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城隍王仁堪

《姑苏晚报》2023年04月21日 B07版

　　胡伯诚

　　一

　　苏州历史上，当过苏州知府的，不知凡几。但这位知府，却是状元出身。他叫王仁堪，字可庄，福州人，死后被敕封为苏州城隍。

　　王仁堪是从镇江知府转任苏州知府的。光绪十六年十一月，王仁堪由上书房师傅，外放镇江。当时任命下达，舆论哗然，纷纷为王仁堪抱不平。状元，是国家栋梁之材，岂能委以一名知府了事？

　　王仁堪在京城声望极高，祖父王庆云，是咸丰七年的四川总督，咸丰九年的两广总督，咸丰十一年的工部尚书，同治元年因病去世，谥文勤。做官做到这个级别，应该很有影响力了。

　　王仁堪与乃祖一样，自视甚高。据李伯元《庄谐诗话》，他二十二岁高中举人后，连考了三次会试，都未中式，但他心志很高，目标是状元。光绪二年恩科会试，王仁堪觉得状元会是他。待到发榜，一甲一名乃是山东曹鸿勋。王仁堪大为失望，刻了一印，印文为“落第状元”，聊以解嘲。光绪三年正科，王仁堪第四次参考，居然金榜题名，独占鳌头，于是“落第状元”的故事在京城传颂开了，一时声誉鹊起。

　　新科状元王仁堪官场上人脉很旺。据《王仁堪年谱》所载，北京高官中，潘祖荫、李鸿藻、崇绮诸名公，都很器重他。

　　潘祖荫，咸丰二年探花，时任兵部尚书，南书房行走。李鸿藻，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崇绮，同治三年状元，武英殿总裁、吏部尚书。崇绮是清代唯一的旗人状元，十分难得。

　　平辈之间，王仁堪与李慈铭、黄绍箕、梁鼎芬、王懿荣、陈与冏、沈曾植、丁立钧、袁昶、王颂蔚等为执友，友朋燕集，剧饮为快。他们大多是光绪六年进士，是京城的少壮派官僚，活力四射。祖母因他肠胃不好，命戒酒。所以王仁堪的手上，有一戒指，刻“慈命戒酒”四字，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光绪十四年的江南乡试，以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文田为正考官，王仁堪为副考官。这趟考差，完成得蛮好，年终考评，王仁堪获京察一等。光绪十五年，又与李端棻共同主持广东乡试，录取了梁启超。经吏部推荐引见，奉旨记名，以道府用，于光绪十六年，授镇江知府。王仁堪在镇江干得不错，大府举循良第一。遂调任苏州知府，属于微升。

　　循良，是清朝官员的考核用语，即优秀公务员，简称循吏。

　　状元当知府，虽然京里舆情偏袒王仁堪，但据刘声木《苌楚斋续笔》说：“吴县石琢堂方伯韫玉，于嘉庆四年，以殿撰出守重庆，未闻当时有冤之者也。”

　　刘声木所言甚是，状元当知府，有什么不可以？王仁堪离京前，为五品衔，而镇江知府，为四品黄堂，从职级上看，至少是提拔的。与王仁堪境况相似的，还有曹鸿勋，光绪二年状元，简授云南永昌府知府，他的待遇，与王仁堪的镇江知府、苏州知府相比，差多了。再说，慈禧此人，一直主张才能是历练出来的。状元当知府，相当于干部下基层，并非全是坏意。

　　二

　　王仁堪是位反差很大的人。他出身豪门，似乎总在养尊处优中，居家很小资，招待吃饭，肴馔精致，受到食客称赞。家中的纱灯，制作别出心裁，文艺感很强，令李慈铭印象深刻。他写道：“新制纱灯，长各数尺，白质，以淡墨涂之，外剪篆字成花鸟，帖其上，内映以碧纸，中为三层，燃西洋五色小烛三枝，雅丽可爱。”

　　袁昶也有同感：“王修撰招集，壁上张新式碧纱灯十数具，举烛辉映，一室洞然，殊有承平王孙气象。”

　　令人难以置信，这样一位“承平王孙”，却是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全才，不仅文章漂亮，且“工绘事，善设色花卉。书法宗欧阳询、褚遂良，为时所称”。 他写的《楷书千字文》，近年由黄山书社出版，细细揣摩，每个字都写得无懈可击。

　　王仁堪自京中上任镇江，胸怀坦然之心。他赠诸友留别诗，有“圣明无弃才，中外不歧视”之句。途径苏州，李超琼特地前去旅舍拜谒。李氏日记写道：“太守为丁丑殿撰，娄司文柄，一麾出守，泰然不以介意。固不以俗见为荣辱也。”

　　李超琼并不认识王仁堪，王仁堪也不认识李超琼，天下状元多的是，为何李超琼如此仰慕王仁堪？原因是一篇文章。光绪十四年，王仁堪出任江南乡试副主考，乡试结束，凡录取的举人，有一份名单，叫《题名录》。王仁堪为这份《题名录》作了跋，其中一段文字，李超琼特别喜欢：“今大江滨海之区，远夷麇集，见闻日广，人人有旁搜博采之思。论者遂疑今日之人才，有非科举之文所能尽者。夫学，贵致用是也。顾乌有求有用之才，于无学之人者哉！”

　　远夷麇集，是说外国人很多。这四个字读通了，这段话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光绪三年的状元、江南乡试的副主考，王仁堪尖锐地提出，科举考试，已经满足不了国家的人才需求。这真是够有胆量的。这篇文章，还有另一个名字，叫《戊子科江南乡试进呈御览册跋后》，是王仁堪写给光绪皇帝的述职报告。李超琼读到这段文字，称赞说，“其言有为而发，可为深慨。”并将它抄在日记里。笔者细读这段文字，也深表佩服，真是要思想有思想，要深度有深度，于是将它抄在我的文章里。而国史馆奉旨为王仁堪立的传，所谓《循吏本传》，是读不到这样精彩的文字的。

　　三

　　光绪十九年十月初一，浙江乡试正副主考殷如璋、周锡恩典试结束，回京销差，路过苏州，元和知县李超琼赶往胥门舟次迎谒。两位星使在苏州逗留了五天，于十月初六动身北上，李超琼再次相送。钦差过境，王仁堪没有露面，是因为岳母林太夫人去世，丧事在身。

　　林太夫人走得很突然。上月二十一，苏州一府三县的知县在八旗会馆联合宴请府宪王仁堪，把林太夫人也请出来了。为此，李超琼的母亲、夫人以及吴县知县凌镜之的夫人均出来相陪。林太夫人六十五岁了，精神甚健，燕谈颇欢，吃了饭，看了戏。一直玩到上灯时才散。仅仅过了十天，林太夫人怎么就去世了？

　　原因是江南蚊虫肆虐，疟疾流行。

　　十月初五，江苏巡抚奎因为疟疾而闭门谢客。

　　十月初九，苏州府总捕同知魏槃仲病殁。

　　李超琼也病了。“饭后欲吐，胸胃间如积寒水，时作冷意。不自知病之所在，亦不识其所由来。”他担心“抑岂疟耶”。

　　苏州城里，元和县乌鹊桥边的石子亭出现无名尸，长洲县也发现路有毙尸，什么病？大致也是疟疾。

　　十月二十日，苏州知府王仁堪去世。

　　十月廿三日，翁同龢在北京得到王仁堪去世消息，十分惊讶：“闻王可庄卒于苏州，可骇可怜，伊此月十一尚到常熟，不知何以至此？”

　　王仁堪一直有河鱼之患。为此，李超琼与凌镜之两位知县还专程去探望过。河鱼之患，即腹痛、腹泻。因为死鱼先从肚皮烂起，所以肚皮不舒服，以河鱼为喻。王仁堪还患有疝病，俗称小肠气。虽然这两种宿疾都不足以危及生命，但拖在身上，体能下降，亚健康，经不住风吹雨打。

　　关于王仁堪之死，野史是这样说的：王仁堪因患小肠气，疼痛难忍，过班知府吴某给他开了一方麝香大戟丸，此丸专治消肿等症，是宋太医局传下来的药方，俗称局方，是一剂通用方剂，按理不会出什么乱子。但吴姓知府在剂量运用上，麝香用得多了，结果药效适得其反，旧肿未消，反增新痛。王仁堪是痛死的。

　　而据李超琼追忆，十月十六日，王仁堪亲自巡夜，“丑初出，卯初归”，整整一个下半夜，受寒太重，旧病乃作。又误用朋辈所赠药袋，麝香之气，猛烈异常，这是致病之因。十月十八日夜，王仁堪在朱修廷道台家夜饮，回家即“疝病大作，腹痛不可忍”，熬了一夜，到第二天午后，始召医求治，晚了，“体半冷而汗四出”，于当晚子夜弃世。

　　四

　　王仁堪为苏州做了点什么？李超琼这么说：“莅任仅八十四日，所以整顿地方者不遗余力，而诘奸禁暴，尤不恶而严。阊门一带痞棍及安清道友，畏而徙避者千余人。闾阎为之一静。而其听讼之明允，治事之精详，留意人材，访求利弊，惟日孜孜，不厌不倦。上下僚寅及吴中人士翕然称之。”

　　苏州阊门的安清道友，其基本队伍，是漕运水手，是当时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他们盘踞在各个水运码头，呼啸而来，呼啸而去，令苏州居民十分头痛。安清道友，即是漕帮，后发展成青帮。

　　王仁堪的突然去世，使家庭经济顿时陷入困境。王仁堪负担很重，家有六位公子，王仁堪去世后五天，又生了一位遗腹子，取名孝绮。家中还有两位高堂需要赡养，其中林太夫人刚去世。王仁堪居官清廉，身后萧然，丧葬费用均无着落。李超琼有诗记其事：“哀号夜半惊堂上，白发龙钟魂魄丧。遗腹凄凉尚梦熊，坠地啼声亦悲怆。”（《哭太守闽县可庄王公仁堪》）

　　翁同龢虽然人在北京，显然已获知王仁堪去世后的窘迫，专门致信两江总督刘坤一，“为王可庄身后事也。”（《翁同龢日记》）此信阿管用？管用。

　　刘坤一接信后，慷慨解囊了。原来准备赙赠一千金，临时又增两千，为三千金。苏州三大宪立即响应，江苏巡抚奎俊、布政使德寿、按察使陈湜，相助四千金，苏州府属长元吴三县、常熟昭文两县、昆山新阳两县、吴江震泽两县等九个知县，众筹四千金。李超琼很高兴，觉得王仁堪人品感人，赙者皆从厚。经刘坤一奏请，皇帝还批准将王仁堪宣付史馆立传。在封建时代，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恩典。

　　王仁堪持续被江苏人看好，除了在镇江政绩斐然外，另一个原因是苏州人有强烈的状元情结。自王仁堪移任来苏，老百姓见到他，攀辕依恋，千百为群，并致送德政牌、德政伞等物，并非承袭俗套，而是出于心悦诚服。这话是李超琼说的。

　　王仁堪在北京，官居上书房行走，负责教育皇子皇孙，黎明入值，寒暑无间，故而圣眷颇优，一年四季，颁赏不断，甚至腊月廿三的祭灶糖，宫里都有所安排，于这种日常细微处，体现出尊师重教的传统。这种习俗，其实是民间的做派，但是民间能做到的，宫里岂能落后，只不过愈加精致一点而已。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王仁堪举殡，凡是皇帝及太后赏给的上方珍物，均用龙亭一只只抬出，约有数十种之多。这种架势，让苏州人觉得很有面子。

　　在苏官员也执绋徒步相送，元和知县李超琼在通和坊设路祭，礼毕，又坐轿升舆，至留园小坐，等候灵柩。为何要在通和坊设路祭？可能是王仁堪初到苏州，是住在湖南会馆的缘故，而湖南会馆在通和坊。王仁堪的灵柩被暂时安厝在永善堂，永善堂是留园主人盛康家族主持的慈善机构，旧址大致在今日的苏州园林档案馆，在留园路上。

　　研究苏州城隍史的人们得注意了，《清朝野史大观》卷八，有这么一段：“江西真人府来牍，谓现在府城隍林则徐已届任满，天曹已命王仁堪补授是缺云云。生而为英，死而为灵。” 正因为苏州士绅喜欢王仁堪，江西张天师才会派生出这样一道“红头文件”。道教比较接地气，关心社情民意。王仁堪也许是有记载的最后一位苏州城隍。王仁堪之后，大清还有十八年，还有哪位苏州知府有资格担任此职，在阴曹地府监察人间不平事，怕是没有了。

　　在王仁堪、林则徐之前，苏州历史上有十位府城隍，他们是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范仲淹、文天祥、周忱、况钟、任环、张国维、汤斌，都是掷地有声的苏州名贤。

　　王仁堪身后的几位公子，李超琼见过，虽长幼不齐，皆颖秀瑰异。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原专家王世襄先生的道德文章颇受追捧，每每连带惦记到王仁堪，而王仁堪是世襄先生的伯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