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SMC 范勇 考古学家发现，三星堆青铜器、陶器上都有一些符号。它们是族徽，是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是否是晚期蜀文化的重大之谜“巴蜀图语”的前身？三星堆文物上的符号，是否与“玉文”“铜书”共同构成了独特的文字系统？ 尽管三星堆青铜文明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谜，让后人长久地在文化之谜中困顿迷茫，但它似乎并没有把符号这个秘密保守彻底。 考古学家在研究三星堆青铜文明时，发现了一种现象：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和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大量的菱形、三角形青铜眼睛，它们是由四块或两块铜片缀合而成，形成凸出的眼球；除了这种眼睛，还有内外眼角下垂或内勾的铜眼饰及许多圆形的铜眼泡。仅二号祭祀坑，就出土有71件铜眼睛、5件铜眼饰、33件铜眼泡。 这么多的青铜眼睛、眼饰和眼泡，有什么文化含义呢？ 最初，考古学家也弄不明白，这些玩意儿是什么。只是从形状来看，颇有些像人的眼睛和眼球。后来，有的考古学家认为，这些青铜眼睛和眼泡是三星堆神像眼部的镶嵌饰件。但问题是，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像、人头像都有眼睛，而且其眼睛都呈凸状，完全没有必要再装饰，而且也无法用略呈凸状的铜眼睛和铜眼泡来装饰。 事实上，许多青铜人像的眼眶内涂有黑彩，足以说明其眼睛的装饰方法。因此，大量有钉孔的铜眼睛、眼饰和帽状铜眼泡的出现，唯一的可能性是，它们是一种文化符号——或是用在某种物体上，象征着众多的青铜人像；或是专用于宗教场合，以代表上天众神。 眼睛这一象征性的符号，是三星堆文化中最重要、最典型的文化因素。  除了众多的青铜眼睛、眼泡，三星堆的青铜器中，还有不少与眼睛有关的器物和图形。 三星堆的铜兽面具与青铜人像一样，也非常强调眼睛的重要性：一类兽面具两侧有下勾的尖耳，眼睛圆睁但不见两侧眼角；一类是形状稍有变化，兽面下还有一对眼睛承托着兽面；第三类兽面具眼睛修长，内侧下勾，而外侧与角一起上扬。 在三星堆青铜人像华丽的帽子和服装上，往往能看到眼睛的图案或符号。那个青铜大立人像头上戴的冠帽和身上的袍服，就有眼睛的图案和文饰，连铜人像的底座上也有明显的眼睛图案。在青铜神坛下层的牵兽人像和中层的顶尊人像的腿部，在那个装扮成鸟并且足踏卷云的铜人像的裤子上，都能看到眼睛的文饰。 无独有偶，夏文化也有这种眼睛符号。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从第一期至第四期）上，类似三星堆陶器和青铜器物上的眼睛符号，可谓比比皆是。 有考古学家将二里头陶器上的眼睛符号形象地称为“臣字纹”，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文饰，并且将这种文饰与三星堆青铜器上的眼睛符号联系起来。 二里头陶器上的眼睛纹饰，的确是图案化，颇有些象形文字的样子；不过，因为有多种不同的样式，有的已经相当抽象，似乎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纹饰或文字。这种“臣字纹”流传很久，在商周玉器圆雕人物或动物的眼部均能发现。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有一种类似车轮的圆形铜器。 这是最令人费解的器物。 考古学家初次看到这种器物时颇为困惑，不知道这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因为不了解它的用处，所以也就无法定名。有的把它叫作“车轮”，有的叫作“盾形器”，或者叫作“圆形器”。 这种圆形铜器直径可达85厘米左右。其造型颇有些奇特：中央为一凸起的大圆泡，泡如圜底覆盘，中心有一圆形穿孔，周围凹作环形边栏；中间有五根放射状的“辐条”连接并支撑内圆和外圈，“辐条”断面呈人字形，内侧稍宽，根部彼此呈弧线相连；外圈为一大圆环，形如车轮轮牙；器壁比较轻薄，器中心和周围还有穿孔，可以用钉子来固定。 很显然，它不是独立使用的器物，而是安装在某种器物或建筑上的装饰物或饰件。也就是说，这种轮形器是一种文化符号，是一种象征性器物。那么，它到底是一种什么器物呢？它又代表着什么文化含义呢？ 三星堆的发掘者对这种器物的认识，的确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初，在发掘简报中，他们将这种器物称为轮形器。后来，在正式的考古报告《三星堆祭祀坑》中，他们又将这种器物改称为太阳形器。  事实上，成都平原迄今还未发现史前时期的马车遗物。按照常理来推论，成都平原并非中原地区，这里有纵横的河流和茂密的森林，加之河相冲积平原的松软土质，并不适宜马车行驶。所以，史前的成都平原既不可能产生马车，又不可能使用马车。况且，这种轮形器的构造，也不像通常使用的车轮。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历史系教授诺埃尔·巴纳德在《对广汉埋葬坑青铜器及其他器物之意义的初步认识》一文中，谈到三星堆青铜轮形器时，有感于外籍学者埃玛·邦克（EmmaBunker）的见识对他的启迪，引用了埃玛·邦克的一段话： 我对广汉的青铜“车轮”只有很有限的认识。两周前童恩正在这儿的时候，我和他谈了很久。看起来那两件东西不像是战车的车轮。童恩正说它们很容易破碎，难以支撑任何车辆，“车轮”的孔洞实在也太小，无法插入任何规格的车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期，中国的西南地区已使用了任何类型的牵引车辆，在广汉埋葬坑中亦未发现和车辆、马匹有关的其他器物。因此对这两件东西必定要做出其他的解释，或许是某种崇拜象征，但这样的解释也并非无懈可击，五根辐条的本身是极不寻常的，尽管它们偶见于哈尔施塔特文化中。 巴纳德当然是赞成邦克的看法的。要将这种青铜器说成是车轮，的确是太勉强了。 那么，这种轮形器是否是盾饰呢？ 从外形看，轮形青铜器的中心是一个高高凸起的圆形覆盘，轮圈边也是略为凸起，连接二者的“辐条”由高位的覆盘向低位的“轮圈”倾斜。初一看，似乎这种轮形器可以作为盾牌的装饰。但仔细一琢磨，便觉得不太可行。 要将这样的轮形青铜器制成盾饰，必须使用特制的、凸起的木板，这样二者才能相匹配，才能将轮形青铜器固定在盾牌的表面。这样做，不仅费工，而且也难找到相应的大木料。即便是费力做成，也不实用，因为这样的盾饰太重了。 如果用竹子或藤条制作盾牌，的确是可以将轮形铜器拴捆在盾牌上的。不过，竹子或藤条制作的简陋的盾牌，似乎没必要用当时贵重的青铜器来作装饰。 由此看来，轮形青铜器作盾饰的可能性不大。 将这种轮形器称为太阳形器，目前似乎成为一种共识。 首先，它是安装或固定在建筑上的一种象征性器物。古人的青铜器大都是重器，绝不会轻易铸造。既然不是实用性器物，那么就只可能是一种崇拜象征物。 其次，它的确有些像太阳——高高凸起的圆形覆盘是阳部，而五根“辐条”（五芒）像太阳发射出的光芒，芒外围以晕圈。 它的形状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殿屋盖上的“太阳芒纹”相似，又与后来西南地区出土的铜鼓、四川珙县僰人悬棺墓岩画上的太阳符号相似。  五芒的均等制作并非易事，它需要较高的数学知识。 太阳形器突起的阳部，和铜眼睛、铜眼泡近似，其直径是铜眼泡的四倍，铜眼睛中眼球的两倍，独有的五芒、晕圈又显示出其与众不同。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一种超越普通的铜眼睛、铜眼泡而代表上天众神的崇拜象征物。看起来，就只有一种可能，太阳形器是至高无上的太阳的化身。 只有在祭天的民族中，因为天文历法的需要，才能产生如此杰出的等分五芒数学来。 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另一个富有特色的符号，是鸟形图案和文饰。 三星堆遗址和祭祀坑出土的大量器物中，鸟的形象随处可见。青铜神树上，栖息着九只或十只鸟。铜器中有各种各样的铜鸟头。 三星堆玉石礼器中有雕刻着鸟的纹饰的玉璋，陶器里有鸟头柄勺，金杖上有“射鱼鸟纹”；还有形形色色的鸟妆青铜人像…… 不同材质的出土器物中，都有鸟的造型和图案。看来，在三星堆古王国人们的心目中，鸟，的确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文化符号。 在中国早期的诸文化之中，将鸟作为图腾或崇拜对象的，不在少数。东部的河姆渡文化，是一个崇拜鸟的文化。  在河姆渡文化原始艺术品中，鸟形圆雕有四件。其中一件完整器长15.8厘米、宽3.4厘米、厚0.8厘米，柄端雕出俯首的鸟头，圆目勾喙，似鹰类猛禽；中间为鸟身和翅膀；背面平整，有阴刻短直线和斜线组成的图案；两侧也有斜线和弯月形短线，羽毛感强烈；腹部较厚，有横向突脊，其上有透孔，穿绳佩挂之用；尾部扁长，略呈圆弧。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这件象牙器长16.6厘米、宽5.9厘米、厚1.1厘米，上半部残缺，底端也稍残。正面中间阴刻五个大小不等的同心圆，外圆上端刻 有熊熊的火焰纹，象征太阳的光芒，两侧各有一只引昂勾喙鸷鸟拥着太阳，器物边缘还锥刻着羽状纹。整件器物图像布局严谨、雕刻技术娴熟、形象逼真传神、寓意耐人寻味，是河姆渡原始艺术中的精品。  鸟、太阳，飞鸟环拥太阳的图案，让我们感到有些眼熟。 联想到三星堆文明末期的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其蕴含的意义不正与之相同吗？ 东部的良渚文化中也有鸟崇拜信仰。 除了神兽人面纹，玉器上的神秘图案下部分似乎也像鸟，也有鸟造型的玉雕， 如玉鹰、玉枭等，所以鸟也是良渚人崇拜的一种图腾。 三星堆的鸟崇拜，似乎与东部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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