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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人生活在繁嚣之中，一觉醒来，又有忙碌的工作充斥着生活。相比落后国家，都市人从不缺乏用来麻醉生活的娱乐。然而，物质生活的丰腴，却不保证人们会热爱自己的生命。「自杀」像幽魂般，萦绕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从哲学角度出发，我们如何看待自杀呢？1942年，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文学家及哲学家阿尔贝．卡缪（Albert Camus）出版了《薛西弗斯的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文章开首便说：「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在卡缪眼中，一些普遍被认为伟大而深奥的哲学问题，其实是概念游戏。不论因果规律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受、不管超验范畴是九个还是十二个，问题的答案皆不会直接冲击我们的生活；沉思过后，我们仍要回到日常生活之中。唯有自杀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会立刻决定我们能否活下去和怎样活下去。所以对他来说，在投入概念世界驰骋之前，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深入了解自杀这个疑难，并尝试解答它。人为什么会自杀呢？卡缪说是因为荒谬感。卡缪认为，不少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因为了解到「这人生不值得活下去」。换句话讲，就是他们切身感受到人生的荒谬。荒谬感的出现有一个普遍结构：一方面，作为理性的动物，我们总想把一切收归于理性之中，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总想给出一个「所以然」来。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源于某些利益争夺；某人被判死刑，是因为他犯上了普世道德所不容的罪行。某人在公共交通工具无差别杀人，是因为他的父母教育不好。我们都有某种「乡愁」（la nostalgie），习惯生活在一个总可被理解、一个所有事情皆有其独特意义的世界。然而，卡缪却说，无论理性如何努力，我们总会在生命某个时刻，意识到世界并无意义。生活，在最后总会嘲笑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徒劳，并对我们说：「世界本无意义」。在生活的不同情节，人生的不同阶段，荒谬感都可以忽然跟我们打个照面。卡缪描述了几个情景来尝试勾勒荒谬的轮廓。当友人问你在想什么时，你回答说没有，然后你意识到自己刚才脑海中空空无物。每天醒来，坐公共交通工具到工厂上班，工作四小时，吃一小时的午饭，然后继续工作四小时，下班坐车回家，睡觉，周一、二、三……到六，全无例外，然后有这么的一刻，你停下来想：「我为什么这样做？」还有在生命中的某一天，你意识到自己终会死去，一切皆会归于虚无。透过这些例子，卡缪希望挑起我们在日常情景中常会遇到的，但因为要继续生活下去而被按下来的切身感受。荒谬的威力，在于令曾经确切感受过它的人无法逃遁；而自杀与希望，就是我们人类面对荒谬感时，最常有的回应。卡缪认为，自杀与希望皆透过摧毁荒谬的其中一个要素，从而摧毁荒谬。自杀直接把我们的生命抹去，令我们对意义世界的期盼随之消逝。因为没有「我」作为体验荒谬的主体，荒谬就不复存在，我们也毋须再饱受荒谬的煎熬。相对于自杀，希望则是透过承诺「世界必定有其意义」，令我们对意义的寻求得到安抚。我们相信「善恶到头终有报」，相信有永恒的天国，相信全能的上帝会为迷茫的生命指点。既然生命最终会有其意义，我们亦不会再感受到荒谬。卡缪指出，很多现代人笃信宗教，其实就是想从信仰中获得活下去的希望，令生命变得有意义。当然，卡缪并非说所有的信仰皆源自要逃离荒谬，他无意进入宗教哲学的讨论，论证上帝并不存在。他想指出的是，面对荒谬，有些人选择投向宗教其实不是不能理解。对于自杀和希望，卡缪的取态多少有点含混。一方面，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自杀与希望似乎能把荒谬感摧毁。在这个意义下，我们并无足够的理由把这两个选择从回应荒谬的清单中剔除。然而，另一方面，卡缪却认为这两种选择都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两个选择都有一个盲点：表面看来，自杀与希望能回应生命的荒谬，但它们并无法安顿恒常于生命中萦绕不去的荒谬感，它们只是从荒谬的实存感受中逃逸。即是说，宗教式的希望，说穿了只是「信心的一跃」。面对荒谬的生命，宗教式的希望指导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无法保证的将来和彼岸，相信只要活下去，我们定能找到生命的意义。 
然而，这种信心并没有任何保证；所以，于卡缪眼中，这种希望不能从根本上安顿荒谬感，可能最终只是自欺欺人。然而，放弃抱持毫无根据的，从宗教得来的希望，却绝不等于认为自杀是回应荒谬的唯一途径。恰恰相反，卡缪在1955年出版的《薛西弗斯的神话》英文版序言中，斩钉截铁地说：「自杀是不合法的。」「不合法」的意思是说自杀（除自欺的希望外）并非回应人生的荒谬的唯一途径。那么，除了自杀和抱持徒劳的希望活下去之外，我们还可抱着怎样的态度面对生命的荒谬呢？卡缪这样描述我们在意识到生命的荒谬后的心境：一种对一切事物「漠然」（l’indifférence）的态度。这种「漠然」，源于意识到这一次的人生是「我」唯一一次的人生，而「我」终会死去，无论「我」的人生比他人如何精彩，在死亡面前却是人人平等。就连我们一切的信念、价值、人生目标、对将来的愿景，归根究柢都会消逝。在意识到荒谬的人的眼中，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如此寻常。我作为一个学生，为生活张罗到餐厅做散工，与我愿景中二十年后，身为一流企业家，于摩天大厦顶层工作，其实本质上并无分别：反正到最后，一切都会归于虚空。于是，其实没有任何一刻的生命比另一刻更值得活，没有任何一个人生阶段更值得去追求。然而，这样说来，意识到荒谬并选择苟活下去的人，岂不是如行尸走肉般，虽生犹死？卡缪的精彩之处就在于他告诉我们：正正相反，因为意识到这种荒谬，我们才可作为「荒谬的人」（l’homme absurde）──恒常意识到生命的荒谬的人──真正活下去。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在意识到荒谬之后，我们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一直指导着我们该如何生活的价值、原则、想像，皆被荒谬感彻底摧毁。一些都市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生蓝图」──要努力读书，考入大学，毕业后找份好工作，结婚生子置业组织家庭，然后安享晚年——皆无法指导我过活。甚至，某程度上，这种「人生蓝图」尝试为荒谬的生命赋予值得期盼的意义和价值，与宗教式的希望并无二致。社会和他人赋予我们的价值，可能一方面指导着我们该如何生活，但另一方面，它们正正是摧毁每个人，其生命的独特性的压力来源。正如卡缪所说：「一个好的理由去活着，亦同时是一个优秀的理由去死。」意识到生命本身就是荒谬后，我们仿佛被赋予一个契机，重新审视我们这唯一一次的人生。于是，荒谬的人接受和拥抱生命的荒谬，抗拒一切外在的价值强加于自己的人生之上；荒谬的人并无选择，必须为自己的生命筹划，亦只有他能主宰自己的生存方式。卡缪认为这样才是对荒谬的反抗（la révolte）。荒谬──原本是压垮生命的大石，此刻被我拥抱，并以这块大石作为我唯一而且必须面对的现实，拒绝逃遁。再者，虽然荒谬的人没有自由选择过不荒谬的人生──因为人生本质上都是荒谬的──但他却获得一种「行动的自由」（la liberté d’action）：他必须为自己负责，并只有他可以为自己负责，其他一切来自外在的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指导，皆不再有效。荒谬的人于是从人云亦云的想像中解放出来，自主自决地过活。最后，荒谬的人意识到宗教承诺的彼岸、解脱，与那些人云亦云的想像都是虚浮无力的。他的所有，就是他当下的人生。于是，当下和此世成为荒谬的人唯一重视的东西，这种认真审视自己人生的态度，亦仿佛是一种对生命的「热爱」（la passion）。《薛西弗斯的神话》一书的要旨，在于透过分析「荒谬感」，揭示出一种能安顿荒谬的存活态度。卡缪认为，深入考察过荒谬后，我们发现除了透过自杀寻求解脱和抱着「希望」苟活下去外，我们仍可以用一种截然不同的存活态度面对生命。这种态度建基于恒常意识到生命的荒谬，选择接受这现实。但借着这样的醒觉，我们的目光从此不再离开自己所拥有的唯一一次的生命，正视它的独特性。我们选择反抗所有除自己以外一切人生的指导，紧握这种行动的自由，为自己的生命献上所有的热爱。这仿佛遥遥契合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或许你会说，卡缪这套说法很「离地」，当我们切实地面对生命的荒谬时，这套分析根本无法给我们任何指导。这种说法是对的，而这也正正是卡谬所要说的。他的说法，只是想为荒谬的人生作清晰的概念疏理。这个疏理工作，首先展示给我们看，尽管人生是荒谬的，我们仍可以选择不自杀；相反，接受人生是荒谬的，我们仍可以怀着他所描述的态度生活下去。然而，卡缪的描述，只是要给我们原则性的指引；到最后，亦只有我们自己能决定自己的人生。《薛西弗斯的神话》，就像这神话中的众神一样，把我们都变成被诅咒的薛西弗斯，把我们的人生这块沉重的石头无情的放到我们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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