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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第三章结尾的一段曾提到过，当「上海区」制裁了叛徒陈明楚、何行健二人后，同志们痛心之余，有感于这都是日本军阀种下的恶因，故而向上级提出一项具体建议，其主旨是要求上级授权，准予对上海地区的日本武装官兵，给予严厉的打击格杀勿论。 原建议包括以下三要点： 一、以身着军服的日本军人为格杀对象，不论其军阶高低、官职大小，无须事先奉准或报备，得手当场就干掉。 二、其执行地点，以日军占领区及其势力范围之内为限。 三、尽可能避免殃及我国居民的安全。 为了便于明了以及解答可能发生的一些疑问，对以上三点，再加以申述如下：在「上海区」未提出此项建议以前，照规定，无论制裁任何人，包括敌军在内，都必须事先奉准而后可；本案则创下一个特例，那就是可以便宜行事先斩后奏，而实际上也非如此不可。 试想，我们从外形中，顶多也只能辨识出日本军人的兵种及官阶，不可能得悉他们的职位与姓名，因为他们一律不配带符号或名牌。至于他们所负的任务为何，那就更无从得知了。又何况这种事情大部份都发生在临时遭遇之际。 值得特别在这里一提的，是此举的动机：我们所以想要亲手杀掉日本兵，主要的原因是出于义愤，也可以说是由于日军的残暴不仁而激发出来的仇恨心理。 大凡经历过这场八年灾难的国人，如果不太健忘的话，一定是记忆犹新，余痛尚在；而与敌寇短兵相接、不断搏斗的我们，当然会更有切身之恨了。当时一般同志的心理反应是：如果可以不经奉准，便能径自格杀日军武装官兵的话，他们都会争先恐后的乐于执行此一任务。 格杀身着军服的日本官兵，和在战场上攻击敌人一样，旨在打击敌军士气，消灭敌军实力，当然不管他是张三李四了。其所以不杀穿便衣的，即使明知道他是日本军人，我们也以「解除武装」视之。设如有一天日本军人都不敢身着军服到处横行，鱼肉国人，那就证明此一行动奏效了。 再说限制执行地点问题：上海这个地方，比较特殊的是因为有外国租界。「租界」虽然是中国领土，可是受外国人统治。日军当时只占领了上海外围地区，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地界；惟对于以英国为主的公共租界（尚包括美国、日本等）及由法国独占的法租界则仍保持原状。至于日本势力侵入两租界，那是珍珠港事变以后的事了。 日军的活动范围，在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变以前，除上海周匝地带外，其主要地区，则集中于虹口「虹口」，是公共租界的一部份，日本人之经营这块地方，由来已久，日本的重要军政机关均设立于此，而日军官兵出没于虹口街道上的也最多。 此外，在公共租界沪西越界筑路地段，不时亦有日军踪迹。日军之着武装者，偶而也出现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但为数很少，且多在沿黄埔江岸外滩一带。 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在租界内执行，是因为我们有必要利用租界作为掩护；其次则是免得引起租界当局对我政府提出外交上的责难。也可以说多少有点投鼠忌器。其实，事后证明，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 至于说到波及当地居民，也就是因为杀日本兵而害了我们无辜同胞的事，过去已屡见不鲜，每逢一次行动破坏后，日军总是封锁现场，任意逮捕附近居民，除严刑拷问外，且肆意掳掠奸淫，无恶不作。 其接近大都市的地方，因耳目众多，或许还稍有顾忌，到了穷乡僻壤，那就更为所欲为了。举个实例来说，二十七年春，笔者在北平亲率王文诸同志制裁第一号伪头目王克敏一案，事后日本军方立刻封闭九城，切断了一切的交通出入，在一夜之间，全面大搜查，总共逮捕了三千多人，其中与我们有关系的也只有武汉卿夫妻二人而已。其余的都遭到池鱼之殃。 我们有鉴于此，所以我们谆谆告诫同志们：事先绝不利用居民的家屋作为掩蔽，事后则尽可能撤离出事现场，万不可图一时之安全，进入民宅躲藏。换句话说，宁肯多冒一点危险，也不要牵累了同胞。 自二十九年初由「上海区」向上级提出此一建议后，时隔四、五个月，才奉令核准。其间，上级对于这件事，想必作过一番审慎的考虑。若不然，那就是本局也不敢多作主张，而又向层峰请示去了。因为事无先例，是否可以这么仿，上峰自当全面衡量，而免于得不偿失。「上海区」虽然庞大，只不过是军统局的一个外勤单位，对于国家决策，实不宜多作猜测。 「上海区」接奉上级电令准予所请后，并没有通令所属各队组一体遵照执行，只对几个行动单位作了选择性的交代。为什么呢？ 理由之一是：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不能大家一起单做这一项； 理由之二是：要配合各工总单位的个别性能，因为有些个单位并不适合； 理由之三是：上面说过，由于事无前例，执行后之效果如何？各界对此的反应又如何？总要听一听、看一看，如有不当，也便于及时修正。 先前，在拟订此项建议时，曾与「第三行动大队」长蒋安华同学、「新一组」长毕高奎同志，就此一构想的可行性分别交换过意见，他们都认为非常有意义，很值得一试，在执行上，并不困难，而且牺牲小、威力大，对我同志特别是沦陷区的民心，都是一种鼓舞。既然如此，所以当交赋此一任务时，首先就选择了以上两个单位。其后，才陆续的加入了「第二行动大队」及「第六行动大队」。 格杀日军官兵的事，自二十九年九月间开始，至三十年十月下旬为一段落，在一年另两个月当中，前后击毙、击伤日军约五十余件次，死伤总在六十名以上。上列数字，只是大概，因年代久远，如果一个一个连名带姓的列出来，已不可能，就是把所有的档案翻遍了，恐怕也查不出来了。 在记忆中，从士兵到军官佐都有，阶级最高的是少将。 在当时，每一次枪击敌军过后，也只有在新闻报导中，才会知道被击者的姓名，而多半都有姓无名。至于官阶高低，敌方则讳莫如深，不作公开发表。也有全案保密，在新闻中只字不提，始终不知道死者或伤者为谁的。 兹搜集到新闻报导数则，虽寥寥几句，但已得来不易，今日读之，当别有一般滋味也。 （一）重庆大公报二十九年十月七日中央社香港六日电─沪讯：六日上午九时许，有一敌宪兵，骑自行车，在徐家汇天主堂前，突被人开枪射击，弹中背部，受伤倒地，驻交通大厦之敌宪兵及伪警闻讯赶至，将受伤宪兵还院诊治，并在附近戒备，施行搜查，结果毫无所获。 笔者对上海的道路并不太熟，如果没有弄错，「徐家汇」是在上海市法华乡与法租界交界处，而在法租界内则另有「徐家汇路」。既然有敌宪伪警闻讯赶至，那么发生事故的地点，应该在上海市区所谓的「中国地界」；若是在租界范围内，就不会有敌伪宪警了。不过，法租界也有越界筑路，是不是在越界的那一段路上呢？ 上项报导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如果不是身着制服，那又怎么肯定受伤的人是日本宪兵？这个受伤的日本宪兵，我们始终不知道他是谁，更不记得是那一个单位干的了。 （二）重庆大公报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社香港十五日电──沪讯：十三日晨八时，虹口又发生一狙击敌军官案。有刺客四名，闯入狭思威路敌特务机关少佐久保田住宅内，向之开枪，久保田因躲避未中弹。敌军警闻讯赶至，捕获刺客三名云。 查日本的军事机关，大部份都在虹口，而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特务机关」更是花样百出，究竟是哪一个「特务机关」，一时殊难判明。这个未被击中的久保田少佐，所司何职，也弄不清楚。 说到捕去「刺客」三名，当然都是「上海区」的行动员。照上则新闻看，该是一件计划行为，不像是临时起意才比较合乎情理。那么既然事先拟有计划，而事后又有三名同志被捕，笔者多少总有印象才是，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呢？ 另据上海新申报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刊出的「蓝衣社在沪所犯案件统计表」上的记载，久保田一案，其时间是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地点是在虹口施高塔路；时间地点都不一样，惟有被击者久保田无恙这一点是相同的。而日本人姓久保田的，当然不祇一人，所以说这到底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就无法判明了。 在大公报的新闻报导中，提到的是「少佐久保田」，在新申报的统计表中则没有提到官阶，不过在统计表最后一栏的「行动者」、也就是执行单位中，却注明是：「第三队蒋安华、林焕尧」。 如此比对下来，无妨且作一个粗率的假定：案子是「上海区第三行动大队」蒋安华队长派林焕尧诸同志前去执行的，没有击中目标人物久保田而告失败了。事后因走避不及，故有三人当场被捕，至于被捕的是谁？是否有林焕尧同志在内，由于蒋安华同学已去世多年，可就无从查考了。 与上项事件有连带关系的，另有一则消息：「中央社香港十五日电，沪讯：敌十四日开放沪西封锁区，闻其原因有二：其一，大西路及愚园路赌窟华乐饭店等，因被封锁无法营业，损失不赀，乃以钜金买路开放，数额共为五十万元。其二，敌认搜索所谓恐怖份子，不必如此扩大，故将外围开放，但汪家弄等处仍在封锁中。」 按久保田一案发生在北区虹口，敌军为搜索我方工作同志，连沪西一带都封锁了。于此，我们对于日军有两种看法，一则是事态严重，如临大敌；一则是色厉内荏，过份紧张。这也诚如当初我们所预料的，每逢发生一起枪击日军的案子，事后最倒霉的还是当地的居民，其中自以中国同胞为最多。 （三）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海中美日报载称，本报讯：「前日深晚十一时许，有一日本领事馆警察名宫崎敏者，年三十二岁，不知何故，被人在南市文庙路附近，用乱刀砍伤，倒卧血泊中，旋由警署车送难民区国际救济会救治，卒以流血过多，抵院不久，即行毙命。事后日本宪兵队即在该处施行侦查，结果一无所获。」 有关日本警察宫崎敏被杀重伤致死的事，在所谓「蓝衣社在沪所犯案件统计表」中，也有记载：时间是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地点在南市文庙路，执行单位是蒋安华指挥的「第三行动队」。与中美日报所登载的情节两相比对，都非常吻合。 「南市」在上海市南区，不是租界。报导中的「警署」，应是伪警察局。「难民区国际救济会」，想必是一个慈善团体。这件案子，并没有受到上级的鼓励，因为本案的精神，在于打击日本武装官兵，而日本警察虽身穿制服，俱毕竟不是军人，所以严格的说，这么做实在不应该。再检讨其所以发生差误的原因，可能是行动员对于他们的服装辨识的不清楚。报导中有一句话，倒颇有意思，那就是「不知何故」！这除了拜战争之赐外，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呢？ （四）重庆大公报民国三十年一月四日中央社上海三日合众社电，标题是：「孤岛枪声、敌兵又死一个」。内称，据可靠消息：「日兵高桥一日在上海中心区，被一不知姓名之凶手行刺毙命。此为去年九月二十九日以来，日本陆军军人在上海被杀之第十五人云。」 另据所谓「蓝衣社在沪所犯案件统计表」中记载：「高桥胜春，于三十年一月一日，在江湾附近被击伤，行动者第三队蒋安华。」 不成问题，这当然是同一件事，其不同处是一则有姓无名，一则有名有姓；一则已死，一则受伤；一则是在市中心区，一则是在江湾，而江湾算不算是市中心，那要看是从那一个角度作起点了。假定以相毗连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为中心点，西面就是「沪西」二遇多半都是越界筑路；南面一大片叫「南市」，也就是上海的旧市区；东面通称为「绣东」，其间隔一条黄埔江；北面叫「闸北」，包括虹口、江湾在内。 以上就是整个大上海的轮廓。不知道此一说明能否为读者提供一个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合众社的这个报导，它说：「此为去年九月二十九日以来，日本陆军军人在上海被杀之第十五人。」这又怎么解释呢？经查考有关资料后，才发觉原来是这样的──据上海中华日报所载，我们格杀日军官兵的行动，是在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开始的，第一件是击毙了日军矶部芳卫，地点是在北四川路武昌路口；第二件于九月三十日执行，又击毙了日军佐藤精一，地点是在沪西镇宁路。以上二人都不知道是什么阶级，只知道是第三队蒋安华他们干的。 至于说，轮到日兵高桥胜春这一案，是否已经是第十五人，可就查不出来了。不过，他们如此报导，想必也有资料根据。 （五）上海申报三十年一月十六日刊载：「传日海军操场附近，发现炸弹八枚。据昨日某英文晚报载称：日海军陆战队在公平路寻获炸弹八枚一节，据记者闻该区汇山捕房警务人员称，此事并不确实，缘当时有一犹太儿童在该处拾得旧式手榴弹一枚，携之归家，然后由其家人转送捕房报案。」 该申报又称：「英文大美晚报云：日海军陆战队昨日（十四日）下午，在公平路日海军操场隔壁破屋内，寻获炸弹八枚，当经陆战队兵士将其设法移去。此项消息最初传出时，一般误会此项炸弹系恐怖份子预放该处，图炸害日军者。目前，日方正在进行调查，以便确定此项爆炸物之实际来源。」 对了，这只能称为「爆炸物」，不能叫做「炸弹」，因为那全是一些形状不同的爆破装置，为了要适应环境，在表面上看不出是个什么对象上。这是「新一组」的同志们所设计而自行配置的，也许是技术水准还不到火候，所以都没有「响」。 「新一组」的目的，是准备炸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不错，的确如此，他们是把这批「爆炸物」预置于操场附近的一间破屋内，其中几个有「定时装置」，有几个是「触发」的，当初的构想，是在日本海军陆战队出操的时候，引爆而予以重大的杀伤，因恐威力不够，所以同时放置了好些个，是不是所称的「八枚」，记不清数目了。 说不定果如报导中所称，是有小孩子在破屋子里玩耍，而把他弄不懂是个什么的「爆炸物」给拿回家去。假设是这样，那么也许是时间未到才没有爆炸的了。 天下常有许多巧事，不过，在我们的工作要求上，这还当然列为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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