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11到12世纪，中国历史长河中出现了一场令人瞩目的转折。这场波澜壮阔的文化转型携蓄着巨大的能量，看起来似乎将生生不息，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引发转变。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新的文化模式经过沉淀和自我充实后，转而趋向稳定、内向甚至是沉滞僵化，并在实际上渗透到整个国家，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其原因何在？这场转折，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关节所在，而且是世界历史的重要个案。一些教科书将这个时期即宋代中国（960—1279年），描述为“近代初期（earlymodern）”——大城市的兴起、蓬勃的城市化、手工业技术的进步、贸易的发达，凡此种种，无不令人称奇，尤其是纸币的使用，更是其他文化所难以想像的。伴随着经济进步的，更有文官制度的成熟、文官地位达于巅峰、法律受到尊崇、教育得到普及、文学艺术的种种成就，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新儒家对古代遗产的重构。宋代中国因而具有了与近代欧洲相类似的某种表征，而且，它比欧洲要早多。本书却秉持一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其理论前提是：不同文化的演进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不是沿着单一的轨道、经过相同的特定步骤前进的。相反，不同的文化常常有着不同的发展重心。可想而知，将宋代中国视为“近代初期”的东西方史家是在比较史学或者说全球历史的关照之下，将欧洲历史当做了度量衡。因此，对于宋代，他们同样强调经济因素。但是，无论这些因素本身是多么重要，却不一定能构成前近代中国文化的重心。在宋代中国占据中心地位的，应当是与文化学术潮流密切相关的政治，而它们并非经济利益的全部或直接反映。或者可以这样说，宋代中国有着专制的头脑、官僚的躯干和平民的四肢。总体而言，官僚统治阶级为经济发展制定规则并从中受益。它不允许商人或商人利益在决策中发出强音。的确，一些商人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带来的纵向社会流动加入统治阶级，但是，他们从此也便被士大夫圈的文化所同化，不再代表其家族的经济背景。不应当将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因为近代后期并没有接踵而至，甚至直到近代西方来临之时也没有出现。宋代是中国演进道路上官僚社会最发达、最先进的模式，其中的某些成就在表面上类似欧洲人后来所谓的近代，仅此而已。假如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在许多方面都发达和先进的宋代统治阶级，没有向更广阔的领域继续开拓，却反而转向了内向？这便是本书所要探究的核心问题。【内容简介】在两宋之际的战乱动荡中，政治凌驾于经济、文化之上，专制皇权膨胀为绝对独裁，一些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转向儒学，以道德重建为救亡图存之道，这种保守主义思想终于被树立为国家正统，这就是影响后世中国近千年之久的“理学”。然而，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来说，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11世纪曾经纵横恣肆、辉煌一时、充满外向活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创造的思想，在正统的笼罩下趋向内在、保守、封闭、自省，失去创新的动力。 【作者简介】 刘子健（James T.C. Liu，1919—1993），早年求学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后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先后在匹兹堡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研究范围遍及宋代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著述有《两宋史研究汇编》《欧阳修：十一世纪的新儒家》《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等。其中，《中国转向内在》一书在美国汉学界影响甚巨。 【译者简介】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致力于宋代制度、政治文化和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写作和传播，著有《法度与人心：帝制时代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大宋之变：1063—1086》《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等。 【目录】 序言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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