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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虞建华，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从相对宏观的层面讨论美国的历史小说和小说的历史批判。文章首先从理论上论证，小说可以成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叙事；然后通过历史小说与“非常”历史事件的互文比照，揭示小说家历史书写中政治介入的意图，凸显艺术虚构在反思历史中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进而论及历史小说的叙事策略、视角和文体特征，解析文学虚构如何成为有效的历史言说。许多优秀美国历史小说家担当起了重新记忆、重新书写历史的责任，对被洗白和修正的官方历史进行再修正。他们的作品因此也具有特殊的文化政治意义。 关键词：美国小说；历史小说；互文研究；历史批判 本文刊载于《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37辑，转载请注明出处。  一 注1：本文为两卷本《“非常”事件与美国历史小说》的绪论，略有删减更动。 不管是口承叙事还是书写文本，人类早期文化中对过往历史的记录和叙述的经典作品，基本都以“诗史合一”为特征，西方最典型的是“史诗”，如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修斯》。中国早期历史著作《春秋》和《史记》也一直被视作文学经典，“师范亿载，规模万古”。最早的小说脱胎于历史。自古以来，文学与历史交融渗透：文学记载历史，历史赋予文学以主题和内涵。当代著名美国作家多克托罗仍然强调史、诗两者的关联，说：“历史是一种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小说，小说是一种或然历史，或者也许可称之为超历史，这个历史的书写材料远比史学家所能涉及的更加广博浩瀚，丰富多彩”（Doctorow 25）。 但这样的说法带有比喻的色彩，“诗”和 “史”两种叙事毕竟在近代分道扬镳了。在19世纪史学家的践行之下，历史研究逐渐演变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打起“科学”和“客观”的大旗，以为安身立命之本，而小说则强调其“艺术性”和“想象创造”的虚构特权。两者互相排斥，彼此抱以轻慢，成为一组二元对立。多年来，历史话语似乎占据着“道德”高点：历史是真实的，小说是编造的；历史基于严肃、科学的考证和记载，提供真理性的认知；小说出自想象虚构，供人娱乐消遣。小说和历史的传统分野一度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容质疑，不能混淆。 “历史上的曹操和小说中的曹操，是两个人，一个是历史人物，一个是艺术形象，历史人物是客观存在的，而艺术形象是作家和读者的长期创造。今天，一个成熟的读者的头脑中，《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绝不会等同于《三国志》中的曹操。”（郭宏安 26）这是今天称之为“旧历史主义”的认识观，具有典型性。“旧历史主义”的说法原先并不存在，随着新历史主义的产生，传统的历史认识观被赋予了与之相对应的名称。新历史主义要强调的是，《三国志》中的曹操也不等同于真实的曹操。那么真实的曹操呢？——真实的曹操死了，史书作者、小说作者和读者谁也不认识、不了解他。《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作者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他们都是按照各自能获得的前人留存的书写材料和考古发掘的少量存物来构建曹操这个人物形象的。书写材料本身需要考证，考古存物也需要做出解读，而构建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书写者的知识局限，不可避免地需要融进作者自己的理解、认识、性情、喜好、偏见和想象，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意识形态某种程度的影响和制约。新历史主义更强调历史与小说两者的共性，而不是差异。这个共性就是历史和小说共享的语言叙事基础。 其实，从“诗”、“史”分离开始，不少历史学家就意识到在历史书写中想象和虚构成分难以避免，而这决定了以书写方式维持的历史知识本身的非确定性。现代史学理论开始把“叙事”视为史学之根本。当然，叙事也是文学的基底。这样，两者间就有了广阔的交集。以海登·怀特的《元历史》（Metahistory, 1973）的出版为标记，一种与传统历史观完全不同的后现代“新历史”认识逐渐被学术界接受，确定了史学家建构历史的方式是诗性的。分久必合，历史和文学走近靠拢，“史”与“诗”的两分法不再被广泛认同。海登·怀特指出：“历史事件首先是真正发生或是据信真正发生过但已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的事件。由于这种情况，为了将其作为思辨的对象来进行建构，它们必须被叙述，即用某种自然或技术语言来加以叙述。因此，后来对于事件所进行的分析或解释，无论这种分析或解释是思辨科学性的还是叙述性的，都总是对预先已被叙述了的事件的分析和解释。这种叙述是语言凝聚、替换、象征和某种贯穿着文本产生过程的二次修正的产物”（“评新历史主义”100-101）。 新历史主义强调，我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涉及的其实只是由记忆和语言组成的“知识论”的历史，而非“本体论”的历史，这样的推导呼应了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参见王正 154）。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政治无意识》（1981）一书中呼应了怀特的新历史观，指出，历史“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事先的文本化，即对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26）。历史书写和文学书写都运用文字手段、语言艺术和叙事策略来建构某种状况，表达某种观念。也就是说，新历史主义“承认历史学家不可能客观地、科学地复原过去，而只能从现在的视野中构造过去”（托马斯84）。传统的“旧历史观”由此受到挑战，历史与小说的界限变得模糊，两者的共同特征被凸显，距离被拉近。两者之间的互文解读不仅可能，而且也变得富有意义。 因此，小说再现的历史不应该被看作是对历史的戏说，而是对历史的重新陈述。小说家，尤其是历史小说家，以自己的方式呈现事件，重构语境，让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形成对话或碰撞。这种文学性的历史再现，可以丰富或修正历史叙事，也可以使之瓦解。在历史宏大叙事和小说家们以真实历史事件为蓝本的文学文本之间进行比较性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真理的多面，从而逼近事情的真相。被称作新历史主义的后现代史学观在认识上的确具有颠覆性，但如林瑛指出，“其目的并非全然否定一个不可知的大写的历史，而是给予小写的复数历史以合法的地位，从而深化关于历史性质与本质的反思与认识。”（298-29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中以历史为素材创作的小说，常常反映出作家们参与历史建构的努力，而对这些历史小说的解析，有助于我们揭示历史沿袭中文化生态的发展变化,也可以为我们思考、解读似曾相识的当下政治和社会情境提供借鉴。 在特里·伊格尔顿看来，“历史是文学的终极能指，也是文学的终极所指。因为只有给表意实践提供物质母体的真实社会形态才可能是表意实践的根源和目标”（塞尔登 474）。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呈现出历史转向，涵容了更多的文化政治关怀，走向空间性和对话性的历史。在这样的大潮流中，将以“非常”事件为素材的美国历史小说重新放回历史语境中细细品读，有其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们是美国种族、阶级、宗教矛盾激化的产物，而作家的再现在选材上具有针对性，在思想上具有颠覆性，在呈现方式上具有多元性，提供了“另眼”观察美国政治和民族道德体系的核心价值问题的渠道，可以引向对美国的建国理想、民族精神、政治信仰等意识形态重大方面的再思考和新认识。 历史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模式，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独特的属性，如虚构特权、多义性、话语间性来评说历史。这种评说带有意识形态批判的性质。作家们多从边缘人物的小叙事入手，透过具体和个别，放大观察历史的某些片段反映出来的更带普遍性和本质性的问题。优秀的历史小说家们总是寻找官方历史表述中省缺的东西，通过对历史素材选择性的再组合，对历史事件的想象性推演，对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塑造，对历史语境的补充性铺陈，让小说的美学再现填充、修补、甚至颠覆历史的宏大陈述。正是在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因并置和交叠而生成的巨大阐释空间中，本著作试图通过互文解读，讨论作家如何参与历史的建构，并在这样的建构中凸显文学的意识形态批判。 二 早在1981年，英国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就已认定，“文化研究关注的中心，已从狭隘的纯文本或概念分析转移到了文化生产问题和艺术品在政治中的运用”。伊格尔顿看到的重大“转向”，是一种摆脱文本自足研究的趋势，也即文学研究的重心已经逐渐从“文内”（textual）转移至“文外”（contextual）。他认为“转移”之前的形式主义文学研究，一言以蔽之，主要是一种“狭隘”的“概念分析”（伊格尔顿 2）。中国学者姚文放也对新批评和形式主义做了批评性的归纳，认为这样的文学研究途径是“一种退缩、收敛的态势，即从非文学领域向文学领域收缩，排除社会历史、政治运动、思想潮流、道德教条、宗教观念和文化风尚等对文学的外来干预，将文学研究的对象集中在文学自身的规定性，限定在文学的文本、语言、形式之上”（姚文放 31）。 两位学者均指出了在新批评和结构主义影响下迷恋文本的文学研究范式的不足，主张“走出文本”，进入到文学与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的关联性研究的广阔天地。学术和批评风向的改变，激发了美国文学中历史小说创作的热情。创作观念上受新历史主义影响的历史小说，被称为新历史小说或新历史主义小说。在近几十年时间里，此类小说和相关研究在美国文坛颇具影响。休·霍尔姆斯和威廉·哈蒙将历史小说定义为一种“以严肃史料呈现的史实为基础重建过去时代人物、事件、运动或精神的小说”（Holman and Harmon 238）。两位作者同时又强调，“尽管有史以来作家一直将小说和历史结合在一起，尽管文史学家发现在各类形式和作品中都有历史小说的影子，严肃的历史小说的发展必须基于严肃的历史认识的发展”（Holman and Harmon 239）。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美国历史小说，其定义是广义的，但都体现了“严肃的历史认识”。本书通过语境化的文本解读，探讨历史小说对于历史认识的贡献。 研究的聚焦点是美国历史上的“非常”事件或法案。称其为“非常”，一是因为这些事件/法案大多有违宪法、国策、律令甚至常理，反映出激化的宗教、阶级、种族、认识矛盾；二是因为它们是知识界争议不断的高曝光话题。但学界的讨论很少将事件的小说再现纳入其中。更具体地说，本著作研究的是以“非常事件”或“非常法案”为素材创作的长篇小说。此类历史小说在美国文学中蕴藏丰富，引人注目。作家们以小叙事反映大历史，凸显事件背后隐藏的权力意志和政治操作。小说对历史事件的再现，是作家以特殊的手法、从特殊的视角对历史的批判性解读和修正性重构，为读者提供了观察历史的新窗口。对历史进行文学性再现的兴趣，来自对现实的关注，因为历史经常翻版重演，现实问题的很多答案可以在历史中找到根源。 将美国历史中的“非常事件”选定为观察点，是小说历史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切入口。一系列文学再现的历史事件，可以串连成意义的链条，引导我们从历史沿袭中思考事件背后的很多问题：权力意志、利益政治、司法暴力、强权话语等诸多方面。本著作将一系列“非常事件”及再现这些事件的小说作为基本文本，比照历史记载，重现历史语境，尤其着重讨论小说家笔下呈现的历史中美国国家政治意志和法律对异教徒、少数族裔、新移民、激进青年、战争中的他国平民等边缘群体实施的权力压迫，从一个特殊的剖面对美国历史和意识形态进行评判性的审视。我们把小说叙事看作边缘之声的代言，看作对抗权力话语的制衡力量，将再现历史的小说视为作家参与言说历史、打破线性叙事的举措，结合书写者的叙事策略，研究作家如何试图对既定的历史叙事进行修正。 文学具有对文化记忆进行存储和传播的特殊功能，小说通过艺术化再现的历史，可以形成有别于官方历史修辞的“反记忆”，对文化想象结构加以修正或颠覆。本著作希望在对所选历史小说的解析中，让读者获得更加真切的历史体验。很多被作家写成小说的历史“非常事件”，与当今美国的政治生态，包括种族主义、霸权思维、帝国话语、权力政治遥相呼应，因此从历史回看中观察当今的美国，也许是最好的视角。 三 很多美国历史争议事件/法案都已有诸多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深入探讨。但解析重构历史事件的文学文本，从历史语境中领会文学所承载的深刻意义，其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比如，关于美国历史上白人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和驱赶，美国的官方叙事总是遮遮掩掩，不得已时轻描淡写。于是，随着上世纪70年兴起的后殖民风潮，美国本土裔作家们主动肩负起了“重写”历史的责任，从印第安人的视角呈现历史。在詹姆斯·韦尔奇（James Welch）的《愚弄鸦族》（Fools Crow, 1986）中，我们可以读到马里亚斯河滩白人政府军队野蛮屠杀印第安人的血腥历史；在戴安·葛兰西（Diane Glancy）的《推熊：关于血泪之路的小说》（Pushing The Bear: A Novel of the Trail of Tears, 1996）中，我们可以读到在“重新安置”的名义下将原住民强行赶出家园的事例；在路易丝·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的《圆屋》（The Round House, 2012）中，我们可以读到美国政府如何不断推出新法律，逐步蚕食原来法定划归印第安人的土地。 这些当事民族后裔的文学性描述“以诗证史”，用个人化的小叙事再现历史，与主流文献记载的白人历史形成对峙，为“帝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野蛮史”的断论（Spencer 174）提供佐证。米尔伯恩和康拉德认为，通过抹黑他人洗白自己，是美国官方历史叙述的惯用手段：“对民族历史（的污点）采取回避态度，致使我们必然通过抹黑'敌人’的途径洗白自己的动机”（Milburn and Conrad 2）。这种对历史的粉饰和对他人的抹黑已成惯用策略，延续至今：“在当代社会中的每一个部分，美国主流历史都在实施这种否定政治（Politics of Denial）。否定论融进了我们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肌理，融进了我们共同的民族神话和我们的社会和政治机构。媒体和好莱坞让它深入人心，使我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Milburn and Conrad 8）。作为本著作解读对象的不少历史小说，都承担了“重写”美国历史的重任，仅举两例。 阿拉莫事件也许是更典型的例子。阿拉莫的勇士们是美国到处歌颂的民族英雄，由1960年和1988年的两部电影《阿拉莫》和《阿拉莫：自由的代价》将德克萨斯移民抵抗墨西哥军队镇压的英雄传奇传遍千家万户。但是，这个美国历史神话决然不提历史冲突的源起是蓄奴和反蓄奴：墨西哥禁止蓄奴，而那些“英雄们”其实是在墨西哥德克萨斯租用土地开垦种植园并违法使用奴隶劳动的美国庄园主/奴隶主联盟；也绝不提美国以反对暴政、捍卫自由为借口出动军队，吞并德克萨斯的无耻行径。作家斯蒂芬·哈里根（Stephen Harrigan）的小说《阿拉莫之门》（The Gates of the Alamo, 2000）从美国人，也从墨西哥人的视角两个方面平衡地反映阿拉莫之战，将最新、最权威的历史研究融入小说，解构神话，让美国民众读到历史的另一面。爱德华·罗斯茨坦（Edward Rothstein）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提到该部小说对阿拉莫事件的再现，写下讽刺意味强烈的一番话，道出了文学在重构历史方面的巨大力量：“美国历史本身成了竞技场，将阿拉莫置入一场更大的活剧的中心，这场活剧正在定义美国的博物馆如何呈现过去的历史。如果美国中世纪式的阴暗被揭示，历史绝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光艳，我们还敢庆祝过去的历史荣耀吗？”（2007.4.30：E.3） 与“漂白”相反的另一种历史态度是掩蔽或抹黑。美国华人移民史便是一部种族迫害史。1882年国会迎合媒体煽起的“黄祸”风潮，通过《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推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针对某特定族裔移民的违宪的歧视性法律。与此同时，华人在早期美国建设中，尤其是跨大陆铁路建设中的巨大贡献，被美国官方几乎完全排除在历史记载之外。是汤亭亭（Maxim Hong Kingston）这样的华裔美国作家，努力用自己的书写纠正被歪曲的美国官方历史。她的长篇小说《中国佬》（China Men, 1980）通过一家四代在美国奋斗的历史故事，在官方历史留下的空白中书写华裔遭受的压迫和在建设美国中做出的历史贡献，发出抗议之声的同时，对美国官方历史进行补正。汤亭亭的《中国佬》正是文学理论家琳达·哈钦讨论历史元小说时所用的范本之一（Hutcheon 5）。《中国佬》这类小说化的对历史的再现，意在动摇官方历史叙事的权威，呈现主流美国历史中掩蔽的华裔美国人的受难史、奋斗史和光荣史。 美国历史上的各种“非常”事件分散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特征，激发了不同反响。但我们注意到两方面的事实：第一，每一个“非常”事件都有大量历史、政治、法律方面的讨论，但鲜有将“虚构作品”纳入研究的例子；第二，相关研究一般围绕单个案例展开，就事论事，割裂了历史的连贯性。针对这两方面的不足，本著作一方面将相关小说视为另一种历史书写，通过小说再现的历史与一般意义上的主流历史进行互文解读，阐释文学叙事对历史认识的贡献。另一方面，我们串联起众多美国历史上的“非常”事件，通过系列小说对历史的呈现纵向考察历史因循承袭的美国政治思维逻辑和行为模式。著名历史小说家拉塞尔·班克斯指出：“我们的历史不是一系列独立的事件组成的。它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往前追溯到400多年前，它是一场持续的斗争，包含着不同的章节和战斗。”（Wylie 749）整体视野可赋予历史片段以意义的框架。置入其中，“非常”事件就不再“非常”，而是国家政治拼图中零落的碎块，可以用来考证和解码。 四 既然诸多历史“非常事件”在历史叙事和小说书写中都立下存照，本课题将在比较中对美国的建国理想、道德体系、政治信仰等意识形态的重大方面进行再审视。当然，任何叙事都不可能再现历史的本真，小说也不能。但是结合了史料与虚构小说，能够让历史事件栩栩如生地在书写中复活，提供不同的历史视角，打破简单化的历史说教，向读者勾画历史的复杂语境、事件的来龙去脉、人际关系中的利益纠缠等，由此凸显历史的多面性、复杂性和可阐释性。小说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不受历史学书写规范性的束缚，可以选择性地采用最有效的叙事策略，使虚构故事成为一种强大的历史言说。本书通过小说家的视角，对美国政治和民族道德体系的核心价值问题进行追根溯源的历时考察，揭示事件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尖锐的种族矛盾和深层的阶级根性，但避免把文学作品作为历史文本和政治文本进行解读。 谈到文学对历史的再现，人们容易联想到现实主义小说，但其它流派的历史小说同样功能强大。本书研究的对象文本也包括非常典型的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作品，以及现实主义与现代、后现代叙事风格相结合的作品。作家们各显其能，设计了多样的呈现模式，有效地强化了小说的话语力量。本书讨论作家的艺术表现手法，如现实主义作家如何采用新闻报道式的写实文体，试图与机构化的权力主体正面对抗；现代主义作家如何施展艺术想象，从而凸显历史书写的虚构性；后现代作家如何采用戏仿和碎片化的拼贴，以呼应荒诞的现实。不管何种风格，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小说，都从不同侧面暗示了历史解读的多种可能性。 美国是特殊历史的产物。不同时期的美国小说都表现出了对历史的特别关注，尤其在新历史主义等当代批评实践的影响下，历史小说的创作和研究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局面。小说化的个人小叙事向代表权力话语的宏大叙事频频发出挑战。虽然小说叙事具有虚构性，但这种虚构是作家们平等参与历史言说的筹码。他们通过虚构叙事打破线性历史叙事的一言堂，表达不同声音，提供不同视角和历史画卷的多侧面，尤其浓墨重彩地凸显宏大历史叙事中被掩盖、被淡化、被剪辑的成分。这样，小说家们运用自己的方式对历史构图进行了重描，把读者引向更鲜活、具体、生动的历史再认识。 小说书写和历史书写一样，都利用了某些支配性原则，都隐含着权力关系和权力本质。尤其在美国历史中，官方叙事充分利用语言的统治力量，对中心权力的合法性进行“自圆其说”；而美国作家则通过颠覆性的小说再现，利用语言的解放力量，以虚构叙事对抗历史叙事，以个人叙事对抗总体叙事，从而解构中心，解构神话。既然历史由人书写，对书写者进行塑形和“规范”的意识形态，必然是重要的潜在影响因子。在当代西方学界，历史讨论的关注中心已然从历史的真实性问题转向了话语主体——主宰言说的是谁，历史言说又以何种方式得以呈现。也就是说，历史与小说两种叙事曾经的关键区别，即真实与虚构，让位于两者共享的核心关注：“由谁书写”和“如何书写”。一方面，历史书写不再被认为是史料的客观陈列和阐释；另一方面，小说化的历史陈述被接受为历史建构的另一种模式。由此，小说家也参与了争夺历史阐释权的文化斗争。 文化政治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谈到社会话语生产中意识形态的限定作用时指出：“每个社会、每个官方传统都保卫自己规范化的叙事免受干扰，……美国尤其如此，美国对公众话语实施更多的监控，更急切地将自己呈现为一个没有缺陷的国家，更紧抱着铁幕围箍的清白成功的主流叙事。”（Said 314）而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斯坦贝克则强调作家与政客的不同，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承担仗义执言、教育民众的使命：“作家的古老使命并没有改变，他有责任揭露我们的许多可叹的过失和失败，有责任为了获得改善而将我们的愚昧而又危险的梦想挖掘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参见宋兆霖 426）当美国官方叙事对历史进行大面积漂白和彩绘，试图抹除歧视、迫害和其他非正义时，美国作家们担当起了重新记忆、重新书写历史的责任，对被修正的官方历史进行再修正。这些历史小说因此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政治意义。 因此，作家在小说中对历史的重新表述，是一种介入性的书写，具有平衡和扶正历史的政治意义，而“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陈娇华 40）。“这种文本化与超语境化之间的张力，可以引出对象文本之内和之外的新洞见——文本所深深卷入其中并将其独特的创造性融入其内的政治的、历史的、生平的现实。”（Felman and Laub xv）正是抱着对“新洞见”的期待，本书试图重建历史语境，将小说化的历史片段置入其中进行解析，同时让散落在历史各个阶段的“非常”事件形成呼应，证明这些“非常”事件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更大层面社会、政治、文化、法律组图的构成部分。这些历史小说揭示了“完整”“连贯”“统一”的美国政治神话的虚构性，显现了其权力逻辑运作下的非理性、随意性和功利性。与美国历史叙事的亮丽色彩不同，小说家笔下重绘的美国历史图卷，基调变得灰暗阴沉，但画面细节则异常丰富生动。 引用作品： Doctorow,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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