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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授权转自“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特此致谢！ 编者按：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仙逝，引发网上一片追思，一些旧文新作也加入热议行列，这充分说明了布鲁姆在中国学界的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军先生此前曾撰文批评过布鲁姆的批评观，提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观点，很值得关注。但如何理解布鲁姆的文学批评观，甚至如何翻译“School of Resentment”，都还值得讨论。例如，有人主张“Resentment”应该译作“羡憎”，这样一来，就不是“憎恨学派”，而是“羡憎学派”或“羡慕嫉妒恨学派”了。但实际上这个词来自法语ressentiment，该词并无“羡慕”的义项，它在流传中是否增加了这一义项，或者它是如何增加这一义项的，也还值得辨析。 美国哲学家罗蒂在评论布鲁姆与杰姆逊时曾经指出过二人的重要区别：“布鲁姆之于杰姆逊如同1930年代的怀特海（A. N. whitehead）之于艾耶尔（A. J. Ayer）。怀特海代表着卡里斯玛、天才人物、罗曼蒂克与华兹华斯。他像布鲁姆一样赞同歌德的如下观点：因敬畏而战栗，此乃人类的卓越本性。与此相反，艾耶尔则象征着逻辑、揭露与知性。他想让哲学成为科学团队之事，而不是借助于英雄人物的创造性突破。”这一观点也富有启发。 本次推送李建军先生的批评文章，以期引发对布鲁姆文学批评观的探讨，我们愿意为此探讨提供平台。 唯美主义的傲慢与“憎恨学派”的恶谥 ——从布鲁姆的莎学研究看纯文学批评的局限 文 | 李建军 小 引 据美联社消息，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于美国时间10月14日在纽黑文家中去世，享年89岁。 哈罗德·布鲁姆是一个博学多识的教授，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批评家。他对作品的感受力和阐释能力，都是第一流的。他是一个值得读者感念的著作家。 但是，他的文学意识，是封闭和褊狭的。他带给我们的，固然有启发和经验，但也有困惑和不满。在一个文学观念混乱的语境里，我们首先应该考察和批评他的问题。否则，他的文学思想和美学观念，就有可能成为那些“纯文学”作家和批评家的精神奥援，就有可能助长当下文学逃避责任、疏离现实的消极趋势。轻薄为文，唱沙作米，强凫变鹤，岂少矣哉！ 此文写于三年前，是拙著《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中的一节。现在略加修改，发表出来，一则以纪念逝者，一则以商略学问。投刃皆虚，愧我不能；汲深绠短，惟读者诸君有以救正。 2019年10月15日，北京 1994年，随着《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的出版，哈罗德·布鲁姆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批评家，也成了美国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学者。 作为一个纯粹的学院派学者和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生活在厚厚的书页里，对书斋之外的事情了无兴趣。他仿佛站在“纯文学”的城堡上守护“正典”的高傲而孤独的“黄昏清兵卫”。在古典文化和古典文学日渐寥落之际，他的“使命意识”颇有几分悲壮的色彩：“作为一种普遍的世情，文化过时现象在美国尤为突出。我们是西方传统的最后继承者。”[1]他将文化界定为自己想象的样子，赋予它一种封闭而单一的结构——它只有艺术和审美一个维度，而与政治、伦理、宗教、道德，了不相干；它只有一个世界，那就是西方，而与东方了不相干；它只关联着历史和往昔，而与现实和未来，了不相干。他的文化和文学，只属于黄昏和深夜，而不属于黎明和正午。他的文学思想是一元主义的，而不是多元主义的。  《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哈罗德·布鲁姆将莎士比亚当作“西方传统”的麦加和耶路撒冷。他对莎士比亚的态度非常虔诚，评价也非常高。他在自己的类乎文学史的著作中，将莎士比亚摆放到遴选出的二十六位作家甚至是整个欧洲作家的最高位置，奉之为“贵族时代的第一人”与“西方经典的核心人物”。 他在赞美莎士比亚的时候，是不吝赞词的：“莎士比亚就是文学经典。他设立了文学的标准和限度。”[2]他从莎士比亚的作品里，感受到了一种类似精神故乡的感觉：“作为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一位文学巨匠，莎士比亚却经常给我们相反的印象：他让我们不论在外地还是在异国都有回乡之感。他的感化和浸染能力无人可比，这对世界上的表演和批评构成了一种永久的挑战。”[3]他对莎士比亚的感情，是深厚的，对他的理解，是深刻的，而那基于情感和理解的赞美，虽然到了蔑以加矣的高度，但揆情度理，并不过分。 他自己虽然是拒绝教化的傲慢的唯美主义者，但也承认莎士比亚“创造了我们”：“无论怎样，我们不能抛弃莎士比亚，或抛弃以他为中心的经典。我们常常忘记的是莎士比亚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我们，如果再加上经典的其他部分，那就是莎氏与经典一起塑造了我们。”[4]此处的表达虽然给人一种抒情的诗意感，但他的情感态度，倒也不显虚假。显然，他就是要用这种极而言之的话语，来抒发自己对莎士比亚的热爱之情。 哈罗德·布鲁姆几乎是在论战的语境和氛围里，完成了自己将莎士比亚供上“正典”殿堂的仪式。他制造出了“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这样一个近乎污名化的概念，用以指代所有那些试图从政治、道德、宗教、女权主义等角度阐释莎士比亚的人。从托尔斯泰到所有非审美化的批评家和学者，全都被扣到了这顶大帽子的下面。这是一个接近学术上的“阶级敌人”的概念，也是一个极其粗暴的修辞行为和极其简单化的命名行为。对了，“敌人”和“阶级斗争”也是他特别喜欢动用的重量级“大词”。  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m, 1930 – 2019 然而，布鲁姆对莎士比亚的解读和评价是狭隘的。他强调文学作为“高雅艺术”的“内在性”，认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必须服从这种“内在性”的要求：“从传统内部着手绝非意识形态之举或让传统为任何社会目的服务，即使这目的在道德上令人赞赏。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5]在他看来，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可以让“审美的力量”透入的审美现象。 同时，哈罗德·布鲁姆通过跨越时空的“统一战线”手段，将莎士比亚拉入自己的阵营，让莎士比亚跟自己一道抵抗“憎恨学派”的反扑和进攻：“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6]他否定莎士比亚的社会意义和教育功能：“文学研究无论怎样进行也拯救不了任何人，也改善不了任何社会。莎士比亚不会使我们变好或变坏，但他可以教导我们如何在自省时听到自我。接着，他也许会教我们如何接受自我及他人的内在变化，也许包括变化的最终形式。”[7]这段话的认知，是混乱的，语气是横恣的，判断是任性的。文学研究是否能改善社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不能以立竿见影的方式直接改善社会，但是却有助于改变那些能够改善社会的人们的意识世界，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在以自己的方式“改善社会”。阿诺德认为作家应该像古典作家学习，原因是，“当他深入伟大的经典著作的精神之中，他渐渐地意识到它们深刻的意义、高尚的质朴和深沉的悲怆时，他将会相信，古典诗人所孜孜以求的正是这种道德的效果，道德效果的统一性和深刻性；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们作品的伟大，并使它们成为不朽。”[8]伟大的作家都将道德效果放在重要位置的，因为，他们相信文学可以对人们的道德意识和精神气质产生积极的影响。  威廉·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 – 1616 《西方正典》的作者观察莎士比亚的孔道如此细小，就仿佛是用显微镜来瞭望喜马拉雅山。这必然导致对莎士比亚的肢解和误解，也必然置自己于被动的境地。因为，莎士比亚实在太辽阔了，太深邃了，太丰富了，用“纯审美”的概念来概括他，就像要把一匹骏马赶进山羊的窝棚里，就像要把一只孔雀塞进鹦鹉的笼子里。 文学远比“纯审美”理论的倡导者所看到的，要丰富和复杂。事实上，就像别林斯基所批评的那样，“纯艺术究竟是什么东西，连它的拥护者都不是很了解。因此，这在他们那里无非是一种理想，而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实质上，这种纯艺术论不过是另一种坏的极端中的坏的极端而已，也就是说，从艺术是惩恶扬善的、是教训人的、冷漠的、枯燥的、僵死的转向另一极端，它的作品无非是命题作文的修辞练习罢了。”[9] 哈罗德·布鲁姆极力把文学的个人性与社会性、审美性与有用性对立起来。他认为，“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10]，而“莎士比亚位居经典核心的秘密部分地在于非功利性”[11]。在他看来，“莎氏评论已经完全背离了莎作的审美价值，并试图将他降低到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动力’层面上去”[12]。他说自己写作《西方正典》一书的部分目的，“就是要挑战左的和右的文化政治学，因为它们正在摧毁批评，也许随之还在摧毁文学本身。”[13]他认为，“审美与认知标准的最大敌人是那些对我们唠叨文学的政治和道德价值的所谓卫道者。……莎剧的功能与公共道德和社会正义几乎毫无关联。”[14] 解剖他的这些与常识完全拧着来的理念，反驳他的与事实完全捍格不入的观点，不用特别大费周章，只要将他的《西方正典》，与他的本家阿兰·布鲁姆的经典之作《莎士比亚的政治》[15]对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我们会心悦诚服地接受阿兰·布鲁姆的深刻判断：莎士比亚不仅是审美的，还是政治的；也就是说，一个完整的莎士比亚，意味着他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政治的莎士比亚”。 我们也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伦理性与政治性的文学批评，与审美性的文学批评一样重要，而难度却一点儿也不比后者更低，价值也不比后者更小。然而，布鲁姆却选择了那更容易的。他选择了唯美主义，而排斥文学的政治性，排斥文学与性别、种族、地域以及其他复杂因素的关联。他毫无道理地将政治和伦理的批评命名为“憎恨学派”。通过这一命名，他不遮不掩地表达了对那些异己性质的文学批评的轻蔑和不满。 哈罗德·布鲁姆对所谓的“憎恨学派”的批评，充满了尖刻的讽刺甚至人身攻击。他随意揣度批评家的人格和动机。例如，托尔斯泰作为“憎恨学派”的头号“大右派”，就被他骂得很不堪。  列夫·托尔斯泰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1847–1910 在他看来，托尔斯泰之所以批评莎士比亚，完全是因为嫉妒心在作祟：“显然，托尔斯泰《何为艺术？》之类的文章是一个灾难，并使人不禁要问一个严肃的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个大作家会如此错谬？……托尔斯泰对美学的反叛有一个次要原因就是创作上的嫉妒。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与荷马共享的荣耀并不认可，并抱有一种特别的激愤；托尔斯泰认为只有自己的《战争与和平》够格与荷马比肩。”[16] 这样的赦事诛意、深文周纳的批评，简直令人惊骇！这哪像一个大学教授说的话？哈罗德·布鲁姆完全没有看到这样一点：无论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评价有多么偏颇，它都是一个涉及宗教信仰、文学理念和文化差异的复杂的理论问题，而不是什么琐碎无聊的“嫉妒心”的问题。 托尔斯泰是一头文学上的狮子。 在文学上，只有狮子，才敢冒犯狮子，才有勇气和力量冒犯自己的同类。 无论冒犯的狮子，还是被激怒的狮子，皆无须自惭形秽，因为，它们都是真正的文学之狮。 唉！托尔斯泰怎么会嫉妒莎士比亚呢？他只是因为莎士比亚不符合自己的道德原则和文学标准而愤愤然而已。  《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李建军，2017. 总之，哈罗德·布鲁姆的莎士比亚研究和批评，虽然有助于我们从审美的角度，发现莎剧的价值，但是，他的学术视野，显然是狭窄的，他的研究方法，则是绝对化和一元论的，缺乏多元的包容精神，带有明显的文化霸权主义色彩，客观上不利于莎士比亚的多元化发展和多样化繁荣。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他的那种傲慢的、唯我独尊的学术态度，都是有害的，都是要不得的。 只有在不设栅栏的地方，才能训练出“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17]的千里马；同样，只有在多元和包容的学术环境里，才能真正产生繁荣的莎学研究。 2016年7月20日，北京 参考文献 向上滑动阅览 [1]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2]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3]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页。 [4]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8-29页。 [5]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6]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7]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8] 《十九世纪英国文论选》，吴苏敬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94页。 [9]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六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585-586页。 [10]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11]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41页。 [12]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页。 [13]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14]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15] 关于此书，我在本书第四章《莎士比亚戏剧的意义世界及其表现》中多有征引。 [16]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42页。 [17] 浦起龙：《读杜心解》，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336页。 END 这是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推送的第1228篇文章。 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开通于2017年3月9日 是一个开放的公众平台 更多大咖纷纷亮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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