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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中国的古都，你可能会想到“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长安，宫墙深重、庄严肃穆的的紫禁城，“暖风熏得游人醉”的临安……但你是否知道，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还有一座被掩埋在地下的六朝古都呢？ 它就是邺城，这座命运最坎坷的古都，它的光辉属于那个华丽的魏晋北朝，此后便沉寂在历史的洪流中，漳河水冲刷了它的名字，也冲刷了它存在过的痕迹。 邺城，是西门豹治水之地，“铜雀春深锁二乔“的故事在这里上演，建安七子的风骨在这里形成；它开创了佛教造像的“邺城模式”，它还是都城规划史上的里程碑。 而相比于其它知名古都，对于邺城的研究要晚得多。从郦道元注《水经》到俞伟超先生的踏查，碎砖破瓦之间，魏晋北朝的纷乱历史在荒草蔓生中慢慢浮现。 邺城临漳水，其置城史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齐桓公“筑五鹿、中牟、邺……以卫诸夏之地。”最早的功能当为驻兵的堡垒；魏时以西门豹为邺令，著名的西门豹治水，就发生在漳河流域。邺城有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它坐落在太行山东麓的丘地上。西边，太行山蜿蜒成屏障，南部黄河流经，漳水、白沟、淇水、荡水、洹水、滏水环城而过，形成天然的护城河；北靠辽阔殷富的河北平原，东边则由河渐海，形成南北交纵的河运网络，“据河北之襟喉，为天下之腰膂”，是得天独厚的战略要地。汉末，占据于此的袁绍扩建邺城，主要着重城市的防御功能。三国的序幕拉开，华北成为了兵家动荡之地，袁绍为了树立威信，以“统一”为筑城理念，形成规划整齐的城市格局，但终究是为别人做了嫁衣。建安九年，曹操攻陷邺城，“定武功，济黄河”，二十一年，曹操称王，正式定都于此。曹操对邺城的营建，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在西北开凿玄武陂，以训练水师；二是筑铜雀台、金凤台、冰井台，以更好防御；三是凿利漕渠，“引漳水东入清洹”；四是营建宫室建筑。其中冰井台为仓储场所，除了充当冰室外，还存有石墨、粮食、盐等战略物资，其军事地位可见一斑。三个台相距六十步，上有两座浮桥式阁道相连接，“施则三台相通，废则中央悬绝”。在曹操的规划下，邺城形成了左右对称，整齐划一的格局：城区分为南北两部分，中间由主干道隔开，宫殿区在中央，主宫殿位于中轴线上，东部为贵族聚居区，南部为普通居民区。
司马炎禅代魏室后，邺城失去都城地位，转而成为北方一大重镇，后又经八王之乱，永嘉元年，汲桑、石勒攻破邺城，“焚之，火旬有五日方灭。”——这不是邺城经历的第一场灾难，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场。公元319年，石勒建立后赵政权，短短几十年后，将领石虎夺王位，将都城迁到了邺。后赵对邺的营建以复原为主，如在文昌殿旧址上修建太武殿，在铜雀台东北建九华宫，最大的工程是城外的华林苑。但毕竟国祚太短，政局动荡，建筑工程终于还是烂尾了。此后石闵夺取政权，建立冉魏，仅两年八个月便易主慕容氏的前燕。慕容儁“缮修宫殿，复铜雀台”，但对于都城的整体格局没有大的改动。邺城自公元前370年被前秦王猛攻克，经历了160多年的沉寂，在东魏时再次成为都城，而后高洋在邺城南郊祭天，建立北齐。邺城此后经历了两朝四十多年的经营，来到了它辉煌鼎盛的时刻。
最大的改变是营建邺南城。邺城此前的城郭范围及城内街道里巷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动，但随着经济的复原和人口的增长，原来的布局已不够容纳都城的人口，建筑的破败也难以支撑王族的威严。东魏在原来邺北城的南边开辟了一个面积差不多的南城，把从河洛迁来的士民安置在城内及近郊；同时复原了北城原来的布局。据说，高欢营建邺城时将其规划成了神龟的形状，“高欢以北城窄隘，故令仆射高隆之更筑此城，掘得神龟，大逾方丈，其堵堞之状，咸以龟象焉。”这固然是一段虚实难辨的传说，但都城之营建应该是遵循了自然地理形制和传统道家思想。高润墓 墓室北壁墓主人坐帐图 摹本 （图源 河北省博物馆）北齐国灭，邺城被北周攻破，建德六年，武帝撤并宫殿；此后隋文帝杨坚统一华夏，邺城再一次惨遭大火的侵蚀，终于一蹶不振。 邺城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在于它前承西汉长安，后启洛阳、唐长安城。而其建城理念，更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甚至影响了韩国的汉城、日本的京都，成为儒家文化圈的基因之一。中国王朝的气象，在于其方正。如今去西安和北京，这种内外套合，左右对称的格局仍然是城市的整体面貌。而这种规制，正是从邺城开始的，它破除了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的前制，在统治者的统一规划下，发展出了具备自身特色的格局。
汉长安城复原示意图 中轴线布局是邺城建制最大的创新，北起北城垣，向南依次是文昌殿、端门、止车门、阊阖门、章门内大街；主要建筑规整分布于城内，显示出端正稳重的王室气象。 其次是宫殿区集中。宫殿区主要位于北部中央，在其周围设置官署，筑“曾宫”，开启了后代的皇城建筑制度。 整个城市的方位是“坐北朝南”，可能受到了天地阴阳理念的影响，自此，先秦以来的“以西为尊”正式变成了“以北为上”。 里坊制度也在这一阶段慢慢成型，左思《魏都赋》记载邺有五里：戚里、长寿里、吉阳里、永平里、思忠里。东魏、北齐时的邺南城设置了更加完备规整的里坊，大致以朱明门为中轴，东西对称，南北整齐排列，为后来大兴、长安的坊市制度提供了先例。 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写，“唐之宫城承隋之旧，然隋建新都大兴城，实受北魏孝文营建之洛阳都城及东魏、北齐之邺都南城之影响。”“邺-大兴-长安”的中世纪都城系统理论，已成为学术圈内的共识。 唐长安城示意图（图：丝绸之路文化遗产） 那个时代，正是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此遍地生花的时代。社会动荡，人心彷徨，人们在宗教中寻获心灵的宁静。邺城的佛教发展开始于十六国后赵时期。《洛阳伽蓝记》载：“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石虎下召取消了汉人不得出家的禁令，在佛教方面选择“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应所奉”。东魏迁都邺城，僧尼随之南迁，菩提流支、佛陀扇多、般若流支、月婆首那、毗目智仙均在邺译经和出经。高齐时有那连提黎耶舍翻译佛经。仅北齐一代，译出经论八部五十二卷。到六世纪中期，邺城佛学达到极盛，当时还设置有专门管理佛教事务的官员：“北齐置昭玄寺，掌诸佛教，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亦置功曹主簿员，以管诸州郡县沙门曹。”上世纪以来，邺城地区发现了多处造像坑，2012年在临漳县习文乡北吴庄北地、漳河南堤北侧的河滩内发现的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共发掘有北魏、北齐时代的2895件造像。 这批造像基本上为汉白玉，常见中小型汉白玉背屏像。有题记的约占总数一半，显示大部分为东魏北齐时期，造像表面多贴金和彩绘，显示出了精湛的工艺水平和极高的艺术审美。 在邺城形成了一种以镂空透雕的双菩提树为背屏，北齐新式佛像为主尊，衬托以龙、塔、飞天、璎珞的“龙树背龛式”造像，学者称其为佛教造像发展过程中的“邺城模式”。 北齐佛七尊像（杨晓慧摄） 在今天的赵彭城村、核桃园等地还发现有佛教建筑基址，以上两座佛寺遗址均位于邺南城中轴线以东位置，且相距不远。已勘探出的形制规模和出土遗物暗示其为东魏北齐时期的大型皇家寺院。 除了城市内部的寺庙外，开凿石窟的传统也在此扎根。魏晋南北朝时期邺城地区的石窟多沿太行山东麓一线开凿，有响堂山石窟、安阳小南海石窟、灵泉寺石窟、涉县娲皇宫石窟、林州洪谷寺千佛洞、鹤壁五岩山石窟、卫辉香泉寺石窟等等。 其中，响堂山石窟位于邺城西部的峰峰矿区，由北响堂、南响堂和水浴寺（小响堂）组成。 北响堂 中洞 主佛坛 在造像上，响堂山石窟已脱出“秀骨清像”的模式，佛的造型健壮，佛头丰圆多作螺发。可能是以北方民族的形体为模特建造的，也可能从南朝文化影响转为胡人文化影响的结果。 南响堂 第一窟 响堂山石窟项目 邺城地区石窟的一大特色为造像和刻经并举，大量石刻经文的出现，和北朝时期流行的末法思想有关。佛教认为,“释迦佛正法住五百年,像法住一千年,末法住一万年。”释迦涅一千五百年后,即进入黑暗、恐怖的末法时期。信徒们认为当世已进入末法阶段，而这种惶恐，不仅来自于佛教经典，也来自于他们的现实处境。 北周武帝实行灭佛政策，销毁佛寺，勒令僧人还俗，邺城佛教淹没在了历史的洪流中。
邺城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都城建制的符号，还有一个时代的灿烂文化。金虎台、铜雀台、冰井台，合称为“三台”。三台矗立于城的西北部，呈居高临下之势，本为防御之用，却无意中成为了文人们赋诗清谈的场所。
清刊本《三国志像》曹操大宴铜雀台 在三台之上，至今还留着建安文人的足迹。曹操全方位招揽人才，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皆投奔其帐下，邺城为这些贤达提供了稳定、宽容的创作环境，逐渐形成了以“三曹”和“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人集团。在曹操父子的倡导下，一改两汉“词赋竞爽，吟咏糜闻”的颓废风气，形成了“清峻、通脱、简约”的建安风骨。曹丕作《登高赋》：“……驾言东道，陟彼城楼。逍遥远望，乃欣以娱……”登高骋望，辽阔平原尽收眼底，怎能不生发心绪开阔之情。儒生荟萃，儒学发展也如火如荼。石虎遣国子博士到洛阳抄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国子祭酒注《毂良春秋》，列于邺宫学馆。北齐时，这里是名儒的聚集地，思想家邢邵、杜弼；儒学家权会，郭茂，张景仁；史学家魏收，李德林……“邺下为之倾动，尽选风流才子，应对宾客，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丰盛，馆门成市。“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一个城市由文人雅士和市井文化共同构成。邺城作为北方经济中心，汇聚而来的除了文人还有商人。早在秦汉时期，邺城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在城内采集到了“邺传舍”瓦当，说明这里设置有驿站，以供公文传递和物资转运。魏晋北朝时，作为北方政治、经济中心，邺城汇集着各地的人群和货物，在战乱频仍的时代，构筑着一方小小的乌托邦。曹魏在里坊内建有客馆，供往来宾侣商贩居住；市场定期开市，同时设置专门的官吏管理。今天的城市废墟上还常见模印在陶量的底部的陶文“业市”，应是官署所用的法定量器，放置在市场内，平准称量，防止不法商贩克扣作弊。文献已不见这些坊的名字，但考古发现的石刻文献提供了新的线索，在出土的墓志铭中，出现有诸如敷教里、嵩宁里、孝义里，崇仁里、井义坊、公子坊等名字，可案的有三十一里四坊。南城坊郭还设置有东西二市，由专门的机构管辖。东魏、北齐时，高丽、勿吉、蠕蠕、吐谷浑、契丹、新罗等民族多次遣使到邺，城内修建有专供外国使节居住的回馆。这些外来的商人带来了异域的风土人情。后赵时，为避石虎讳，改“胡饼”为“麻饼”，“胡荽”为“香荽”，“胡豆”为“国豆”。《北齐书》还有“蒲桃酒”的记载，这种传自波斯的佳酿，已成为邺中达官显贵的座上客。各种思想流派汇集于此，西域来的商人带来了中亚的琐罗亚斯德教，《晋书·石季龙载记》：“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胡天即火祆教祭祀场所。
九原岗北齐壁画墓 马匹贸易图
茹茹公主墓出土陶骆驼 （图源：邯郸发布）
“邺都俗薄，旧号难治”，商业发达，富商阶层庞大，“官由财进，狱以贿成”屡见不鲜，各种纷争不断，导致诉讼之风盛行，《洛阳伽蓝记》便有记载：“皇居徙邺，民讼殷繁，前格后诏，自相与夺，法吏疑狱，薄领成山。”人情险诐固然有道德上的评价意味，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的勃勃生机。作为京畿之地，统治者的一举一动也牵连着坊间的心绪。北齐时，高洋尽诛元氏于东市，“前后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剖鱼多得爪甲，都下为之久不食鱼。”——当统治者暴虐无道的时候，坊间也人心惶惶，兴起“叫魂”式的流言也就不足为奇了。 城市的繁荣，在于它的开放，而统治的末路，在于它的狭隘。残暴的统治者选择用决绝的方式征服民众：后赵政权毁于统治集团内部的自相残杀；石闵对胡人采取屠杀的政策，一日斩首数十万胡、羯等少数民族，甚至错杀了很多大鼻子多胡须的汉人；北周政权采取灭佛政策，佛像被毁，寺庙被收为国有，寺僧被勒令还俗，还俗僧人达三百万。隋唐以后，政治中心重回长安洛阳，邺城被大火烧尽，今日的地底还埋藏着火烧土块和炭块的痕迹。还遗留在地面之上的，只有金凤台和铜雀台的一角，及几处建筑台基。唐时的岑参在这里写下了：“下马登邺城，城空复何见。东风吹野火，暮入飞云殿。”而作为地方城市的衰退，水环境和交通的变化是其主因，隋唐以后，大运河永济渠纵贯华北平原，但并不经过邺城；沟通漳水和白沟的利漕渠逐渐淤废；黄河改道南徙，决溢与日俱增，原来的水运网络被彻底打破，邺城首当其中，再也无法恢复往昔的繁荣。三台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怀古忧思之情，在华北平原飘荡。每一处田埂，每一座山丘，都承载着数千年文明的更迭，回荡着历史的声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邺城考古发现与研究》如今，邺城梦已远，幸得还有残存的土台、遗留的石窟、出土的造像，让我们可以想见往日的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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