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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下战略'到'挺进东北',短短5天,我党战略方针为何大转变?

 where5 2023-05-03 发布于布基纳法索

1942年7月9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就战后的战略布局提出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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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指出:

战后国共有合作的可能,也有内战的可能,“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至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合作的条件,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

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集中东三省,就是占据整个东北之意。当然,那时还只是一种构想,但是,提出这个问题,表明毛确已将东北纳入战略布局的考虑之内。

1、从“南下战略”到“挺进东北”的转变

毛泽东于1944年在作南下部署之际,同时提出要注意东北。

1944年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

“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时要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

所谓苏联打日本,就是判断苏军的出兵方向是东北。为此,提出了“注意东北”。

如果说1942年毛泽东已经将东北纳入视野,那么,随着“苏联打日本”可能性的产生,意味着中共进军东北的可能性也在产生。

当然,这个可能性还不是近期的,还要依据一个条件,此即苏军的出兵时间。苏军只能在击败德军之后,才能调向东方。

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东北的重要性。

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上讲:

“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

6月10日,毛又一次讲道:

“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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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从城市、工业、尤其是“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来认识东北的战略地位的。不过,上述讲话仍然还只是一种设想。问题提出来了,认识也更加清晰了,但是,在苏军对日宣战之前,仍无实施的可能。因此,中共当时的总体方针,仍然是南下。

王震部自1944年11月南下之后,并未取得预期的战略展开,长时间滞留在湘鄂赣地区。

三五九旅副政委王恩茂,在1945年7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

“经过了八个月,我们的成绩很小,我们的消耗很大。”

但毛泽东并未放弃南下方针,1945年7月22日,毛指示王震等:

“你们的惟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

毛泽东电发出之后不到20天,苏军出兵东北,日本传出投降消息,短短数日之间,中共进军东北的条件突然展现。

延安迅即抓住了这一时机。

1945年8月11日,朱德发布第二号命令: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但是,由于当时诸多情况尚不明了,在公开发布上述命令的同时,中共又发出一个内部指示,解释道:

“这个命令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发。除李运昌部外,并非要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部马上开往四省”。

因此,最初开往东北的只有李运昌部五千人,主要任务是做战略侦察。

一道公开命令,一个内部指示,反映了两个问题:

其一,当战略机遇突然展现之际,中共所具有的敏锐的反应。

其二,当情况未摸清之前,中共并不鲁莽地采取行动。

8月11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王震、王首道:

“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

8月12日,毛泽东又致电华中局,要求:“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扩展”,“决不退回江北”。江南力量指粟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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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电表明,南下的战略方针并未改变。

2、“挺进东北”的一波三折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讲话:

“苏联出兵了,红军来援助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件事情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苏军的到来寄予了极大希望。为此,毛泽东于8月20日,以军委名义致电几个中央分局,抽调万毅等部进军东北,毛泽东要求:“必须明确宣布去东三省之任务(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

中苏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出之后,中共的东北方针不得不重新考虑。

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通知,由毛泽东起草,通知首先指出:

“由于红军顾虑远东和平(这是完全对的)及蒋介石垄断受降权利这两点,一般地决定了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

通知最后说:

“至于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决定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万毅同志所率军队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在热河发展”。

总之,中苏条约的出现,使中共对于能否进军东北产生了疑问,但并未放弃。

8月28日,朱德对即将出发去东北的干部发表讲话,强调要积极向东北发展。

朱德说:

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要走半年”,“即使走到了,他有百把万人,我们也有百把万人,顶多还是他占城市,我占乡村,像日本占领东北那样。”

面对中苏条约的不利局面,中共表现出顽强而主动的精神。

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

“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

该指示为刘少奇所发,刘对苏军态度的估计是准确的,也就是将对中共采取“放任”与“同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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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由于李运昌等部在东北迅速发展,尤其是苏军对中共基本采取默认态度,为此,中共向东北的进军计划逐步加强。

9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分局:

“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萧华前去统一指挥。”

该电表明,中共派往东北的兵力与干部均在加强。

3、决定“挺进东北”战略的一周

真正认识到进军东北的可行性并就此作出整体战略调整,大约是在9月14日~19日之间,不足一周时间迅速完成。

9月14日,朱德在延安会见了东北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的代表贝鲁罗索中校,苏军中校转达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意见:

蒋介石军队与八路军之进入东北,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苏联红军退出东北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东北;八路军之个别部队已到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吉林省长春市、热河省平泉县等地,请朱总司令命令该部队退出苏联红军占领之地区。

对于苏军提出的“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须退出的要求,中共方面不难答复。

当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致函马林诺夫斯基,表示:

在热河、辽宁,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意即中共军队本来就在东北,并非现在“进入”,因此无须撤出原地。

在听取了随苏军中校一同来延安的曾克林的汇报之后,9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力争在东北建立根据地,把原来准备南下的十万部队、两万干部转而挺进东北。

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局,彭真任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

彭真、陈云二人,是毛泽东赴渝谈判时刚刚提升的两位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位居中共最高领导层。彭、陈等人随苏军飞往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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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局的组建,尤其是东北局领导成员的配备,表明中共真正把战略重点摆在了东北。上面这个过程表明,中共在东北问题上,由设想、部署、摸底到决策,思路与行动逐步统一起来。

4、“挺进东北”的战略方针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中共将战略重点摆在东北,那么,必然牵动全盘战略调整。

没有一个相应的调整,也就没有战略重点。怎样调整,这便是全部问题的实质。

9月14日,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就整个战略调整问题向华中局和延安提出意见。

黄克诚首先分析了敌我态势,指出国民党的战略意图是抢占华北、华东的城市和交通要道,“以分割孤立我军各战略区,使我军不能自由调动”,时机成熟之后,再予以各个击破。

而在中共方面,“我军数量虽大,但精干坚强之主力不多,占领地区大,我主力分散,各大战略根据地,除山东外,突击力量均欠强大,均很薄弱…且无一个根据地因人民地形粮食诸条件之结合上,比得上过去之中央苏区”。

也就是说,中共最大的隐患在于,根据地和主力部队均较分散。为此,黄克诚建议,中共应力争“创造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

黄克诚具体建议:

东北“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

同时,在关内则集中力量创造两个战略根据地,即“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他各地区,则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为实现上述目标,黄建议各主力部队应向上述地区集中,建议江南粟裕部调回江北。

黄克诚上述意见的核心是:

“我党若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

其中,关于现有根据地当中,没有一个“比得上过去之中央苏区”的看法,十分尖锐。

黄克诚的具体意见是:将东北建成“总根据地”,同时,在晋绥察和山东两处,建立两个拱卫东北的战略根据地,其他则成为战略根据地的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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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总体构想之后,黄克诚又提出将粟裕部由江南调回江北,这就把战略部署的调整问题,具体地提了出来。

归结起来,9月14日,延安作出了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北的决定。

但是,这个决定仅触及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即重点放在何处的问题,没有触及战略布局如何调整的问题。

而黄克诚的来电则触及到问题的两个方面,既提出了重点放在何处的问题,又提出了如何调整布局的问题。没有相应的调整,等于没有重点。

正因为黄克诚的来电实际上是对延安9月14日决定的补充,因此引起延安的高度重视。

9月15日,延安将战略重点放在东北的决定与黄克诚来电,一并报告在重庆的毛泽东。

9月17日,刘少奇致毛泽东,提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

在此前提下,刘少奇提出:“我之战略部署须立即加以考虑。”

刘少奇建议集结重兵于冀东、热河一带,“以备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

接下来建议:“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

刘电表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是由重点争夺东北而引出的结论。

5、“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最终确立

9月18日,刘少奇再次致电毛泽东:

“满洲四周连接苏联势力,南面旅大又系苏联军事管制地带,故我们如能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入满洲,控制东北,此着关系极大…又饶漱石提议从新四军调数万兵力到山东,以便山东兵力能迅速进入东北。黄克诚提议陇海以南兵力北调,以热、察、东北为第一全国战略根据地,以山东、太行为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余为卫星,他认为如此可长期坚持,一切不怕。”

刘电指出了东北的区位优势,其周边为外蒙、苏联、朝鲜(苏联势力),因此,只要控制热河、察哈尔、冀东以及南满沿海地区,便能阻止蒋军进入,从而控制整个东北。刘电提到黄克诚,表明黄克诚关于建立多层次战略根据地的意见,引起了刘少奇的高度重视。

9月1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分析了控制东北的可能性,表示:要下决心,坚决行动,舍得把其他地方丢掉。

刘少奇所言,讲到了要害,只有丢掉一些地方,才能突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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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会议上,朱德讲到南北战略取舍问题,朱说:

“南面定天下”,古来如此,我们将来也会如此,但我们现在要争取北方。只要北方行,南方不巩固甚至丢一些地方也是需要的。苏北、皖中、长江流域,准备做交换条件,我们要来个主动的行动,形成北面归我们的形势。

经过以上反复磋商,中共的战略方向与战略调整最终确立。

1945年9月19日,刘少奇向党内发出指示电: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

围绕这个中心任务,刘少奇对全军战略部署作如下安排与调整:

以晋察冀、晋绥两地区的力量控制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上述地区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战略根据地。山东主力抽调到冀、热、辽地区和东北。

新四军主力则抽调到山东,新四军江南部队撤至江北。

刘少奇最后指出:

“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从9月14日提出将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到9月19日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调整,总共只有五天。

9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黄克诚:

“你的提议中央同志都看过,并在原则上同意你的意见。中央关于目前战略部署电凉你已收阅。望你以后多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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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这个重大的战略调整,“原则上”是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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