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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若子 中国民间美术研究一百年 文/徐艺乙 如果查阅近百年以来的美术文献和相关的文献资料，就会发现：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中，与民间美术的研究有关的文章几乎是空白，而相关的文章多是介绍性的，其作者则多为民俗学、博物学或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其实，出现这样的情况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在当时，民间美术及其研究并非是已经成立的学科，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关注民间美术，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趣味所致。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美术研究文章，则是1930年代的事了。但是，与民间美术研究相关的基础工作可能要更早一些。  南洋劝业会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九日（1905年1月14日），民族实业家张謇在江苏省通州县（今南通市）校河西畔创建南通博物苑，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个有着现代意义的博物馆，馆内的陈列品以南通及附近地区的民俗文物为多，有金银、玉石、陶瓷、拓本、土木、车器、画像、卜筮、军器、刑具、狱具和雕刻、漆塑、织绣、缂丝、编物、文具、考卷、夹带、窗课等类，其中有许多是出自当地及附近地区民间艺人之手的民间美术作品。而后，相继成立的天津教育品陈列所1、天津劝工陈列所2、山东泰安教育博物馆、沈阳华产商品陈列所、江西农工商矿总局陈列所等博物馆所，亦多通过陈列当地的民间美术工艺作品，来彰显地方的文明和历史。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二十八日，以“奖劝工农、振兴实业”为宗旨的“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在南京举办，分设教育、通运、机械、工艺、农业、卫生、美术、武备等馆，而对展品则按教育、交通、经济、化学、工业、矿产、染织、制作工业、建筑、机械、农业、蚕业、茶叶、瓷业、水产、医学、美术、武备18个门类评定授奖，共有2502种民间工艺美术品分别获得奏奖、超等奖、优等奖、金牌奖、银牌奖，显示了各地区民间艺人精良的技艺和创作的实力。  南洋劝业会奖章 民国建立之初，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即注意到了中国民间的社会文化和广为流传的民间艺术的客观存在及其社会作用。为了发展“含有普通性的”社会教育，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其主持的教育部中专门设置了社会教育司，邀请鲁迅担任佥事（后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主管“新式的”社会文化事业，历史艺术与民间文化均在其管辖范围之内。1914年由教育部主办的“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在北京举行，鲁迅是具体主事者之一，担任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并从各地送来的展品中挑选了许多民间玩具专门陈列出来。其时，直隶（河北）巡按使公署天津教育司社会科为了辅助社会教育，破除陈旧陋俗，革去社会恶习，曾派员对天津杨柳青年画进行考察和改良，随后在天津以“直隶教育图书局印书处”的名义，采用彩色石印法印制了一批改良年画，如《破除迷信》、《游杨立雪》、《家禽守信》、《阿豺》、《楼护》、《孟母择邻》等。1915年，天津教育司司长李金藻（卉香）又指令杨柳青年画作坊绘刻以《戒食鸦片》、《戒赌图》、《戒早婚》、《戒嫖淫》的“四戒”为主题的木版年画，鞭挞吃喝玩乐的恶习，倡导文明进步。这些举措均受到当时社会的普遍欢迎。在1915年2月20日—12月4日期间于美国旧金山市举行的“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博览会”上，中国的民间手工艺有数千件参加了展览，展出面积达2万平方米，许多展品获得了博览会的奖章和奖状。  《歌谣周刊》书影 由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运动一向被学者们视为中国民俗学的起源。其实，歌谣运动也应当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1918年2月，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成立，后由北京大学教授刘复、沈尹默、周作人负责在校刊《北大日刊》上逐日刊登征集来的民间歌谣。1920年12月19日，在歌谣征集处的基础上成立了歌谣研究会。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设立，歌谣研究会归并于研究所国学门。1923年5月，又在研究所国学门设立风俗调查会。所进行的工作由最初的歌谣或其他民间文学的收集与研究，逐渐扩大到风俗和民间艺术的收集与研究。在风俗调查会成员的眼睛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这些东西都有它的来源，都有它的经历，都有它的生存的寿命”，这些都是“可以着手研究的。”3 随着歌谣运动的推广和深入，一批活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俗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的学者和文学家、艺术家等，在从事各自的专业研究工作的同时，已经程度不同地开始注意使用民俗艺术品来对其所研究的对象进行佐证。在他们发表的研究文章中，经常能够看到“民俗物品”、“人类学标本”、“民物”、“民族工艺”、“民族文物”、“民间艺术”、“民间手工艺”、“民间美术”、“农民美术”、“乡土艺术”等字眼。1920年秋，蔡元培在湖南长沙的一次关于文化的演讲中，认为在现代博物馆中的陈列内容应当“按照时代，陈列各种遗留的古物，可以考见本族渐进的文化”。“陈列各民族日用器物，衣服，装饰品以及宫室的模型，风俗的照片，可以作文野的比较。”“陈列各时代各民族的美术品：如雕刻、图画、工艺、美术以及建筑的断片等，不但可以供美术家的参考，并可以提起普通人优美高尚的兴趣。”4胡愈之在1921年发表的文章中谈到，民俗学“所研究的事项，分为三类：第一是民间的信仰和风俗（像婚丧俗例和一切的迷信禁忌等）；第二是民间文学；第三是民间艺术。”5此后，一些地方的学者和爱好者也开始了对民间美术及相关事物的专门调查、收集、整理、陈列、介绍和研究的工作。  蔡元培 隶属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风俗调查会，成立于1923年5月24日。在此前召开的筹备会议上，与会人员审查了会章，制定、通过了《风俗调查表》。随后发出征求会员启事，议定“先自北京一隅试行调查；并征集关于风俗之器物，筹设风俗博物馆”。6并“当场议决调查方法三项：（1）书籍上之调查，（2）实地调查，（3）征集器物。由研究所依照此三项进行。”7这里所指的器物，是“关于风俗之各种服，饰，器用等物（或其模型，图书，及照片）'。8因为“学问应以实物为对象，书本不过是实物的记录”9。以风俗调查会的名义发出的《风俗调查表》10，是中国近代民俗学史上的第一份比较全面、规范的民俗学调查纲要，其中，对于民间艺术品的要求是很明确的。随后，风俗研究会的工作有序地开展了起来。1924年的正月十四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印发《北大风俗调查会征集各地关于旧历新年风俗物品之说明》11，在这份热情洋溢的说明号召下，“十三（1924）年一月中曾征集各地的新年风俗物品（如神祇、年画之类），除由会内购备外，并请校内外同志就地搜集，所得成绩如下：神祇，二四二；花纸，二六；符箓，七；红笺，五；杂件，六。共计二八六（件）。”12 北洋政府内部的派系纷争，致使人心惶惶，生产破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北方地区的许多学者不堪重压，于1926年前后相继南下，到福州、厦门、广州等地的高等院校任教，继续着他们的事业。北方的民俗学事业暂时受挫，而南方的民俗学工作却在北方南下的学者们的推动下有了长足的进步。1926年的夏天，一大批原北京大学的教授到厦门大学任教，其中有不少人曾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和歌谣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开学后不久，于9月18日下午召开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编辑事务谈话会上，决议组织风俗调查会。12月13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召开工作讨论会，风俗调查会同时成立，通过了风俗调查会章程，提出“本会调查风俗从闽南入手，次及福建全省，再次及全国”。“本会收受外间捐赠并购风俗物品，设风俗物品陈列室，作为风俗博物馆之初步。”13风俗调查会在八闽之地进行的调查、研究活动，吸引了大批师生参加，取得了不菲的成绩。顾颉刚等人“竟花了半年时间在厦门、泉州、福州等地搜集风俗物品”14，收集到的民俗文物达数百件。1927年8月，广州的中山大学成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傅斯年兼任所长，工作“以语言、历史、考古、民俗四学会的研究及出版为主干”15，民俗学会的事务则由顾颉刚主持。经会议议定，语言历史研究所的民俗学会事务大致有：“（1）作两粤各地系统的风俗调查；（2）西南民族材料的征集；（3）征求他省风俗、宗教、医药、歌谣、故事等材料；（4）风俗模型的制造；（5）抄辑纸上的风俗材料；（6）编制小说、戏剧、歌曲提要；（7）编印民俗学丛书及图片；（8）扩充风俗陈列室为历史博物馆民俗部；（9）养成民俗学人材。”16 1928年3月下旬，“民俗物陈列室”完成布置对外开放，陈列有“首饰、衣服鞋帽、音乐、应用器具、工用器具、小孩器具、赌具、神的用具、死人用具、科举遗物、官绅遗物、迷信品物、民间唱本及西南民族文化品物14类陈列品凡数万余件”。17这也是中国第一个依从民俗学分类的民间艺术品展览。年内，还曾将“史禄国（Shirokorgoroff）、容肇祖、杨成志，派往滇调查西南民族”及其艺术，杨成志等人“留滇两年购买民族品千余件，尤以罗罗经族典为上品”。18  钟敬文 学术理念的分歧，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因素，致使钟敬文于1928年的9月离开中山大学。不久，经刘大白推荐，钟敬文到浙江省立民众实验学校担任教职，后又转到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任教。远在杭州的钟敬文与中山大学的同事们仍然继续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1929年6月6日至10月20日，浙江省政府以“提倡国货，以足民用；振兴国产，奖励实业发展”为宗旨，举办了规模庞大的西湖博览会，共有14.76万件展品展出，参观者达2000多万人次，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西湖博览会筹备期间，经钟敬文等人的多方奔走和努力，以中山大学民俗物陈列室的藏品为主体的民间艺术品，也在西湖博览会的博物馆19设专室展出，给众多的参观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1930年夏，钟敬文、钱南扬、娄子匡、江绍原诸先生在杭州发起成立杭州中国民俗学会，并在福建、广东、四川和浙江的宁波、永嘉等地建立了分会。学会所编辑的书刊中，《民俗周刊》《民俗学集镑》《艺风·民间专号》《民众教育季刊·民俗艺术专号》等均以较大篇幅刊载了民间美术方面的研究文章。 对中国传统民间工艺的研究，是在朱启钤等人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朱启钤早年曾任国民政府的交通总长、内务总长、国务院代总理等职，1916年后退出政坛转而从事文化活动。1930年在北京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专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此前，在研究古代建筑的装饰工艺时，他从中国的古代文献和部分外国文献中析出关于髹漆工艺的资料，于1925年辑成《漆书》，是书由“释名”、“器物”、“礼器”、“雕漆”、“制法”、“工名”、“产地”、“树艺”、“外纪”构成，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漆工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还从日本大村西崖所著的《中国美术史》中了解到在髹漆工艺方面尚有明代黄成的《髹饰录》存世，便设法从日本找来此书，详加校勘，并出资于1926年刻版行世。早先在北京任职时，朱启钤时常到前门的荷包巷等处的古董摊上收购丝绣文物，经过数年的积累，清内府的旧藏和明代项子京，清代安岐、·梁清标、盛昱等人收藏的缂丝和刺绣艺术品大部分均为其所有。在全面地对之进行整理之后，于1928年编成《存素堂丝绣录》一书刊行。还曾根据《石渠宝笈》等书辑成《清内府藏刻丝绣线书画录》两卷。后又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著作成《丝绣笔记》两卷，上卷《纪闻》侧重于丝绣历史的考证，下卷《辨物》侧重于丝绣品种和作品的分析。另将古代丝绣史上的能工巧匠的传记资料编成《女红传征略》同时刊行。《丝绣笔记》作为第一部研究丝绣史的著作，在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研究史和传统物质文化研究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泥人张”张明山 从法国里昂和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个人画展归国的徐悲鸿，在1931年4月到天津南开大学讲学时，专程拜访了“泥人张”等著名民间艺人，回到南京之后即撰文《对泥人张感言》，认为天津地方的民间艺术可与世界著名艺术大师的作品相提并论。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对民间艺术作品的收集和研究也是非常注重的，他认为“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20并以赞赏的口吻介绍过“花纸头”和“江北人制造的玩具”以及其他的民间美术品，对这些“生产者的艺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31年，寓居上海的鲁迅在介绍德国版画作品时说：“世界上版画出现最早的是中国，或者刻在石头上，给人模拓，或者刻在木版上，颁布人间。后来推广为书籍的绣像，单张的花纸，给爱好图画的人更容易看见，一直到新的印刷术传进了中国，这才渐渐的归于消亡。”211935年的正月，在鲁迅的指导下，北京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木刻展览会”展出了郑振铎收藏的明版《金瓶梅》插图和金肇野收集的杨柳青年画，选择这些经过整理的版画插图和民间年画与版画家的作品一同展出，一方面是为了向社会展示优秀的民间艺术，另外也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借鉴和创造。依照鲁迅的想法，青年版画家的创作“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也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22对于中国民间的创作，鲁迅一向是很自豪的，尤其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1934年，鲁迅在《玩具》一文中写道：“前年以来，很有些人骂着江北人。”“但是，江北人却是制造玩具的天才。他们用两个长短不同的竹筒，染成红绿，连作一排，简内藏一个弹簧，旁边有一个把手，摇起来就格格的响。这就是机关枪！也是我所见的唯一的创作。”是“以坚强的自信和质朴的才能与文明玩具争”23。  《顾绣考》 时任南京的中央大学实验学校高中部主任兼班主任的常任侠，每年暑假都把收集民间文学和年画作为学生的作业，从1933年至1938年间共收集了数百幅南京及周边地区的民间年画。上海的中华书局在1936年至1937年间曾出版“上海市博物馆丛书”，收入丛书乙类的有徐蔚南的《顾绣考》、《上海棉布》和郑师许的《漆器考》三种，是对民间物质文化的个案研究著作。同时期的相关著作还有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的雷圭元的《工艺美术技法讲话》，书中对蜡染、夹板及缝绞染、型纸印染和天然漆与人工漆的技艺作了详尽的介绍。1937年初，旅欧回来的台湾画家颜水龙被台湾总督府殖产局聘为顾问，他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对流传于台湾社会和山地民族中的民间工艺进行了田野调查，并收集了许多的实物资料，这样的工作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同一年的5月5日至9日，从日本留学回来，在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任教的钟敬文，与其同事施世珍等人在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筹办了“民间图画展览会”，展品是由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师生在两三年中从浙江等地的民间收集来的。为了推介这个前所未有的展览会，钟敬文专门著文《民间图画展览的意义》，认为“这一次的'纯民间文献’（民间图画）的展览会，是很正当的，而且也是很有益的我国新学术的活动罢”。文章说：“民间的画家，往往能够用那简朴的线条，或单调而强烈的色彩，表现出民众所最关心、最感动的事物的形象。”而“民间图画，是民众基本欲求的造型，是民众严肃情绪的宣泄，是民众美学观念的表明，是他们社会形象的反映，是他们文化传统珍贵的财产”。“可以使我们认识今日民间的生活，更可以使我们明了过去社会的生活。它是提供给我们理解古代的、原始的艺术姿态的资料，同时也提供给我们以创作未来伟大艺术的参考资料。它的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24另外，在上海出版的画报上，刊登了张光宇介绍无锡纸马的文章，认为这种生命短暂的艺术也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一种”。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凌纯声、芮逸夫著 在此前后，经蔡元培倡导，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25的民族学和民间艺术，手工业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在有计划地进行着。以凌纯声、马长寿、庞薰栗、芮逸夫、李霖灿、谭旦同等为负责人组成的调查团在1930年前后和1937年至1942年间，分别在东北、西南、四川和台湾等地进行了科学而系统的田野调查，收集了各民族的服装、饰物、手工业工具、用品及技术资料、模型、图片等数千件，由中央博物院作为民族文物收藏。抗日战争时期，辗转至西南地区的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等机构，在1942年至1945年间，利用从云南、贵州、西藏以及西北等地征集回来的民间美术品在临时驻地南溪县李庄分别举办了《贵州夷苗衣服展览》、《么些民族经典衣饰用品展览》《川康民族宗教画展览》，活跃了战时大后方的文化生活和学术氛围。1941年8月至1946年间，由谭旦同负责组成中国传统手工业调查团，对四川省内的手工业作了较为全面的调查，考察并记录了近20类传统手工艺品的制造工艺和制造过程，收集了农具、铁器、纺织工具等民间手工工具、工艺技术资料和民族文物标本、模型、照片等合计1936件，撰写了手工艺的单项报告百余种。  皮影 地处成都的华西大学博物馆在1940年代前后陆续收进了不少民间美术品，其中以皮影最为出色。为了向社会宣传介绍皮影艺术，丰富大后方的民众生活，华西大学的博物馆与边政研究所于1943年1月13日至15日联合举办了“灯（皮）影戏影偶展览”，并在华西大学的教育学院大礼堂举行灯（皮）影戏表演。同时，还举办了以西藏佛像、器物等民族民间艺术和边疆生物标本为内容的“边疆文化展览”。1942年3月复刊的《民俗》季刊，虽然只出版了儿期，却发表了不少关于民间美术方面的文章，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江应梁的《广东瑶人之衣饰》、《广东瑶人之房屋及工具》，顾铁符的《粤北乳源瑶人的刺绣图案》、《民俗美术漫谈》，阮镜清的《原始画之心理》等。1943年，重庆正中书局出版了常任侠的《民俗艺术考古论集》。另外，在多个报刊杂志发表的相关文章还有王兴瑞的《黎人的文身、结婚、丧葬》，汪祖华的《陇西南藏民风物》26，岑家梧的《中国民俗艺术概说》，梁钊韬的《古代的馈牲祭器及祖先崇拜》，郑德坤的《古玉通论》，李承祥的《缅铃》27，等等。这些学术成果，不但对后来的民间文化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亦为当时的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  《民俗》书影 随着全国性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展开，大批进步青年和文艺工作者先后从北平、天津、上海等地来到延安。经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提议，鲁迅艺术学院于1938年4月10日在延安成立，设有戏剧、文学、音乐、美术等系及研究室、实验话剧院等机构。以来自“都市的亭子间”的文艺工作者为主体的学员们，入学后积极响应“到群众中去，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28的号召，在向社会学习的同时，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对当地土生土长的民间文艺进行了搜集、整理。在当时，鲁艺的师生多有民间艺术的收藏，其中以剪纸和年画最为普遍。291942年的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解放区的文学家、艺术家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到民间去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优秀的民间文化传统学习。国内的多个解放区和敌后根据地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及苏区政府的文化部门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在不长的时间里收集了一大批民间艺术作品，也创作出了一大批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举办了展览，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承德皮影，在原热河省建平县委宣传部的领导下，配合各项中心工作，进行了大量剧目的演出，1945年又组建了“皮影工作团”。1947年，高原书店出版了陈叔亮编的《窗花——民间剪纸艺术》一书，共收入编者1940至1945年间在西北地区，主要是在陕甘宁边区收集的剪纸98幅，按人物、走兽、翎毛、虫鱼花卉编排。  《窗花——民间剪纸艺术》陈叔亮编 被留在沦陷区的一些学者，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展开了对民间文化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1941年12月，原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杨堃转到中法汉学研究所负责民俗学组的工作。作为民俗学专任研究员，日常的工作是编写杂志论文之索引与提要和日报新闻之剪贴与编目，购买或抄录与民俗学有关的照片、拓本、书籍等，并在不长的时间里收集了大量的年画、纸马，后在此基础上举办了“民间新年神像图书展览会”，编印了《民间新年神像图书展览会》图录在展览会期间发行，书中对民间宗教与纸马神像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从而使该书有了超出一般展览图录的价值。在中法汉学研究所出版的不定期刊物《汉学》杂志上，也能时常见到关于中国民间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经过4年多的艰苦奋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回到人民手中的中国大地上完全是一派新的气象，与其他各项工作一样，传统的民间文化艺术也受到了各个方面的重视。1949年，各地方的人民政府相继成立，在不长的时间内即着手展开了对所辖区域内的传统民间文化艺术的调查研究工作。天津解放后，随部队入城的美术工作队便来到杨柳青镇拜访杨柳青年画的老艺人戴少臣，还走访了“泥人张”第三代传人张景祜等人，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和生产的问题。同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会议期间举办的“第一次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开幕，共展出1943年至1949年间的美术作品604件，来自解放区的窗花、剪纸、年画等也参加了展览。同月，中央博物院在南京举办了《中国西南及南方少数民族文物展览》，共展出：“（一）贵州的苗人，（二）贵州的仲家，（三）云南的么些，（四）四川的课锣，（五）四川的羌人，（六）四川西康的嘉戎，（七）四川西康的康巴，（八）海南岛的黎人（外有几件其他民族的东西，因不成系统，没有计算在内)”30等民族的生活用品及艺术品955件。后又于8月1日至8月8日举办了《西南气候、地理、医药卫生、少数民族文字展览》。后在此展览基础上，选出中国西南部苗、纳西、瑶、傈僳、彝、羌等八个少数民族的238件文物，赴北京参加了相关的民族民俗文物展览。在这一年中，先期迁至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专家们，开始了对台湾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调查工作。年底，上海的徐蔚南从其拽集的江南地区流传的花样中精选而编成的《剪画选胜》，由上海华夏图书出版印铸公司出版，郭沫若、茅盾、胡朴安三人为之题词。由察哈尔文联收集、古塞和钱君甸选编的《民间刻纸集》也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其中大部分的作品为河北民间剪纸艺人王老赏所作。 《剪画选胜》徐蔚南编 开国大典举行过不久，毛泽东主席批示同意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发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31。各地的美术家和美术院校师生纷纷响应指示的号召，到各年画产地进行考察研究，华东文化部和山东、江苏等省的文化部门分别派出年画工作队进驻潍坊杨家埠、苏州桃花坞、无锡、扬州等年画产地，对传统年画的种类、画版的数量、刻印的工艺、艺人与店铺以及生产与销售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举办了展览，并出版了多种关于年画的画册、著作。河南、湖北、广东、福建、山西、陕西等地的文化部门也对其所在地区的民间年画进行了调查摸底工作。对民间年画的调查、研究和改造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料，同时也带动了地方上对各个品类的民间美术的调查、整理和研究工作。 《民间文艺集刊》 为了更好地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的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32，经周扬等人提议，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50年3月29日在北京成立，设有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戏剧和民间舞蹈等组别，是全国性的民间文化艺术综合研究机构。成立不久，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征集民间文艺资料的工作，对民间文化的研究工作也同时展开。在《民间文艺集刊》创刊号以及次年出版的2、3期上刊登的胡蛮的《论民间美术的风格》、徐悲鸿的《剪纸艺术家陈志农先生》、李松涛的《关于广东的民间文艺》和程砚秋、杜颖陶的《寒亭的年画》等文章，便是这一时期民间物质文化研究的成绩。其中，胡蛮的《论民间美术的风格》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篇论述民间美术的理论文章，文中强调：“研究民间美术，不是为了孤立发展某种地方性的乡土美术，相反的，而是为了把民族美术更加丰富起来，充实起来。美术历史上已经证明，民族美术本来就是从各种优秀的民间美术集中起来、融合起来、发展起来的结果。”33文章还对民间美术的性质、源流、技术、风格以及雅与俗、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问题做了全面的、简明扼要的阐述。 惠山泥人 按照党的“保护、发展、提高”的方针，各级政府的有关部门通过访问民间艺人、组织改行转业和流散的手工艺人归队，挖掘、搜集民间工艺美术品，举办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等一系列的措施，使一些停产息业的工艺美术工厂、作坊得以恢复，一批濒临绝境的传统民间工艺美术品种得到新生。经文化部统一部署，各地的文教主管部门陆续派出专业人员开始进行对各自所在地区民间文化资源的普遍调查。1952年，热河省在普查的基础上举办了民间艺术检阅大会，丰宁剪纸、承德皮影、年画等品种榜上有名。文化部还要求“各类艺术学院均必须注意与实际的联系，注意研究自己民族的艺术遗产”34。随后，中央美术学院、鲁迅文艺学院、西南人民艺术学院、西北人民艺术学院、华南人民艺术学院、中原大学文艺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等相关院校也相继投入了普查民间美术的工作。1952年9月，新成立的华东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的师生开始对无锡地区的民间泥塑、纸马、纸牌、纸扎等的民间美术品种进行全面调查，恢复手捏戏文泥塑，在此基础上筹备的“惠山泥人展览会”于1953年2月在无锡崇安寺小学展出，《新华日报》曾发表专文介绍，并刊登惠山泥人的图片。师生们后来又对苏州的刺绣、织锦、木版画、泥玩具等传统工艺美术进行考察，积累了一大批实物资料。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的师生还参加了为编撰《北京志》而进行的北京地区民间工艺美术的情况调查。1953年9月25日，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开幕。江丰在开幕式讲话中建议，要在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机关内设立“民族美术研究委员会”等三个委员会。35此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所属各地方分会在民族美术研究委员会的组织协调下，也开始组织美术工作者对地方的民间美术和工艺美术进行普查，收获颇丰。 一年多的普查，摸清了民间工艺美术的基本状况，各地区的文教主管部门和大专院校拽集了一大批有着鲜明地方特色的高质量的民间工艺美术品。在此基础上，各大区的文化部门于1953年的下半年先后举办了民间工艺美术品的观摩展览会，组织文化工作者和手工艺人进行观摩、研讨，部署下一步的工作。是年9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在上海举行“华东民间美术工艺品观摩会”，共展出华东各省民间艺人精心制作的民间工艺美术品约3千余件，后又从中选出剪纸、木雕、年画、印染、刺绣等优秀作品分门别类陆续出版。在其他地方，也采用多种方式举办了大大小小的关于民间工艺美术的展览会、观摩会和经验交流会。年底，由中央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二十几个省，二十几个民族有展品参加。展品的种类中包括了陶瓷器，染织刺绣品，雕塑品，金属工艺品，漆器，编织物，年画，剪纸以及其它各种美术工艺品等”36一千多件。展览期间，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了展览。文化部的领导还邀请来自各地的著名民间艺人杜云松、李芝卿、刘传、龚玉璋、杨士惠、张景祜、潘雨辰、吴龙发、汤子博、陈铭和陈之佛、沈福文等18人到北京参观，交流经验，并与在京的工艺美术专家庞薰、雷圭元、张仃、张光宇、祝大年、郑可等举行了座谈，听取了对相关政策和恢复发展各地民间工艺美术的意见。在次年的《美术》创刊号上，刊登了“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的部分作品。 桃花坞年画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了文化工作的深入进行。1954年3月24日，文化部召开“第四次全国文化工作会议”，确定了当时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和1954年的文化工作计划。对民间文化艺术的调查、研究、保护和发展，依然是文化部门的重要工作。会议闭幕之后，各地的文教部门在继续抓好年画工作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其他品类的民间美术工艺品的深入调查。新创刊的《美术》杂志在1954年陆续发表了蔡若虹《年画创作应发扬民间年画的优良传统》、张文俊《无锡惠山泥人艺术的改造问题》、张仃《桃花坞年画》、于其灼《台湾高山族的艺术》、吴瑞忠《木偶雕刻家江家走及其雕刻艺术》、叶又新《潍县民间木版年画的传统特征》等关于民间美术的研究文章。1954年4月，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处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关于“积极开展对民间工艺遗产进行挖掘、整理、研究工作”的指示，确定以南京著名的丝织工艺云锦为重点，组织技艺水平较高的云锦老艺人张福永、吉干臣和一部分美术工作干部成立了“云锦研究工作组”，对南京云锦进行有计划的艺术整理和研究工作，由陈之佛担任研究工作组的名誉组长，何燕明任组长。同时进行着的，还有南京剪纸、灯彩、绒花等项民间工艺的普查。6月中旬，在无锡的华东艺术专科学校的刘海粟、臧云远等人去宜兴考察蜀山紫砂茶壶的状况。8月，中央美术学院张仃等人到苏州对桃花坞年画等民间艺术进行访问调查。1955年春，在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的关心和倡导下，天津的老艺人们纷纷组织起来，先后成立了杨柳青年画社、“泥人张”彩塑工作室等艺术团体。另外，对“刻砖刘”、“风筝魏”等民间艺术品类的发掘整理工作也开展了起来。1956年的3、4月间，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组成傩舞调查研究组，赴江西婺源、南丰、乐安、黎川、遂川5县12乡，在调查傩舞节目的同时，拍摄了几百幅傩面具的照片。同年的秋天，佛山市政府邀请广东省美协、群众艺术馆、广州美院、省出版社和广东画报社的专家杨秋人、蔡迪支、杨纳维等人在佛山召开座谈会，研究抢救、恢复佛山民间木版年画的政策和措施。在这一年中，陕西省西安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的学生在王履祥、郭金洲等老师的带领下对汉中地区的架花刺绣进行采风实习。 汉中羌族刺绣 调研的同时，各地的文教部门也多次举办各种类型的专题展览，向社会推广、介绍传统的民间文化艺术，受到普遍欢迎。1954年5月，江苏省美术馆开始筹备“江苏省民间美术工艺陈列室”。同月，浙江省群众艺术馆在杭州举办了“浙江民间剪纸展览会”，展出了来自浦江、永康、乐清、温州、金华、宁波、萧山、湖州等20多个县、市的民间艺人和群众创作的剪纸作品170余件，是从各地搜集来的数千件剪纸作品中甄选出来的，显示了不同的风俗和地方风格。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全国民间剪纸展览会”于6月19日在北京故宫承乾宫开幕，共展出来自18个省、市的400余件作品，展览受到观众的欢迎和好评。11月，中央民族学院从其收藏的700余件高山族民俗文物中选出百余件举办了“台湾高山族文物图片展览”，展览内容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服装、雕刻以及有关高山族人民生活、生产情况的照片。为配合此次展览，10月17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杨成志的文章《台湾高山族的物质文化》。1956年1月1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图案展览会”；2月5日，又在北京王府井帅府园展览馆举办“新旧年画、民间玩具展览会”，共展出新旧年画近500件。2月12日，“浙江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在浙江省博物馆内展出。在20多个品种669件展品中，有青田石刻、东阳木雕、温州油泥塑和雕嵌；余姚、东阳、嵊县、绍兴的竹编，余姚的草编，黄岩、奉化的翻簧；杭州的丝绸、织锦，温州等地的刺绣；硖石、宁波的彩灯，浙江各地的剪纸、刻纸；龙泉的仿古瓮器；嘉兴、金华等地的蓝花布和彩印花布，少数民族的服装及装饰品等。展览期间，浙江省的文化局和手工业管理局还组织各地民间艺人代表观摩展览，举行座谈会。同年的5月，“福建省民间美术展览会”在福州展出。与此同时，根据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指示，从1954年的6月开始，中国政府先后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波兰首都华沙、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缅甸首都仰光、苏联首都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里加、基辅等地，分别举办了“中国工艺美术展览会”或“中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向各友好国家的观众介绍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和精湛的民间艺术。 福建泉州 纸刻料丝花灯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有效地促进了工艺美术事业的恢复和繁荣，使历史悠久的民间工艺美术的保护和传承有了基本的保障。1954年8月，北京市委作出“罗致艺人，培养艺徒，从根本上保存技艺”的决定，组织专业人员对北京市的工艺美术行业进行调查，制订了保护民间艺人的具体办法和措施，授予技艺高超的27名艺人以“老艺人”的光荣称号，并对他们实行较高的工资待遇。在江苏省的苏州、扬州等地，人民政府和文联的工作人员将为生活所追而改行的民间艺人请了回来，建立民间工艺美术的生产合作小组，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在福建省的晋江等地，通过举办民间工艺美术展览的方式，先后恢复了彩扎、刻纸、料丝花灯、戏剧道具、刺绣、木偶等品类的生产。1954年11月10日，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央手工业管理局。随之，全国各地也相继成立了各级手工业管理机构。12月12日，根据文化部和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的决定，中国美术家协会和北京市手工业生产联社成立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服务部，组织收购各地传统的和恢复生产的工艺美术作品，后又在团城设立全国工艺美术陈列馆，陈列精典作品供工艺美术工作者和民间艺人观摩学习和交流。1956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听取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局长、全国手工业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委会主任白如冰关于全国手工业合作化情况的汇报时说：“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还有工艺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的葡萄。”“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37毛泽东主席的这一指示很快得以落实。不久，全国手工业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委会成立了工艺美术局，各地也成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在北京、江苏、浙江、福建、湖南等传统的工艺美术产区，也按行业建立了刺绣、草编、麻帽、地毯以及特种工艺的专业联社。同时，为了加强对传统民间工艺美术的研究和人才培养，许多地方组建了工艺美术的技艺研究、培训机构。福州市成立了工艺美术研究室，抽调了6名技艺优秀的老艺人和4名青年美术工作者，从事脱胎漆器、寿山石雕、龙眼木雕、瓷雕等创作设计和理论研究。在江苏省，南京云锦研究所、苏州刺绣研究所、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相继成立，集中了各个地方的优秀民间艺人，对继承、保护和繁荣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工艺美术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在广州，以收藏、研究和展览以广东地区为主、兼及全国各地历代民间工艺品的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也于1957年开始筹建，后于1959年正式开馆。 走马灯原理 由文化部和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共同筹办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于1956年11月1日正式成立，作为培养工艺美术优秀人才的高等学府，建院初期即建立了“泥人张”、“面人汤”等民间工艺美术的创作室，从而使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艺术和民间工艺美术纳入了高等教育的教学体系之中。浙江美术学院为了满足浙江各地和其他地区民间工艺美术行业的生产发展的需要，提高民间艺人的理论和创作水平，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于1958年8月开设民间艺人训练班，教学工作由民间艺术研究组的教师担任，学员由青年学徒和有经验的艺人构成。学习的内容有青田石刻、寿山石刻、石刻镶嵌、东阳木刻、黄杨木雕、龙眼木雕、龙泉仿古磁、景德镇彩磁雕、惠山泥塑等，在教学上主要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受江苏省手工业管理局的委托，南京艺术学院分别于1958、1962年开办了两期以发展江苏地方工艺美术为主旨的工艺美术专修科，分设工艺雕塑、工艺织绣两个专业班，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具有初中文化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另外，在大部分条件成熟的省、市，还开办了工艺美术技工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多种方式和多个渠道的人才培养，使得传统民间工艺美术的发掘、整理、保护、继承有了专门人才。 走马灯 为了介绍民间木刻艺术的成就，上海博物馆在1954年分别通过苏州、扬州、潍县、天津、漳州以及安徽、四川、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的文教部门和美术家协会征集当地的年画作品，从中选出包括新年吉庆、风俗时事、故事戏文、风景花果、仕女娃娃等内容的传统木版年画230余幅，于1955年1月24日起举办“民间木刻年画展览”，全部展品按形式种类分成“农历图”、“门屏”、“堂画”、“鹞纸、走马灯”、“连续故事画”、“牛印”、“神像、纸马”、“花纸、挂乐”等8大类展出。当年的春节期间，江苏省博物馆筹备处也联合南通博物苑在南通市人民公园举办“刺绣展览”，后又于当年10月在苏州市东北街太平天国忠王府旧址举办“江苏省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并于1957年的春节期间，在苏州市狮子林举办了“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展览”。 全国性的民族调查、识别工作，促进了中国民族研究各学科的发展，也有效地带动了民族民间文化工作的开展。由民族调查工作队收集到的民族艺术品极大地充实了各地博物馆的馆藏，有的还填补了民族民俗文物藏品的空白。一些有条件的民族地区的文教部门设立了民族文物陈列室。各地的民族院校为配合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也于1950年代中期开始动员师生对所在区域的民族民间艺术和物质文化进行调查和收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民族民俗文物陈列馆（室），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等院校的博物馆均在此先后成立。1958年的年底，中央民族学院分院（武汉）中文系、艺术班师生组织了“土家族文学艺术史调查队”，于湘鄂西一带进行搜集和调查工作，由美术组专门搜集的有关“土花铺盖（西兰卡普）”的图案和资料共有60多种，经过整理后选编成《土家族彩织图案选集》出版。 陕北 高凤莲剪纸 由杨成志执笔，与潘光旦、吴文藻共同编制的《中国民俗学十二年远景规划》在1956年冬完成，编制这个规划的“目的在促进扩大民俗学的纵横研究，希冀直接和间接地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38这个规划受到了各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开始组织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的有关人员进行实施。在这个规划之同的“民俗丛书汇编”中，列出的《历代服饰的研究（加图谱）》、《居住的民俗研究》、《交通工具船车桥梁等民俗的研究》、《年画的来源与发展的研究》、《民间绘画的研究》、《民间雕塑的研究（如木刻、竹刻、剪纸等）》、《儿童玩具与游戏（带图）》等民间美术方面的著作，与规划中列出的其他著作一样，基本上到1960年代中期便已完成了资料的准备工作，其中某些专题的部分阶段性成果亦已正式出版。 由于种种原因，“轻视、排斥和粗暴地对待民族传统，仍然是目前文艺界一个主要的错误倾向”。39在一些地方，甚至“制定了一系列的清规戒律，变相的或公开的禁止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播和限制或打击民间歌手和艺人”。致使许多民间的艺术形式“由于不敢传播也失传或快要失传了”。40针对如此严重的“轻视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的情况，《人民日报》于1956年10月2日发表了《重视民间艺人》的社论，在组建各省、区、市的群众艺术馆时，文化部亦明确规定，搜集、整理、发掘、展示各地区的民间美术，也是各级群众艺术馆的主要任务。1958年7月9日到17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对民间文化艺术进行“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16字方针。8月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加强民间文艺工作》的社论，社论回顾了1949年以来的民间文学艺术工作的历程，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最后强调指出：“我国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民间文艺宝藏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一宗财富，它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它对于世界文化来说，也是极其珍贵的。”因此，“除了民歌民谣以外，民间故事、说唱、戏曲、工艺美术、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所有民间文学艺术，也都必须加以重视，全面地加以拽集整理和研究。各地各有关部门必须做出规划，进行这个工作。”411961年4月起，云南省群众艺术馆的工作人员组成了一个民族民间工艺美术搜集小组，深入到玉溪、峨山、楚雄、大姚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研，收集到彝族11个支系的包括刺绣、银饰、剪纸、石刻、竹雕、木雕在内的各种实物，对一些当时无法带走的民间艺术品也作了记录，并对之进行了临摹和摄影。在山东、四川、江苏、河北、天津等地，文艺工作者也开始对当地的民间工艺美术品进行普查和收集。 苗族挑花 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纠正和调整，全国各地对民间文化艺术的拽集、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又重新开展起来，在原有的调查研究工作基础上经过补充和完善，一大批研究成果在两三年中得以出版。其中，关于民间美术方面的著作、画册就有《巧夺天工》（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编）、《中国刺绣工艺》、《地毯工艺》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局编）、《北京工艺品》（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编）、《福建木雕木画集》、《寿山石雕》（福建省手工业管理局主编）、《棉织》、《纺织》、《挑花》、《湘绣》、《剪纸》、（湖南群众艺术馆编）、《京剧版画》《杨柳青年画资料集》（王树村编）、《藏族木刻佛画艺术》（文金扬编）、《安徽铁画》（安徽省博物馆编)、《福建剪纸》（福建省文化局)、《剪纸》（福建省龙溪专区群众文艺创作委员会编）、《黑龙江民间剪纸选》（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编）、《吉林民间剪纸》（吉林省群众艺术馆编）、《广东民间剪纸》（中国美术家协会广州分会编)、《民间剪纸》（王子淦作）、《浦江民间剪纸集》（陈元作）、《陕西民间剪纸》（陕西省群众艺术馆编）、《湖北民间雕花艺术》（中南人民文艺出版社编）、《河南剪纸选集》（河南省群众艺术馆编）、《皮影戏艺术》（虞哲光编著）、《江加走木偶雕刻》（江加走制作）、《江西古典戏曲脸谱选集》（江西省戏曲学校编选）、《湖南民间蓝印花布图案》（粟千国编）、《丹寨苗族蜡染》（贵州省群众艺术馆编）、《川西民间挑花图案》（邓欤编）、《合肥挑花》（张志编）、《宫灯》（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编）、《泉州绸扎》（陈天恩作）、《苏州彩绘》（苏州市文管会编）、《青海民间建筑图案》（朱沙、任峻编）、《西北少数民族图案选集》（陕西省博物馆编）、《敦煌壁画服饰资料》（潘絮兹编绘）、《唐宋铜镜》（沈从文编）、《广东枫溪通花雕塑》（广东省轻工业厅枫溪陶瓷研究所编）、《唐宋陶瓷纹样集》（陈石濑编）、《宋代民间陶瓷纹样》（曹克家、王书文作）、《明代民间青花瓷画》（王志敏编）等。1956年，由文化部选送的湖北省的黄梅挑花在波兰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博览会”上获金奖；1957年，陕西省的万花泥塑在莫斯科举办的“工业美术品博览会”上获奖。 杨柳青年画 进入1960年代之后，由于泛政治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致使许多的文化工作暂缓甚至于停顿了下来，即就是依然在进行着的，也因经费等的原因而使规模缩小了许多。在民间文化的调查和研究方面，虽然田野调查的次数有所减少，但研究工作的质量却有所提高。出版了《民间画工史料》（秦岭云著）、《中国版画史》（王伯敏著）、《中国版画史略》（郭味渠编著）、《桃花坞木版年画》（刘汝醴、罗水子著）、《民间木版年画选》（王角编）、《杨柳青红楼梦年画集》（阿英编）、《中国印染史话》黄能馥编）、《苏州刺绣图案》苏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编）、《民间玩具制作法》（李子潜编）、《惠山泥人》（柳家奎编）、《无锡惠山彩塑》（徐沄秋、吴山编）、《南通刻纸》（邱丰著）、《苏州砖刻》（郭翰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间建筑图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编）等的资料研究性著作。另外，中国美术家协会与各地的文教部门协作，在国内外举办了一系列有一定规模和质量的展览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年画展览会”（1960年1月）、“云南少数民族服装饰物及青海藏族图案观摩”（1960年2月）、“贵州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展览”（1960年6月）、“民间玩具展览会”（1961年2月）、“浙江剪纸展览会”（1963年1月）、“天津“泥人张’彩塑艺术展览”（1963年8月）、“陕西户县农民画展览会”（1966年1月）等，受到专业人员和广大群众的好评。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5月16日爆发，致使包括民间美术研究在内的全部的文化工作完全停滞了10余年。而民间美术的研究及其相关工作的逐渐恢复，则是从传统工艺美术的再次被提倡开始的。1972年4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广州接见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代表时讲话指出：“中国人民有传统的手工艺，要保持自己的特点，木刻、象牙雕刻这些好的传统东西很难学，带徒弟要好多年才能培养出来。这些东西没有人与我们竞争嘛！但是，都被极左思潮打掉了。手工艺要大提倡，今年开始，每年都要提倡。手工艺是群众的智慧，劳动人民的最大才能。”“手工艺大有前途，应该把它搞上去。”42遵照中央领导的指示，轻工业部、外贸部于1972年9月开始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首次“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有二万七千多件作品参加，其中大量的是各地的民间工艺美术品。此后，各地的工艺美术研究和生产机构陆续恢复。由于“四人帮”的阻挠破坏，国务院的46号文件虽然未能得到全面的贯彻和落实，但许多的基础工作已在着手进行，传统题材的民间工艺美术品开始小批量出口。与国外的交流也在小心翼翼地进行着，1974年8月22日至9月4日，“罗马尼亚民间艺术展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始展出，展出作品157件。 陕西户县农民画 到了1980年代，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全面落实，随着政治上的禁区的逐渐打开，随着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化艺术界出现了异常活跃的景象。甘肃省文化局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甘肃分会的同志冲破多重禁区，于1980年10月16日发出《征集各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资料的联合通知》，在甘肃省境内征集“有关各民族人民风俗习惯的记录和能够反映某个民族或某个地区独特习俗的实物”以及“民间文学和民间习俗的调查报告和工作情况的报告”。11月，黑龙江海伦县文化馆组织人员深入当地农村，拜访民间艺人，收集、整理民间剪纸，仅7天时间就搜集了150多幅传统的剪纸作品。同月，江苏省南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民间工艺研究室在南通市科学技术协会的支持下，开始对南通地区的民间工艺美术进行全面普查。而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多个学科的专家、学者、艺术家出于“弘扬民族文化、提倡爱国主义”的目的，结合着各自学科的发展，在对民族民间的文化艺术进行调查、收集、整理、展示、借鉴等实践活动的同时，重新对传统的民族民间物质文化的各个方面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而又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很大进展。1980年夏日，在北京的一次美术界座谈会上，人们注意到“有些地方的民间艺术处于灭绝的边缘或已经灭绝了，急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挽救和恢复。希望有关领导部门重视这一工作”。43尔后，理论家们在讨论中国绘画等问题时，认为：“中国美术的民族传统，有三支：民间、宫廷和文人。唐以前，民间传统为主流，宋以后，文人传统为主流。但一切宫廷和士大夫的美术，都源自民间艺人的创造。”然而，“无比丰富的多彩的民间美术，在封建和半封建社会，一向被蔑视或践踏。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上的旧的雅俗观念，文人艺术家对民间美术艺术创造的无知（彼此被隔离），加上种种偏见、成见，许多奇异的民间美术之花自生自灭，难以传播。而随着社会生产结构的改变。民间美术曾赖以存活的个体劳动方式不复存在，出现了作品销迹、艺人谢世、技艺无传的严重情况。鉴于此，要呼吁抢救民间美术遗产、筹建民间美术博物馆。”44这样的讨论和呼吁在当时各地的多个座谈会、研讨会上均有所闻，所提出的问题和观点显然是超前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得到完全解决，但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从1982年开始，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美术》杂志专门开辟了“中国民间美术”专栏，介绍中国各地区的民间美术和民间工艺作品，并且与《美术研究》、《美术史论》、《新美术》、《艺苑》、《美苑》等杂志相呼应，发表了大量关于民间美术的理论探讨文章，掀起了一个学习、研究民间美术的高潮。1982年5月14日，文化部批复同意中国美术馆《关于筹建中国民间美术博物馆的报告》，成立筹备小组开始工作。 苏绣 在整个1980年代的十年中，中国各地的文化、教育、文物、工艺美术等部门在各地举办了大量的民间美术和民间工艺美术的展览。既是对过去的调查、拽集、整理工作的回顾，也是对全社会进行的传统民间文化的艺术和知识的普及，其数量之众、门类之博、质量之高均是前所未有的，从而有效地促进了民间文化艺术的多个方面的工作。最先在北京举办的大型展览，是轻工业部工艺美术总公司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全国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从作品到陈列均给人以清新的感觉，其总体规划和设计是由工艺美术家廉晓春45担任的，展览共分11个部分，展出民族民间的生活用品和反映民俗生活的各种工艺品近3千件。另处还有几种不同用途、不同民族风格的室内环境设计。从1981年5月15日开幕到6月30日结束，每天观众人流如潮。《中国工艺美术》杂志创刊号发表了该展览的部分作品。同时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览的，还有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民族文化宫联合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服饰展览会”。此后的几年中，青海、陕西、河北、河南、云南、贵州、湖南、湖北等省、地区的民间美术在当地展览取得成功之后，纷纷进京展出，并且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研讨会和座谈会。这些展览会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引起了在北京的文化人的极大兴趣，许多文艺理论家和学者纷纷在《文艺研究》、《美术》、《光明日报》等报刊上撰文，在发表自己的观感的同时，也对民间美术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似乎是为了与中国的民间文化热潮相呼应，法国的法中友协于1981年4月3日至6月27日在福尔内图书馆也组织了一个名为“中国节日的传统艺术”的展览，共展出中国的民间木版画和剪纸等作品100件左右。 《美术》创刊号 而在海峡的对面，一批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学者，也对当地的传统民间文化的生存状态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80年前后的台湾，“人人都知道今日的'民俗技艺’已非昔此，”46而逐渐“西化的结果，使社会结构及农村结构产生很大的变化”。“一切象征传统手工的'尊古法制’几乎成为过去。”47“我们的文化遗产在现代反传统和慕西化的双重打击下，已没有多少剩下来了。”48面对这样的形势，在从事专业工作的学者和有识人士的呼吁下，社会的多个方面和有关主管部门开始了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艺术的行动。1979年1月由民族音乐家许常惠教授发起成立“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翌年6月由企业家施合郑先生捐资成立“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在学者专家的支持和帮助下，这两个基金会“对于民俗技艺的维护发扬与调查研究可谓不遗余力，而且卓有成绩”。49“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举办了大量的有影响的学术活动，并出版了相关的论文集和图册；而“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的《民俗曲艺》杂志则成为研究民间文化的重要阵地。1980年2月有关主管部门委托台湾大学等7个学术团体和相关研究单位，以3个月时间开始对台湾地区的民俗技艺进行初步的调研。是年7月，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和台湾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正式接受委托进行为期3年的“中国民间传统技艺与艺能”调查和研究。台湾大学人类学系负责工艺和地方戏曲，于1982年11月出版《中国民间传统技艺访查报告》，1983年12月出版《中国民间传统技艺与艺能调查研究报告书》；台湾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负责民间音乐、说唱、杂技和大陆地方戏曲的调查研究，于1984年5月出版《中国民间传统技艺调查与现况》和《中国民间传统技艺论文集》。1986年4月，台湾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提交《中国民间传统技艺第四年度研究计划报告》和《中国民间传统技艺人才现况调查初步电脑资料整理》，同年6月，台湾大学提交《中国民间传统技艺与艺能调查研究第四年报告书》。此项计划后又被延长至10年，先后共提交报告书15篇。1981年7月台湾艺术专科学校接受有关主管部门委托进行“台湾艺术专长人才”的调查，在此基础上于翌年7月出版了《台湾艺术专长人才名录》和介绍70位民间艺人的专辑。在台湾各地的文化中心，还专门设立了“中国家具博物馆”（桃园县）、“客家文物馆”（苗栗县）、“台湾戏曲馆”（宜兰县）、“竹艺博物馆”（南投县）、“台湾寺庙艺术馆”（云林县）、“台湾民间传统艺能馆”（台南县）、“皮影戏馆”（高雄县）、“台湾排湾族雕刻馆”（屏东县）等一大批以民间造型艺术为主要陈列内容的特色艺术馆。台湾的学者在进行田野调查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民间艺术》（李凤行著）、《中华民俗文物》（皇甫宝云、柯淑沁编著）、《民间美术巡礼》（庄伯和著）、《民俗艺术探源》（宋龙飞著）《台湾早期民艺》《台湾神像艺术》《台湾宗教艺术》（刘文三著）、《台湾民间艺术》（席德进著）、《中华传统民俗技艺·担面人》（施教铺著）等著作及一批画册。《汉声》、《大地地理》、《艺术家》、《台湾风物》、《鹿港风物》《民俗与信仰》等杂志也曾以较大篇幅介绍中国传统的民间物质文化，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另外，从小学到大专院校都将民俗技艺纳入其课外活动之中。台湾艺术专科学校则将民俗工艺设为课程之一，台湾艺术学院设立了传统艺术中心。1981年5月台湾省教育厅设立了22项手工艺的免费研习班，供有兴趣者学习。1984年10月又将研习的内容扩展到民间艺术的其他方面，研习的成果还举办了地区展览和全省联展。 《汉声》部分杂志 1980年代中召开的几个重要的会议，是中国民间美术的研究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1983年7月16日至24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中国美术家协会贵州分会在贵州省贵阳市联合召开的“民间美术学术讨论会”，和同一年12月16日至21日由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在广东省佛山市召开的“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是民间的造型艺术方面的会议。当时，“由于多年来对于民间美术的'左’的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经过十年动乱的空前破坏，我们许多同志对于民间美术问题已经感到相当隔膜，即或知道一些，也是道听途说、若明若暗”。50鉴于此，在这两个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美术专家和专业、业余的研究工作者，从事美术教育和美术创作的同志，以及从事工艺美术的生产者和领导者，共同就民间美术和民间工艺研究的对象和范畴、目的和意义、方法和分类以及收集、发掘、整理等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民间美术是'生产者的艺术’（鲁迅语），是劳动人民的美的创造，是一切其他美术：如宫廷美术、文人士大夫美术、宗教美术及各种专门美术的源渊和基础。”“民间美术反映与表现着特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也影响着特定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民间美术最富于地方特点和乡土气质，最能唤起人们的乡情乡思和民族情感。民间美术造型的、可视的性质，使它成为民间文艺中最直观和普及的形式之一。而在数量最大的民间工艺中所具有的实用和审美的双重性，使得它把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融汇在一起。民间美术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思想材料，积累了劳动者按照美的规律把握世界的经验、技巧和法则。”“民间美术（尤其民间工艺）兼有实用与审美的双重价值，因而带有产品和商品的性质。”51“民间工艺美术是劳动人民的创造，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渗透于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显示出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质和民族风格。从历史上看，一切形式的工艺美术，都是在民间美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52这些理论的认识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民间造型艺术专家和研究者们的实践和理论探讨的水平。另外，与会的代表指出，“民间美术珍品外流的问题应当引起严重注意。近年来，随着对外交往的扩大，许多国外收藏家和游客愈来愈多地深入到各地，大量采集和收购我国的民间美术品。不少早期的、具有历史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贵作品流到国外。这个情况和趋势令人十分担忧。”因此，“为了加强民间美术研究，当务之急是要建设队伍，加强组织”。并且呼吁国内的“各高等院校建立民间美术系科，开设民间美术课，有计划地培养和训练研究民间美术的专门人才”；“中央和地方的文化主管部门和有关研究单位、群众团体，对民间美术进行有计划的普查、发掘、抢救和搜集、整理工作”。53不久，由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中国民间工艺》理论杂志和由江苏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民间美术》画刊从1984年起开始正式出版发行。 《民间美术》创刊号 遍布全国各省、地、区、县的群众艺术馆、文化馆和文化站，因地利之缘做了大量的民间美术的调查、收集、整理、研究和辅导工作，不少地区成立了民间美术研究室或民间美术陈列室，研究和展示本地区的民间文化，使得基层的民间美术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文化部于1988年6月在西安市召开了“全国民间美术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各地的专家和基层文化工作者百余人。文化部社会文化局焦勇夫到会讲话，在对已取得的成绩进行了充分肯定之后，强调指出“全国民间美术工作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从民间美术工作整体看，有的省、区进展较快，工作做得比较扎实，有的省区则差些。如：贵州、陕西、山西、安徽、云南、湖北、新疆、福建、辽宁、河北、山东、上海、广东等省，除不同规模地开展了民间美术的搜集、整理工作以外，在作品的征集、陈列、资料建设、理论研究和出版等方面也都做了很多工作，有成绩，也有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对于保护和利用民间美术的问题，“我们要走群众与专家相结合的路子，在普查、搜集、研究的基础上，在专家的指导下来开发。我们要善于总结和不断创造好的经验，既要积极地，又要审慎地搞好开发工作，推动民间美术事业的发展”。54会议进行过程中，代表们酝酿成立了隶属于中国群众文化学会的“中国民间美术学会”，以期通过学会来协调社会各界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民间美术进行研究，逐步建立起比较科学的民间美术学研究体系，编辑出版有关民间美术图集、论文集及普及民间美术的书刊，促进民间美术工作队伍理论素质的提高。不久之后，在大多数的地方成立了民间美术学会的分会，团结了一大批民间美术的创作者、研究者和爱好者。 随着社会对民间文化之重要性的认识的深入，教育、科学、出版等系统也以不同的名目去分别进行着各种方式的工作，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南京艺术学院在相隔20余年后再度将民间工艺美术纳入专业基础课程，并于1984年9月开始培养研究方向为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专业的研究生，后又于1988年开始招收研究方向为中国民间美术专业的博士研究生。198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民间美术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民族学院也开始招收相关专业的研究生。1987年的夏季，由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的师生组成的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队完成了对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省的考察，收集了大量的民间物质文化的实物资料，拍摄了近三千张幻灯片和一部电视记录片《大河行》。 《中国民间美术全集》 社会的支持和关注，使得1990年代的民间文化艺术研究与其他的人文学科一样，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由王树村主持的“中国民间美术史（1992）”，徐潮、钟漫天主持的“唐代服饰文化研究（1993)”，于国华主持的“东北民俗艺术（1994）”，靳之林主持的“中国民间美术概论（1997)”，裴世虎主持的“中国皮影艺术（1997）'，王宏刚主持的“萨满教象征艺术研究(1998）”，辛艺华主持的“土家族民间美术的风格特征及表现形式（1999）”等一大批研究计划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在“国家七·五重点图书”《中国美术全集》（60卷本）中，首次将“年画”、“皮影”、“剪纸”、“玩具”和“工艺美术”等卷单列出版。由王朝闻任总主编，邓福星任副总主编，孙建君、吕品田、张晓凌、陈绶祥、徐艺乙、潘鲁生任分卷主编的《中国民间美术全集》（14卷本）和由左汉中任主编的《湖南民间美术全集》（8卷本）等被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工程”的图文并茂的大部头著作的先后出版，并多次在国内外获得大奖，更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学者研究民间美术的成绩。酝酿多年的“中国民间美术基础理论研究丛书”55也在1990年代初开始陆续出版，书中的学术观点曾被后来的多部著作所引用。先后成立的“中国剪纸研究会”、“中国傩戏学研究会”、“中国乡土艺术学会”以及“中国民俗学会民俗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等组织，在各地先后举办了多次调研活动、展览和学术会议。“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成立之后，每年都在国内不同的地方召开学术年会，借此推动地方的民间工艺美术的抢救、保护和研究的工作。众多的学术会议和活动，汇集、交流了数百篇关于民间美术方面的论文和田野调查报告，其中多数已发表在《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美术史论》、《民俗研究》、《民族研究》、《民族艺术》和《中国工艺美术》等杂志上。这些研究性的文章，对民间美术各个领域及民间美术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均有所涉及，为更进一步地探讨民间美术的内涵和外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台湾地区的民间美术与民间物质文化研究在1980年代的成绩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主管部门的规划和推动下，实施了一系列有关“台湾原住民物质文化研究”的委托项目。在1992年至1996年期间，陆续完成了雅美、布农、排湾、鲁凯、卑南、赛夏6族的4本研究报告书，着重研究传统手工艺与技艺的变迁，并以专题方式进行系统记录。1998年举办了“台湾民俗技艺节1998”，设“民俗技艺终身成就奖”及“民俗技艺特别贡献奖”，以奖励在民俗艺能、民俗体育、民俗工艺方面取得卓越成就者，和长期从事调查、研究、维护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突出个人和团体。先后成立了“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县）”、 “台北市历史民俗博物馆”、“台湾山地民俗文化资料馆”、“鹿港天后宫妈祖文物馆”、“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台湾民俗村”、“九族文化村”等的专业性博物馆，用以陈列各类民族民间艺术品，普及民族民间文化知识。对民间美术的专门研究也开始得到学者的青睐和主管部门及相关基金会的支持，一些艺术院校开始招收民间美术方向的研究生，出版了许多关于民间美术的专业著作，并在岛内不同地方举行了多场学术研讨会。1999年4月，由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主办的“两岸民俗文化学术研讨会”56在台北举行，两岸学者首次就民俗文化艺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台湾传统艺术中心 新世纪的第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首批19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的昆曲被列入其中。并且，此项名录今后还将每隔两年公布一批。这一举措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引起了世人对处于脆弱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普遍关注。2001年11月2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2002年为“联合国文化遗产年”。而在中国，2002年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民间文化遗产年”。2月25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专家学者共10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上，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宣布将启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并向社会公布了有近百名专家学者签名的《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呼吁书》，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3月，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冯骥才、舒乙、谢晋、邓友梅、魏明伦等人联名提交了《关于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建议案》，很快得到全国政协常委会的积极反馈。5月10日，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其目的是为了将民间美术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正式列人大学艺术教育体系，填补“学院派”教育中长期忽视民间文化艺术认知教育的空白。5月16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座谈会”，并正式启动“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认证、抢救、保护和研究工程”之10多个重大子课题。8月16日，文化部向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报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建议稿）》57，标志着中国的民间文化保护正式进人立法程序。10月22日至23日，“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在北京中央美院召开。会议围绕当前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现状进行了探讨。10月28日，首届“中国木版年画国际研讨会暨中国木版年画大联展”在河南开封举行。12月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在北京举办“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抢救与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12月18日至20日，“首届云南省民族民间美术理论研讨会”在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召开。过去，云南民族民间美术工作主要以普查、收集文物为主，理论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从1998年开始，云南省文化厅在开展民族民间艺人调查、申报、命名的同时，又在全省文化系统内广泛征集民族民间美术理论研究文章，3年来，共收到论文数十篇，经省民族民间音乐、舞蹈、美术艺人调查命名（美术）专家小组评议，共评选出优秀论文奖8篇、论文奖16篇。这些工作，对推动中国民间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民间美术的抢救和保护，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58提出要“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标志着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的自觉意识。2003年2月25日，由文化部授权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的专门规划、统筹和组织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工作机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正式挂牌。随之，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中心也陆续建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保护对象为包括民间美术在内的珍贵、濒危的并具有历史价值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工程从2004年起正式实施，争取到2020年时，使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实现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网络化。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文化部于10月27日在贵州举行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工作会议”，会议公布了第一批10个国家级试点项目59。2004年4月13日至4月16日，“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工作交流会”在云南召开。会议总结并交流2003年贵州会议以来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工作的经验，下发了《文化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以及《关于加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等重要文件，公布第二批国家级试点项目60，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思路。这一系列的工作证明：中国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已进入全面试点阶段。 凤翔泥塑 近年来，民族民间文化特别是无形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也多次提出制定相关法律的议案、提案。用法律来保障民间物质文化乃至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实施，已经成为专家和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共识。2003年5月13日，国家文物局发布了《近现代文物征集参考范围》和《近现代一级文物藏品鉴定标准（试行）》，将“年画、剪纸、风筝、皮影、雕刻、漆器、壁画、蜡染、服饰、头饰、刺绣、地毯”61等民间美术品纳入了近现代文物的征集范围。2004年3月28日至29日，文化部就《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草稿）在陕西西安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来自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相关主管部门的从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立法工作的近30名专家，就草稿的结构、具体条款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而在地方上，继《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之后，北京市于2002年9月10日起开始实施《北京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办法》,通过立法来帮助面临生存危机和传承危机的传统工艺美术行业摆脱困境，并将对“北京传统工艺美术”采取认证制度，给技艺精湛的工艺美术产品颁发证标，以保护和繁荣工艺美术事业。《贵州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于2003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行，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在有条例可依的情况下将得到抢救性的保护。另外，数量众多的各种专题的民间美术展览在国内外展出，并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画册以及数码产品。在中国有关部门的关注和支持下，这些学术活动和出版物的知识产权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一百年来的中国民间美术研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附属到独立的历程；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的民间美术研究及其相关工作，必将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1.由清朝学部侍郎严修在其家乡天津开办，所址为原城隍庙。 2.其前身为天津考工厂陈列馆，展品分本省、外省、国外参考等三部。 3.顾顿刚《国学门周刊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卷213期，1926年1月。 4.蔡元培《何谓文化》，《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2月14日。 5.胡愈之《论民间文学》，上海印务出版社《妇女杂志》1921年第7卷1月号。 6.容肇祖《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民俗》第17、18期合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编印，1928年7月25日，第16页。 7.同6。 8.容肇祖《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民俗》第17、18期合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编印，1928年7月25日，第26页。 9.顾颜刚《厦门大学国学院周刊缘起》，《厦大周刊》第168期， 1926年12月18日。 10.容肇祖《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民俗》第17、18期合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编印，1928年7月25日，第18-23页。 11.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5年第9期。 12.容肇祖《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民俗》第17、18期合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编印，1928年7月25日，第25页。 13.《厦大周刊》第169期，1926年12月25日。 14.王学典、孙廷杰著《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省济南市：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7月，第29页。 15.杨成志《民俗学会的经过及其出版物目录一览》，《民俗》复刊号，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编印，1936年9月15日，第223页。 16.杨成志《民俗学会的经过及其出版物目录一览》，《民俗》复刊号，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编印，1936年9月15日，第225页。 17.同16。另可参见《本所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书籍器物目录（续）·物品类目录》，《民俗》第29、30期合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编印，1928年10月17日，第51-60页。 18.同16。 19.西湖博览会的会址设在杭州西湖的四周，包括断桥、孤山、岳王庙、北山、宝石山麓与葛岭沿湖地区，周长约4公里，面积约5平方公里。共设八馆二所三个特别处。八馆为：革命纪念馆、博物馆、艺术馆、农业馆、教育馆、卫生馆、丝绸馆、工业馆。二所即为：特种陈列所，参考陈列所。三个特别处是：铁路陈列处、交通部电信所陈列处、航空陈列处。其中，教育馆展品总计达4万余件，按展品性质分成6个陈列室展出。 20.鲁迅《经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辑《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12页。 21.鲁迅《介绍德国作家版画展》，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辑《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11页。 22.1935年2月4日给李桦信，鲁迅《鲁迅书信集·下》，北京市：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8月，第746—747页。 23.鲁迅《玩具》，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辑《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01-—402页。 24.钟敬文《民间图画展览的意义》，《民间文艺谈薮》，湖南省长沙市：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240-241页。 25.成立于1933年，1952年更名为南京博物院。 26.参见顾颉刚、娄子匡主编《风物志集刊》，四川省重庆市：中国民俗学会，1944年1月31日。 27.参见顾颉刚主编《文史杂志》第5卷9、10期合刊之《民俗学专号》，1945年10月。 28.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美术》杂志1994年第4期，第4页。 29.参见艾青《窗花剪纸》，陈竟主编《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研究》,北京市：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2年7月，第1—2页。 30.曾昭炳《中央博物院举办中国西南部及南部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会特刊序言》，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炳文集》，北京市：文物出版社，1999年9月，第284-285页。 31.沈雁冰《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7日。 32.参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民间文艺集刊》第一册，北京市：新华书店，1950年，第104页。 33.胡蛮《论民间美术的风格》，《民间文艺集刊》第一册，北京市：新华书店，1950年，第33页。 34.周扬《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1951年计划要点》，《人民日报》1951年5月8日第3版。 35.江丰《四年来美术工作的状况和全国美协今后的任务》，《美术》创刊号，1954年1月15日，第7页。 36.庞薰菜《巩固民间美术工艺的成就》，《人民日报》1953年12 月7日。 37.毛泽东《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2页。 38.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中国民俗学十二年远景规划》，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学术史卷》，北京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第314页。 39.陶阳《保护和抢救民族民间文学艺术遗产》，《民间文学》1957年2月号，第4页。 40.同39。 41.社论《加强民间文艺工作》，《人民日报》1958年8月2日，第3版。42.季龙主编《当代中国的工艺美术》，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第82页。 43.《美术创作问题座谈会摘编》，《美术》1980年第8期，第4页。44.郎绍君《两条借鉴之路——试谈中国画的出新》，《美术》1982年第7期，第15页。 45.廉晓春（1932—1987），中国当代从事民间工艺美术研究的理论家和活动家。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轻工业部长期从事工艺美术的艺术指导工作。 46.曾永义等著《台湾的民俗技艺》，台湾省台北市：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7月，第7页。 47.郭振昌《台湾传统手工艺发展小史》，台湾《时报新闻周刊》1986年6月29日。 48.余英时《培养趣味，提高文化境界》，台湾《联合报》1985年3月4日。 49.曾永义等著《台湾的民俗技艺》，台湾省台北市：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7月，第12页。 50.张士增《农村民间美术的复苏》，《美术》1983年第8期，第17页。51.《劳动人民的美的创造——民间美术学术讨论会纪要》，《美术史论》1984年第1期，天津市：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5页。 52.《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成立大会纪要》，《民间工艺》1984年创刊号，第101页。 53.《劳动人民的美的创造——民间美术学术讨论会纪要》，《美术史论》1984年第1期，天津市：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第5~6页。 54.焦勇夫《在全国民间美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安徽省阜阳地区民间美术研究室编《民间美术》第6期，1988年12月，第2~3页。 55.“中国民间美术基础理论丛书”由邓福星主编，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已出版的有《中国民间美术观念》（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发展史》（刘道广）、《中国民间美术社会学》（王海霞）、《中国民间美术工艺学》潘鲁生），待出版的有《中国民间美术引论》徐艺乙）、《中国民间美术造型与色彩》邓福星）、《中国民间美术与民俗》孙建君）、《中国民间美术比较研究》（陈绶祥）。 56.“两岸民俗文化学术研讨会”1999年4月29日至30日在台湾省台北市国家图书馆国际会议厅举行。大陆地区学者发表的论文有《世纪之交的民族文物》（宋兆麟）、《村寨博物馆：民俗文化展示的突破与问题》（周星）《村落庙会与公共生活秩序》（刘铁梁）《老北京的民俗与民俗文物》（郭子昇）、《闽南民俗文物的保护与利用》（黄炳元）《云南少数民族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杨德望）、《丰富多彩的藏族文物——试论藏族文物的特点及保护》（徐斌）《特区开发对黎族文物的冲击——三访海南黎村》（李露露）《吉祥图艺术三题》（徐艺乙）《纸马艺术的发展及其他》（王树村）；台湾地区学者发表的论文有《从两岸关系和台湾的民俗文物维护生态》（庄伯和）、《海峡两岸文化资产维护管理与保存科技人才培育的比较研究》（陈木杉）、《台湾民俗文物分类架构与登录作业系统研究》（江韶莹）《台闽建屋工匠习俗》（李乾朗）、《试论台湾排湾族传统技艺的保存与再发扬——一个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排湾艺术学苑”新构想》（高业荣）、《台湾移民与建筑文化的传承现象》（阎亚宁）、《大溪“齐明寺”的人文探索》（林明德）、《动植物与民俗》（阮昌锐）、《妇女与民俗文化》（吴福莲）、《民间彩绘演变刍论》（李汉卿）、《台湾民俗文物款识之整理》（黄志农）、《宋江阵的传台与发展》吴腾达）、《秧歌戏音乐之探讨》施德玉）《台湾宗教文物的分类架构》（李丰株）。 57.参见文化部（文政法函[2002]1579号）文件。 58.“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2年11月8日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59.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第一批公布的试点项目有10个，其中综合性试点3个：云南省、浙江省、湖北省宜昌市；专业性试点7个：河北省武强年画、广西壮族自治区红水河流城铜鼓艺术、海南省黎族传统棉纺织工艺、责州省黎平县肇兴侗族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区、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昂仁县迥巴藏戏、甘肃省庆阳市环县道情皮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 60.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第二批公布的试点项目有29个，包括综合性试点3个：江苏省苏州市、福建省泉州市、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专业性试点26个：北京市民间音乐——京西古幡乐，天津市杨柳青木版年画，山西省地方戏曲——耍孩儿，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服饰艺术，辽宁省凌源皮影艺术，吉林省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黑龙江省赫哲族传统渔猎文化，上海市民间曲艺——锣鼓书，安徽省民间歌舞——花鼓灯，江西省地方戏曲——弋阳腔，山东省杨家埠木版年画，河南省传统庙会文化（浚县、淮阳县），广东省民间工艺——雷州石狗，重庆市铜梁龙舞艺术，四川省民间歌舞——卡斯达温，陕西省西安古乐，青海省热贡艺术（同仁县），宁夏回族自治区民间歌舞——回族踏脚，中国艺术研究院：民间艺术音像档案抢救，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民间音乐舞蹈戏曲艺术遗产目录，国家民委文宣司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办公室：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抢救（鄂伦春族、裕固族等），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遗产研究中心：陕北小程村黄河原生态文化，中国陶瓷工业协会：耀州窑传统工艺，中国农业博物馆：农业文化遗产（责州从江、威宁），北京市民俗博物馆：老北京商业习俗，陈哲工作室：普米族传统文化传习小组。 61.见国家文物局（文物博发[2003]38号）通知。
作者简介： 徐艺乙，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民俗学家，从事工艺美术研究、传统物质文化研究、民俗艺术研究和文化遗产研究40多年，出版《手工艺历史与文化》《身边的艺术》《风筝史话》等书。 丹若·民艺 统筹：张西昌 编辑：陈姝婕 石榴民艺社 西安美术学院 西安市雁塔区含光路南段100号 shanximinyi@163.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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