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5年来，文学领域的性别研究取得很大的收获，但也存在着对西方理论生搬硬套、忽略本土经验和性别内部的复杂性以及文学的审美分析薄弱等问题。学界在做出反思的同时，从多方面进行新的探索。在此过程中，历史文化资源受到关注，文献资料工作取得明显进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赋予性别研究“在地化”品格的重要性，努力寻求进一步打开文学文化现象考察的空间，以总体性的问题视域和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深化思考。文学与性别之间关系的探讨需要立足于生活的土壤和历史的视野，具有多元维度和世界眼光。 关键词 文学；性别研究；本土经验；历史视野 作者简介 乔以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要目 一、历史文化资源受到关注，文献资料工作进展明显 二、植根于本民族历史和现实，赋予性别研究“在地化”品格 三、以总体性的问题视域和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深化研究 四、结语 1995年9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为来自世界各国的数万与会者提供了规模空前的跨文化交流契机。在大会期间举办的众多论坛中，“妇女与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妇女问题”这一专题的设置意义别具。该论坛是由天津社会科学院申办，经大会组委会批准举行的，现场参与者200余人，包括国内(含台湾、香港地区)高校，社科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若干位活跃在新时期文坛上的女作家以及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各界人士。论坛的主旨发言分别涉及中国的女性文学、男作家的妇女观、新时期的性别研究和性别教育、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婚姻家庭问题、当代纪实文学中的妇女问题以及女性文学的价值等。 进人21世纪以后，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给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带来极大影响，传统的写作方式，阅读方式以及文本的传播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学活动在媒体融合的语境中呈现出新特点，与性别文化相关的现象层出不穷。研究者面临新的挑战，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一、历史文化资源受到关注， 文献资料工作进展明显 对于开展学术研究来说，历史文献的发掘整理和本领域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基础性的，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女性从事文学活动的文献零散而匮乏，得以留存下来的各类材料大都分别收藏于国内外图书馆，档案馆和研究机构，搜集和整理的难度很大。前人虽已做了不少基础性工作，但文献资料的清理和考辨总体仍然薄弱。 对于全面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学史和文化史、构建融入性别视角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叙事来说，从良莠并存的浩繁文献中披沙沥金，在此基础上构建比较系统的有关女性文学活动的知识谱系必不可少。一系列经过编选者搜集、校勘、考订和编纂的文献资料的出版，汇集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性别文化和文学创作信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化意义，同时也为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丰赡的材料。正如有学者在评介《清代闺秀集丛刊》时所指出的：“女性写作实质是‘立言’。……妇女自我呈现记录的文本之所以可贵，是因文本使得文学与历史有了相交汇合，弥补了既有史料之不足。如能使用该丛刊，充分调动、发掘女性书写的生命史和精神生活史料，则是重构妇女/性别的历史大厦的基础，至于对书写女性文学史的意义更自不待言了。” 不过迄今为止，大量史料尚未得到充分的利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有待加强。另一方面，现当代文学的文献工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不足。季红真曾专门谈到作者文本的校勘及周边资料的考据两方面的问题：“校勘版本作校注属于文本的问题，核对其他资料、实地踏查、利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借鉴前人的经验、综合分析各种信息，属于泛文本的问题。两个问题合在一起，又都是历史文化的语言问题。”她指出，这两个问题解决好，有了经典化的基础，才可能深入解读文本，尽可能接近真实地还原作者的心灵世界。这里提到的问题在女性文学的文献工作中同样存在，理当予以重视。 二、植根于本民族历史和现实， 赋予性别研究“在地化”品格 性别研究如何与本民族历史文化有机关联，赋予这一研究“在地化”品格，不仅影响到性别研究是否能够在本土焕发生机活力，同时也关系到其有效性。以往的研究实践在借鉴国外理论的过程中开拓出新的批评视野，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其间的偏差也是常见的。比如，对西方理论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华民族的人文传统和社会实践，包括对性别问题的思考；又如，忽略性别内部的复杂性和文学的审美特征，一些判断失之于简单、武断。面对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植根中华民族历史、客观理性地对待本土经验的重要性。当然，这里所说的本土经验不是抽象、静止或内涵单一的，它产生于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实践，丰富而多元，并且常是在与外来文化各种形式的交流互动中发生作用的。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史叙事中，女性创作往往无足轻重，而实际上，它在与男性主导的社会文化的互动中具有一定的能动性，直接间接地关联着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折映着女性群体的生活命运和精神世界，参与了文学/文化史的建构。20多年来，涌现出一批着眼于本土文学传统与性别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其中一部分侧重于观照女性参与文学活动的历史和现实，呈现和讨论了融入女性生命体验的文学创作，程度不同地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对女性创作做出了分析。 涉及古代、近代女性创作的著作如：《宋代女性文学》(苏者聪，1997)、《女性词史》(邓红梅，2000)、《古代女诗人研究》(张宏生等，2002)、《清代女作家弹词论稿》(鲍震培，2002)、《近代女性文学研究》(薛海燕，2004)、《清代闺阁文学研究》(段继红，2007)、《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胡晓真，2008)、《明末清初女词人研究》(赵雪沛，2008)、《明代女性散文研究》(张丽杰，2009)、《技艺与性别：晚清以来江南女弹词研究》(周巍，2010)、《两浙女性文学：由传统而现代》(付建舟，2011)、《跨越闺门：明清女性作家论》(方秀洁、魏爱莲编，2014)、《清代江南女性文学史论》(宋清秀，2015)、《中国女性文学研究(1900—1919)》(郭延礼，2016)以及《明清女性作家戏曲创作研究》(刘军华，2016)等；有关现当代女性文学方面的著作如：《神话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陈惠芬，1996)、《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戴锦华，2002)、《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生命意识》(郭力，2002)、《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乔以钢，2003)、《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刘思谦等，2005)、《当代台湾女性小说史论》(2005，樊洛平)、《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乔以钢，2006)、《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2006)、《中国女性与中国散文》(林丹娅，2007)、《女子高等教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为中心》(王翠艳，2007)、《互文视野中的女性诗歌》(张晓红，2008 )、《女性文学景观与文本批评》(郭淑梅，2009)、《20世纪上半叶女性文学与时尚文化》(姜云飞，2013)、《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黄晓娟等，2014)、《比较视域下的湖湘女性文学研究》(罗婷等，2014)、《台湾女性文学史》(林丹娅主编，2015)、《跨语境中的女性戏剧》(苏琼，2016)、《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女性文学意识》(吴玉杰等，2017)，《博弈：女性文学与生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作家生态写作》(田泥，2017)、《文化身份的建构与书写——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研究》(徐琴，2017)、《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研究》(董秀丽，2019)，等等。这些研究将性别视角分别与地域、民族以及文学文体等方面的考察相结合，在历史语境中阐发古今女性各类文学书写的丰富内涵及其审美艺术特征。 在研究实践中，处于中国社会转型重要阶段的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性别语境和文学写作现象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热点。其间的拓展体现在，突破传统/现代、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简单化思维，打通古代、近代、现代之间的区隔，在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的变迁中多层面地深入探讨性别与历史及文学的关联和互动。例如，刘慧英的《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2013)从思想史角度钩沉“女权”话语在中国的发生，在民族国家话语的主流性别论述之外发现和梳理了两个“另类”向度的女权话语脉络(即早期《妇女杂志》对家庭内普通妇女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劳作之正面意义的肯定以及何震的反国家的无政府女权主义)，从而彰显了女性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及其介入历史的深度和广度，重构了性别与政治、女性与家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刘钊的《清末小说女性形象的社会性别意识与乌托邦想象——以(女子世界)小说创作为例》(2012)，观照了清末乌托邦小说中以“男女平权”为核心的社会性别建构，指出启蒙思想家利用女性期刊中的小说专栏探讨女性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其性别乌托邦思想为偏重于以国家、社会生活为主体的现代中国女性话语之确立提供了动力。周乐诗的《清末小说中的女性想象》(2012)，其研究对象涵盖了各种类型的清末小说，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探索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女性形象的形成。作者以贴切入理的文本细读与历史诠释相结合，分析小说中纷繁复杂的女性想象，探讨其中存在的由现实的女性和想象的女性之间的距离而产生的张力。刘堃的《晚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传统再构》(2015)，反思了儒家的性别文化传统，基于中国本土文化、晚清时期传入的西方女性形象以及民族国家思想与话语等多重思想资源的互动所构成的历史语境，分析了晚清至“五四”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之再构。黄湘金的《史事与传奇：清末民初小说内外的女学生》(2016)，以翔实的报刊材料与生动的小说文本对读，围绕颇具时代特色的“女学生”群体的形象建构，阐释了清末民初女学生与国族话语、道德评判、男权中心、商业文化诸方面的复杂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心理，呈现出“女学小说”的独特价值。 以往有关现代女性文学之发生的叙事，常以清末秋瑾等人的创作为滥觞，以“五四”前后出现的女性白话文创作为起点，然而，若要比较透彻地认识这一文学文化现象，就需要将女性写作活动置于更为宏阔的历史视域和更为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借助保存下来的各类文献，尽量贴近创作主体的生存环境和情感心理做出深入解读。在这方面，一些学者做出了有效的探索。张莉的《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2010 )，敏锐地注意到“五四”知识女性的写作在开始阶段所带有的女学生的文化特征，细致探寻成长中的作者走出闺门，进入学堂、走上社会以及开始文学创作的过程，以及她们与女子教育、报刊出版等多方面社会因素的具体关联，从特定角度勾勒出现代女性写作的“中国式发生”。马勤勤的《隐蔽的风景——清末民初女性小说的兴起与呈现》(2014)，依据史料讨论清末民初女小说家的生成机制，在历史的氛围中呈现出多重交织、多元并存的景观，对长期以来学界往往将“五四”女作家的出现作为学科起点的研究范式提出质疑，提示了历史的复杂性及其存在的更多可能。其《作为方法的“女性小说”——关于近代中国女性小说研究的反思与进路》一文，区分了女性创作主体书写的“女性小说”与作为文学现象的兴起意义上的“女性小说”这两种不同情况，提出重视“女性”的文化意涵，寻求研究路径的创新；一方面“从‘发生学'的角度观照女性写作小说这一特殊的文学/性别现象”；一方面结合传统文论对“文学”的理解，“从‘性别’与‘文类’的关系角度切入”，在历史化与语境化的研究过程中重新审视女性与文学的关系乃至观照更为宏大的学术命题。这些从丰富的史料出发、结合研究现状提炼的观点，具有启发性。 三、以总体性的问题视域和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深化研究 总体性的问题视域既关联着多维度地认识历史与现实，也涉及恰当把握中国与世界、本土经验与全球视野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本土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族文学的基本面貌，但它并非与世隔绝地存在。一些研究突破传统的学科壁垒，将具有性别内涵的文学文化现象置于民族国家建构、阶级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语境中，密切结合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在开阔的学术视野中展开问题讨论的空间，与思想史、革命史特别是文化研究建立起密切关联。这方面的著作如：《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李玲，2003 )，《空前之迹——1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王绯，2004)、《文学与性别研究》(钱虹，2007)、《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刘传霞，2007)、《性别视阈与当代文学叙事》(祝亚峰，2008)、《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现象与性别》(乔以钢等，2012)、《现代性的姿容——性别视角下的上海都市文化》(陈惠芬等，2013)、《家务与星空：文学与性别研究》(降红燕，2013)、《五四文学中的女子问题叙事研究——以同期女性思潮和史实为参照》(张文娟，2013)、《国族、乡土与性别》(王宇，2014)、《中国当代文学身体政治研究》(刘传霞，2014)、《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乔以钢等，2017)，等等。 文学文化思潮的考察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些学者运用性别视角，对相关问题做出了深度阐释。王宇的《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2006)，深入解读了20世纪下半叶叙事文本中有关性别的想象和表述，揭示出民族国家主体和现代个人主体想象之间的关联，探究性别的文化象征意义在文学文本中如何被纳入现代认同的框架。马春花的《被缚与反抗：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论》(2008 )，梳理了当代女性文学思潮的演变轨迹，阐述了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女人主义三种理论形态的内涵与外延，具体分析了其与社会文化语境和文学创作文本之间的关系。郭冰茹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性别建构》(2013)，主要关注“女性解放”的问题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元叙事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如何被提出的，女性性别建构有着怎样的历史真相以及女性如何以文学的方式讲述自己，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的框架中讨论现代女性的性别建构，突出了文学创作与思想文化问题的内在联系。荒林的《日常生活价值重建——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研究》(2013)，用话语理论和女性主义的经验批评方法，探讨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背景、话语资源及演变形态，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在本土女性经验和外来女性主义思想资源互动作用下﹐创造了多元化的日常生活话语体系。杨联芬的《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2016)，将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发生及其过程置于晚清民初民族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之下，以女性/性别为视点，融合文学的、政治的，社会的多重维度，从“新名词”和“新观念”的译介、传播入手，结合文本解读，对中国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特殊关系做出深入分析，凸显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孕育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对社会文化的重大影响。 在整体性的观照中，近现代以来本土妇女运动的实践经验受到重视。21世纪初，贺桂梅在梳理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资源时提出，不能遗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性别话语，不能忽视左翼运动与女性解放运动之间的成败经验的分析，应当“将女性问题纳入更为开放的历史/现实视野之中，在主体身份多样性——诸如阶级、民族、世代等——之间寻求适度的结合点”。她的《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2014)一书以及《三个女性形象与当代中国社会性别制度的变迁》(2017)等论文，集中反映了1995年以来作者对女性文学和性别研究的思考。针对以往研究界存在的有意无意地将女性解放与中国革命的普遍政治诉求对立起来的“二元论”，作者尝试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清理中国革命实践和妇女运动中有关阶级/性别问题的话语脉络，重新思考人民政治的普遍性与女性议题的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体现了把性别问题纳入更具体的文化网络和主体位置关系中进行分析的思路。董丽敏的研究坚持回到本土社会文化语境，审慎地检视和处理西方性别理论的影响，汲取包括中国妇女解放在内的建立在历史实践基础上的理论资源。她针对女性文学/性别研究的理论架构与中国妇女解放历史/现状之间存在的脱节现象，在《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2011)一书中指出，在中国的性别议题中，“女性”并不是一种与社会、国家、民族甚至是男性群体直接对抗的力量，“如果能真正理解‘女性’的建构性，那就应该意识到，‘女性’不仅仅是激进的女性主义意义上的与‘男性’相对立的生物体，而且更是能与社会、国家、民族甚至是男性群体产生互动、协商的社会性存在”。她的《延安经验：从“妇女主义”到“家庭统一战线”——兼论“革命中国”妇女解放理论的生成问题》(2016)等论文，以文学文本与历史实践互动解读的方式展开讨论，指出了“革命中国”在阶级革命框架中推进妇女解放特别是底层妇女解放的可行性。这些成果体现了作者自觉立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丰富复杂性，突破在文学内部讨论文学的局限，以总体性的问题视域重建文学研究与社会实践之关联的努力。 就文学与性别的关系而言，总体性视域还体现在对文学活动中男女两性相互关系和文本异同的探讨。这个问题不仅联系着读者对文学文本的感受和理解，而且关系到客观看待两性在人类创造性活动中的互补共生。例如，一些研究者没有采用男女二分的框架，而是循着“两性互相观照”的思路，从整体上探寻文学活动的性别内涵。李汇群的《闺阁与画舫：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江南文人和女性研究》(2009 )，以“女性的文学”和“文学的女性”并重的方式，考察特定历史时段江南文人与女性的交游唱和以及相应的文学创作。在作者看来，清代女性创作的意义或许主要不在其本身的艺术贡献，而在于它是整个文学生态乃至文化格局中的一部分，其思想与艺术价值也只有置于文学生成的环境并与相关的文学活动联系起来考察才更有意义。书中涉及的男性对女性的态度、与女性的关系、对女性的书写，构成了女性创作的参照。陈千里的《因性而别：中国现代文学家庭书写新论》(2013)，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视野中探讨现代作家的家庭观念、性别观念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具体揭示男女作者笔下的现代文学家庭书写如何“因性而别”。全书侧重于“差异”的阐释，但并未就此做出简单化的判断，而是有意识地限定这种比较的边界，客观地指出在题材的选取等方面很多时候两性并非截然不同；作家的家世、阅历、所处时代、生活地域以及个人性情等多重因素都在对作品的艺术表现发生影响，现代文学家庭书写的丰富性从中得以呈现。 又如，刘淑丽的《先秦汉魏晋妇女观与文学中的女性》(2008)，尝试将文学史中的女性问题作为整体加以把握。作者深入中国古代妇女观以及对女性的文学表现渐趋成熟、民族文学传统特色确立的关键时期，在文学与观念史的交汇点上，将时代生活、妇女观与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结合起来加以观照。张晓梅的《男子作闺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男扮女装现象研究》(2008 )，针对中国古代文学中普遍而特异的文本现象，考察女性身份及地位如何经由性别的置换和移情成为文人士大夫表达情感怀抱的符号或媒介，讨论了这一抒情策略的产生原因、文化意蕴以及文人士大夫的人格结构和内在冲突。屈雅君的《中国文学：关于女性的叙事》(2014)，将经典文学与通俗文学一并纳入，探究中国文学史上的女性叙事，具体阐述了贞妇烈女、红颜知己、才子佳人、红颜祸水、女扮男装、大义远行等叙事模式的基本形态及其背后的性别文化传统和两性权力关系，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学对女性形象的文化建构。马珏玶的《明清文学的社会性别研究》(2020 )，综合考察明清时期叙事文学(小说、戏曲)和抒情文学(诗、词)文本建构中的性别因素，剖析创作主体性别意识的社会建构及其在文本内容，叙事手法和艺术表现中的渗透。 在多角度、多层面展开研究实践的过程中，有关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和性别理论建设的探讨也取得收获。《清代闺秀诗学观念论析》(宋清秀，2009)、《明清女性戏曲批评群体初探》(刘奇玉，2010)、《清嘉道年间女性的诗学研究》(聂欣晗，2013)、《徘徊在缺席和在场之间——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女性声音》(李祥林，2014)、《明清女性的文学批评》(王郦玉，2017)等论文和著作，对以往被忽略的古代女性的文学批评活动进行了专题性考察；《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林树明，2004)、《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杨莉馨，2005)、《性别研究：理论背景与文学文化阐释》(刘思谦、屈雅君等，2010)、《并非另类：女性文学批评》(王春荣，2012)，《中国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批评》(王纯菲，2014)等著作，在全球化视野中梳理女性文学批评的脉络和性别研究的资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可以看到，对文学与性别关系的审视既是文学研究的有机构成，也是跨学科的女性/性别研究的组成部分，其理论思考必然包含着对外来资源的借鉴以及对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成果的吸收。这方面的工作需要善于摄取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因素和可资利用的理论方法，结合文学研究的实际灵活运用。 四、结语 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伴随人类文学活动的历程，渗透于各个环节，构成了特定历史时空中社会文化的重要方面。围绕文学活动展开的性别审视，既是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具有当下性的文化行为。它蕴含着对性别歧视的传统文化和文学史观念的批判性反思以及对性别平等的鲜明诉求。25年前在第四次世妇会上，正式明确了男女平等是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多年来文学与性别关系的研究扎实推进，从特定的方面为落实这一国策做出了努力。概而言之，其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性别”成为文学阐释的有效范畴之一，相关理论探讨持续进行，对文学乃至人文社科领域性别观念的更新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二是在引进和借鉴国外理论成果的同时，增强了充分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蕴含、立足于本土实际展开研究的自觉；文学与民族历史、传统文化以及近现代以来社会实践等多方面的深层关联，成为重要的观照对象。三是在文学史、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性别研究方面，积累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学术成果，性别视角所具有的独特功能和积极意义逐步获得学界认同。四是在研究方法上，对单一的性别维度之局限性的认识趋于理性，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尝试将“性别”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建构，在与其他研究维度的多元互补中合理而“有限”地运用。五是学科化建设循序渐进，女性文学/性别研究一定程度上已进入国家普通高等教育体系和科研管理体系的相关层面，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成绩显著。当然，与此同时，不少研究者已清醒地意识到研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做出了认真的反思。 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在发生重大变化，人类社会的性别关系也处于复杂的变迁和调整中。两年前，学者王侃在文章中敏锐地指出，当今世界，人与机器、人与技术，已无可置疑地构成了一个共生体(赛博格)，人的身体差异(包括性别差异)被抹平。“后人类”对传统的二元论(包括男性/女性)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也对建构论视角下的“社会性别”这一“元话语”形成了冲击。这是性别写作研究需要正视的问题。尽管这里提到的文化景观未必短时间内会演为普遍意义上的现实，但它提示人们要关注人类性别生存、文化生产的动态变化。而无论是深植于传统性别文化土壤的老问题，还是当今时代出现的新问题，都需要研究者勇于面对，提升有效地进行知识生产的能力。 归根结底，文学领域的性别研究从来都不是“纯”文学研究，它同时也是当代社会性别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为此，我们在关注文学本体、重视审美分析的同时，需要拥有历史的视野、多元的维度和世界的眼光；突破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在开阔的时空中探索本土经验与世界资源的交流、融合；努力打通文学研究与当下文化建设的密切关联，体现性别研究所当具有的人文价值。 （图片源于网络。为方便阅读，略去参考文献与注释）  |
|
|
来自： 杨柳依依bnachr > 《文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