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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东盐池是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盐产地，堪称支撑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因缺乏早期文献资料，学术界对河东盐池的早期历史缺乏研究，迄今仍不清楚早期盐池的分布范围。本文从考古资料入手，考察盐池周边龙山至二里岗文化时期古代遗址点的高程信息、盐池与淡水水系，以及遗址点同盐池及淡水水系的水平与时间成本距离分析这三个因素，推测这一时期河东盐池的大致分布范围。 河东盐池位于晋南运城盆地南部边缘，南依中条山，西望关中盆地，东邻河洛地区，所盛产的食盐是支撑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向来受到学术界重点关注［1］。河东盐池最早产盐之年代已难稽考。从新见霸伯簋的铭文来看，至迟在西周中期，周王朝已经设立专门的盐官管理河东盐池，并且派出丼叔这样的王室重臣往返盐池视事［2］，河东盐池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春秋早期的晋姜鼎［3］、戎生编钟［4］的铭文说明，当时的河东池盐被运往南方，用于换取铜料，可见当时的池盐产量十分巨大。目前还未看到出土文献对周代以前河东盐池产盐的直接记载，但这并不说明周代以前河东盐池就不产盐。因为在西周时期，河东盐池的产量已经很大，生产管理也较成熟。这种情况必然是基于西周之前的人们已经对河东盐池进行过充分的经营。事实上，学术界大都相信河东盐池产盐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5］。200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中条山南侧的芮城清凉寺墓地及附近的寺里—坡头遗址开展考古工作，根据发掘所获遗存，推测至迟在龙山时代，河东盐池的盐已经得到了充分利用［6］。河东盐池生产食盐的方式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如海岱、峡江等地多是使用尖底器煮盐，可以留下丰富的产盐遗存。而河东盐池采用的是辟地为畦，将卤水引入其中，再以日光晒干卤水出盐的生产方式，故基本不见（或难以辨识）与产盐相关之遗存。近年来，中国国家博物馆、吉林大学等单位先后在靠近盐池的夏县辕村［7］、师村［8］遗址开展发掘工作，并未发现明确与产盐相关的物质遗存。可见通过考古工作寻找早期河东盐池产盐遗存十分困难，制约了对河东盐池的深入研究。如此背景下，我们考虑通过对既有临近盐池的早期遗址进行研究，借助考古地理信息系统等科技手段，从中发现一些可能与盐池有关的线索。利用这些信息，进一步向盐池探寻，搞清早期盐池的大体范围，或许可以对今后与河东盐池有关的考古工作有所裨益。研究范围为中条山以北，孤峰山、稷王山以南，黄河以东范围内的运城盆地，属于华北古地台，在秦岭纬向构造的北缘，主要呈东北—西南走向。运城盆地是涑水河及黄河冲积而形成的高阶盆地，所处范围为东经110°21′11″~111°33′47″，北纬34°44′17″~35°31′48″，东西长约117千米，南北宽约45千米，海拔500～700米。盐池处于运城盆地的东南角，南依中条山，东西长南北狭。地质资料表明，早更新世早期，中条山的山前断层强烈活动将上新世形成的台地连同中条山一起抬高，运城盆地下陷形成河湖，这是地质上的“运城古湖”时期，后在几次大的地质变迁当中，中条山系主体不断隆起，运城盆地内湖泊面积迅速缩小，堆积了巨厚的河湖相地层，且含盐度日益增加。全新世时期，“运城古湖”的面积进一步缩小，湖泊周边区域长期水流内泄，逐渐成为盐池的主体。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及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对运城盆地东部地区进行了全覆盖区域系统调查，盐池及周边大部分区域处在调查范围中。调查成果数据收录于《运城盆地东部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中［9］，此外《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卷）》中的相关数据也将是我们重点参考对象［10］。检视前述资料可知，本文研究涉及区域内的遗址点数量较为丰富，其中龙山文化时期为38个，二里头文化时期为20个，二里岗文化时期为27个。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采用ASTERGDEM数据，分辨率精度为30米，投影坐标系采用WGS_1984_UTM_Zone_48N。古代遗址的选址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时代越早，受自然环境影响越大。分析盐池周边古代遗址的地理信息，可以推知当时盐池的大体范围（详后）。选取哪个时期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是需要提及之问题。龙山时代，晋南地区被认为是广义中原政治中心之所在［11］，区域内已经发现襄汾陶寺、绛县周家庄这样的大型中心聚落。这一时期，盐池周边已经存在较多遗址，其中不乏永济晓朝这样的较大型聚落，已经具备通过遗址点考察盐池范围的材料基础。盐池周边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时期的聚落数量也较多，同样具备研究盐池范围的材料基础。另需提及的是，殷墟一期以后，商文化分布范围向东退缩，退出了晋南盆地的核心区［12］。即使到了西周时期，晋南地区的古代遗址数量也远不及龙山至二里岗文化时期。因此，我们选择龙山至二里岗文化时期作为此次研究的重点，其他时期的资料仅在必要时予以提及。为了确定盐池的大体范围，我们主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第一，盐池的水平面应低于遗址点的海拔高度，以防遗址点被淹没。第二，盐池的水平面高度应低于历史时期淡水水系的高度，以防“客水（淡水）”与“主水（盐水）”相交汇，影响成盐效率和质量。第三，遗址点到盐池的距离与水道交通及生活用水的距离都不应太远，以免增加运盐和生活成本。在以上三个因素当中，盐池水平面海拔距离最低遗址点高度差的确定是盐池范围最主要的参考指标。依据国内对洪水淹没冲毁痕迹的考古调查结果发现，长江流域吴江梅埝遗址在良渚文化层之上堆积河流淤土层厚达0.4～0.9米［13］，环境学者认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我国东部发生的空前大洪水造成了良渚文化层上0.5米左右黑色淤泥堆积，这给先民们几乎带来了灭顶之灾［14］。因此盐池的水平面高度离遗址点最低海拔的高度不应低于0.5米。在此基础上使用ArcGIS软件模拟盐池范围，计算遗址点距离盐池的最短时间距离与路程距离进行验证，主要使用的功能如下。在ArcGIS软件中使用地理配准工具，对《水经·涑水注》的水道复原图进行配准以后作为古淡水水系的参考［15］。在配准中至少选择3对控制点，尽量使其分布均匀，对其中偏差较大的导致配准效果较差的控制点进行删除。在配准成功后，依据研究区域的情况，数字化古涑水及淡水湖泊张泽与晋兴泽。使用地图代数工具，确定盐池范围。通过统计分析确定龙山、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盐池水平面高程后，使用地图代数工具提取低于此高程的区域范围，并对其进行矢量化和地图综合处理。使用成本距离计算得到每个遗址点到盐池所需时间成本。在实际生活中即使是相同的直线距离，不同的坡度所对应的时间成本也不一样，因此先使用表面分析工具中的坡度生成研究区域内的坡度图，然后采用时间与坡度关系公式来计算两地间的时间成本［16］。上式中Y为步行1米所需要的时间，单位为秒，X为坡度。采用地图代数工具将此公式代入坡度图中，得到时间成本数据。再使用距离分析中的成本距离计算从不同时期盐池出发到相应时期遗址点的最少时间成本，单位换算为小时。使用近邻分析工具得到不同时期遗址点距离盐池与历史淡水水系的最短直线距离。输入要素为不同时期的遗址点，临近要素为不同时期的盐池分布以及历史时期的淡水水系（古涑水、张泽、晋兴泽）。近邻分析计算后得到每个遗址点距离最近的要素与直线距离，用于对遗址点的功能进行分析探讨。研究范围内的龙山时期遗址点共38个，面积大小范围为700～1800000平方米，海拔分布为337.67～570.51米，平均海拔高度约为417.56米。依据研究方法推测龙山时期的盐池水平面高度大致为337米，符合最小高度差>0.5米的基本要求，以此在软件中确定盐池范围。（图一）从图一可以看出337米水平面的盐池与古涑水及张泽、晋兴泽等淡水水系均无交汇，也符合本文的预期。经过计算龙山时期盐池面积约为292.4平方千米。通过成本距离分析与近邻分析计算可知，38个遗址点中距离盐池水平距离较近的有11个（图一：18、19、21-26、28-30），水平距离范围大致为2687～8397米，平均距离约为5693米。在11个遗址点当中又有距离最近的3个点，分别为26、28、30，分别对应运城汤里遗址、运城—家山遗址和运城磨河遗址，高程值分别为354米、361米与475米。所处的青龙河与涑水河流域，地势偏低而平缓，不利于抵御水患，因此与龙山时期的盐池分布既有联系又不十分靠近（图一），比较符合当时人们对盐池的利用要求。龙山时期水位较高，也可通过运城绛县西荆3号遗址（8.9万平方米）与闻喜湖村4号遗址（58.4万平方米）的调查研究来证明，这两个遗址点以泉水为主要水源，龙山时期降水较多，因而维持了这两个大规模聚落的发展，使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17］。
其余27个遗址点距离淡水水系的水平距离更近。离盐池距离较近的遗址点到龙山时期盐池的时间距离成本为0.48～1.72小时，平均时间为1.04小时左右，即距离龙山时期盐池较近的遗址点到盐池边采盐的路程时间在62.4分钟左右。研究范围内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址点为20个，面积大小范围为7200～1800000平方米，海拔分布为327.93～543.53米，平均海拔高度约为420.46米。推测二里头时期的盐池水平面高度大致为327米，经计算其面积约为143.76平方千米。（图二）
通过成本距离分析与近邻分析计算可知，20个遗址点中距离盐池水平距离较近的只有5个（图二：11-15），水平距离范围大致为6240~8789米，平均距离约为7951米。这些遗址点中有4个为夏县遗址点（南卫遗址、裴介遗址、辕村遗址、史家遗址），1个为运城遗址点（吕儒遗址）。这几个遗址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盐池的时间距离为1.14～1.74小时，平均时间为1.44小时左右，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采盐路程时间在86.4分钟左右。研究范围内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遗址点为27个，面积大小范围为5000～500000平方米，海拔分布为330.59～634.50米，平均海拔高度为409.72米。推测二里岗时期的盐池水平面高度大致为330米，比二里头文化时期有所回升，经计算其面积约为157.16平方千米。（图三）
通过成本距离分析与近邻分析计算可知，27个遗址点中距离盐池水平距离较近的只有8个（图三：16-21、23、27），水平距离范围大致为2282～8750米，平均距离约为6222米。其中距离盐池最近的为运城东郭遗址2282米，高程值最低的为永济清华遗址330米。这些遗址点到二里岗时期盐池的时间距离为0.4～1.6小时，平均时间为1.12小时左右，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采盐路程时间在67.2分钟左右。1999年运城盐池总面积约130平方千米，水平面海拔为320米［18］。与之相比，龙山、二里头及二里岗文化时期的盐池面积都更广阔，特别是龙山时期的盐池范围约292.4平方千米，是1999年盐池面积的2倍有余。考虑到全新世以来，区域地貌格局并没有太大的变动，因此这种变化与当时的气候条件有关。龙山时期，受降雨影响，盐池的水位增高而面积变广。而通过对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植物孢粉及生产工具的分析表明，二里头文化时期气候开始了温凉湿润—温暖干燥—凉而干燥的转变，这也对应着二里头文化时期盐池水位的下降及面积的缩小［19］。二里岗文化是一个比较干冷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波动升温期，但相比较二里头文化时期而言，地下水位线变化并不大［20］，因此二里岗时期的盐池范围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盐池范围相差不大。龙山时期。依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可知，龙山文化时期处于全新世的“大暖期”，大部分时间的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1月份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21］。二里头文化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降水有所减少，人们开始在地势较低又平坦的地面上进行耕种收获［22］。此阶段因降水少而温度降低，遗址点地势较低，数量减少。二里岗文化时期，遗址数量较二里头文化时期有所增加，但远不及龙山时期。龙山时期的遗址点数量最多，且地势最高，其次为二里岗文化时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址面积也随着时间的变化在逐渐缩小，较少出现大型遗址。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有二：一是因气候变化使盐池附近的自然条件并不适于人类定居与农业生产；二是广义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由晋南转移到了河洛地区。这与以往学者所谓运城地区古代湖泊多而地势低，部分土地盐碱化，二里头文化及二里岗文化时期遗址面积小而数量少的结论基本一致［23］。通过对遗址点到盐池的水平距离与时间成本距离分析可知。三个时期的遗址点距离盐池的最近距离分别为二里岗文化时期的2282米<龙山时期2687米<二里头文化时期6240米。这三个时期的遗址点到盐池的平均时间成本距离为1～1.5小时，其中龙山时期所需时间约为1.04小时，二里岗文化时期与之相差不大，约为1.12小时，二里头文化时期所需时间约为1.44小时。而三个时期所需的最长时间相差也不大，分别为二里岗文化时期1.6小时、龙山时期1.72小时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1.74小时左右。即在三个时期都是大致在2个小时以内就可以从遗址点到达盐池附近进行采盐工作。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假设盐池周边的古代遗址均与生产、储存、运输食盐有关。或可将周边遗址分为三个功能有别（功能可能有所重叠）的区域，分别为采盐区、存盐区、运盐区（在图中分别标记为A、B、C三个区域）。采盐区距离盐池的距离最近，主要分布在盐池的东北部，此区域土地的盐碱化程度较高，并不适合耕种；存盐区在采盐区再往东北地势高的地方扩展，一方面其离采盐区的距离不能太远，另一方面盐的存储所需的地势水平也较高，气候要求更为干燥，最重要的是距离古涑水河与中条山垭口的距离不能太远，方便运输，这与考古发现也相契合。此区域的东下冯遗址发掘的圆形建筑，刘莉、陈星灿等学者认为其形制与《天工开物》所记载的古代盐仓十分相似［24］。考虑到黄河在远距离运输当中的重要地位，本研究区域内的农耕运盐区主要分布在现伍姓湖及黄河渡口附近，此区域的主要功能可能为提供生活物资以及保障盐业运输。永济晓朝遗址是C区最大的聚落，颇值得关注。但在研究区域以外，如古城南关遗址，其控扼东向交通要道与黄河渡口，可作为晋南向中原王朝转运铜、盐等物资的战略据点及军事城堡［25］；如芮城的寺里—坡头遗址，恰好处在运城盐池往南穿过中条山到黄河渡口的交通线上，有学者推测此地可能也存在一个以外销食盐为主的管理机构或集团［26］。运城盐池的盐业资源对早期农业社会的兴盛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盐业运输道路也是学术界所关心的问题。晋南盆地与临汾盆地、三门峡、关中平原、洛阳盆地来往密切。晋南盆地往北即为临汾盆地，往来交通无障碍。晋南盆地往南，穿越中条山，经由大禹渡、茅津渡等黄河渡口即可达三门峡。往西经风陵渡、蒲津渡、龙门渡等渡口，再经潼关可达关中盆地。往南翻中条山渡黄河可达洛阳盆地以西。有学者梳理发现洛阳盆地与晋南盆地之间至少存在3条很可能早至史前时期即已开通的道路，分别为“中条浢津道”“虞坂颠軨道”与“轵关陉道”［27］。这些交通要道实现了盐业资源（当然还有铜资源）的运输，对中原文化的兴盛与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分析表明，龙山、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时期盐池的范围分别约为292.4、143.76、157.16平方千米。因为气候变化，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时期的盐池面积较龙山时期有所减小。在中原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盐资源并不十分丰富，运城盆地的盐池范围广阔且成盐量大，早在新石器时代，盐池所产出的食盐就可能远销外地。在历史进程中，盐池的发展变化对先民们的生活及文化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探讨早期盐池分布范围和周边聚落功能，及其与盐池的关系是研究早期王朝开发、控制、利用盐业资源的重要基础，有着较为积极的学术意义。本文在已有发掘资料的基础上对龙山、二里头和二里岗三个时期的运城盐池大小进行了空间分析上的测算，具有推论性质，有待以后考古新发现的检验。［1］［5］［24］［25］戴向明.晋南盐业资源与中原早期文明的生长：问题与假说［J］.中原文物，2021（4）；李水城，罗泰.中国盐业考古（第二集）：国际视野下的比较观察［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刘莉，陈星灿.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J］.东南文化，2000（3）.［2］谢尧亭，王金平，杨及耘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号墓发掘［J］.考古学报，2018（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2007.［4］保利藏金编委会.保利藏金［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清凉寺史前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7］王月前，洪梅，戴向明.山西夏县辕村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09（11）.［8］段天璟，方启，钟龙刚等.山西夏县师村新石器时代遗址2019～2020发掘收获［J］.文物世界，2021（2）.［9］［17］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运城盆地东部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10］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6.［11］李旻.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J］.考古学报，2017（3）.［12］田伟.商代晚期的东西对峙［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2）.［13］［20］魏继印.殷商时期中原地区气候变迁探索［J］.考古与文物，2007（6）.［14］王富宝，李民昌.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自然环境［M］//东方文明之光.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15］李晓杰，黄学超，杨萧杨等.《水经·涑水注》校笺及水道与政区复原［J］.历史地理研究，2019（1）.［16］乔玉.伊洛地区裴李岗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复杂社会的演变——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上的人口和农业可耕地分析［J］.考古学报，2010（4）.［18］运城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地区志［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9.［19］王星光.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和嬗变探索［D］.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21］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1）.［22］施雅风，孔昭宸.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晋南考古调查报告［C］//考古学集刊（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6］薛新明.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与潞盐的初期外销［C］//东方考古（12）.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27］高江涛.洛阳盆地与晋南早期交通道路之“轵关陉道”［J］.中原文物，2019（3）；高江涛.洛阳盆地与晋南早期交通道路之“虞坂巅軨道”［J］.中原文物，2019（2）；高江涛.洛阳盆地与晋南早期交通道路之“中条浢津道”［J］.中原文物，2019（1）；田建文，杨林中.轵关陉绛县段的考古学考察［J］.史志学刊，2016（1）.（作者：姜湾 田伟 中国国家博物馆；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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