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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邦易学体系专题：哲学易，主要是传承和发展中国优秀的哲学思想。 专题相关课题内容：《周易》、哲学与人文科、历史哲学等。 唐明邦：中国著名哲学家、中国哲学史专家、易学家、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奠基人之一、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学院顾问。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朱伯崑等大家。研究中国哲学，集儒、释、道之大成，特别对群经之首、三玄之最的《周易》的研究颇为深广，构建了明邦易学学术思想体系，对易学具有前所未有的引领、开拓与创新，并为之繁荣发展、走向世界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明末清初，伴随资本主义萌芽而兴起的自然科学研究热潮，在我国科学史上谱写了珠光璀璨的一页。当时，不仅涌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各自留下具有时代先进水平的科学论著，而且出现了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哲学与各门科学的综合研究的倾向。方以智以其特有的博学深思成为这一倾向的突出代表，并因而成为早期启蒙思潮中独具风貌的一面思想旗帜。 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号浮山愚者，又号药地、极丸等，安徽桐城人。他青年时期，面对社会危机，投身于改革活动，与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等“接武东林，主盟复社”，愤世嫉俗，慷慨悲歌，“早以文章誉望动天下”。崇祯时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其父方孔熠当时被阉党系狱中，几死，他上书请代，父得减死。他满腔激愤，诗斥权奸：“几年挟策哭长安，争奈公卿笑不看。坐视虎狼驰殿陛，依然鹓鹭列衣冠。……”李白成攻入北京，建立大顺政权，曾指名留用他，他却不辞而去，投奔南明，又屡遭阉宦诬害，长期流亡岭南，与王夫之结为知交。清军南下，指名搜捕他；他不得已在梧州削发为僧，后潜隐著书，但终为清廷所捕，由南昌解送广州，死于途中。 方以智坎坷一生，而学识渊博。“年十五，群经史子略能背诵，博涉多奇，……凡天人，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下逮琴剑，技勇，无不析其旨趣，著书数十万言。”早年倾心自然质测之学，对我国传统自然科学和当时刚传入的西方近代科学无不探究，大体通晓，写了《通雅》、《物理小识》等代表作。王夫之赞扬他说：“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唯质测为得之。”晚年潜心研究哲学，著作甚多，主要有《东西均》《药地炮庄》《易余》《性故》《一贯问答》《愚者智禅师语录》等，王夫之评为：“其谈说借庄、释而欲檠之以正。”此外还有《浮山前后集》《博依集》《膝寓信笔》等。 为了实现“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原则，黄宗羲总结历史经验，批判现实，设计未来，以无所顾虑的态度提出了新的改革方案。方以智在哲学史上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突出贡献，是他既具有广博的自然科学知识，并力图结合科学的新发展来进行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研究。一方面致力于从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中概括出哲学的新结论，发展了朴素唯物论和认识辩证法，另一方面以面向自然、“考索物理”的自然哲学武器，来否定“舍物言理”和“扫物尊心”的宋明道学唯心主义路线，推进了一代新学风。反映时代要求，他把整个学术按其对象不同而区分为“质测”、“宰理”和“通几”三大类。“质测”，是研究“物理”的，概指自然科学；“宰理”，是研究“治教”的，指社会政治学说；“通几”，是研究“所以为物之至理”即根本原理的，乃指哲学。他说：“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音声、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质测”即实测，以实际事物的通理为对象。他解释说；“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即对整个宇宙的演化直到微小的植物，昆虫等，进行分类研究，考察其性质、生态，以发现其因果联系和变化的客观法则。所谓“通几”，以隐藏在天地万物中的发展契几和内在本质为对象。按他的解释：“通观天地，天地一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深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通观天地万物，由可以感知的各种现象深入到不可感知的普遍本质、内在规律、事物固有的微妙变化的契几，这就是“通几”即哲学研究的任务。所谓“寂感”，来自《易·系辞》“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实指主观如何反映客观的认识论问题，“蕴”，就是其中的道理，也就是哲学基本问题所含蕴的种种原理。关于“质测”和“通几”的关系，方以智深刻地提出了两个合理观点：其一，“质测即藏通几”，即是说，“质测”之学的具体知识中就蕴禽了“通几”之学所探求的原理，“通几”不能离开“质测”而应以“质测”为基础。他说：“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竟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宥密之神者，其流遗物。”如果排斥质测之学去抽象空洞地讲通几之学，自以为高深莫测，不过是脱离实际的空谈。“征其端几，不离象数。彼扫器言道，离费穷隐者，偏权也。”离开具体器物，现象去穷究什么抽象的道理，只能陷于主观随意的谬误。其二，“通几护质测之穷”。即是说，“通几”之学又可以帮助克服各门实验科学的局限和片面，科学应以哲学为指导，探求自然规律，才能达到“合外内，贯一多”的全面认识。他的结论是：“常统常变，灼然不惑。……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本末源流，知则善于统御；舍物，则理亦无所得矣，又何格哉!病于言物者，好奇之士，好言耳目之所不及，附会其说，甚则构虚骇人；其拘谨者，斤斤耳目之前，外此则断然不信，其蔽均也。”这是说，科学和哲学不相妨害，两者应当结合。既不能“遗物”、“舍物”，又需要“善于统御”；既不能“病于言物”，又不能局限于“耳目之前”。这两种偏向，“其蔽均也”。根据这一深刻的科学哲学观，他正确地评价了当时耶苏会士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泰西质测颇精，通几未举。”他承认当时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有精到可取之处，强调应“借远西为剡子”（剡属东夷，《左传》记载：昭公十七年剡子朝鲁，讲论自然知识，孔子也去就学，并向人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来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但他认为耶苏会士传入的西方科学并不完备，尤其他们当作指导思想的天主教神学世界观则是拙劣的，谈不上什么“通几”。至于所谓“专言治教”的“宰理”，当时流行的乃是宋明以来道学家们鼓吹的一套封建纲常，并认作唯一的学问。方以智对此十分鄙视。他指斥“儒者守宰理而已”，对于“圣人通神明、类万物，藏之于《易》，呼吸图策，端几至精”的真正道理，根本不懂。“宋儒惟守宰理，至于考索物理时制，不达其实，半依前人。”道学家们的科学知识少得可怜。因而，他们的哲学，“空穷其心，则倏忽如幻”，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幻觉和呓语。方以智以“寓通几于质测”的科学哲学观为指导，倡导求实学风，对宋明以来“蹈虚空谈”的学风是一个否定，对中世纪的愚昧是一个启蒙。他盛倡“深求其故”的怀疑、实证精神，说：“吾与方伎游，即欲通其艺也，遇物欲知其名也。物理无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深求其敌也。”要“深求其故”，必需“核实”。他说：“核实难，逃虚易，洸洋之流，实不能知其故，故吹影镂空，以为恢奇。”中世纪的自然哲学及自然科学，除某些反映现实联系的科学知识以外，不可避免地混杂着“吹影镂空”的幻想联系和神怪臆说。方以智试图以实验、实证的方法来加以区别。据他的儿子方中通记述：“老父……每有所闻，分条别记，如《山海经》，《白泽图》，张华、李石《博物志》、葛洪《抱朴子》、《本草》，采摭众言，或无征，或试之不验。此贵质测，征其确然者耳。……适以泰西为剡子，足以证明大禹、周公之法，而更精求其故，积变以考之。”他的《通雅》及《物理小识》就是这样写成的。它记录和考辨了古今中西有关天文、物理、历数、地理、气象、生理、病理，药理、矿物、植物，动物等方面的科技知识，反映了务求实证的近代科学精神。进一步，反映十七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的新动向。方以智更力图冲破中世纪庸人的狭隘眼界，倡导一种“考古决今”、“大成贵集”的历史总结精神。他说：“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又说：“大成贵集，述妙于删，千古之智，惟善读书者享之。”他突出地赞扬惠施，黄缭，说：“惠施，……正欲穷大理耳。观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此似商高之《周髀》与泰西之质测，核物究理，毫不可凿空者也。”他曾立志邀集各门学术专家，首先编一部关于“物理”的《格致全书》：“农书、医学、算测、工器，乃是务实，各存专家，九流各食其力。……总为物理，当作格致全书。”进一步扩而充之，贯通“天道、人事”，归纳为“性理、物理”，再合编一部大型百科全书：“愚者若得世资，当建草堂，养天下之贤才，删古今之书而统类之，经解、性理、物理，文章、经济、小学、方伎、律历、医药之故，各用其所长，各精其极致，编其要而详其事，百卷可举。”方以智这一反映时代要求的宏大抱负，在明清之际的历史洄流中当然无法实现。可是，历史在曲折前进。到康熙、雍正时，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强化封建文化专制，另一方面又由清政府组织一批御用学者编了一部《古今图书集成》，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大编，共一万卷，以一种奇特的歪曲形式实现了这一历史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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