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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长官部的总参议由谁任命？我任命几名总参议做为我个人的顾问。在中央的组织表上并无此职位，我任命这些人是为了给他们有点事可做——「有饭大家吃」的意思。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任命上报中央。有时他们只挂个名，有时我派他们去做联络工作，或者派他们下去巡视。 他们也由参谋长统率吗？是的，不过他们事实上没有很多事要做。他们都是谦谦君子。这些人都挂中将或少将衔，倘若是文官，都享有同中将、同少将的待遇（总参议大多数是军人，参事则多数是文官，都享有中将待遇。而「参议」一职，无论军职、文职都是少将待遇）。他们怎样发饷呢？他们的饷银由司令长官部的经理处发放。 我在什么情况下任命翁照垣为司令长官部总参议？抗战期间白崇禧提携他，白崇禧安插这一类人是怕他们生计无着时会被敌人利用。然而白知道蒋先生不会加恩于翁照垣（蒋先生对翁不怎么好）。 白崇禧本人在桂林行营已经安插了好多人，包括许崇智的旧部陈道行（陈道行，一九00～一九八六，广东兴宁，广东宪兵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廿期工兵科、法国陆学大学毕业，曾任第四集团军高参、三战区工兵指挥官、军委会参议。一九四六年七月授中将衔，退役后移居美国，他对蒋先生处置许崇智的方式十分光火），所以白崇禧要我安置翁照垣。于是我任命他为总参议，他只是挂个名，上班与否，悉听尊便。 司令长官部及其直属单位人员超编多少？长官部超编一百多人（据张发奎日记所载，在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与其直属单位共有三百多军官，司令长官部及其直属单位的官、兵、挑伕总计有两三千人）。各单位超编人数各异。谁给他们发饷？由经理处按照军饷总数摊付。 四战区政治部工作人员是由军委会政治部派遣的。我从未安排人员到政治部，那是一个附属单位，它由军委会政治部供养。四战区秘书长丘誉兼任政治部主任。四战区政治部有部分文官是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其他是中山大学毕业生。著名画家刘大步负责美术宣传。 中统局与军统局在四战区政治部安插特派员吗？有，我猜忖军统局人数比中统局多。 我同长官部与政治处人员一次又一次作个别谈话。我同一名士兵谈话三分钟就大致可估量到他的情况。他们敢同我谈真心话吗？有些人当然不讲真心话，只求明哲保身。但也有些人对四战区或他们自己的环境等各方面作出大胆批评。 一九三九年月四日，战地工作队解散了，其成员调拨到机要部门和其他机关，因为他们不懂粤语。军委会政治部派遣第五戏剧宣传队到四战区。该队由政治部供养与管理，为军民演出戏剧与提供文娱活动，多数时间在前线演出。 第四战区也设立了兵站总监部。我确认原来在武汉会战时负责第二兵团经理部的萧文不适合担任此职，故我呈请中央将他调任高参，另推荐总参议冯次淇出任四战区兵站总监，副总监周钰做了许多实质工作。 四战区设立了军法署，由我的老师李章达（李章达，一八九○～一九五三，广东东莞人。一九一一年参加武昌起义，曾任孙中山警卫团团长、大元帅府参军。一九三三年参加闽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兼政治保安局局长。中共建政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广州市副市长等）出掌。 军法署怎样组织的？李章达由几位受过法律训练的文官辅助，他们担负审讯工作，把裁决呈交李章达批核。军法署审理哪些种类的案子？各种违反军纪的案件。李章达把裁决呈递给我，倘若犯案者是个士兵、士官或连级军官，我拥有最后决断权；倘若犯案者是校级军官，我加注自己的意见后呈报中央。 我对法律的解释与军法署的解释有无分歧？我做为战区司令长官，自然执法严峻一些，军法署通常判得较轻，释法也较宽大。设若犯案的是高级将领，那又怎么办呢？我们向中央请示。对于重大案件，我们也向中央请示，例如临阵脱逃。有时中央指示我们自行处理，有时中央命令我们将案移交给它审理。军法署也会在参谋处提讯后审判汉奸案件。 两位苏联顾问从撤退湖南直至抵达韶关，一直陪伴我，另有几位苏联顾问来到我的长官部。其中一位是炮兵顾问，还有一位无线电报务员。俄顾问总数从未超过十名（张发奎日记中提及姓名的俄顾问有：奇柔夫、古西夫、伊萨也夫与加夫利洛夫）。 此时苏联顾问同我们分开住，但我们仍负责他们的供应。我们为他们寻找房屋，给他们提供食物。他们多数吃中国餐。我派了一名副官与一个厨子去照顾他们。 来到我部队的苏联顾问是不是隶属四战区？不，我想不是。我出巡集团军或军的司令部时，从未见过任何俄国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海南岛失守，主要原因是什么？驻军不足，还不是正规军，是保安团。海南岛失守的重要后果是什么？粤西南，包括广州湾与北海市面临压力。可是，我感到敌人的主要动机是向美英法等国展示实力。（一九三九年三、四月中国政府提议与法国政府合作，采取措施防卫印度支那。这一提议交付法国外交部与殖民地部后，被法国政府拒绝。） 一九三九年四月至八月间，国军发动四次攻势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攻击目标是有限的，旨在与敌军接触，用小部队牵制敌军。虽然我们当时未打算夺回广州，但也不希望敌人小看我们。 六月廿三日汕头失守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同样也因为在东江地区守军太少，我们没料到敌人会如此迅速进攻我们。在汕头陷落前，我到过汕头，它的陷落是我们的重大挫折。 汪精卫在河内时，是否企图劝说我支持他？没有，汪精卫没有接触我。蒋先生派谷正鼎与谷正纲赴河内规劝汪精卫回重庆。我认为，指望汪回来是枉然的，但我猜忖他会出国。一遇不顺心的事就出走法国，是汪精卫的习惯。 我听很多人说，一九三九年三月廿一日在河内发生的暗杀曾仲鸣案是军统局策谋的。汪精卫本是谋杀对象，曾仲鸣被误杀了。暗杀曾的特工接着也被杀了（此处张发奎叙述有误，策划该案的是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率领的「十八罗汉」，在现场开三枪打死曾仲鸣的是戴笠贴身警卫王鲁翘。 事后陈恭澍晋升军统第三处处长。王鲁翘赴台后官至台北市警察局局长，一九八五年九月二日在台湾省警务处副处长任上死于车祸，其子王卓钧于二000年八月就任台北市警察局局长，至今仍在任上。编按：王卓钧后升任警政署长，于马英九执政最后一年申请退休）。 甚至国民党也承认此案是军统局所为，我相信，没有蒋先生的批准，军统局不敢派杀手赴河内。汪的追随者告诉我，如果没有这宗谋杀案，汪精卫是不会投敌叛国的。他也许会出国。在如此压力之下，他无路可走了。 暗杀案发生后，汪精卫离开河内。他到香港后，顾孟余试图劝汪出国。顾孟余是汪精卫集团的最重要成员，是汪的决策智囊，虽然他拒绝加入改组派。顾孟余赴港游说失败，便去了重庆主掌中央政治会议（此处张发奎记忆有误，顾孟余出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早在一九三六年，而继罗家伦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是在汪精卫叛逃两年零七个月之后的一九四一年七月），他要表示他的政治立场，同汪精卫划清界限。 顾孟余没有让感情蒙蔽理智，然而陈公博就是这样追随汪精卫成了汉奸。我本人也是理智压倒感情。置个人仇恨于国家利益之上是错误的。很明显，汪精卫的仇恨，甚至更重要的——他妻子对蒋先生的仇恨（曾仲鸣是陈璧君的妹夫），已经放在民族大义之上了。 一九三九年夏，汪精卫访问广州时，有没有同我潜伏敌后的代表会面？没有。我有否秘密会晤汪夫人陈璧君？没有。自从我在重庆与汪精卫午餐后，再也未同他接触过，他也未派人来探望我。我不知他曾否写信给我，总之，我再也未收到他任何来信。我认为，他不写信给我是因为最后一次会晤时，我表达了非常坚定的抗日态度。 我有没有与陈公博或任何汪精卫的追随者作任何接触？没有。有人接触过我的妻子吗？几年后，朱朴告诉我，那一段时期他曾打算在香港拜访我的妻子——她常常访港。我在英国初晤朱朴时，他还是个留学生。他回国后，在闽赣浙皖边区是我的秘书之一。考虑到追随汪精卫对这位年轻人更游刃有余，我就把他介绍给了汪。 朱朴解释道，他要求我妻子打电报给我，请我指点迷津：究竟他应该离开汪精卫投奔大后方抑或留下为汪服务？我的妻子能够使用密码与我通讯，但她拒绝会见朱朴。朱又想拜访第四战区兵站总监冯次淇的妻子，她也因朱朴与汪精卫的关系而拒绝见他。朱朴两处碰壁，陷入不知所措的迷惘。最后他选择了追随汪。在他妻子病故后，他娶了（伪南京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的女儿。 张发奎、刘景容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三日，我向广东民众发表广播演说，谴责汪精卫叛国投敌。八月十六日，余汉谋与我率领四战区党政军各界签署通电谴责汪精卫，电文是梁寒操起草的。（为了嘉奖张发奎的爱国精神，蒋委员长特颁发奖金二十万元，梁寒操五万元。） 我确曾与汪精卫很亲近。到这一天为止，我确认汪精卫值得崇拜。为什么？因为他的学识、品性以及革命历史。他叛国投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他妻子的影响。【另一原因是蒋先生对他过份施压。做为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只拥有名义上的权力，但蒋先生仍然不让他保持这一虚位。蒋先生只允许他担任国民党副总裁，而这一职位有名无实。】汪精卫出走后果是：许多汪的追随者失业失势，咸感到汪精卫受了委屈。 【我对蒋先生的态度如何？我也对蒋先生不满，因为他自私与独裁。】在汪精卫离开重庆之前，他甚至没说过任何反对蒋先生的话。我们感到，由于蒋先生坚持抗战到底，我们唯一的前途是紧跟着他。虽然他的偏见对于我们不利，但我们对他毫不置疑。【我所提的「我们」指的是哪些人？是薛岳等人——我们这些不能指挥蒋先生亲信部队的将领，我不必提及该等中央嫡系部队的番号。】 【我敢毫无疑问地说，薛岳、余汉谋、白崇禧与我不是反蒋人士。为什么确认这一点呢？因我们寄信心与希望于蒋先生。我们不顾及蒋先生的各种缺失，仍然不转向反对他，是因为他坚决抗日。薛岳对蒋先生的忠诚更甚于我。在那段时期，薛岳向我出示他的日记内文，说：在抗战期间我们必须全心全意拥护蒋先生。他为何向我出示个人日记？因为那时流传了很多谣言，薛岳并不了解我的态度。】 【我根本不相信蒋先生会怀疑薛岳。许多人不知道薛岳与陈诚的关系，这种亲密关系使蒋先生充分信任薛岳。我可以说，陈诚与薛岳的关系比陈诚与我的关系更为亲密。】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薛岳被任命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一九三九年四月兼任湖南省主席。一九四○年七月陈诚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事实上没有理由在鄂西设置第六战区，那儿并无战事。鉴于老关系，陈诚让黄琪翔任副司令长官，他继续起用许多邓演达的追随者，例如严重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 我到韶关不久，陈诚要我给他刚出山的保定八期同学郭思演安排一份职务。郭原任虎门要塞司令，日军逼近广州时，他临阵退缩，最高当局要逮捕郭。我拒绝了陈诚的请托，尤其因为当时我尚未正式接管四战区，所以无权给郭洗脱罪名。 最终，陈诚亲自安顿郭思演，让他在六战区服务。陈诚有时做事不很公平，我举另一个例子：他要我代表李芳郴向蒋先生求情，盼望我要求蒋先生宽恕李芳郴。我拒绝了。毕竟李芳郴是违反军令临阵退缩的罪人。 做为战区司令长官，我同蒋先生保持着直接联络。在淞沪会战时，我隶属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武汉会战时，我隶属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我怎样同蒋先生联络呢？当我想同蒋先生交谈时，通常是先打电话给（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张治中，才能直接同蒋接通。 我同李济深的关系如何？在桂林，我常去看望他。他有没有表露对蒋先生的态度？他常常表达对蒋先生的不满情绪。对蒋先生扣押他于南京汤山一事，他念念不忘，认此为「一箭之仇」。然此一箭并不严重，更未致命。对于有些人来说，殊不必要报此一箭之仇，然而李济深此人报复心很强。照理说，抗战高于一切，可是他置个人仇恨高于一切。他憎恨蒋先生，时时刻刻盘算反蒋。他心里想：「我忠于你，你却扣押我！」 从这件事看，我认为广西人很少能够得上「伟大」——李宗仁在这方面可算是不寻常的了（张发奎对李宗仁还是不够了解。李宗仁后来抛出五十万言回忆录，大骂「蒋介石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共军之所以能席卷江南奄有全国，实因蒋先生自毁长城、开门揖盗之所致……他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 但他绝口不提一九四九年三月他派刘仲容北上向毛泽东谈和，还献策要联合共军夹击中央军活捉蒋中正，其心地之歹毒并不逊于李济深也）。李济深能留在桂林是由于桂系领袖尊敬他。他住在属于李宗仁的一座房屋，正对着李宗仁的居室。可是我怀疑，桂系听他的话吗？国难应该重于一切私怨的。 桂林行营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其职能是节制第三、四、九战区。第四战区与军委会桂林行营的关系如何？设立桂林行营原因是：军委会从重庆对华东、华南三个战区实施指挥相当困难。我对设立桂林行营的反应如何？我觉得无此必要。粤谚有云：「多只香炉多只鬼」。 我本人同桂林行营的关系如何？我向桂林行营呈交报告，但不必咨询它或请示它批准什么。在人事问题与军事行动方面我接受它的指导，而非指挥。事实上，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很少指导我们。白同他的故乡桂林感情很深，他是「老马识途」。 李宗仁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桂系的三个巨头，只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留在本省。桂系成员在桂林行营服务吗？没有位高的，当然，在中低级职位上不少。 林蔚是桂林行营参谋长，他是蒋先生的亲信，吴石是参谋处处长，梁寒操任政治部主任，后二者也是中央的人。梁寒操是个文人，是孙科的追随者。他外号叫「高要（籍贯）能人」，虽只是个中学毕业生，但既聪敏又博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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