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0年，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成立，这是“行营”这一名词在中国历史上的首次亮相。设立该机构的用意，在于全面统筹指挥对江西的军事围剿，首任主任正为蒋校长本人。 到了全面抗战爆发，军委会又先后设立了保定行营、石家庄行营，以指挥平汉路北段的战事。可随着保定、石家庄的先后沦陷，这两个行营也逐一被裁撤了，行营主任徐永昌也回到大本营，出任专职的军令部部长一职。 作为军委会的派出机构，行营的级别还要高于战区，通常负责指导两个以上战区的军事工作，理论上具备很高的决策权。  曾任汉中行营主任的李长官 纵观整个抗战期间，先后有保定、石家庄、桂林、天水、西安、汉中、西昌、昆明等行营存在。客观说来，这些行营大多没有发挥出相应的军事职能，准备地说更像是一个充满玄机的人事机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从1938年的桂林行营和天水行营说起武汉会战之后，军委会在衡山召开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将全国战场一分为二，南部战场归属桂林行营指挥，主要辖第三、四、五、九等战区；北部战场归天水行营统筹，主要辖第一、二、八、十等战区。 桂林、天水行营主任分别为白崇禧、程潜，前者还有另外两个身份——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军训部长，后者则是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任上升迁而来。 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真正指挥的会战只有发生在第四战区的桂南会战而已，桂南会战失利以后，桂林行营不再具备指挥作战的权力，指挥权下放至各战区，白崇禧也基本被剥夺了军权。  桂南会战 至于名义上归属桂林行营指挥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曾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时说：
这意味着，薛岳压根就没拿白崇禧这个理论上的上司当回事，也基本否定了白在第一次长沙会战的作用。 至于顾祝同第三战区、李宗仁第五战区，白崇禧的指导作用更是非常有限。 北战场的天水行营，在对卫立煌第一战区、阎锡山第二战区、朱绍良第八战区、蒋鼎文第十战区的指导上也是很难有真正动作。  曾任天水行营主任的程公 也许正是看到了南北两大行营的尴尬状态，军委会遂于1940年上半年直接裁撤了这两个行营。 因人设事的汉中行营、西安行营及昆明行营有时候，有些人“晋升”为行营主任，或许只是因为上面要将其高高挂起。 1943年9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晋升为汉中行营主任，理论上直辖第一（蒋鼎文）、第五（刘峙）、第十（李品仙）等三大战区。 李宗仁曾评价说：
或许把李宗仁“升职”为新增设的汉中行营主任，就是为了便于将他调离原岗，以给继任的刘峙腾出位置。与李宗仁的情况类似，卫立煌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升任”西安行营主任一职，也是为了给蒋鼎文上任腾出空间，这就是典型的因人设事了。  曾任西安行营主任的卫将军 和李、卫这种被“架空”为行营主任的因人设事不同，还有一种提高级别的因人设事。 抗战中后期，随着日军向中国腹地的侵略深入，云南作为抗战大后方的重用作用日益凸显。为笼络并未担任战区司令长官的云南省主席龙云，蒋校长擢升其为级别更高昆明行营主任。对蒋来说，并不需要实际付出什么，只需给出一纸文件就能安抚龙云，何乐而不为？ 因事设岗的西昌行营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中，日军一度攻占黔贵交界的重镇——被称为进入大西南门户的独山，一时重庆为之震动。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等 蒋校长曾经说过：
眼看黔桂已经不再安全，军委会决定设立西昌行营，提前为从重庆迁都做好准备。幸在日军也已经是强弩之末，无力在发动原计划的被称之为“五号作战的”“川陕攻势”“重庆攻势”，国民政府并不需要从重庆迁出，因此西昌行营也基本就是空架子了，并未产生实际作用。 抗战时期的行营，典型的官僚指挥层级抗战期间，军委会麾下部队指挥层级无比繁琐：军委会——行营——战区——集团军——军——师——团等。 在实际指挥过程中，战区直接对军委会负责，行营一级往往就成了摆设。加之行营所辖战区过多，实际也无法对战区实施有效指导。  陈诚夫妇 1940年1月，陈诚特意上书蒋校长，认为现行行营及战区命令常有重叠或分歧现象，建议缩小战区、增设行营，军委会仅指挥行营，行营再指挥战区。 有些话当然不方面明说，陈诚的真实意思是：蒋校长领衔的军委会对战区干涉过多，喜欢直接指挥，行营成了摆设；让小行营直接对口指挥小战区，增强指挥效率。 国民党军队的决策体系决定了陈诚的设想只能成为一纸空谈。仅就行营这一架构设置来看，他们着眼更多的还是政治，并不全是从军事层面考虑。 这决定了行营只能作为空壳的奇葩存在，相关的行营主任也是高位虚权，这就尴尬了。 感谢关注@司马砸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