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栏 | 朱永新先生：南怀瑾先生教育思想管窥——读《21世纪初的前言后语》札记

朱永新，江苏盐城人，民进成员，1976年5月参加工作，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教授。 

在南怀瑾先生数十种著作中，关于教育的专著并不多见。在南先生生前，有幸多次去太湖大学堂拜访，聆听先生关于人文社会问题的论述，也经常向先生请教一些对于教育问题的看法。记得南先生有一次说，教育问题太复杂，没有几百万字说不清楚。也有一次南先生告诉我说，一直想写一本教育的书，全面疏理（上下五千年）三千年教育思想的历史。

在先生匆匆离开我们前，终于有缘读到了《21世纪初的前言后语》一书，其中上册就是教育的专著。这部书分七个部分，除第一部分《中国文化教育的目标》专门研究上下三千年的教育发展史外，其他六个部分是先生在大学堂为老师和父母们做的演讲。看得出，这是先生准备撰写的那本教育巨著的草稿或者提纲。这里，就其中的一些观点谈一些学习的体会。

教育要传承文化

南怀瑾先生认为，文化是立国之本。中国民族历经千年万载，文化源远流长。在新世纪到来之初，正值世界瞬息万变之际，西风渐盛，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却面临中断衰落的危险。所以，教育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传承中国文化。

南先生曾经对太湖大学堂的老师们谈他为什么办学的缘由。他说：现在办教育是因为我们老祖宗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快要断根了，命若悬丝，国家民族文化的生命像一根丝一样吊住，很脆弱很危险了。要怎么培养它，把它重新接起来？这就需要“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这是现在青年同学们的责任，因为我们老了，寄望在你们身上。

南先生认为，既然传承文化是教育的重要使命，就应该清晰地意识到这个使命，把它作为国家的教育目标之一。但他没有看到这样的思考与努力。所以，他非常焦虑地说：近一百年来，推翻帝制以后，西洋文化进来了，中国文化逃遁了，中国人没有中国文化了。就拿意识形态来说，也全部是西洋来的，“不管是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民主思想等等，今天统治世界的思想，统统都是西方的”。更加严峻的现实是，我们对此还没有危机感和紧迫感。南先生批评道，“这个国家教育没有方针，也没有方向，前途茫茫；十三亿人口下一代的孩子，国家的栋梁，要怎么来培养？怎么来教育？”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南先生决意创办太湖大学堂，创办太湖国际实验学校，为传承中国文化尽一己之力。在这里，无论是中华经典的学习，还是中国武术的演习，抑或是中草药与中医的学习，都有浓郁的中国味道。

甚至在这里开展的经典诵读，也是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开展的。这里特别说一下关于“读经”的问题。读经是南先生发起的，从一开始的悄悄推广，到现在的处处开花，南先生起了很大作用。为什么要读经？一方面与儿童时期的身心发展特点有关系，但最重要的还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对此，南先生讲得清楚，“因为中国文化的根断了，想把它接上去”。在实际推广过程中，也有把读经搞得剑走偏锋的。南先生对此也有专门的批评。他说：“现在到处提倡读经、办私塾，这是错误的，读了经什么学校也不进，科学也不知道，孩子只要会背《大学》、《中庸》、《千字文》、《三字经》、《弟子规》啊，就觉得了不起了。这不得了啊！我们没有提倡这个，这叫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一定糟糕。”

可以看出，现在许多学校的经典诵读或者“读经”活动，其实是偏离了南师的初衷的。不考虑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不从传承文化的高度思考与实践，是读经中必须纠正的倾向。南师认为，教育的方向非常重要，近百年来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方向感，“教育也好，人生也好，没有方向了。现在是跟着利益跑，有钱就好。”这样下去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教育先要知性情

教育的社会功能之一是传承文化传递文明。而教育的另外一个功能是塑造人性形成个性。培养人，是教育最根本的属性。因为，所有的目标，都是通过培养人来实现的。对此南先生也有专门的论述。他说，教育最高的目的是培养人性，指向人性。

培养人性，指向人性的前提是了解人性，尊重人性。南先生说，教育的目的是把不行的人教成行，把无能的人教成能，把笨人教成聪明人。能够做到这个，要求的基础就是充分了解教育的对象。“你教育一百个孩子，一百个个性都不同，这个秉性是哪里来的？要研究了。”他认为，人的生命存在两个东西，性跟情。这个性情是什么呢？人性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哲学问题，是生命科学与认知科学的问题。

《21世纪初的前言后语》中专门有一节讲“先天禀赋，后天影响”。禀赋问题是性情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性在学理上叫禀性，也叫秉性。什么是禀性？南先生说，这也是教育最困难的问题，西方心理学至今也没有根本解决的问题。如何认识禀赋？禀赋是遗传来的吗？南先生说：我们中国古人有句土话，“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同一个妈妈生九个十个兄弟姐妹，每个个性都不同，聪明与笨也不同，都是一对父母遗传啊，所以说禀赋完全是由基因遗传来的，也不完全对。佛教认为禀赋是自己本身带来的种子，佛学名称把这个禀赋叫种性，他自己本身带来的种子。例如：尧舜是圣人，也是帝王，但尧的儿子不行，舜的爸爸不好。优秀的父母生的儿女不一定好，很笨很差的父母生个儿女却非常了不起。现在解释说是基因问题，那基因怎么分类？怎么遗传来的？所以，南先生又说，他常常告诉研究生理学的医生，“基因不是究竟，后面还有东西，慢慢去研究吧!”

南先生得出结论:禀性是孩子自己带来的，不是父母遗传的。“是本身的种性带来秉性，而父母的遗传、家庭、时代、社会、教育的影响都叫做增上缘，增上缘是影响那个种性发展的一种助力。”

南先生进而举例说，秉性分两个方面，有些是生理上来的，身体有间题，譬如内在有病的，有的会非常忧郁，有的会非常狂放；有些是思想情绪来的，和我们大人一样，情绪是科学的问题，也是医学的问题。我们人内部的生理，心肝脾肺肾，哪一部分不健康，就会表现出不同的情绪，譬如这个人很忧郁、很内向，可能是肝的部分有问题，并不是指肝上长东西哦！而且，这个机能有时是另外一种形态，譬如脾气特别坏的，也是肝的问题，影响了他的脾胃。

南先生的这段论述，其实是对现代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补充，甚至挑战。因为，传统心理学主要讲遗传、环境与教育的关系，强调在遗传基础上环境与教育的重要作用。而南先生则非常重视“禀”这个种子的特殊意义，即提出了不是由父母遗传而是由孩子自己从生命体带来的“禀性”。这是一个崭新的论断，虽然它源于古老的佛教，但是，南先生给予了崭新的解释。

南先生认为，做教育的人，一定先要了解性与情。“性跟情这两个一研究起来不得了，是大科学，科学家不能不懂，教育家也不能不知道。”但是，性与情至今对我们来说仍然有许多未解之谜，需要我们去探索和研究。

教育目的在生活 

教育的目的在生活。这是南先生关于教育问题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他在太湖大学堂的国际实验学校实践的基础。他曾经对老师和学生的父母说:“孩子来我们这里，先教怎么穿衣服，怎么洗脸，怎么端碗，怎么吃饭。现在的社会，连大人们都没有这些规炬了，鞋子乱丢，东西乱放，自己都成问题，怎么教孩子呢?”南先生认为，基本的生活技能，才是学生最需要的。这些都是儿童教育最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把“洒扫应对”作为童年最重要的功课。他对父母们说，“你们希望孩子懂古文，你们自己先要会，洒扫应对是生活，早晨起来要怎么样扫地，怎么样清洁房子等等。”也就是说，作为生活的“洒扫应对”，意义不亚于“懂古文”的学习。

南先生一直把健康幸福的生活作为教育的最高目标。他告诉父母，不要给孩子寄予太高的期望和太大的压力，“不要寄望孩子将来如何，只要他平安长大成人，平平安安活一辈子就很幸福了;不要管学历，学问是一辈子学不完的。活到老学到老。”

南先生的书中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一个是关于他的孙子为孩子上学请托的故事。有一天，南先生的孙子打电话给他说:“我的孩子要考某个中学，分数差一点点，他们告诉我，请爷爷您写一封信就行了.....”南先生严肃地对他说：“你叫我爷爷对不对?你是我的孙子，你难道不知道吗?为自己的子孙写信，向地方管教育的首长讨这个人情的事，我是不做的，你怎么头脑不清楚啊！” 孙子愧疚地说:“是啦，爷爷!这个道理我懂，可是我被太太逼得没有办法，一定要给你打个电话。” 南先生说:“你告诉你的妻子，随便哪个学校都可以出人才，你看我一辈子都靠自己努力，这事绝不可以做。”第二天，孙子又打电话给南先生说:“昨天爷爷的教训，我都跟家里的人讲了，大家都明白，您是对的。” 南先生语重心长地说:“我知道你心里也不舒服，但你们去反省，读的学校好不好有什么关系？你看世界上的英雄，像毛泽东、蒋介石，哪个是好学校毕业的啊？你说历代的状元，每个大学考取第一名，有谁做出了事啊？那些做大事人，譬如美国的汽车大王、钢铁大王，都不见得是大学毕业的，为什么要这样注重学历啊？”

这个故事不仅反映了南先生的高风亮节，打个招呼对他来说是举手之劳的事情，但是他不愿意做，因为他认识到，能力远比学历更重要。

另外一个是关于一位大学生求学的故事。在台湾的时候，曾经有一位著名大学的一年级学生想跟随南先生学习。南先生对他说: “你已经考取了最好的大学，还是好好地去念大学吧!”这位学生说:“我已经考上在那里读书了，我到你这里来是学文化的。”南先生知道名牌大学的学生很傲气，故意要收很高的学费。这位学生说:“我没有钱，还有别的办法吗?”南先生就让他打扫厕所。每次洗完了亲自检查，跟他说:“这个厕所没有洗干净。”学生说马桶里刷不到，南先生就用手去掏给他看。学生一看就傻了，问南先生说:“老师啊，你是这样做的吗?”南先生回答:“清洁卫生就是这样做，尤其这一班人乱七八糟，烟头都丢在这里，卫生之乱，你用水冲不掉的。”南先生还亲自教这位学生洗茶杯，他告诉学生:“你们洗茶杯，放在水龙头底下这么一冲就好了，茶杯最脏的是嘴唇这里啊！要把这一圈洗干净，洗好还要对着光照一照，看看干净了没有。”这位学生后来考取了国外的名校读博士，现在是好几家上市公司的大老板。他就是斯米克公司的董事长李慈雄博士。我在南先生那里多次见到他毕恭毕敬地对待老师和其他客人，端茶倒水，温良恭俭让。南先生说，他接受的生活教育，就是所谓的“洒扫应对”。

所以，南先生认为首先应该让孩子们学会谋生的职业技能，而不是读名校，他告诚父母们说:“读名校出来又有什么了不得的? 那个我们看得多了。”他严厉批评现有的教育方法，让“孩子天天要做很多功课，把孩子脑筋都压坏了，文武什么本事都没有。”他说，“教育最难的，不光是使这个孩子书能够读好，要先注意这个孩子长大了怎么谋生，有一口饭吃。先教会他谋生技术，哪怕做水泥工也好，做木匠也好，可以打工赚钱。他可以学问很好，不一定做官，也不一定发财。”

总而言之，南先生倡导的，是一种“自由又严肃”、“轻松又严谨”的教育。他希望尽可能让孩子们懂得更多，但“尤其注重生活、礼仪的行为教育，还要注重职业教育”。他希望太湖国际实验学校的学生，不能够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水管坏了也不会修”的人，既要学古文，也要练拳，认识各种中草药；既要学英文，也要学会做点心和面包，要做真正的职业教育和生活教育。所以，他对学校的新生父母讲了这样一席语重心长的话: 我对天下人的子女，都是平等看待。我只吩咐孩子们，不要一定想升官发财，一定想做什么大事业，一定想读什么名大学，只要好好学个谋生技术，可以生活糊口，一辈子规规矩矩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就好了。发财做官，都是过眼云烟的事。我对孩子的教育是这样，一切要他们自立发展，这就是古人所说“人贵自立”的道理。

 教育从家庭开始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没有父母的成长，就没有学生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在太湖大学堂，南怀瑾先生作为国学大师，不仅亲自为孩子们讲授中国文化，还亲自为父母们做讲座，帮助父母提升素质。

南先生认为，真正的教育是从胎教开始的。“其实胎儿在娘胎里三个月，已经知道了，五六个月以后，父母吵架等种种行为，好事、坏事，他都清楚知道，这是知性，意识已经成长，不过他出生就忘记了，可是那影响染污得很深。”也就是说，儿童是通过母亲去感受外部世界的，父母的言谈、行为，外界的环境、信息，不断地通过母体影响孩子，“这种影响就是教育”。所以，中国古代对母亲怀孕期间的胎教有许多严格具体的要求，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等。

与胎教紧密联系的是“母教”，即母亲的教育。南先生认为，“母亲在家庭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现在越来越多的母亲已经不愿意简单扮演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她们在受了教育以后，出去做事了。结果孩子不会带，饭不会做，菜不会煮，衣服不会缝，家管不好”，“第一流的家庭，受的却是末等的家教”。这种一推了之的做法是对孩子极其不负责任的:“把孩子交给佣人们去带，然后再把孩子送到学校里头，责任推给学校；要是犯了法，还推说这是社会问题。”

南先生对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孩子寄予过高的期望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许多父母其实是把自己未曾实现的梦想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帮助自己实现这个梦想。南先生说:“依我几十年经验看来许多家长都犯了一个大错误，把自己达不到的目的，寄托在孩子身上；自已书没有读好，希望孩子读好；自己没有发财，希望儿女赚钱发财；自己没有官做，希望儿女出来做官。”这样不顾孩子的兴趣和特长，拔苗助长的做法是违反教育规律的。

南先生对所谓“爱的教育”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大家都希望对后代好，崇尚西方文化讲求爱的教育，可是对孩子不一定是爱才好。”《三字经》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就明确提出养孩子不晓得教育，是父母的过错。《大学》 说:“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也认为一个人不晓得自己儿女的坏处，更不晓得自己儿女的缺点，是因为自己被爱心蒙蔽了；一个种田的农夫，虽然自己种的稻子天天在长大，但他也看不出来。所以爱心太过，反而会害了孩子。南先生语重心长地对父母说：教育要靠自己的智慧，想要孩子好，不是光有爱心，一味地偏爱，光知道原谅孩子。孩子发表意见，可以有他的自由思想，但不是完全绝对自由。“教育的问题不要完全寄望于老师或学校，而是要寄望在自己身上，寄望在自己的家庭。”

所以，最好的教育是该严厉的时候严厉，不该严厉的时候用爱，“不管是做家长还是做老师的，都不要过度偏向于爱的教育，也不要偏向严厉，而是要先检点自己，反省自己，这个就是大学之道。”南先生特别注重父母和教师“耳濡目染”的教育作用。他指出，孩子们随时在效法老师、父母。教育不光是嘴巴里教，也不只是读书，父母、老师的行为、思想、情绪和动作，无形中孩子们都学进去了。这就是教育，这个教育叫“耳濡目染”，孩子们天生有耳朵，有眼睛，他听到了，也看到了。所以“父母也好，师长也好，社会上的人也好，他们随便有个动作，孩子们一眼看到，已经发生影响了，这就是教育。所以，教育不只是在你上课教些什么，整个的天地，自然的环境，统统是教育。”父母和老师只有做好榜样，以身作则，才能够给孩子正面的积极影响。只有“已立立人，自利利他”，自己先站起来才能够帮助别人站起来。

南先生曾经深有感触地说：孩子各种各样的心态跟父母都有关系。所以，“教育从家教开始，学校不过是帮忙一下”。现在人的观念，把教育都寄托在学校，这是错误的。许多人以为南先生不重视学校教育的意义，其实是误解了南先生的观点。因为，南先生一直高度重视教育的价值，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只是从影响学生发展的各种因素来看，家庭的作用、父母的作用，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办教育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南先生多次告诫那些想投资办教育的人，不要“心血来湖”，如果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没有慈善事业的情怀，是不能够真正办好学校的。他对学生的父母说。“今天因为你们要办教育，我告诉你们弄清楚，办学校岂是那么简单的?不是你有钱就能办。天下事就是两个条件，一个钱财，一个人才，人才比钱财还难得。”如果有钱就能够盖校舍造房子，那样也不过是办“家家酒”一样，“只是做一个装点自己门面的事业而已”。如果想真正地办学校，就要把自己身心性命、全部精神都投人进去，就是爱一切众生，爱一切孩子，把他看得比自己的儿女还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