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中华民国刚刚取代了大清朝，军阀们也仍然在各处交战。这动荡的年代，却是“古董交易”的“黄金时代”。许多外国古董商也浑水摸鱼，在中国四处搜索文物。战火频仍的年月里，“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易县（1913年以前称易州）却因为1912年秋天的一场佛像风波，吸引了全球古董收藏家的关注。而掀起这场风波的则是德国人贝尔契斯基（Friedrich Perzyński，1877-1965），19世纪末期以来，他一直活跃在北京的古玩市场，专门收集中国古代佛教造像。后来，他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了《中国行记》（Won Chinas Gottern）一书，其中就记录了他在易县寻找三彩罗汉像的经历。
贝尔契斯基的《中国行记》
深山洞中藏宝
1912年夏，贝尔契斯基在北京看到了一尊令他叹为观止的三彩罗汉像。因为他常年浸淫此道，深知中国古代雕像中少有按照人体比例进行创作的作品。他眼前的这尊佛像如真人大小，表情平静祥和，双手结禅定印，袈裟纹理自然，巍巍然深具禅意。他当即表示要买下，却被告知这尊佛像已经被日本人买走了。面对如此精美稀罕的造像， 贝尔契斯基自然不肯放弃。在多方打探之后，他最终从日本人处得知，这尊罗汉像来自距北京西南方130公里的河北省易县八佛洼的某个山洞中。
睒子洞，贝尔契斯基1912年拍摄
睒子洞，Eileen Hsiang-Ling Hsu博士2008年拍摄
是年秋， 贝尔契斯基以“养病”为名住进了易县清西陵的永福寺。他和翻译在向导的带领下，携带指南针、电报机、望远镜等游走于山间，试图找寻隐秘的“藏宝洞”。晚上回到庙里，则对照着走过的路线标注，为第二天做准备。终于，他爬进了位于半山腰的睒子洞，却大失所望：洞内竟然没有一尊罗汉，只剩下一尊明代的弥勒像和善财童女像。而向导却说，他前不久还在此处见过几尊惟妙惟肖的罗汉像。原来，另外一批外国古董商早就对此进行了“扫荡”。在他们的高价诱惑之下，当地人趁夜色将罗汉像偷运下山。由于山路陡峭，一些罗汉像在运输中不幸摔碎。而那些保存完好的罗汉像，则被卖给了外国古董商或被当地人藏起来，以待价而沽。
贝尔契斯基不甘心空手而归，便让向导找人继续打听这批罗汉像的消息。很快就听说当地的衙门没收了两尊罗汉像，这让帕金斯基既喜又忧。他在书中写道：“当地政府获悉此事后，也曾虚张声势，采取措施，逮捕惩处了一批盗运藏匿罗汉像的窃贼。当我第一次离开易县后，地方官便下令戒严，并逮捕了我之前派去探听消息的古董商。但不久后，这名商人就被释放了。当我第二次从易县离开后，当地驻军还偷偷搜查了我在永福寺的住所，并严禁当地村民向我出售任何文物。”事实上，地方官员眼红于罗汉像带来的巨大利益，故作姿态而监守自盗。
贝尔契斯基将自己的发现写的如敦煌文书一样宝贵，并为自己的发现和经历感到自豪。他在书中努力营造一种探险的氛围，时而感慨沿途的风景，时而喟叹不讲信用的线人。看似轻松的游记背后却隐藏着他欲盖弥彰的野心。经统计，目前，可查的存世罗汉像收藏在世界各地博物馆中，共10尊。据说其中有8尊经由 贝尔契斯基之手运到海外。这些塑像一经面世，便在古董文物收藏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两尊均为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收藏（左）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右）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左）
日本现代美术馆收藏（右）
美国纳尔逊艾金斯艺术馆收藏（左）
大英博物馆收藏（右）
俄罗斯冬宫收藏（左）
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右）
我们现在在博物馆中看到展出的罗汉像大都安放在岩石底座上，但 贝尔契斯基当时转卖罗汉像时并没有底座，在他的书中也未曾提及底座。然而，从这些岩石的尺寸、样式和色彩来看，又都是罗汉像的原配底座。那么这些底座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这又要牵扯出另一个人——卢芹斋。
卢芹斋。他在巴黎建造了著名的“巴黎红楼”，并在一段时间内，每天免费在红楼内资助中国留学生一顿午餐。他总结自己的一生充满了矛盾，承认自己使不少国宝流失海外，又为这些国宝避免了战乱得到了保护而感到庆幸。
卢芹斋（C .T. Loo, 1880-1957）是浙江湖州人，二十世纪初著名的国际大古董商。据说，20世纪上半叶被贩卖到海外的中国文物中，有一半是经卢芹斋之手，其中许多属于中国国宝级文物，比如五代时期慈胜寺壁画、昭陵六骏石刻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当他看到易县三彩罗汉像在欧洲引起轰动后，立刻到河北省易县淘宝。在这里，卢芹斋找到了留在易县的最后一尊罗汉像（后被美国纳尔逊艾金斯艺术馆收藏），同时收购了一些岩石底座，并把它们转卖给了世界各大博物馆。
五代时期慈胜寺壁画（局部），《菩萨焚香图》，纳尔逊艾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三彩罗汉造像的艺术价值与断代
“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是对梵语“arhat”的音译，意指“有价值的那位”（“the worthy one”）。在小乘佛教中，罗汉是人通过修行所能达到的最高果位。在原始佛教的经文中，阿罗汉即可以获得涅槃，从而得以获得永恒的解放（parinirvāṇa），永远脱离轮回。佛陀在世时期，阿罗汉作为释迦牟尼（Śākyamuni）最得意的弟子，往往具有最高水平的知识和美德，而在佛陀涅槃后，他们也承担着维护世间佛法的责任。
从魏晋时代以来，安士高、鸠摩罗什等大德通过翻译佛教经典，将佛教的信仰、哲学、对宇宙世界的理解和修行方式传入了中国。4和5世纪的译经中提到，佛陀1250个弟子中有十六位资格最老、果位最高，这就是佛陀的十六个护法或十六个婆罗门（Brahman）。但直到唐朝，完整的十六罗汉名单才出现于中文佛经当中。因为罗汉拥有至高无上的知识和精神，他们被信众视为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修行者。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随着佛教日益中国化，逐渐成为了民间信仰的重要因素，人们对罗汉自然也越发推崇。而这种宗教发展在艺术上的体现就是各种形式的十六罗汉。
易县十六罗汉是手工塑形、施釉的三彩釉瓷器。虽然其体量比真人尺寸略大，却在人体比例和结构上拿捏的甚为精确。塑像面容古朴祥和，袈裟自然下垂，漏出手和脚。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两尊易县罗汉品相完美，在展厅中相对而视。大英博物馆所藏的罗汉像结禅定印的双手最为出色。西方人认为，这些罗汉像是极为罕见的中国写实主义雕像，就艺术和技术水平来说，堪称中国佛教造像的巅峰之作。故此，这一系列造像从被发现以来，就一直深受美术史学界的关注。
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宾大校园
梁思成先生在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期间，曾经亲眼瞻仰过易县三彩罗汉像。在其《中国雕塑史》中，梁思成写道：“其貌皆似真容，其衣褶亦甚写实。……或容态雍容，……或蹙眉作恳切状，要之皆各有个性，不徒为空泛虚缈之神像。其妙肖可与罗马造像比。皆由对于平时神情精细观察造成之肖像也。不唯容貌也，即其身体之结构，衣服之披垂，莫不以写实为主；其第三量之观察至精微，故成忠实表现，不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最精作品也。”
宾夕法尼亚大学所藏的罗汉像
对于这批三彩罗汉像的年代断定也是几经变化。因为罗汉像采用白色陶胎，质地紧密，通体施三彩釉，与唐三彩相似，故最初被认为是唐代之物。之后经过一系列的研究，专家们对罗汉像的年代又提出了多种不同意见，从北宋到辽、金时各有人支持，甚至有人认为这些雕像可能制作于明代。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学界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其年代当为950-1050年。1996年，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ies）通过对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所藏罗汉进行热释光测试，将罗汉像的年代定在836-1222年，底座则定在892-1260年。因此他推测罗汉像的年代在12到13世纪之间，相当于辽金时期。后来，这尊罗汉像的修复者斯图亚特·弗莱明（Stuart Fleming）对这一断代进行了修正。在他1997年10月给写给博物馆馆长詹妮弗·怀特（Jennifer White）的信中提到，他认为斯密斯的实验低估了环境的影响力。因为这些罗汉像本身体积庞大，胎体对于γ辐射有反作用。因此，他更倾向于罗汉像的年代是在1210年前后的一百年（即1110-1310年间）。
科学家意识到热释光可能对文物上老的沉积物的测试效果更好。独立学者Eileen Hsiang-Ling Hsu博士（长于碑文和佛教艺术研究）提出或许可以尝试用光释光法，但目前还没有任何博物馆或陶瓷专家发表过用此法对这批罗汉像进行研究的文章。尽管这些罗汉像在原料、尺寸和制作方法上跟唐代几尊佛造像颇为相似，但学者们还是普遍认为这些造像应该制作于辽代。尽管现在学者们对此断代争议不大，但如此高质量的铅釉瓷造像为何会出现在了河北深山的山洞中呢？专家给出的解释还并不尽如人意。
三彩罗汉像来源考
《地藏经》有云：“遇佛塔寺，或佛形像，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躬自营办，供养布施。是国王等，当得三劫为帝释身，受胜妙乐。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是大国王等，於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一般而言，对于这种造像，基本上都会供奉在庙里，尤其是如此技艺高超的罗汉像。
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依山体修造佛窟的例子，但多取决于地势。如敦煌莫高窟，地势特殊，依山体建造洞窟，不仅在荒芜的大漠中为来往旅人提供遮风挡雨之所，也能给他们带去一丝灵魂上的慰藉。而悬崖绝壁之间，更是僧人避世修行的绝佳所在。云冈石窟则直接以山体为基石，佛像直接雕凿在山体之上。然而，在这些石窟当中，很少会发现有瓷胎的佛造像。
睒子洞所在的八佛洼山
藏着这批三彩罗汉像的睒子洞，位于八佛洼半山腰，海拔五百米左右。这一带山路陡峭崎岖，河北省考古所的考古学家轻装上阵，也经过三个小时的攀爬方进入洞口。而这些等身的罗汉像体积庞大、分量沉重，将十数尊罗汉像安放于此洞中实属不易。而且经过专家们的实地勘察，在八佛洼山体也没有发现上下山麓的捷径。而这些罗汉像栖身如此的原因，则成为了另一个有趣的话题。
一、灭佛说
最初，有学者猜测这跟中国历史上多次灭佛事件有关。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四次灭佛事件：分别发生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后周世宗柴荣统治时期。每次运动都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佛教，拆庙焚经，烧毁佛像。在历次法难当中，一些僧人在逃命时也会把一些佛像和经书藏匿起来。然而，如前所述，这些造像应该造于辽代，此时佛教正属于昌盛之时，此后也没有大型的法难。故此说实在难以立足。
二、战乱说
相比之下，为了躲避战乱，将罗汉像藏起来的说法就可靠很多。易县，古称易州，自五代起就处在中原政权与契丹政权的交替管制下，在11到12世纪时，辽、宋、金诸国并立，此地常有战乱。1125年后，辽被金国灭掉后战乱更加频繁，故而避乱之说似乎更为可信。
但也有些学者认为，当时佛教较为兴盛，一般的军队都不会主动去毁坏佛像。而且在战争中，人们可能会更需要宗教的慰藉，祈祷保佑他们获得平安。然而，在真正的战争状况下，这些精美而脆弱的造像难免不受到兵马之灾。
三、修行说
在所有的猜测中，修行说是最为站得住脚的。在很多石窟中都会修建修行窟，供僧人面壁修佛、闭关修炼。因此很多学者认为，睒子洞属于八佛洼山下的寺庙的一部分，是山下的僧人定期上山闭关修行、打坐修禅的地方。
据成书于1930年代的《易县志稿》记载：“八佛洼在峨眉寺沟底之东北支，亦称百佛洞、百佛山……峨磨山在州西北五十里，有崖南俯，俗名白脸山……山半有洞名百佛洼……寺中旧有佛像七十二，皆瓷制……峨眉寺百佛洼慈佛在县西北五十五里峨眉寺后。百佛洼亦称百佛洞或称百佛山、八佛洼，山腰凿石虎，内有大慈佛八尊，小慈佛七十二尊，又依山建阁，内有三彩慈观音一尊，后为邦人盗去售诸国外，今在英伦者有三，彼邦人以为唐三彩慈云（注：慈即瓷）。”另外，据乾隆年间重修龙门寺的碑文《白玉山龙门寺碑记》记载：龙门寺建于唐宋时期，明嘉靖年间进行过重修。雍正八年，此地因被划入清西陵范围，寺庙的佛殿、配殿、藏经阁和钟鼓楼都进行了修葺翻新。然而，这块重要的碑文中却并未提及山上的洞窟。因此，找到寺庙和洞窟之间的道路变成了关键。也许，不断发展的航空遥感技术能在不久的将来帮助我们揭开这个谜团。
1741年刻《白玉山龙门寺碑记》石碑
这批代表着中国古代写实主义最高成就的罗汉像如今散落在东西方的各大博物馆中。他们或许曾高居华庙之上，又或曾弃置于荒野之中。然而无论如何，这些罗汉们仍安静地矗立着，以悲悯的眼睛看这世界芸芸众生的千年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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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河北易县八佛洼辽代三彩陶罗汉
金申
在河北易县白玉山峨嵋寺八佛洼山洞中当年供奉着许多尊古代三彩陶罗汉像，这里山势险峻，林深路窄，香客稀少，罗汉们在此山洞中净修了千年。
民国初年（1912年）古董商勾结村民将陶罗汉运至北京售与外国人，旅居北京的日本人寺泽鹿之助最早看到了这些罗汉。德国人贝尔契斯基所从寺泽那里得知了这些罗汉出自易县八佛洼后，几次亲临现场，密谋购买，引起易县官衙的注意，但为时已晚，陶佛像已大部分被窃走，一时未运出的也因村民的争夺而被打碎，现场狼藉不堪；剩余的残躯碎片被运到易县官衙后院，以后便下落不明了。
据日本考古学家原田淑人四十年代在《关于原属直隶省易县的陶罗汉》，一文中记载，有确切下落的罗汉现分散于欧美及日本，计为：大英博物馆一尊、波士顿美术馆一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二尊、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一尊、美国克里夫兰博物馆残像一尊、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一尊、日本松方幸次郎私人收藏一尊，共计八尊。此外，据说古董商和个人手中还有四尊，加起来不过十二三尊。据目前的各博物馆调查和能从各种目录上看到的只不过十尊左右。近年来又发现一尊辽代三彩罗汉（高110厘米），系香港的 先生赠送给法国吉美博物馆的，此罗汉双手持念珠。从三彩釉色和风格、尺寸推断，应与易县罗汉系同一组。
民国年修《易县志》：
峨嵋寺百佛洼慈（瓷）佛在县西北五十五里峨嵋寺后，百佛洼亦称百佛洞或称百佛山、八佛洼，山腰凿石虎，内有大慈（瓷）佛八尊，小慈佛七十二尊,又依山建阁，内有三彩慈（瓷）观音一尊，后为邦人盗去售诸国外，今在英伦者有三，彼邦人士以为唐三彩慈（瓷）云。
据此可知，八佛洼洞内除罗汉外还应有佛像和观音等瓷像，当年应共有八十尊左右，不知县志记载是否可靠。但目前所见到的只有陶罗汉，同洞的其他造像没有见到实物，此外罗汉的数量是十六尊还是十八尊也不清楚。目前所见到的这些罗汉，由于没有题记，我们不能确知当年有多少尊及其组合情况。
关于这些陶罗汉的年代，如县志所记和原田淑人所引用的西方文献，由于造像是白色的陶胎，上敷三彩釉，与唐三彩的质地极为接近，所以被认为是唐三彩，但原田氏以为是宋代的罗汉，应该说原田氏的见解是正确的。
金申老师所指波士顿美术馆所藏罗汉老者像修复对比图
笔者于1998年春考察了伦敦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费城博物馆等，逐一目睹了易县罗汉真迹。在波士顿美术馆的吴同教授陪同下，才知道该馆所藏罗汉老者像（即原田淑人文章所引用照片）的头部并不是原来之物；这个头部不是三彩而是绿釉的，体积也偏大，从风格分析应是明代的罗汉，估计当年古董商为获利采用了移花接木的手段。因三四十年代彩色图片不发达，黑白照片不够清晰，实物观察，头部与身躯的雕塑风格和色差还是很明显的。近年来馆方又将后接的头部取下，换上了依据美华裔厨师为模特塑造的凭想象复原的头部，然亦不尽人意，缺乏原作的深沉和简练。馆内的复原技师也和我们见面，征求意见。实际上，如大都会等博物馆等所藏罗汉像也有不同程度的修补。
罗汉是闻如来说教而通达，是佛教修行的果位，是侍佛，承宣佛法的人物，因此从释迦身边的阿难、迦叶二弟子，一直到以舍利弗为首、终于阿难的十大弟子（见《翻译名义集》卷一），乃至十六罗汉（《法住记》），进而到十八罗汉、二十四罗汉（《付法藏因缘传》）、五百罗汉等，可以说，无论称弟子、称祖师或是罗汉，并没有什么严格的等级区别，无非都意味着修到了罗汉的果位，在美术造型上皆呈比丘相，即所谓罗汉形象。
据记载，唐代的卢楞伽和王维都曾画过十六罗汉，但没有实物遗存；不仅书画，即使是雕刻，还没有发现唐代的单尊的十六或十八罗汉群。十六罗汉是唐未五代才开始流行的，著名的禅月大师贯休（832～912年）以画罗汉著名，传世的十六罗汉有线刻石雕。十六罗汉增加为十八罗汉也大致在这个时期，苏轼有“十八大阿罗汉颂”，记其谪居海南岛时，从民间得到前蜀简州金水张氏所作的“十八罗汉图”。
唐三彩器首先是冥器，从目前的出土物看，三彩器多为文武官员、贵妇侍女、驼马及仆役、镇墓兽以及生活器具，可以说包括了生活与想象中的各种题材，但佛像和罗汉的三彩器在唐代从没有发现过。 但到了宋辽金之际，由于连年征战，铜资源严重匮乏。金代铜禁更严，甚至生活必需品的铜镜也要经官方登记刻款方能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佛造像的质地一时花样繁多，除原有的铜、石之外，铁佛像、漆佛像、木佛像、陶瓷佛像、泥佛像，可以说各种质地都有，至今遗存尚多，就是因为缺乏铜的原因。从上述工艺史的角度可推知，易县的三彩陶罗汉不可能出现于唐代。
从艺术风格上看，易县罗汉像均极为写实，比例准确，细部极有表现力，俨然是以生活中真实人物为模特塑造的。在表情刻划和内心世界表现上还带有夸张性和戏剧性味道，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整体上来说，宋代的美术作品都具有高度的写实性，特别是罗汉像，不论绘画还是雕刻，都是姿态生动，表情夸张传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如江苏吴县甪直镇保圣寺宋代泥塑彩绘罗汉、山东长清灵岩寺泥塑彩绘罗汉，都与易县罗汉有着风格上的一致性。
从以上分析可知，这些罗汉应是宋辽时代所作，易县一度辖辽，故也可说是辽代之物。辽代虽然是契丹族建立的政权，但绝大多数工艺品还是汉族工匠制作的，这些罗汉也无疑出自汉族艺匠之手，不可片面地认为是少数民族的文物。
北京门头沟出土造像
近年来北京门头沟龙泉务辽代瓷窑遗址出土了数尊三彩菩萨像，据判断也是辽代的作品，这些菩萨像的胎质和釉色也与易县三彩罗汉接近，但据此并不能遽断易县罗汉产于龙泉务，而是表明辽代华北地区流行制作佛教题材的三彩器。但这类大型的陶制品，一般不便于长途搬运，应该是在八佛洼附近烧造的， 有待一日发现其确切窑址，则作品时代当更无争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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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转载自南山供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