜在中国打通天地人，因为含义极其多样复杂而使得“生命力”拥抱“复杂性”，“复杂性”产生“创造性”。只不过，中国各种鬼神崇拜没有形成西方上帝宗教创造世界的一神教信仰，在于《易经》的多元统一思维将“一”理解为圣王权力和祖宗崇拜，使得殷商的天道上帝缺乏区别于圣王治世力和血缘祖先承传力的生命力神性内涵。假如儒家在圣王和皇权崇拜外有一个与之并立的“至上神”由道家来完成，统领各种山神、水神、花神、战神、药神，用来呵护百姓的生命感觉意志又呵护动植物的生命感觉意志，既不是儒家的“敬鬼神而远之”，也不是老庄的“忘思忘欲”，那么中国文化就可能有了自己区别圣王权力的生命力信仰。所以在我的否定主义文化哲学看来，远古生命神力需要用“生命力呵护生命尊严而创造力呵护文化尊严”进行当代哲学创造，从而补上商周之变儒道两家的共同缺憾。  三 湘西鬼神文化与巫文化的统一性，使得黄永玉在酒鬼酒的外包装上写道：酒鬼背酒鬼，千斤不嫌赘，酒鬼喝酒鬼，千杯不会醉，酒鬼出湘西，涓涓传万里”，这是一种“酒鬼之蛮力”的理解。让我饶有兴味的是：汉族人所谓的“酒后吐真言”的胆量和“借酒消愁”的自我慰藉，如何与呵护生命的感觉、情感、意志的生命力和思想文化创造力相联系？黄永玉将“酒”与“鬼”组合到一起，因为“鬼”的捣蛋性和蛮性力量加入，将“酒力”理解为一种不会累也不会醉的蛮亢力，既区别于中国古代庄子逍遥性的“乘物而游”的游神精神，也区别魏晋名士刘伶假酒狂放的“幕天席地，纵意所如”（《酒德颂》）的任性精神。庄子和刘伶是消解世俗政治文化束缚自我放逐获得内在自由精神快乐，故“纵意之神”更接近“神游”。这个意义上的“酒神”其实已经是蚩尤战斗力和盘古创世力的生命力崇拜文化异化走向的开始。从庄子的生命内在自由到魏晋醉生快乐，再走向道教长生不老的养生之乐，“神力”异化为“神乐”，就不再有面对文化权力伤害生命尊严进行抗争的力量。 这个时候，黄永玉用“酒鬼”校正了道家的“酒神”，将“鬼”的“巫力”引入“酒力”，一方面使“酒之巫力”具有天道神秘力量和生命裂变神力呵护生命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使“酒之巫力”具有抵抗外在力量对生命伤害的作用，类似电影《聂隐娘》一手持刀一手护幼的造型。前者以湘西民间巫婆通过生命感应呵护生命区别儒家的算命占卜之巫，后者以湘西近现代的“赶尸走尸”和“湘西抗战”为意象呵护活着的生命和死去的生命回家意志之尊严，衍生于“酒力”中就形成“酒鬼”“不赘不醉”的强大生命力之美。这种生命力之美如果与西南文化的蚩尤战斗力和苗瑶的盘古创世力崇拜相结合，生命力创造力信仰就是酒鬼文化的现代信仰，也是西南文化的现代信仰。即黄永玉将“酒与鬼”进行互嵌式创造组合，通过改造玄学道教快乐主义的“酒神”精神，既赋予了“酒鬼”以生命力创造力缠绕的意味，又为古老的鬼神崇拜进行现代日常化安放找到了方式，从而为传统贬意化的“怪力”正了现代褒义化的“强力”之名。  四 所以这个问题落实在“酒鬼”的文化上，我们就不能限于日常的“嗜酒如命”的“醉鬼”理解，而应该在“鬼是醉假生命醒真生命之捣蛋”这一黄永玉生命力哲学的意义上，进行以下三点否定主义文化哲学的阐发： 一是返回先秦时期“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左传》）的“鬼”为“归”之含义，建立不同于儒家回避死亡问题的“生死是两种生命世界”的新哲学：“生”是物欲生命之来，“死”是灵魂生命诞生，“死”之“归天”可以阐发为进入非躯体化的微观粒子世界进行神秘运动，而“一醉方休”则是躯体化物欲生命对灵魂生命的短暂回归，所以人短暂回归后的“醉”“傻”“痴”“疯”“骂”均具有灵魂觉醒的审美意义，与儒家的“醒”“聪”“慧”“理”“捧”功利生命相对，“酒”之“鬼”就成为进入灵魂生命的方式不再混同于儒家所轻视的“妖魔鬼怪”，天地神秘运动落实在人身上就具有“醉”“傻”“痴”“疯”“骂”的特性，从而使“死之鬼（归）”具有天道地道的信仰意义，完成中国含混复杂的鬼神文化的现代转型。 二是“酒鬼”之生命神力具有释放人被权力和功利诉求压抑的生命感觉、欲望和情感的功能，通过“酒后吐真言显真情”与灵魂的真生命世界接轨，成就生命力捍卫生命综合意志尊严的信仰意义。“酒鬼”的神奇灵魂回归力量在捍卫生命综合意志尊严的同时，不仅可以为国家、人民、民族、集体这些宏大概念赋予具体的现代性必须尊重的内容——即个体的生命感觉、欲望和情感被尊重，才是中国式现代性的国家、民族、人民和群体的“生命关怀”，而且可以将湘西巫文化中的异化形态——蛊术，放在是否伤害生命尊严的意义上予以审视，将“情蛊”放在是否伤害爱情灵魂生命进行物欲生命捆绑的非现代意义上予以改造。 三是“酒鬼”之捣蛋有正负能量才是生命力捍卫生命复杂性的体现，所以文化首先需要尊重正负能量缠绕的生命力。生命力的正能量在于反抗权力和伦理轻视生命综合意志，其负能量在于也消解文化权力对生命的尊重之理性规范。所以视“鬼力”为“乱神”是儒道文化扼杀生命力的文化负权力，而视“鬼力”为“敬神”，则是我的否定主义文化哲学尊重生命不确定性从而使中国人从儒家的“仁爱人”、道家的“逍遥人”、法家的“奴化人”还原为“力量人”的过程。在人的本体是将生命神力转化为创造神力的意义上，这种还原的意义在于：没有生命的生命力解放与文化规范产生矛盾关系，便不可能有人的创造力之解放解决这样的矛盾，因此人的完整解放应该是“尊重生命复杂性”与“产生文化创造性”的对等互动。  五 在如何理解“酒鬼的创造力”问题上，基于“酒”本身就是人的创造力之产物，而“酒精”又是“酒”的“鬼魂”之核心，所以酒鬼的创造力信仰就以“酒”和“酒精”共同支撑。“酒精”作为人在酒创造上的本体信仰，体现为能与自然生命裂变后的“病毒”之对等互动，是“酒”与“鬼”结合的当下意义。人类在自然生命面前的强敌不是洪水猛兽和豺狼虎豹，而是细菌的裂变产生各类病毒，而“酒精”几乎是唯一可以应对病毒的人类创造神力之产物。“病毒”和“酒精”的对等互动，使得人类今后的生活需要建立“酒鬼即酒精”的酒文化产品之信仰。这样的信仰不仅弥补了传统中医用各种自然药材和筋脉思维治病救人的空缺，而且为中国博大精深的酒文化赋予了能够面对自然灾害拯救人类生命的重大意义。 在如何理解“酒鬼的狂妄力促进人的文化创造力”的问题上，我们首先会想到李白斗酒产生的“我辈岂是蓬蒿人”之狂妄，这种狂妄不仅造就了李白奇特的想象力，而且让我们看到了狂妄是一切创造性人格的基本特征：康德、尼采、牛顿、爱因斯坦是与既定文化世界对抗的狂妄者，庄子、司马迁、苏轼、曹雪芹、鲁迅也是与世界对抗的狂妄者，只是中国的文化创造的狂妄有外显和内敛之别。而魏晋之所以没有产生伟大的哲学家，恰恰在于他们没有通过“任性狂妄”走向与儒道文化同时对抗的“思想狂妄”上，酒的快乐主义使之沉醉于道家的变体——玄学，隐喻着中国历代士人和学人只是在既定的思想文化中做选择，也揭示出李白选择道教和杜甫选择儒学，在思想上其实还没有真正醉过。而“酒鬼”这个“狂妄鬼”应该是与一切文化思想进行挑战且在文化上难以归类，才能走到创造性上去，也才是黄永玉作品有自己的哲学魅力的原因——用呵护猴子、老鼠、猫头鹰、猫眯和人的裸体等各种生命感觉的生命力哲学调侃消解儒道哲学，是黄永玉不喝酒的“思想之酒醉”，而“酒鬼”命名本身也就成为黄永玉生命力哲学创造的体现。 更为重要的是，湘西“酒鬼”基于千年的酿酒传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工艺创造——“馥郁香型酒”，不仅在中国酒文化上创造上别具一格，而且还隐喻西南文化与汉文化的多元对等关系，也隐喻着中国各民族之间应该具有的多元对等文化创造之信仰。“馥郁香型酒”不是“浓香”、“清香”、“酱香”的杂糅，也不是以哪一种香型为主导进行多元统一，而是彼此对等的复合性互动关系。这个关系近之揭示出殷商、先秦、唐宋的多元文化并立关系，远之揭示出世界七大宗教文化虽然冲突但从未被同化的对等互动关系，具有超越儒家同化思维的“天下仁爱大同”的意义，启示我们对“馥郁型酒鬼酒”的认知不能单从产品的综合特色去理解，还应该从“馥郁——多元——对等——互动”的文化关系信仰去理解“酒鬼酒”对中国式现代性的启示。特别是，将“浓、清、酱对等互动”的馥郁含义放大，不仅各种口感的酒文化创造无有高低，而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创造与汉文化的现代创造也无有高低，中国文化现代化才能完成尊重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现代创造，与日本现代文化和西方各种现代文化才能形成无有高低的对等关系。这在文化美学上的启示就是：如果将美放在文化创造而不是文化延续上：每种文化只有尊重生命力展示创造力，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被创造力改造为“美美对等天下互动”。 2023年4月25日于上海 吴炫，男，1960年2月生于南京，中国否定主义哲学、美学、文艺学建构者，开设否定主义实践系列课程有：哲学的批判与创造性思维，中国文化现代化审视研究、中西方哲学思想专题批判、中国式当代文学性理论、批判与创造性思维下的文学经典、批判与创造性思维下的影视作品、批判与创造性思维下的新时期文学等。目前从事区别于《易经》《易传》《道德经》多样统一思维的中国当代文化哲学建构研究，并通过“天地人智”的新的哲学理解展开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的原创性研究。已出版文史哲各类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400余篇，随笔和公众号文章280余篇。现为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已退休）、人文学院博硕士导师，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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