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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曹丕《典论·论文》，其言：“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文以气为主”的说法，构成了后来文气论的基础。所谓文气，即指文艺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作家个体风格。 一般来说，气，主要指自然界存有的气体，如云气、体气等。《说文解字》说：“ 孟子首先论述浩然之气。他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他认为浩然之气是：“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他指出：①浩然之气仍旧是气，即不是脱离开身体、自然的外在创生和自我后天创造的气。②浩然之气必须“直养”，可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即来源于自身内部，不应更改、变异以及压制，最终可以达到强大。③养浩然之气时，要配合义和道，才能达至刚强广大，否则就会软弱无力。孟子将自然、生理的气，发展成文化、伦理的气，将后天性的培养融入到先天性的塑造中。由于气是虚的，所以需要养气。所谓养气，就是用另外的力量如道、义等来充实、保持气，使得气由纯粹物理、生理的气，转变为文化、精神的气。于此，气既具有了先天的因素，又饱含了后天的成就意义，气成为连接先天、后天和身体、心理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后来发展出来的才气或才性概念，同样贯彻了这种思想。 孟子已谈到了才的问题，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又说：“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但才性概念更多的具有先天的因素。汉代采取察举征辟方式选拔官吏，人物品藻成为一时风气，当时学者更多讨论了才与性之间的关系。东汉王充《论衡·命禄篇》说：“故夫临事知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将才与性分开，更多指向人特有的才能。汉魏刘劭的《人物志》，专门讨论人的材质和才能问题，认为“人物之本，出乎情性”（《人物志·九征第一》），每个人的材质不同，具有的才能各有差异，表现出来的个性品质也就不同，所谓“夫人材不同，能各有异”（《人物志·材能第五》）。气，作为人材质的一个特殊部分，与才结合，出现才气之说，意思与才性类似。如《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及至西晋，袁准《才性论》开始从气的角度讨论万物及人的区别。其言：“凡万物生于天地之间，有美有恶。物何故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浊气之所施也。”认为气之清浊不同，造成了物和人的品行个性的不同。 将才气概念引入文艺批评领域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在《典论·论文》中，其他如“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等都提到气。气指一个人内在的精神气、性情、才气在文艺作品中的显现。曹丕说“文以气为主”，即是强调文章以表现或显现不同作家的个性、才气为主要方面，但他并没有否认文章的体例对作品特性的制约意义。他说：“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同一个体例的文章，虽出自不同作家之手，但大体的特性还是一致的。在他看来，这二者并不冲突。如他举的音乐例子说，音乐的曲调和演奏的乐器相同，但个人的才性不同，最后得到的结果也能体现出不同的风貌。文章的体例相似，并不妨碍作者个性的表达和展现。 随后，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的《体性》《事类》《养气》《才略》等篇都涉及文气问题。其中，《体性》篇表述最为集中，也比较完整。其言：“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刘勰提出了影响和制约作家文章风格的4个要素：才、气、学、习。才是天资，但可以“因性以练才”（《体性》）；气分刚柔，是生之所受，但可以“资养”——“清和其心，调畅其气”（《养气》）；“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才为盟主，学为辅佐”“表里相资，古今一也”（《事类》），后天的学习才能使先天的才、气得到尽情展现、抒发；“学慎始习”“宜摹体以定习”（《体性》），学习不仅是知识的富有，对于文艺来说，更重要的是对经典文本体例的模拟和内在精神的贯彻，实现古今一体，又推陈出新，即所谓“义固为经，文亦师矣”（《才略》）、“望今制奇，参古定法”（《通变》）。刘勰接受了曹丕关于文气的主要观点，又深入讨论了先天才气和后天学习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先天才气只有经过后天学习的培养和锻炼，才能得到更加充分、完美的发挥和展现，从而呈现出“各师成心，其异如面”、风格多样又不失宗旨的文艺盛世来。 至唐代，韩愈继承并发挥了孟子关于气的思想，提出了气盛言宜的说法。他在《答李翊书》中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在他看来，人之气不可不养，必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才能得到“其言也如是”的合宜文章。与儒家学者一直遵奉的“有德者必有言”“辞达而已矣”内外相称。才气养成后，还需要有文辞的修炼，才能得到合宜的文章。所以，他还提出了“惟陈言之务去”“词必已出”等观点，强调文辞创新的重要性。才气所养，需用正义和大道来养成；而文辞的创作，不仅要有充沛的才气驭使，而且要有娴熟的文辞修养、锻炼作为基础，才能使得才气与文辞相合相称，内外流贯一体。刘勰说：“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文心雕龙·神思》）志气和辞令相辅相成，才能写出优秀的文章，塑造合宜的风格。由此，气的思想在文艺领域里的贯彻获得了较为完整的表述。 发展至清代，桐城派对文气论作出了一些新的阐说。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说：“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中认为，“所以为文者”可概括为八个大字：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而“神、理、气、味，文之精者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他们在强调文章中作者神气的重要性时，更加注重文字、音节、格律等外在形式的作用，反映出才气、道义等作家内在因素在文艺风格中作用的逐渐弱化。 气、才气的思想发展，与作品风格的认识是相称的。文气论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作者才气、个性和作品风格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中国文论者看来，作者的个性有先天的因素，但离不开后天的培养和锻炼，即个性、才气是逐渐养成、充实的过程。同时，才气的抒发、展现，必须得到恰当文辞、文体等要素的映衬、相合，所以风采各异的文章，离不开文体的模拟和文辞的锤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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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气也。象形。凡气之属皆从气。”任何事物都存有气，由气贯通、充满，各种气之间不停地流转、变化。同时，气是构成万物、人类必备的一个要素。老子《道德经》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管子·枢言》说：“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庄子·知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对于人而言，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当属呼吸之气。人通过呼吸，使体外之气（空气）进入体内，与血液结合，形成所谓血气。血气随着血液流转全身，与体内之气相互转换，促发和维持生命体的各种活动。东汉王充《论衡·命义篇》说：“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由于气是生命体的重要元素，又可以作为生命体活动的重要表征，所以体内周转的血气又称“精神气”。因此，对人来说，气有三种形态，分别为：体气（充体之气和呼吸之气），血气，精神气。三者一体，相互贯通，但三者又略有差别。体气，是人之气最自然的一种说法，是人体内存有的气体，突出了它的物质性。血气，是人之气较为特殊的一种说法，突出了人的生物性，但因与情有密切的关系，又常有“情气”之说。如郭店楚简《语丛一》言：“凡有血气者，皆有喜有怒。”精神气，是人之气最人文的一种说法，具有丰富的人学内涵，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创造出不同的概念，如才气、浩然之气、气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