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马家骏 文艺复兴结束于欧洲各国王权的加强。1640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清教徒的革命，揭开了世界历史上近代史新的一页。在革命后，固然有弥尔顿（1608-1674年）的悲剧《力士参孙》，但复辟王朝推崇的是由法国传来的古典主义戏剧。 古典主义是产生在17世纪法国的一种文艺思潮，它曾经流行于欧洲达200年之久。古典主义的戏剧是这种思潮下最繁荣的一种文艺，它产生过杰出的剧作家和戏剧文学作品。 古典主义戏剧首先产生在17世纪的法国，是有它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的：法国自文艺复兴以来，经过上升的资产阶级和占统治地位的封建贵族阶级的几度较量，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暂时的平衡状态，这就是衰亡着的贵族阶级无力压制资产阶级的上升，而资产阶级又无力打倒贵族阶级的这样一种状态。此时，封建王朝要粉碎搞分裂割据的大贵族，建立中央集权。而上升的资产阶级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希望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于是出现了封建王权与资产阶级联合反对割据的贵族的局面。 君主专制的政体，表面是限制大贵族势力的，其实它仍是贵族上层的荫蔽的专政形式的国家政体，本质上是封建主义的。封建君王仅仅允许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一定发展，但坚决制止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有自决权。王权从根本上维护贵族阶级的长远利益。在社会上，封建所有制和封建剥削仍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天主教僧侣和世俗贵族享有特权、把持各级宗教与政治的权力，封建等级制度仍然森严而不可逾越。有钱的资产者也不能登上贵族的大雅之堂。但当时王权却不得不利用资产阶级的力量，于是它以超阶级的面貌出现，实行某些利于资产阶级的政策。像路易十四，虽是贵族的君主，但一定程度支持资产阶级活动。因此，资产阶级歌颂专制制度，把王权作为至高而神圣的东西。 适应法国17世纪专制政体的需要，在哲学上出现了唯理主义。唯理主义认为理性是真理的最高标准。肯定人的理性，反对宗教神权和蒙昧主义，有进步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却约束自由。这种理性是君主专制政体的绝对意志和权力的反映。在政治上，当时的执政者黎希留红衣主教认为，理性是国家智慧的具体表现。它要求：个人的意志和自由，应受到控制，个人应该服从国家的义务。一切生活领域中，都必须受普遍理性的约束，即社会生活应建立在绝对服从君主意志的基础上。在美学上，法兰西学院的夏普兰和铎比纳克宣布，理性是美的最高准绳。古典主义的美学，集中表现在布瓦洛的《诗的艺术》一书中。他认为，文学与戏剧的基本任务是模仿自然，而要能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首先服从理性。理性是绝对美的标准，而希腊罗马的古典艺术，则最有代表性地体现了理性的美，是永恒而普遍的美的典范。艺术要遵从古典艺术所形成的完美的法则与技巧，所以服从理性就必须崇尚古典，当然主要是崇尚君主制时代的罗马。在戏剧创作中，不仅应取材于古典的古代，而且要遵守规则如“三一律”等等。其实正如马克思1861年7月22日给拉萨尔的信中所说的：“无疑地，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戏剧家从理论上所构想的那样的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和它的说明者亚里士多德）的不正确理解上。”① 以上就是古典主义戏剧产生与发展的时代的社会与思想的概况。这些，对古典主义戏剧和文学都起着制约作用。 古典主义一词是由于这种文艺崇尚和模仿希腊罗马的古典艺术而得名的。其实它不是古典艺术的简单重复。只不过是借用古人的名字，穿着古人的服装，表现当时现实的生活和思想而已。 古典主义与当时的专制制度是密切联系的。正像任何事物一分为二一样，它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潮流。古典主义表现为两种倾向： 一是歌颂君主，歌颂封建关系，号召服从专制制度，表现出贵族倾向，同贵族统治文学差别不大，反映出统治阶级的意识；一是歌颂专制政体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和民族统一的一面，表现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其中最进步的作家如莫里哀，还反教会、反封建、同情人民。这两种倾向有斗争，也有统一。 不同倾向的古典主义，但都有共同的思想特征和艺术特征。 首先，古典主义戏剧的政治倾向性是鲜明的。古典主义的戏剧创作在为王权政治服务方面，是明确的，态度是鲜明的。它肯定专制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提倡忠君爱国的思想，提倡高尚的、舍己的公民思想，要求个人利益服从国家或民族的义务，要求克制个性，以义务感向私欲作斗争。古典主义戏剧重视道德思想的教育，许多剧本都有长篇说教的台词将其倾向直接说出。它并按照当时的思想政治标准，在剧中惩恶扬善。 其次，古典主义戏剧崇尚理性。这应从两方面看。一是内容方面。对于古典主义戏剧在内容上的崇尚理性，要一分为二。古典主义的剧作家把王权当作理性的代表来歌颂，但有的也批判不符合理性标准的专制者。他们中有的用理性来反对封建神秘主义，批判教会的非理性与蒙昧主义，意在从封建束缚中解脱出来。但有的却在反对个人主义时，也反对了个性解放，把要求自由当作不适当的热情和超理性的行为加以否定。文艺复兴时代，如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既强调人文主义的理性，又强调个性、热情，并不把理性法则与感性实际对立起来，也不以理性去压抑感情。古典主义戏剧在崇尚理性方面是文艺复兴的发展，把贬低感情则是对文艺复兴的反动。二是在艺术形式方面，对古典主义戏剧的崇尚理性，也要一分为二。古典主义是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的结合。古典主义戏剧家以古代神话、传说、史诗、戏剧的故事为符合理性的完善的题材与典范的情节，在很少创作新情节的情况下去写个人欲望、家庭利益同国家义务、民族责任的矛盾尤其在悲剧中能深入人物内心世界，揭示人物精神心理的特点，这对丰富现实主义是有贡献的。然而，许多古典主义戏剧从固定的法则和清规戒律出发，在现成故事上写定型人物，于是，既很少创新情节，又在突出人物永恒不变的本质时，使个性消融在概念中，变应创造的典型为类型人物。性格本质的绝对化，使人物性格片面化，好则绝对好，坏则绝对坏。正如普希金说的：“莫里哀的守财奴不过吝啬而已，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却吝啬、灵敏，报复心重，爱子女，机智。莫里哀的伪君子追求自家恩人的妻子时是伪善的，侵占财产时是伪善的，讨一杯水时也是伪善的。在莎士比亚的笔下，伪君子带着自负的严厉，……”②普希金赞扬莎士比亚现实主义的典型刻划，推崇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不赞成古典主义在人物性格描写上的绝对化、片面性和仅仅突出性格的单一主导方面。这是符合实际的。 再次，古典主义要求艺术形式的合乎规范。对于这一点也应有分析地看待。例如，古典主义戏剧必须遵守“三一律”，即要求一个戏只能有一个情节，剧情只能发生在同一地点，时间不得超过一昼夜，即24小时。这一方面，符合戏剧艺术要有集中性这个特征。纯熟而自然地驾驭好“三一律”，可以使剧本写得集中、突出，符合舞台有时间空间限制这样一个规律。优秀的古典主义戏剧，情节紧凑，剧情发展波澜起伏而不枝不蔓，形式严整而完美。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艺术规范成了僵死的教条，成了束缚剧作家构思与展开剧情的框框条条。因此，许多古典主义戏剧，剧情单调，场面狭小，刀凿痕迹鲜明，硬把许多内容挤进颇受限制的空间里，把生活中复杂的发展变化放在短暂的时间里加以质变般的解决。这些常常同人物性格不可能在一昼夜之中产生变化的实际相矛盾。再如，古典主义戏剧把体裁、语言分成等级以适应社会上人们的等级制度，即悲剧是高级体，它只能写帝王将相，用宫廷或官场“高雅”的语言，悲壮雄伟的语调，用庄严的十二音节的亚力山大诗体（即六音步的抑扬格）；喜剧是低级体，只能表现普通人，用老百姓的日常俚俗语言。这样固然可以文以配体，发挥某种戏剧形式的长处，但是，将体裁、语言、人物、题材截然划分开，把生活简单化，是机械的。这容易使戏剧走上矫揉造作、故作姿态或卖弄噱头的道路。 总之，在艺术上，古典主义要求形式的完美、严整，表现人物内心世界，这些都是好的，但，它的公式化、概念化、说教性质，却是违反艺术规律的。它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剧作家注意。 古典主义戏剧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古典主义首先发生在法国，在17,18世纪的欧洲，曾经占据着剧坛的统治地位，直到19世纪30年代初才被彻底打倒。 [注] ① 马克思思格斯论艺术》第1卷，第1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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