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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梅 陈寅恪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几乎所有同时代的文人和学人都对这位大师极其尊崇。 1926年，陈寅恪学成归国后，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教，是当时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并成为清华唯一的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オ”“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有文史方面的疑难问题，都去向他请教，而且一定能得到满意的答复。陈寅恪也因此被称为“活字典”“活辞书”。 陈寅恪讲课从不拾别人牙慧。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他讲课时，许多教授老师都前去听讲，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等，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周恩来专门派人到广州看望陈寅恪。陈寅恪的腿摔断后，周总理曾亲自过问医院的治疗方案。陈毅、周扬、胡乔木等人对陈寅恪都十分尊重，到广州时都专门去拜访他，并同他探讨文史学术问题。 周恩来曾多次关照陈寅恪。陈寅恪父亲陈三立的墓在杭州西湖边，后因扩路而要被迫搬迁，陈寅恪致函周总理，希望得到帮助。周总理让办公室通知杭州方面，不要移动陈三立的墓。后来杭州将路线作了少许改动，陈三立的墓才免于搬迁。 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斯大林突然问毛泽东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斯大林所著的《中国革命问题》援引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答应回国后查找，后来得知陈寅恪在广州中山大学，便嘱咐广东当局要好好优待陈寅恪。 陈寅恪曾当选学部委员。对于陈寅恪的当选，张稼夫说：“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 胡乔木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听过陈寅恪的课。1962年，胡乔木到广州拜访陈寅恪。他由陶铸陪同，“以学生见老师的心态走到陈寅恪的跟前”。“陈寅恪频频发问，胡乔木尽量委婉地解释”。谈到国家近年经济形势时，陈寅恪问：“为何出现那么多的失误？”胡乔木笑答：“就好比在一个客厅里将沙发、台椅不断地搬来搬去，目的是想找一个好的位置，所以就免不了产生搬来搬去的失误，就好比是经历一场地震一样。”当谈起自己的著作迟迟不能出版时，陈寅恪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 陶铸对陈寅恪极为关心，因陈寅恪目盲腿残，特专派三名护士照顾他的生活。由于陈寅恪残存的视力只能微弱地辨别白色，便为他在院子里特意修一条白色甬道，确保他在散步时不会因看不见脚下的路而跌倒。20世纪50年代末，陶铸关照中山大学为陈寅恪摘帽。 为了陈寅恪能欣赏戏曲，陶铸曾指示中山大学为陈寅恪配备一台好的收音机，当时学校未照办，陶铸极为生气，说“学校不送我送”。随后，他给陈寅恪送去牡丹牌电唱机一台，唱片32张。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众人皆批陈寅恪，但季羡林始终不忍心违心批斗老师，他晚年回亿：“我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40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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