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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12/16 作者： 张正 字数： 1941 其他文学样式我不是很清楚，就叙述类文字而言，有时很需要有一种饶舌的功夫。 关于“饶舌”，《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有两层意思：“唠叨；多嘴。”我更喜欢把它理解为“没话找话说”。写文章，是需要具备“没话找话说”本领的。 我们最熟悉的“没话找话说”的例子，大概是鲁迅《秋夜》里的那个有名句子：“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多啰嗦啊，干嘛不说成“墙外有两株枣树”呢？这样说，也符合他本人“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答北斗杂志社问》）的观点。表示某处有某物，英语中有“There be”结构，这是合乎规范的表达方式。但鲁迅就是鲁迅，他不可能机械地化繁就简，他如果说“墙外有两株枣树”，中国文学史上就会少一个经典的“没话找话说”的范例。文学语言传递的不仅仅是意思、信息，还有情绪、氛围。他这样说，有文学的味道。 关于“没话找话说”，我在文学上起步时，有一位老师曾对我说过一句比较形象的话：“磨碎了说。”这句话给我印象深刻。若干年后，从事多种文字工作，传帮带新人，我也经常这样提醒大家：不要指望一句话把所有的事情说清楚，一层一层的意思要分开说，不能一团乱麻，纠缠在一起。 平日听人拉家常，甚至听农村妇女吵架，我觉得比看一篇语言平淡的文学作品还有意思。前提是，这些拉家常、吵架的人，最好没有受过任何语言方面的训练。你看他们，没有虽然但是、因为所以，没有令人喘不过气的欧化长句子，没有“某某人说”的引经据典，全是生活中的语言，干净利索，鲜活生动，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又很少有不能尽兴传神的。这是语言的本真，也是文学的源头。我们的语言或作品无论怎样升华，高出生活，都不应该背离这个根本。 我在电视台做记者时，特别怕采访这样一种人：他们并不是天生木讷，语言能力低下，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也受过不错的教育，然而，他们对着镜头想说出一句囫囵话来，都不容易。并不完全是心理上“晕镜头”，而是他们说话有太多的“规则”，他们的位置，他们的修养，还不能使他们突破这些“规则”，自由自在地表达，他们想说得精致一些、准确一些、妥帖一些，结果适得其反，连流畅也做不到。长期从事语文教学的人，如果不经常动手写文章，很可能眼高手低，最终头脑中充满了语法的条条框框，拿起笔，一句生动的话也写不出来。道理是一样的。 早晨在公园散步，遇见两三个人扎堆闲聊，从旁边经过，耳朵里飘进两三句话，我会猜测这人是做什么工作的。虽然无法验证，我相信自己猜得八九不离十。有的人喜欢高谈阔论，说得越多，并不代表这个人越有水平，有时许多话实在可以少说、不说，换一种方式说。言多必失，言少也会失。一个人的语言表现，或多或少暴露了他的内在品位。 这些年，我的阅读兴趣偏向于一些大家散文，像季羡林、汪曾祺、李国文这些现代名家的，并不是他们的学术论文，而是他们那些谈生活的小品文。他们的文字中，有一种宠辱不惊的恬淡、睿智，有一种风雨过后的清新、平静，有一种阅尽沧桑的洒脱、宽容。读他们的文字，如同聆听一位长者娓娓而谈。这位长者，虚怀若谷，宽厚仁慈，绝不居高临下，绝不装腔作势，绝不卖弄炫鬻。一个人的表达，无论口头表达还是书面表达，能达到这样的境界，阅历、学养、思想，缺一不可。 写文章，写什么，这是许多写作者写到一定阶段遇到的难题。中国文学讲究“文以载道”，“道可道，非常道”，对“道”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的理解，有“道”无“文”，行之不远；有“文”无“道”，贫血、缺钙。我们“没话找话说”，至少不要说无中生有的话、低级趣味的话、恶意中伤他人的话。这是“道”的底线。上线是什么，我说不准确，大到浩瀚宇宙，中到上层建筑，都可以成为“道”。这些“道”，玄之又玄，超出我个人思维的极限了。 我给自己的写作定过一条规则：说有趣的话，说新鲜的话，说有意义的话。味如嚼蜡的话，催人入眠，不如不说。三番五次，颠来倒去，早已进入公共层面的套话、废话，也少说为佳。陈词滥调，人云亦云，恐怕只能浪费自己的口舌，糟蹋别人的时间。新瓶子装陈酒，这是我们有时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变通、补救办法，内容旧点，形式是全新的，退而求其次，未尝不可。没有意义的话，那就最好不要说。即使权作闲谈，也要有点趣味，别人愿意听、乐于听。 说与写，还有想，可以算是同一种能力。我们的嘴、手、脑，经过适当的训练，打通了，就成了一家子。有说得出写不出的人，那是缺少一定的训练；很少有想得到说不出的人，除非不敢说、不愿说，缺少说的必要条件或环境。“没话找话说”，这个“找”，也是“想”。找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方方面面想周全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该什么时候说，该说到什么程度，说在“点”上，别人听之有益，能统筹兼顾到这样，落在纸上，就是一篇好文章。（张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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