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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演义》中的“刮骨疗毒”是小说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场景之一。这个场景从西晋的《三国志·关羽传》到元代《三国志平话》，再到嘉靖刊本的《三国志演义》中得以定型，形成了一套从史传到小说的文本系列。“刮骨疗毒”不仅是小说文本中塑造关羽形象的核心场景，而且也成为民间信仰中神化关公最著名的事件之一。 对于这一《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场景，前人研究多从虚实角度切入，探究人物与情节的增设[1]。另外，还有考察“刮骨疗毒”的传播与演变的[2]。 与此不同，笔者着眼于“刮骨疗毒”场景的微观知识生成史与艺术化过程。换言之，以“刮骨”来实现“疗毒”目标这样一种有悖于古代外科实践的治疗方法，是如何成为文学经典场景的。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知识，在小说中出现，一定经过了剪裁与拼接，以便适应小说的叙述节奏和文体特征。同时，小说家的艺术想象，也一定有赖于当下或既往的知识累积。 本文着力讨论《三国志演义》诞生时代及以前的医学知识与经验，是如何经由叙述者的艺术加工，从医学背景变为医学场景的。前人研究胪列的历史典籍中诸多武将的箭伤处理文献，在笔者看来，大多只是服务于武将形象塑造，与外科知识关系不大。 那么，小说描写中所依据的外科知识的来源，以及它们在小说描写中的表达就成为一个十分有价值的问题。我们需要从“刮骨疗毒”的古典医学知识反推回去，梳理这一场景赖以存在的逻辑起点、外科知识与医学背景。  一、“刮骨疗毒”的逻辑起点、外科知识和医学背景 毋庸置疑，创造“刮骨疗毒”场景的小说家一定具有朴素的古典医学素养，这是他展开艺术想象的思维基础。浸淫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的氛围里，同一时代的读者与小说家其实共享着一套类似的颇为朴素的古典医学思维，只不过习焉不察了。 在古典医学的思维系统里，“骨”和“髓”分别处于这套秩序的最里层，例如《黄帝内经·素问·刺要论》就提出了“病有浮沉，刺有浅深”，认为“病有在毫毛腠理者，有在皮肤者，有在肌肉者，有在脉者，有在筋者，有在骨者，有在髓者。”[3]将骨髓视为疾病所能侵犯的最深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说“病入骨髓”。 这样一套疾病传导秩序最著名的例证是“扁鹊见蔡桓公”，出自《韩非子·喻老》：扁鹊将疾病的发展分为“在腠理”“在肌肤”“在肠胃”和“在骨髓”四个阶段[4]。虽然顺序和具体名称与《黄帝内经》不尽相同，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 此外，我们还应搞清关羽所中何“毒”。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和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中，都未言明关羽手臂所中毒箭为何毒。直到《三国志演义》方才说明关羽所中是“乌头药毒”[5]。按小说逻辑，“乌头药毒”可以“直透入骨”，对关羽最大威胁是“此臂则无用矣”。 然而，古典医学典籍中的乌头中毒却凶险得多。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明确记载了中乌头毒箭的症状：“入人皮脉，令人短气，须臾命绝。”[6]症状之凶险，绝非小说中关羽的“血流不息，右臂青肿，不能动止”这般轻微。 如果按照医书描写，关羽中了乌头毒箭后必是“口噤唇干，血为断绝，腹满不言，其人如醉”。这不仅有损关羽形象，也使小说情节无法展开。试想他如何能与马良对弈，与华佗谈笑呢？ 既然乌头药箭如此厉害，古代医书必然提出急救手段，只不过并非“刮骨疗毒”，场面还很容易引起不适：“人若中之，便即食粪，或饮粪汁，并涂疮即愈。不尔，须臾不可复救。”这是《诸病源候论》提出的乌头箭毒急救方法，认为只有吃屎或者喝粪汁才可能救治致命的乌头毒。 以今天的医学认识看，这显然是不科学的，但古典医书确实如此记录。对于医治，书中还强调“小缓，毒入内，则不可救”[7]。难以想象，如果按照古代真实外科急救知识来结撰小说情节，那么《三国志演义》中将出现的场景是：关羽端起一碗粪汁，面不改色，一饮而尽，谈笑风生。 如果真是这样，关羽还会是人们心中的战神吗？叙述者之所以没有选择更为贴合当时医学认识水平的“饮粪汁”，而是选择了纯属虚构的“刮骨疗毒”，便是因为粪便在身体秩序中处于最末端，进入小说颇不雅驯。 同时，《诸病源候论》也提供了一些小说“刮骨疗毒”场景的外科知识来源。该书卷三十六《箭镞金刃入肉及骨不出候》条曰：“箭镞、金刃中骨，骨破碎者，须令箭镞出，仍应除碎骨尽，乃傅药。不尔，疮永不合。纵合，常疼痛。若更犯触损伤，便惊血沸溃，有死者。”[8] 材料中规定了箭伤治疗的基本原则，也是《三国志演义》“刮骨疗毒”场景赖以存在的重要知识来源。我们对读史书《三国志·关羽传》与小说《三国志演义》，看到“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9]和“拔箭，血流不息，右臂青肿，不能动止”[10]的叙述，应该了解它们的古典医学知识来源在医典中有明确记载。 另外，《诸病源候论》中提到的“除碎骨尽”究竟如何除，这在古典医学的范畴中为外科手术提供了生存与延续的空间。除了《三国志》中所记载的华佗外科神技，医典和史书里也记载了许多采取外科手术治疗骨折的方法与实例。 医典方面，东晋《小品方》记载了切开治疗骨伤法：“若有聚血在折上，以刀破去之”[11]。宋代的洪迈和元代的危亦林都曾在医书中记载过“凿出败骨数寸”[12]的外科手术。阐述了“切开复位”治疗骨伤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史书方面，《魏书》卷二十五载长孙子彦“少尝坠马折臂，肘上骨起寸馀，乃命开肉锯骨，流血数升，言戏自若。时以为逾于关羽。”[13]长孙子彦出身将门，小时曾手臂开放性骨折，治疗采用了“开肉锯骨”的手术。他的壮烈行为被认为“逾于关羽”，一方面说明关羽疗伤的故事在南北朝时期便已很有知名度，另一方面也证明“刮骨疗毒”的知识依据很大程度上可能与古典医学史上不绝如缕的开放性骨折“切开复位法”有关。 对比《魏书》与《三国志》相关段落描写，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病因不同，但《魏书》“开肉锯骨，流血数升，言戏自若”的描述，与《三国志》“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何其相似乃尔。 另一个需要指出的知识源头是“刮骨”之“刮”。前述医学文献清楚地告诉我们，“刮骨”对于疗毒并没有作用，然而小说中的“用尖利之器割开皮肉，直至于骨，刮去药毒”的想象必有其依据。其中既有《三国志·关羽传》“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的影响，也有医学典籍的影响。 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有《治痈疽妒乳诸毒肿方》一则，虽然描摹的病症是痈疽等各类“毒肿”，但外科手术的治疗方法，尤其是引流脓液的方法与史传及小说中的“刮骨疗毒”十分相似：“忽得熛疽著手足肩，累累如米豆，刮汁出，急疗之。”[14] “刮骨疗毒”，其要义在于“刮”这种外科手术的方法。此种方法，正与治疗痈疽等“毒肿”的“刮汁”手术神似。“疗毒”之“毒”与“毒肿”之“毒”虽然在中医的概念里完全不同，但是其手术方式却十分相似。同时，“刮骨”所产生的“臂血流离”，与“刮汁”所产生的“脓血”，在画面感上也十分近似。 故而，笔者认为“刮汁”的手术方法，可能启发了小说中“刮骨疗毒”的写作。上述几个方面的外科知识，极有可能是“刮骨疗毒”的知识来源。 毋庸置疑，“刮骨疗毒”的神奇性不仅与小说家的叙事笔力与艺术巧思有关，也与那个时代的医学知识背景有关。以我们今天的医学知识反推当时的，会质疑手术的一系列环节是否科学合理，而浸淫于小说写定的明代的外科知识背景中，当时的读者也许会更惊异于外科手术本身。《三国志演义》中华佗的外科手术神迹，以当时的中医外科知识背景论，会显得更加匪夷所思。 据研究，宋代以后古典医学的外科知识出现了“内科化”[15]的趋势。“内科化”趋势集中表现在骨科方面：“外科学在宋代就受到保守的疗法所支配，前期外科手术技术得不到发展。……正骨以手法为主，开放创口治疗以冲洗及药物疗法为主，对骨疽的死骨以药物追蚀为主的中国骨科治疗学的形成”[16] 在魏晋及唐代的中医外科典籍中有主张合理使用手术的观点。例如唐代蔺道人的《理伤续断方》对于骨科手术的态度很积极，甚至有针对闭锁性骨折进行切开治疗的：“凡伤损重者，大概要拔伸捺正，或取开捺正。”[17]这种骨折处理方式即使今天看来也颇为大胆。 而同样是骨折外伤，到了明代薛己的《正体类要》，处理方法就要保守许多：“如手足筋骱断去者，无妨。骨断筋连，不急剪去。若侵及好肉则不治。若预为调补脾气，则无此患。”[18]由此推知，一位明代的骨折患者即便是“骨断筋连”，严重骨折，医生的治疗很可能是为你“调补脾气”。古典医学的外科知识“内科化”在《三国志演义》文本生成的明代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外科“内科化”的趋势使得宋代及其以后的医书，在叙述中也表达了对于刮骨一类手术的严重排斥。宋代唐慎微的《证类本草》直言：“至于刳肠、剖臆、刮骨、续筋之法，乃别术所得，非神农家事。”[19]书中将“刳肠”“刮骨”等外科手术视为旁门左道，根本不承认其在古典医学中的正统地位。 有此医学知识背景，我们可以想见明清读者初见“刮骨疗毒”描写之时的惊奇之感。这在毛批《三国演义》中有明证，如第七十八回“治风疾神医身死”毛批总评曰：“凿其头，则是欲杀之也。臂则刮，未闻头可凿。如凿其头而能活，必如左慈之幻术则可，若以言医，则无是理也。无是理，则其欲杀之无疑也。”[20] 毛纶、毛宗岗父子是明清之际《三国演义》最著名的读者，在他们的医学知识里，“刮骨”尚可理解，“凿头”之类的外科手术已是“幻术”，超越了他们想象的边界，因而被认定是华佗谋杀曹操的计谋。可见不同时代的医学知识与背景不仅影响着小说的艺术构思，同样左右着读者对于小说的理解角度。 二、从史传到小说的时空设置：“刮骨疗毒”价值维度的规范化历程 “刮骨疗毒”场景的传奇性，有赖于想象外科知识与医学背景的映衬。同时，医学知识参与叙事，还需要从史书到小说的价值维度的规范。“刮骨疗毒”的想象有一个历史原点是《三国志·关羽传》[21]。我们发现其与小说《三国志演义》叙述有四处关键性差异： 首先是时间设置。按照传记时间顺序，关羽中箭并且“刮骨去毒”是在刘备取西川之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进位汉中王之前，而小说中将这一时间后置，移到了刘备称王之后，关羽北伐过程中。 看似随性的移动，实则寓意深远：将关羽一次寻常的战伤治疗调整为关羽人生最后的辉煌时刻，“刮骨疗毒”之后，便是败走麦城。史家为了塑造关羽威猛形象的闲笔被小说家准确捕捉，提炼升华为关公“战神”形象的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笔，可谓精心结撰。 其次是人物设置问题。历史上关羽受伤，医治者并非华佗。根据《三国志·华佗传》记载，华佗早在曹冲去世（208年）前就已被曹操杀死，不可能再为关羽疗伤，但小说却把历史上的无名医官换成了三国时期最负盛名的“神医”华佗。小说家为了解决服务于魏国的华佗何以来到敌营为关羽疗伤的难题，还增设了“慕名而来”的场景，愈加凸显关羽的英名远扬。 再次，更值得玩味的是叙事动力——关羽伤情的设置。按照《关羽传》描写，关羽的战伤是左臂被流箭射中所造成的贯穿伤。后来疮口虽然愈合，但是留下了阴天下雨骨痛的后遗症。医官认为是箭头有毒，必须采取刮骨去毒的手术。其实，这种情况下，做出箭头有毒的结论是较为草率的。前文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小说中增设的关羽中乌头毒箭，从症状到治疗，都与古典医学知识相悖。 按照《三国志》的记载，关羽在伤口愈合后仍然时常疼痛，有可能是箭伤所造成的骨骼碎片导致的骨髓炎，例如医典中曾提到“应除碎骨尽，乃傅药。……纵合，常疼痛”[22]，应指史传中关羽的这种伤情。 一个历史情境中可能无“毒”的“刮骨”场景，经过小说家巧妙点染，通过“佗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和“用刀刮之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两个场景，反衬出关公“饮酒食肉，谈笑奕棋”的军神气概。 最后，从史传到小说，时空设置更为合理。史传中简洁洗练的叙述方法，在小说系统里，从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到明代的《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刮骨疗毒”说书，文笔越发繁复，细节更为丰盈。 同时，一些细节的夸饰与改写同样值得注意，最著名的是手术过程，从短短八个字的“破臂作创，刮骨去毒”，发展到三百余字的场景描写，其中的艺术想象向纵深发展。仅举一例说明，关羽手术过程中的流血，史传中是“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小说中则使用了“须臾，血流盈盆”。从“盘器”到“盈盆”，夸饰的不仅是容器的体积，而且也有叙述的笔法与场景的审美意蕴。 从史书到小说，“刮骨疗毒”场景除了具体叙述的增设外，其价值维度也趋向规范化。细读《三国志·关羽传》中的文字，第一次将周围人的惊恐万状与关羽的“言笑自若”相对比，虽然无一字褒贬，但是突出了关羽异常的勇烈气质。 正是在《关羽传》所奠定的基调下，后世的史书中出现了一批描写勇将“刮骨”的模拟之作。清代史家赵翼的《陔余丛考》中有《刮骨》一则，专论及此[23]。他一口气列举了关羽之后《吴志》《北史》（《魏书》）《宋史》《元史》等材料中的武将，大多因战伤而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刮骨、割筋之痛。“言戏自若”“神色自若”“谈笑如常”“神色自若”等等词语，皆意在表现猛将的忍痛意志和英雄气概。 这方面，与《关羽传》的叙述目标近似，可以说《三国志》塑造出一套史传中的猛将“刮骨”叙述程式，其核心意旨是用疗伤的不寻常而血腥的手法来表现猛将的刚猛性格与坚强意志，服务于人物形象的塑造。 耐人寻味的是，史传中的猛将“刮骨”虽然叙述程式与《三国志》中关羽刮骨相近，但情感色彩却还未定型：有的是正面歌颂传主的刚烈英气，有的则是反面烘托传主的“刚暴难制”。这可能与中国文化对于“刚”的歧义性解读有关。 最明显的例子是唐刘餗《隋唐嘉话》记述的隋唐之际高开道“铍面凿骨”[24]的事迹。高开道面部中箭，医治过程中“骨裂开寸余”“谈笑如常”。这样一位关羽式的硬汉，他的身份竟然是叙述者立场中作乱的反贼。 史传中猛将“刮骨”的叙述程式，与高开道暴躁残忍的性格特征相叠加，在二者之间建立起崭新的逻辑关系。《三国志》确立起的关羽“刮骨疗毒”的价值维度在这里不经意间被推翻了。 无独有偶，《新五代史》中也叙述了一位猛将苌从简，受伤后同样采用了“刮骨”故套[25]。叙述者用医工与周围人的惊慌犹豫反衬出苌从简的从容淡定，言笑自若，然而实际上“其为人刚暴难制”。原来，“刚暴难制”也可以是勇将“刮骨”程式的一种可能的价值维度。 经过观察比对我们发现，经过魏晋南北朝时代频繁的征战，一些将领有意无意地自我塑造抑或由史传塑造成关羽型的勇将，然而“刮骨”行为到底太过血腥，有违儒将的忠义色彩，故而在史传中与一些反叛猛将的事迹相结合，使得“刮骨”壮举脱离了关羽形象，在价值维度上发了些许偏移。 只有到了《三国志平话》以降的小说里，萌发于《三国志》的关羽“刮骨去毒”故事在价值层面才重新得以提炼与纯化，史传中道德倾向不明确的勇将“刮骨”程式重新回归到已被神化的关羽身上，反过来被赋予了展现关公神勇的重大使命。可以说，从史传的“刮骨”程式到小说的“刮骨疗毒”叙事，在价值维度经历了从不明确到规范化的变迁历程。 不过，在《三国志演义》已广为传播的晚明时代，虽然“刮骨疗毒”已成为关羽形象的构成要件，但在史料笔记中的几则“刮骨”叙事，其叙述者的价值取向仍然是负面的。 晚明黄尊素的《说略》卷六记载山阴祁承煃“偶得足疾，其父母欲其速愈，信医人刮骨法，缚而刮之，哀号至死。”[26]祁承煃的脚病，因为父母希望他早日康复，误信了庸医的“刮骨”法，结果使得这位青年竟然“哀号至死”。叙述之中不仅充满了对“刮骨”手术的不信任，也饱含着对祁家父母的嘲讽与对少年之死的惋惜。 更有甚者，伍袁萃的《林居漫录》竟然把“刮骨”行为当作坏人的报应来叙述：李进士干尽坏事，登第后忽然左太阳穴奇痒无比，医生竟然用刀刮骨，结果头破髓出，报应惨死，寄寓着叙述者的嘲讽[27]。 可见虽然“刮骨疗毒”与关羽形象紧密关联，但是脱离了武将战伤医治，进入日常生活叙述的“刮骨”手术，在明清一般的知识系统里，不仅跟勇将壮举没有分毫关系，甚至还可能成为大众嘲弄的对象。由此反观《三国志演义》“刮骨疗毒”场景，才更觉得它是一场非日常手术想象与英雄性格塑造的文本奇迹。  三、非日常手术想象：人物性格的必然选择与文本层面的反讽意味 医学场景的艺术想象有赖于医学知识而生成，同时又必须对相关知识进行剪裁、拼接乃至重组变形。“刮骨疗毒”将古典医学外科知识中的若干思维、观念进行艺术化处理，进而建构出的一套并不真实存在但具有感染力的一场想象的手术。 这套想象的根本目的是写人，写一对不寻常的患者与医生。小说中艺术化的知识与技术都为这个中心服务。因此，叙述者必须舍弃医书中治疗乌头中毒的“饮粪汁”，而采用绘声绘色、鲜血淋漓的“刮骨”手术；同时，叙述者也绝不能使用历史上由华佗发明的麻沸散进行麻醉[28]，因为这同样有损于关羽的神勇形象。 不仅是神勇，傲慢也是患者关羽性格的重要侧面。可以说“刮骨疗毒”场景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呈现关羽晚年日益傲慢的性格特征而设置的。 事实上，小说中关羽的傲慢从率军攻打樊城时便开始集中表现。关羽北上，威震华夏，然而他却先后两次中箭，骄傲的性格彰显无疑。前一次是因为与庞德交战，不慎被射中，为关平救回。 关平屡次劝谏关羽：“父亲守三十年之英风，不可因一言之辱而弃泰山之重，与顽石共争高下也。”[29]关羽始终不听，遭庞德冷箭伤及左臂。 后一次是关羽用水淹七军之计擒于禁、斩庞德，乘势攻打樊城，却因“身上止披掩心甲，斜袒绿袍，旁若无人”，被守城的曹仁派弓箭手射中右臂，回营后才发现是药箭。两次中箭皆因“大意”，一方面为后文“大意失荆州”做铺垫，另一方面也寄寓着叙述者对关羽晚年性格越发傲慢的暗讽。 叙述者在此借用关平的劝谏提醒读者：此刻的关羽已到晚年，将军老矣，不仅武力不复当年雄风，而且性格更加傲慢固执，甚至亲身犯险，将北伐大事“等闲轻如鸿毛”。紧接着，关羽中箭之后，王甫等人劝关羽退兵回荆州，关羽却说：“岂可因小疮而误大事”，坚决不肯撤退，然而终究臂痛，战事陷入僵局。 叙述者此处没有史实依据，为了将“刮骨疗毒”故事置于樊城之战后，走麦城前，而特地插入王甫等人劝阻的情节，既颂扬了关羽的忠义气节，也在文本层面隐含的对关羽“刚愎自用”性格弱点的反讽。 小说叙述关羽正在为难之际，华佗主动前来为关公医治。在写华佗为关公诊病之时，小说的叙述方式很值得玩味：华佗重复了两遍“但恐君侯惧耳”。关羽则报以两个“笑曰”。当华佗说出第一个“只恐君侯惧耳”时，关公“笑曰”：“吾视死如归，有何惧怕！” 这句话是《三国志演义》中关羽标志性的回答，并非随口说出。关羽前此这样回答是在《三国志演义》卷五的“张辽义说关云长”[30]一则中。如果我们将这两处“视死如归”类比，会发现“屯土山约三事”“降汉不降曹”是关羽忠义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刮骨疗毒”则同时体现出关羽忠勇与骄傲两方面的精神特质。 同时，“刮骨疗毒”场景中关羽的“视死如归”，也有后文败走麦城作为照应，有一语成谶的意味。当华佗终于说出治疗方案之时，关羽继续报以“笑曰”，这第二个“笑曰”之后，关羽说：“如此，容易！何用柱环？”等于否定了华佗所提出的治疗方案，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悬念。 叙述者着力描摹的并非手术细节，而是此前患者与医生的一番言语“较量”，其叙事意图在写人，已寄寓于对话之中了。 真正到了描写手术，叙述者反而没有对治疗的详细流程着墨过多，只是抓住几个典型场景，将史传中的“臂血流离，盈于盘器”发展成为“陀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陀用刀刮之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突出了周围人的紧张神情。运用侧面渲染烘托的手法，叙述者越是描摹刮骨的声音和水盆中淋漓的鲜血，越能凸显患者关羽的勇毅本色和医生华佗的高超医术。 除了凸显人物性格与文本层面的反讽之外，小说叙述的巧妙之处还在于“刮骨疗毒”的诊治过程完全与日常生活逻辑相反：作为医生的华佗提出一套简单的手术方案，被作为患者的关羽否决。然后患者拿出了一套更难，更考验人类意志力的方案，请医生执行。 这样叙述之所以合乎逻辑，就在于叙述者与读者都深切了解关羽的性格特征。大义凛然与刚愎自用是关羽性格的一体二面。“如此容易，何用柱环”这样非日常的要求在《三国志演义》中，除了关羽，也许张飞、许褚等其他猛将也能提出。但接下来“吾岂比世间之俗子耶”的反问，则恰如其分地表露出小说中只有关羽才能表现出的傲视群雄、睥睨天下的骄矜气概。 换言之，将自己与一切世间“俗子”相对立，恐怕也只有“武圣人”关羽才堪匹配。这既是他成功的根由，也是他败亡的原因所在。更有说服力的是关羽的言行合一。手术过程中刮骨悉悉有声、血流盈盆，而关羽却“饮酒食肉，谈笑奕棋”。很快，关羽“岂比世间之俗子”的言说被他的行为证明了，关羽和华佗也就此成为“战神”与“医神”。 正如小说评点者毛宗岗所说：“如此医人是神医，如此病人亦是神人。”[31]经过手术前的颉颃与默契，关羽和华佗成功地实施了这套高难度而且不可复制的手术，并使得两人的合作成为绝唱，永远令人追怀与敬仰。 按照小说叙述，此后关羽便大意失荆州，身死麦城。“刮骨疗毒”叙述中的孤傲战神使得这一最后的高光时刻在悲凉之中带有了反讽意味；而离开荆州后的华佗，则在为曹操诊治头风之时误提关羽，同样招致杀身之祸。小说人物的悲剧结局，恰好反衬出“刮骨疗毒”的悲剧意蕴和崇高风格，将瞬间的手术描摹定格为永恒的写人典范。 四、华佗的叙事功能：“刮骨疗毒”与“医治风疾”等场景的勾连与对照 《三国志演义》中“刮骨疗毒”场景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其成功塑造了主要人物关羽最后的光辉时刻，而且也在于它与前后的医学场景相互勾连、对照，构成了一幅恢弘的战争医学图景。 从人物功能角度谈，“神医”华佗恰是串联起以“刮骨疗毒”为中心的一系列医学场景的功能性人物。可以说，虽然华佗形象并非《三国志演义》首创，但却在小说中被赋予了丰富的叙事功能。他不仅有利于塑造关羽军神的形象，也激活了一系列场景，使得华佗成为了一面烛物照人的镜像。 “刮骨疗毒”作别关羽之后，华佗飘然而去，再次出现在文本中是小说卷十六的“曹操杀神医华佗”。曹操晚年患头风，华歆因此举荐“神医”华佗前来医治。叙述者特地在华佗诊病前补叙华佗的出身经历、治病神迹等事。 为了勾连起前文本，叙述者借曹操之口问道：“莫非江东医周泰者乎？”恰与关平问华佗者相合。可见华佗为周泰治伤是其成名之作，同时也华佗卷入是非之始。在曹操与华佗的交流之中，处处可见这段叙述与“刮骨疗毒”乃至“医治周泰”[32]等前文本的照应： 首先，诊治流程近似，曹操与关羽一样，先闻华佗之名，又经过医生问诊，并提出手术方法，患者否定这一大致流程。 所不同者，一方面是华佗慕名为关羽“刮骨疗毒”，而为曹操治疗“医治风疾”却是“差人星夜请华陀入内”[33]。前者是不请自来，后者是请而后来，医生对患者的态度截然不同；另一方面，诊疗结果也有天壤之别。同样是否定了医生提出的手术方案，关羽经过“刮骨疗毒”，得以继续作战，而曹操却因为怀疑华佗欲杀自己而将其下狱杀害。透过华佗这面镜鉴，关羽的忠勇仁厚，曹操的多疑诡诈都显露无疑。 其次，华佗在与曹操的交谈中不断提及前文情节，使得一系列文本构成了互文关系。 正如毛批所说：“周泰事在曹操口中照应，关公事在华佗口中照应，只两事匀作两番写，又以华佗口中一段闲文叙之。”[34]曹操提及周泰，而华佗提起的却是关羽。二者一样回顾前情，却是两番心态：曹操不提关羽，不是不知道“刮骨疗毒”，而是心中有所忌讳，故意不提；而华佗绝口不提医治东吴周泰，也并非谦逊，而是其对关羽的敬仰远胜周泰。 同时，在叙事层面，华佗言说中的一取一舍，也显示出华佗这样的专业人才对于当时实际存在的曹魏、孙吴和蜀汉三个割据政权的人心向背。所以表面上看，华佗在曹操面前误提关羽，导致曹操猜忌，因而招致杀身之祸。 实质上，华佗之死是必然。他的丧生是在不经意间表露出当时士人普遍的真实心理而招致了当权者的忌恨所导致的。小说中的曹操最大的性格缺陷是“多疑”，然而华佗却将真相和盘托出：“今王上小可之疾，何多疑焉？”华佗的真话刺痛了曹操，加之关羽虽死，曹操对关羽的忌惮仍然存在。他果然疑心到华佗“利斧砍开脑袋”这个天方夜谭般的手术方案是在为关羽报仇，才迫不及待地必欲除之而后快。 更进一步讲，叙述者在叙述宏大军事战争等历史事件之中，不时设置并刻画华佗这样一个医者形象，其价值本身就值得重新认识。 华佗在小说中一共出现了四次。他的出场在小说卷三“孙策大战严白虎”，华佗因董袭、虞翻的引荐而成功救治了“命在须臾”的周泰。然而在卷六孙策遇刺之时，叙述者却遇到了叙事难题：东吴之主孙策遇刺。这时如果安排华佗为孙策医治停当，便违背了史实；如果安排医治不效，则“神医”性命很可能难保。因此叙述者安排华佗“往中原去”[35]，医治孙策的是华佗的徒弟。 巧合的是华佗之徒所诊断的孙策之伤，与关羽别无二致：“此箭头上有药，毒已入骨。”只是徒弟的手术技能到底不如师父，不能“刮骨疗毒”，因此嘱咐“可将息一百日，勿得妄动。若怒气冲激，其疮难治”。叙述者这番安排华佗离场，既可以避免由华佗为孙策治伤失败，有损于华佗“神医”的声名；又可以突出孙策“性如烈火”，“必死于小人之手”[36]的命运；还可以避免重复塑造“刮骨疗毒”的场景，将华佗的绝技留给更重要的英雄人物关羽来施展。 另外，结合前文分析过的华佗的第三、四次出场，他的形象在《三国志演义》中的叙事意义在于表达战乱的历史时空中的那些小人物，哪怕是掌握绝技的专业人才，与历史洪流遭际时的悲剧性与无力感。 纵览小说里华佗的一生，他成名于孙吴，盛名于蜀汉，丧命于曹魏。一身串联起小说中最重要的三股政治势力。他的设置起到了功能性人物的作用：华佗以医术名世，最终也以医术丧身，叙述者对三国重要人物的叙述态度也隐含在华佗故事之中。 孙策的礼请称扬了华佗的声名，关羽的信任成就了华佗的“神医”地位，而曹操的多疑，不仅使得医患之间的互信荡然无存，而且还导致了华佗的死于狱中。当然，曹操的多疑最终也杀死了自己。华佗成为了孙策、关羽和曹操三人性格、品行乃至个人魅力的重要砝码。 最后，“神医”华佗的悲剧结局在文本批评中也产生了歧义性解读，深化了小说的叙事意图。 嘉靖本《三国志演义》在叙述完华佗之死后有两首诗：“神医妙手最为良，传得仙人海上方。愚妇焚烧真可恨，后人无复见《青囊》”和“奸臣曹操苦头风，不信神医有妙功。假使华陀将脑劈，尚存身在洛阳宫。”[37]分别涉及对华佗是否真心救治曹操和对吴押狱妻子焚烧《青囊书》的评价。在嘉靖本叙述者看来，华佗是被冤枉而死，而烧毁《青囊书》的“愚妇”是可恨的。 但到了毛批《三国演义》中，这一叙述立场却发生了转变。毛批第七十八回这两首诗变为一首：“华佗仙术比长桑，神识如窥垣一方。惆怅人亡书亦绝，后人无复见《青囊》。”[38]结合毛批和晚明托名李贽、李渔等人的批评，可以发现，评点家眼中的烧书的吴氏不再是批判的对象，而成为了“妙人”，而华佗的行为也成了“非但为关公报仇，直将为天子讨贼”。 评点家眼中的华佗，不仅没有真心为曹操治病，而且还怀有“讨贼”之心的如吉平一样的忠义之士。华佗“医治风疾”叙事解读的歧义性不仅说明了小说叙事意图的多样性，也可能隐含着明清之际评点家民族立场的幽微表达。 综上所述，《三国志演义》的“刮骨疗毒”场景，以古典医学身体观中的“骨”与“毒”为思维基础和逻辑起点，剪裁、拼接了一系列医典与史书的知识素材，将史传中“猛将刮骨”叙述程式的价值向度规范化，采取了与日常生活逻辑相反的叙述方式，建构出一个经典医学场景，塑造了一对“军神”关羽与“医神”华佗的知己关系。 同时，“刮骨疗毒”巧妙地将故事时间、场景与人物移花接木，使之成为关羽最后的高光时刻，在崇高悲壮之中寄寓反讽，在艺术想象与审美风格上都具有浓烈的古典意味。“刮骨疗毒”重组了业已失传的外科知识与技术，并加以合理想象，符合艺术真实，是医学知识参与小说《三国志演义》时空设置与人物功能的核心场景，也是古典小说最成功的医学场景之一。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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