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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以后，中共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围绕联合政府这一中心，做出政治与军事两项部署。
政治部署是提出了建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问题，作为对联合政府的配合；军事部署是实施南下战路，为进占中心城市做准备。 提出城市工作方针之后，1944年8月毛泽东就有派部南下的设想。 毛泽东曾对王震说：
但最初只考虑派16个连的干部、战士南下。 1、中共的南下部署中共的南下战略部署，实际上主要是两条路线：
两条南下路线负有不同的战略目的。 1944年8月21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张云逸、饶漱石等，指示：
8月26日，华中局迅速做出指示，就毛泽东的要求做出了相应的部署。
11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再电饶漱石、张云逸等，进一步指示：
12月26日，刘少奇与陈毅致电饶漱石、张云逸等，就整个新四军的战略方向做如下指示：
当年12月，粟裕率新四军一师主力南下。1945年1月，苏浙军区成立。 上述部署：
2、王震部的南下意图王震部的南下意图略有不同。 1944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恩茂参加了这次会议，王记载：
会议决定由任弼时向南下干部报告中央这一决定。 11月4日，任弼时在对南下干部讲话时说、南下的目的是准备在抗战结束时：
任弼时又说：
也就是说，王震部的战略意图是，与中原李先念等部在湖南、湖北、河南三地“筑一道堤”，抗战结束之际，将国民党军队堵在西南、西北。 王震部于1944年11月由延安出发，该部共分六个大队，其中一、二、三大队为三五九旅战斗部队，四、五、六大队为干部大队。 四大队以原湘赣苏区红6军团老干部为基础；五大队以原湘鄂西苏区红2军团老干部为基础；六大队以原鄂豫皖苏区第四方面军老干部为基础。 三个干部大队的任务是，回到原地区，恢复和扩大根据地。 五大队队长为贺炳炎，政委廖汉生。 廖汉生在回忆中写道：
王震部南下时人员共有4200人，其中干部700余人，战斗人员近3000人。 3、夺取大城市的方针1945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正在实施南下战略的王震、李先念等：
直至美国投故原子弹前两天，8月4日毛泽东在致李先念等人的电报中仍判断：
上述估计表明，中共对日本的投降是缺乏准备的。
8月6日、9日，美国在广岛、长崎先后投下原子弹，9日苏联对日宣战，日本的崩溃指日可待。 由于中共早已做出在日军崩溃之际抢占中心城市的部署，在这个背景下，中共的此一行动猛然提速。 具有决定意义的争夺主要是在京沪杭和华北两个地区。 8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对新四军的军政部署指示如下：
同时指示新四军：
8月12日，中共发布如下命令：
同时命令：
上述一系列任命，意在与国民党的争夺中先声夺人。 4、解放军名称的缘起还在1944年9月讨论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时，刘少奇就表示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已不适用，提议成立解放军。而今在与国民党争夺中心城市已经展开的情况下，“解放军”的名称也在考虑是否公开出来。
8月14日，《解放日报》在一篇社论中号召：
该社论没有明确说改八路军、新四军为解放军，但解放军的名称头一次公开出来。 8月22日，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记载：“改新四军为华东人民解放军”。 解放军是继红军之后，中共第二个独立的军队名称。这一点是与争夺中心城市的任务互为配合的。 中共所以敢于放手与国民党争夺中心城市，主要是基于两个判断：
8月9日，即苏军参战当日，毛与朱德联名致电斯大林，表示：
表达了与苏军配合的愿望，一旦取得这种配合，中共的力量无疑将取得迅猛的大扩展。 当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毛说：
显然，与苏军配合是毛的主要着眼点之一。 与此同时，朱德于8月10日发表命令：
这个命令的要点在于，将中共的行动依据直接与波茨坦宣言挂钩，以波茨坦宣言的名义绕过蒋介石，从而使中共的行动不受蒋介石的约束。 5、一波三折的上海起义如前所述，延安曾于8月10日电令华中局、新四军，指示夺取上海、南京。 8月11日，华中局将具体部署上报延安，其安排如下：
苏浙军区即1944年底南下的粟裕部。 “浙东部队”即何克希、谭启龙领导下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1945年1月改编为苏浙军区第二纵队，约七千余兵力。 “浦东部队”即浙东游击纵队所属浦东支队，1944年11月改称淞沪支队。 据管文蔚回忆:
以这样的力量进攻上海、南京，毛泽东一度犹豫起来。 8月12日，毛复电华中局: “江南各大城市不作占领打算……浙东力量仍在原地扩展”。 实际上取消了进攻上海、南京的计划。 同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分局，就进占地区问题提出这样一个方针:
该电列出一批力争占领的名单，包括：太原和同蒲路，郑州以及平汉路、陇海路、津浦路、胶济路，等等。 同时指示: “长江以南各要道及大城市，根本不作占领计划”。鉴于攻城力量有限，毛泽东电报的精神倾向于收缩。 数日之后，8月19日华中局又将一个上海起义计划上报延安，电称:
收到该电之后，毛泽东于8月20日复电华中局：
同日，毛泽东指示晋察冀等中央分局：
既有内应（起义）又有外援（攻城），内外配合，似乎解决了力量不足的问题，于是毛泽东再度改变决心，再度要求夺取上海、北平、天津等中心城市。 6、蒋介石的一封电报然而，就在毛泽东于8月20日再度决心夺取上海、北平的同一日，蒋介石再一次以公开发表的方式，向毛泽东发出赴渝谈判的第二份邀请电。 蒋介石电称:
蒋介石电报的核心在于，头一次向外界公布，日军的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 在此之前，中共之所以敢于向日占区大举开进，之所以敢于绕过蒋，命令日军直接向中共投降，其依据是《波茨坦公告》，也就是盟军规定。 现在，随着远东盟军总部关于日军受降规定的披露，中共的此一依据也就不复存在了。 蒋电之巧妙便在于，以盟军规定为中心，将文章做足，把话说够。将国民党与盟军捆在一起,以维护“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的名义，相当强硬而又相当在理地将朱德要求一口回绝。 本来，毛泽东是以答复并接受朱德要求作为赴渝的先决条件，一般说，拒绝朱德要求，等于堵住了毛泽东的赴渝之路。
毛泽东读懂了蒋介石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的电报的言外之意，并猛醒过来，自此，延安的多项方计急速收缩。 7、为何紧急叫停上海起义？毛曾于8月20日电令华中局: “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 仅仅时隔一日，毛又于21日急令华中局停止，电称:
接到延安指示之后，上海起义计划立即取消, 8月21日赖传珠日记载:
毛之所以要求停止上海起义，其理由是“必被镇压”，被谁镇压，毛泽东电报却未指明，而这一点恰恰是全部问题的关键。 先前，毛泽东一再要求争夺大城要道，其着眼点仅限于国共两方，并未将日军因素考虑在内。现在，随着盟军规定的披露，意味着日军必然奉命向蒋交防，在此条件下如果发生反蒋起义，必将被日军镇压。这就是停止上海起义的真正原因。 总括而论，蒋介石关于盟军规定的披露，成为中国政局的转折点。 作为这一转折在政治上的具体反映，8月22日,毛向蒋发出第二份复电，全文如下:
毛电总共40余字，寥寥数语，仅就文字本身而论，既未涉及任何具体的事项，亦无任何高调表态，通篇只是一些极为平淡的应酬用语。其实，在这些简略而平淡的文字当中，包含着相当复杂的政治内容。 毛致蒋的头一份复电，其核心是提出朱德要求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而毛的二次复电其核心便在于，不再提出任何先决条件。 这就是说，有条件谈判已变为无条件谈判。 不过，毛泽东电报当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是这样两个字：晋谒。
这是一个下对上的用词。晋谒一词的政治内涵便在于，经过十来天短暂的波动之后，国共关系因“晋谒”一词的采用而重新定位。 其实集中表现为这样几个问题：
一句话， “晋谒”一词标志着中共放弃了数日以来所强烈表现的独立姿态，重新将双边关系调整为一个政治体制之内的、上与下的关系。 随着这个关系的调整，毛对蒋的称呼，也由前电的“你”，改称“先生”。 8、后遗症：解放军名称的停用独立姿态的放弃，先前的一系列独立举动必然随之而止，其中最具标志意义的，就是急停关于解放军之名的启用。 中共山东部队一向采用八路军某某部之名，8月15日，罗荣桓等致电延安，提议：山东“部队番号，一律称山东解放军某某师、某某旅。” 17日罗等再电延安，建议: “山东军区称山东解放军总部”。 8月19日，延安复电：“山东解放军名义均照你们所拟办理”。 延安曾于8月20日征询华中局的意见：“请考虑新四军改称华东人民解放军是否有利”。 8月22日新四军总部决定: “改新四军为华东人民解放军”。
8月26日，延安通知华中局：新四军名称“不改为有利”。 保留八路军、新四军之名，也就是保留名义上的国民革命军序列，从而保留与重庆统帅部名义上的隶属关系。解放军之名的停用，与“晋谒”一词的启用，显然互为关系。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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