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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22年，由于鲁惠公嫡子公子允年幼，鲁隐公被国人推上君位，代为执政。《春秋》不书“即位”，意在强调隐公是代摄国政。 鲁隐公所处时代，国际环境十分动荡，与鲁国毗邻的郑国、卫国、宋国先后发生内乱。最终郑国在内乱后崛起，国政被郑庄公的铁腕牢牢掌握，在这位雄才大略的国君治理下，郑国国势骎骎日上。鲁隐公算是看清了看清了形势，站在郑国阵营一方，成为郑庄公的坚定盟友。宽仁的性格也促使鲁隐公也积极向周边小国寻求和平。正因如此，鲁国在隐公执政的这几年还算安宁，没有什么太大的战乱。 与宽厚仁弱与生俱来的，往往是遇事不决，犹豫踌躇。由于鲁隐公的母亲声子地位卑微，因此他在国内的威信也大打折扣，费庈父、展无骇、公子豫、公子翚诸卿大夫常常绕过国君隐公，擅自做主开战军事行动、内政建设，更有甚者私自筑城、训练私兵。贵为一国之君的隐公反倒成了孤家寡人，对此毫无办法，既没有制衡权臣的能力，又缺少铲除权臣的魄力。 也许，在他本人的眼里，自己终究是小妾生的儿子，只是一个代理的国君，终有一天，这个位置是要归还回去的。  在自己的前女友、如今的后妈——仲子去世的时候，隐公以国君夫人的礼仪厚葬了他。等到自己的母亲声子去世的时候，葬礼的规模远远不如仲子。鲁隐公此举，也许是向国人表明自己无心权力，不会流连君位；也许是自己内心的自卑和对地位卑微的母亲的怨恨；又或许，他仅仅想博取国人的同情。毕竟，他不是那位“克段于鄢”的郑庄公，他只是“不尸其位”的鲁隐公。 在即位的第十一个年头，权臣公子翚进见隐公，表示他要替国君除掉公子允，让隐公这个国君得以长久的做下去，以此为自己谋求太宰的官职。抉择的时刻到了，是接受公子翚的建议，一劳永逸的除去君位的竞争者，还是严词拒绝，以谋反之名逮捕公子翚。鲁隐公做出的选择是：再次重申自己无心权力的态度，表示弟弟长大后就会还政于他，甚至还安排好了自己退位后的去处。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他把公子翚放走了。 隐公的操作简直naive，纵观春秋战国，有几个成功退位的国君？又有哪个退位的国君得了好下场？放走公子翚后，隐公也没有第一时间找到弟弟向他解释，反而让公子翚抢先一步，向公子允恶人先告状。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公子允可不想哥哥一样仁弱，他当机立断，默许公子翚刺杀隐公，夺回迟来十一年的君位。 当年十一月，趁着隐公祭祀斋戒，离开公宫，住在大夫寪氏家里的时机，派遣刺客将其暗杀。弟弟公子允即位，是为鲁桓公，公子翚也成了拥立新君的功臣。《春秋》没有记载隐公的葬礼，是因为国君无罪而死，行凶的首恶却没有得到惩罚。 纵观鲁隐公息姑的一生，老爹横刀夺爱他忍了，臣子各行其是他也忍了。息姑息姑，姑息则养奸，最终换来的，是自己的惨死。他性格仁弱，又缺少必要的政治能力。如果下决心要做国君，就必须硬下心肠，必要的时侯敢于挥起屠刀铲除异己，以保住君位，更是为了保住性命；如果决定不做国君，就不要染指国君的位置，效法当年老祖先周公，做个相国代摄国政，小国君成年后再归还政权，也不失一种方法。而隐公的做法恰恰是最不当的：他接受了国人的拥立，成为了事实上的鲁国君主。无论卿大夫、国人还是其他国家，都承认这个事实，他们不知道隐公内心的真正想法，只知道他才是鲁国合法的君主。这样，即便是让位，他外不能向国际舆论解释，内无法安定弟弟公子允内心的忧虑，更难以防备心怀不轨的权臣。身处鲁国权力旋涡的最中心，他进不能制衡约束群臣，退难以和弟弟团结一心。在进退失据中又没有自我保护的手段，鲁隐公这艘小船的翻覆是迟早的事儿。 一句话，鲁隐公这样的国君，不适合在春秋这个礼坏乐崩的时代生存。 鲁隐公是鲁国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他的死也拉开了鲁国几百年动荡的序幕，就像《权游》里瑟曦对奈德说的那句话：“When you play the game of thrones, you win or you die.”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即位的鲁桓公最终也因为他的婚姻而丢了性命。至于即位者鲁桓公的故事，会在另一篇叙述。  “身处权力的游戏，你必须赢，否则等待你的，只能是死路一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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