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立柱
一、从涂山地望的研究说起涂山，又作塗山，初见于《尚书·皋陶谟》。禹曰：“余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后《楚辞》、《左传》、《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也都说及，惟具体地点，皆无所指。西汉著述《淮南子》、《史记》说到涂山，也没有指示所在。东汉许慎《说文》云：“涂，会稽山，一曰九江当涂也”，许慎这里明说涂山即会稽山，为越地，但不能肯定，又述别一传言曰九江当涂，即今安徽怀远，说明当时人已不能确认其所在。以后涂山地望越说越多，至唐苏鹗作《苏氏演义》，已谓涂山有四：一在会稽(今浙江绍兴)，一在渝州(今重庆市)，一在濠州(今安徽怀远)，一在当涂(今安徽当涂)。四说中，安徽当涂说缘于怀远县居民流亡江南于湖县(今芜湖市)境而侨置，可以不论。其他三说各有所据，争论至于今日。清代，顾祖禹作《读史方舆纪要》，云：“三涂山，在嵩县南七里，即古所谓涂山者。”现代学者如钱穆、闻一多、杨宽、顾颉刚、杨伯峻、姜亮夫、孙淼、何光岳等人从其说，认为涂山即三涂山。丁山也认为涂山源于三涂山，但他的说法很特别，“三之为言桑也，三涂犹言桑林之涂”，禹合诸侯于涂山与禹娶涂山故事演自桑林祷雨、止雨神话。故涂山地望，今仍得四说。 重庆涂山说，顾颉刚等人已做了较有说服力的评判。浙江会稽涂山说，蒋炳钊、林华东、陈桥驿、董其祥等人也都有驳辩。两地非禹娶之涂山，今日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同。夏的统治中心在豫西晋南，文献与考古资料可以相互印证，重庆与浙江去此远甚。怀远涂山说，汉唐间信者最多，许慎、高诱、应劭、皇甫谧、杜预、郦道元等皆为其中名家。最近召开的“涂山·淮河流域历史文明研讨会”上，“绝大多数同志”仍“认为怀远涂山说比较可信”。其主要根据是《水经注》淮水条所引的《吕氏春秋》佚文，曰：“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日，复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为嫁娶日也。”《说文》涂字下亦云：“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这与《皋陶谟》所言“辛壬癸甲”颇能契合，故为人所信从。然而仔细分析这一段材料就会发现问题很多。 首先，说《吕氏春秋》佚文“江淮之间”指怀远一带，定结论未免过于武断。《管子·轻重》、《史记·封禅书》皆言：“江淮之间，一茅三脊，名曰菁茅”；《汉书·郊祀志》亦云：“江淮之间，一茅三脊为神藉。”春秋时齐伐楚，管仲提出的理由之一是楚人不贡包茅(僖公四年)。查《尚书·禹贡》，贡菁茅即包茅者只荆州一地，位处徐州、扬州间的怀远不闻有贡茅之事。显然，《管子》、《史记》所谓的“江淮之间”只能是淮水上游至江汉一带的楚地荆州，不会是安徽的淮上。《吕氏春秋》成书于先秦，大体在《管子》、《史记》间，其言“江淮之间”何以必是安徽淮上？“江淮之间”本是长江、淮河之间的广阔地带，闻名于世则以上游地区为早。嵩山至南阳本夏人之居，楚之先祖自中原南迁至江汉，古之淮水祠也在南阳平氏县，即淮水发源的桐柏山，说明淮水上游上古即是开发较早的地区。春秋时，楚为大国，《淮南子·道应训》言，令尹子佩请楚庄王饮于京台(或作强台)，王应而不往，第二天子佩问其故，王曰：京台“南望料山(《太平御览》引作猎山)，以临万皇，左江右淮，其乐忘死……”京台不具知，当距楚都不远，其“左江右淮”，正所谓楚之形胜，“江淮之间”贡菁茅殆由于此。春秋晚期吴王夫差过江淮间北上争雄，时安徽淮上为淮夷所居，族落相处，至秦始散为编户。长期以来人们对这里的认识是模糊的，只道它是吴楚争雄之地。楚人亡秦，汉高祖置淮南国，以后“七国之乱”与淮南王谋反，使安徽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区域。虽然如此，两地仍是两个文化区域，这由《史记·货殖列传》区分“西楚”、“东楚”，扬雄《方言》区分方言地理而两地不并言皆可以见。东汉都洛阳，政治中心东移，安徽江淮近于天下之中，也是多事之起，声名远播。郦道元将《吕氏春秋》佚文“江淮之间”置于安徽怀远，或者是汉以来这种形势影响的结果，但不可以说也是先秦固有的观念。 其次，“辛壬癸甲”一语何意，千百年来训释者不知凡几，可以说是越说叫人越糊涂。仅以汉代著名者言就有多种不同意见。《史记·夏本纪》：“禹辛、壬娶涂山，癸、甲生启”，似乎是说2天结婚，2天生孩子。郑玄注《尚书·皋陶谟》：“登用之年，始娶于涂山氏，三宿而为帝所命治水”，4日又成了3夜。《列女传·母仪》：“夏禹娶以为妃，既生启，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禹去而治水”，这是说生启4天后去治水呢，还是生启用了4天，叫人弄不明白。王逸注《楚辞·天问》“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于台桑”一句，曰：“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启也。”这又不是天干的4日了。《吴越春秋》：“禹……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娇生子启”，好像是说结婚事办了4天，但言十月生子，已是从实际考虑了。以上所述都是汉时学人的意见，与《说文》、《吕氏春秋》的作者属于同一时代，各人所说已是南辕北辙，说明对于此一礼俗，汉时学者已是弄不明白。江淮之俗若有以“辛壬癸甲”为嫁娶日者，他们怎么会不据之而说古礼呢。司马迁曾经过江淮上会稽，王逸是楚人，对于江淮地区都很熟悉。传世本《吕氏春秋》不言“江淮之间”，就是“淮水”也只提到过1次，其书初作于秦王政当位不久。时楚在东方为大国，与秦为仇敌，两地悬隔数千里，安徽淮上有某一特别的风俗，汉时当地人不具知而吕不韦等人已经明了，叫人难以遽信。再说今本《吕氏春秋》所述禹娶涂山氏简洁明了，也不让人有脱文漏字的感觉。如此等等都叫人疑心《说文》及《水经注》所谓的《吕氏春秋》“佚文”，乃作者据怀远地方有涂山的传闻，复将之与《吕氏春秋》所言的“禹会涂山”及《尚书》“辛壬癸甲”语相混淆而误传的结果。事实上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吕氏春秋》“佚文”。  再次，《吕氏春秋·音初》言禹南省，涂山氏女歌南音，周公等采其地歌为《周南》、《召南》。南音在周南、召南，即洛阳以南、西南的地方，而怀远在东南，两者相去甚远，中间隔着陈及淮上许多小国，直线距离在1000里以上，这也足以否认涂山在怀远。 第四，涂山氏为禹之妻族，文化发展当也有一定规模，不至于太落后。今怀远一带虽有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存发现，然水平都不高，不足以当涂山氏文化遗物。二里头文化一般认为即夏文化，其东进至于蒙城一带，再东便不见有什么影响，至少怀远涂山文物考察中未见有二里头文化因素，若其地为禹之妻族所在地，不可能没有二里头文化影响的痕迹。 综合以上四点，怀远涂山非禹娶之涂山可以信也。怀远有涂山氏传说当是后世附会或其他原因造成的。郦道元以为”盖周穆之所会矣”，也非不可能。《左传》昭公四年有“穆有涂山之会”。此事亦见今本《竹书纪年》周穆王三十九年。 涂山即三涂山说最晚出，然比较其他诸说为较可信。惟诸家虽信其说而未有详论者。 二、涂山即三涂山的诸项理由“三涂”之名初见于《逸周书·世俘解》。《左传》昭公四年：“四岳，三涂……九州之险也”，杜预注三涂“在河南陆浑县南”。郦道元《水经·伊水注》考其地说古三涂当伊水崖口，“在陆浑故城东(当为西)南”。清《嘉庆重修一统志》谓三涂在嵩县西南，伊水径其下，在陆浑故城西南80里许，其地当今河南嵩县附近。说这个地方是禹娶之涂山，理由是很多的。 (一)涂山氏女所歌的“南音”为周南至荆楚之地的乐歌“楚辞”，三涂山地当南音区 《吕氏春秋·音初》：“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同篇还说到“北音”，其词曰：“燕燕往飞。”比较可以看出，北音是一字一意，一字一音，句中无衬垫语气助词，与后世中原的四言体诗歌一脉相承，而南音虽也为四言，却是虚词实词相错、叙事与抒情相间，语气助词“兮猗”二字吟咏回旋，高下往复，增强着实词“侯人”所表达的含义。南音的特点与《楚辞》及翻译成楚语的《越人歌》完全一致。《诗·鼓钟》载周王于淮上奏先王之乐：“以雅以南，以龠不僭”，南音与中原雅音不同，又可以相和不僭，是以周公采而为《周南》。周南指洛阳以南至江汉地区，即古之所谓的豫、荆之地。淮夷一般认为属东夷，怀远地当淮夷区，古之嬴、偃族人的分布地带，其早期代表人物皋陶也有乐歌留下，见于《尚书·皋陶谟》，其辞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这也是四言为主，但是以句末为叹词的形式，应该是早期的庙堂之音，即《诗》中雅、颂之类的先声。比较一下《诗·大雅·文王有声》便可知道，音节、句式没有不同，而和《楚辞》及“侯人兮猗”的南音相去较远。古三涂正当周南的南音区，说是涂山氏的居地较合理。 (二)三涂山的位置在夏人活动中心的不远处，彼此通婚从地理上说为可能 古代中国早已是以农业为主，部族外婚，故姬、姜两姓共同生活于渭水流域，便于婚姻。夏的统治中心在伊洛阳城一带，《世本》云：“禹都阳城”，其地在嵩山脚下。《史记·货殖列传》：“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遗风。”《汉书·地理志》：“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今日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一般认为即夏文化，分布于豫西晋南地区，以伊洛汝颍为中心，其地理方位与此大体相合。地处伊水之滨的三涂山与之邻近，适为婚姻。 (三)禹省南土而遇涂山氏，“南土”指洛水以南豫州之地，也说明三涂山在洛水以南 前引《吕氏春秋·音初》说到禹巡“省南土”，《知分》及《淮南子·精神训》也有“禹南省”语。禹时“南土”所当何地，不易考知。《吕氏春秋》的“南土”概念是为后人述古之言，不当是禹时的南土，而应是周以后的南土观念，即以周的南土观念为本的。以当世之地名、地理述古时之舆地，这是一般的也是较为可行的做法，《吕氏春秋》不会例外。周人的南土文献有明白的记述。《左传》昭公九年周王使者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菇、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这里周之四土的位置十分清楚。南土以四地为代表，巴地所在，说法不一，但大体不出河南、湖北、四川。濮地，杨伯峻注以为即湖北石首县，邓即今河南邓州，楚则江汉之地的楚都。四地正当《诗经》所谓的周南、召南，豫州、荆州至益州的地方。大禹南行而遇涂山氏，涂山氏之地必在这一区域内寻找才合适。位处其中的三涂山显然是最佳候选地。  嵩山启母石 (四)与涂山氏有关诸传说，多在伊洛汝颍一带，与三涂相近 一是启母冢在阳城。《后汉书·郡国志》阳城县，刘昭注引《帝王世纪》：“阳城有启母冢。”二是启母石在嵩山，《穆天子传》(卷五)载周穆王“以观夏后启之所居，乃口于启室”，郭璞注：“疑此言太室之丘嵩高山，启母在此化石，而子启亦登仙，故其上有启石也，皆见《归藏》及《淮南子》。”《汉书·武帝纪》载元封元年，帝幸缑氏县，制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见夏后启母石。”说明至少西汉武帝时，嵩山启母石尚存。《水经注》末卷引《嵩高山记》，亦述山岩中有石室，并云：“有玉女台，言汉武帝尝见之，因以名台。”此汉武所见玉女台当即启母石。《路史》引《名胜志》文，言怀远涂山有大石，人亦呼启母石。此事不见于郭璞《穆天子传注》及郦道元《水经注》，说明魏晋南北朝时尚不获闻，为后来者所附会。三是传说禹见涂山氏有九尾白狐之瑞，此事于三涂山不远的颍水上游及伊洛下游一带，汉魏时尚有传闻。古以九尾狐或九尾白狐为瑞应，见《宋书·符瑞志》。据《吴越春秋》记载，大禹南行过涂山，曰“'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遂娶涂山氏女为妻。《汉书·地理志》河南郡梁县有惮狐聚，《后汉书·郡国志》颍川郡颍阴县有狐宗乡，或曰狐人亭。惮狐、狐宗、狐人等固不可直说为禹会涂山氏之遗传，然上古有此瑞应惟禹娶涂山氏，而且这些传闻就在三涂山不远的地方。颍阴古时是一个瑞应笼罩的地方，魏文帝曹丕就是在这里接受汉献帝玺绶策书，继为大统成礼而还的。四是传说与涂山氏活动有关诸地点在伊洛地区。据颜师古注《汉书·武帝本纪》引《淮南子》，禹通轩辕山，涂山氏往见，惭而奔崇山，化为石，而轩辕山正在伊洛下游的偃师附近。 由以上四方面，结合上一节批驳怀远涂山说所提供的依据，则涂山不在怀远而是河南的三涂山应该没有问题。 涂山即古三涂山，顾颉刚等人以为是“简称”。“简称”之说当然不足以信人。最近还有人疑问：“为什么前此一直无人将'三涂山’与'涂山’挂钩？如果禹真的于此'娶妇’或'会诸侯’，古文献上怎么会一点反映也没有？历史上众多硕学通儒何以置天子脚下的'三涂山’于不顾而执意要往外地寻找'涂山’的踪迹呢？这些都是不好解释的。”因此作者尽管看到涂山即三涂山说“颇有后来居上，力排众说之势”，但仍然相信杜预涂山在怀远说。看来解决三涂山与涂山名目上的差别是确定两者为同一地点的关键。 三、涂、羽为墠渚之缓读，三涂为墠渚之异读，其地为鲧死变化处(一)从地理上讲，墠渚与三涂地望相当 《山海经·中山经》：“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 《逸周书·度邑解》载周武王语：“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曰兹曰度邑。” 这两段文字中的“墠渚”与“三涂”，地望相当。这可以其南望地点及北望地点相同来确定。周武王所在的位置，为伊洛地区的有夏之居，也就是后来的成周所在，周成王“定鼎于郏鄢”之地，略当于今洛阳市西。《山海经》的青要之山，是萯山之一脉，《中次三经》言“萯山之首，曰敖岸之山”，“又东十里曰青要之山”。青要之山，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谓在河南新安县西北20里，即今洛阳市以西新安县。可以看出《山海经》作者南望北望所站立的地方，与周武王南望北望所处的有夏之居是同一个地方。伫立的地点相同，北望的地点都是河曲，则南望的地方当大致相同，三涂、墠渚实为一地。因此《水经·伊水注》要将二者都放在“陆浑县南”，只是三涂比墠渚稍偏南一点。周武王与《山海经》的作者何以南望都以同一个地点为标志？这是因为三涂山是一个重要的地理标志与圣地。前言三涂为九州的险要之一；鲧是夏人的祖先，在这一地方死化，其地又成为夏之圣地 (说详下文)，自然要为笃信神灵的古人所注目了。 (二)从读音上讲，墠渚与三涂音相近，为涂、羽之缓读 涂，古音在定母鱼部。墠，《广韵》徒年切，又陟邻切，属定母真韵字。渚，《广韵》章舆切，古音在鱼部。墠渚的合读正是涂音。羽字，《广韵》王矩切，古音在匣母鱼部，与涂为叠韵字，一声之转，显然也是墠渚的急读。 墠渚与三涂音也相近，三涂实是墠渚周方言的音读，即墠渚的异读。《水经·伊水注》：“郭景纯注云：禅，一音暖，鲧化羽渊而复在此，然已变怪，亦无往而不化矣。”禅当为墠之别写，读如暖，古音在晓母元部，三在心母侵部，心、晓对转，渚与涂古音皆协鱼韵。则“墠(禅)渚”与”三涂”为一语之异写明也。前言“三涂”之名初见于《逸周书·度邑解》，出于周武王之口，《左传》两见之，一出晋人司马侯之口(昭公四年)，一为晋人所请于周之地(昭公十七年)，三涂又在周境，其为周方言语词大略可以相信。《山海经》古人以为作于禹益，今人虽有多种不同意见，但皆认为与羌夏戎蛮相关，地理上属中州西土。“羽山”之名旧多谓在山东，“涂山”则以传在怀远为最早，其名初见于《尚书》，而该书一般认为整理于邹鲁儒士之手，出自东方学者；《楚辞·天问》的“涂山”为单语，是较晚期的情况，又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楚文化中本多商文化因素。可见，涂山、羽山之名多与东方相联系。同一个地方，读为“墠渚”、“三涂”双音的在中西部，读为“涂”、“羽”单语的在东方，这种差别应该与方音有关系。中国上古西部民族的语言与东部的殷夷方言有着很大的不同，过去很少注意，近年多有研究。因此双音与单语的差别，很可能是由于方言的差别而造成的。 关于鲧之殛死处，《山海经·海内经》说是“殛鲧于羽郊”，《墨子·尚贤中》、《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以为刑之于“羽之郊”，《尚书·尧典》、《孟子·万章上》、《国语·晋语八》、《说苑·辨物》、《吕氏春秋·行论》、《左传》昭公七年俱以为殛鲧于羽山，《楚辞·天问》说是“永遏在羽山”，《离骚》作“死乎羽之野”。鲧之死地虽有羽山、羽之野、羽之郊、羽郊、羽渊等等分别，曰“羽”则是共同的，其死于“羽山”、“羽郊”可以无疑。鲧是夏人郊祀的祖神，其祭祀的地点当在夏人活动区。墠渚与羽，不仅音相近，事相关，地理上也符合。所以羽山之最大可能就是墠渚之旁山，即三涂山、涂山。《左传》、《国语》等书并言鲧殛死于羽山而化于羽渊，《山海经》以为化于墠渚，则墠渚即羽渊可知。《汉书·地理志》东海郡祝其县条云：“《禹贡》羽山在南，鲧所殛”，《水经注·禹贡山水泽地》篇所言略同。这是自《禹贡》“蒙羽其艺”附会而来的鲧死山东说的开始，以后从其说者为多数。究其理据只是“蒙羽”之“羽”与鲧死羽山之羽相同。还有据《淮南子·地形训》“北方曰积冰，曰委羽”，而说羽山在极北地的。《太平寰宇记》则以为山东蓬莱县东南30里即殛鲧处。清江永作《春秋地理考实》，曰：“要之，此山(指羽山)在沂州(今山东临沂)之东南，海州(今江苏海州)之西北，赣榆(今江苏赣榆城)之西南、郯城(今山东郯城)之东北，实一山跨四州县之境。”然则杨伯峻指出，“而四县之间实无此大山”。古之学者对于羽山的考察，一个基本性的失误就是见羽字便附会鲧死处，未将地理、史事与地名语词等各方面加以综合考论。 四、羽(涂)山与会稽山也是一地会稽在浙江，春秋以来如此。但文献所谓的禹会诸侯于会稽是否也指这里？它与禹合诸侯于涂山又是什么关系？这两个问题汉以来就有多种意见，认为一地的就很多，前已言许慎说“涂山，会稽山也”，《水经注》淮水条亦云：“涂山有会稽之名。”以后作《说文解字注》的段玉裁，作《水经注疏》的杨守敬，也都如是说。近人续申此说的颇不乏人。但是由于涂山地望过去或者以为在怀远，或者说在它处，加以证论不周，涂山与会稽为一地的观点一直未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可。鄙以为会稽山即羽山、涂山，也即三涂山，本是夏人的祖山圣地，只是读音有别而已。今综合前人所论，复加以自己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之。 (一)文献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与禹会会稽山重言 《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淮南子·原道训》所言相同。《帝王世纪》：“禹会诸侯于涂山。”这些是说禹合诸侯于涂山的。文献还有说到禹会诸侯于会稽山，并死葬其地的。《史记·夏本纪》：“太史公曰：或言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又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集解》引《皇览》、《越传》、《吕氏春秋》等皆以为然。它如《韩非子·饰邪》、《汉书·地理志》、《吴越春秋》、《水经注》渐江水条等亦同其说。《国语·鲁语下》引孔子的话说：“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致群神”即致诸侯，古时诸侯与天子一样主任于祭事，所谓奉社稷、奉宗庙者，惟不祭天地而已。上古人信天命神灵，天子诸侯皆天命，由祖先神所佑护，天子诸侯即祀守神灵者，故可以代神名。孔子听闻中也有禹会诸侯于会稽。既言合于涂山，又曰会于会稽，其为一地的可能性极大。过去言会稽山即涂山者，多持此以立说。 （二）禹会涂山、会会稽山为计功与杀罚，据夏时礼法知其必在夏人的宗庙圣地 不少人认为禹会会稽为东巡狩。综合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巡狩之说实则晚出。一者禹会会稽以孔子听闻为最早，只言会群神诸侯。《墨子·节葬下》说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也不言巡狩。《吴越春秋》甚至说“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山，一示中国”。也认为是还归而朝四方群山。二者合诸侯大会计功，与巡狩而会一方诸侯不同，巡狩一方不当言“合”，言“大会”。《尚书·尧典》言舜格于文祖，告天祭望而“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是说会天下诸侯。 又东巡狩“觐肆东后”，是见东方诸侯。《左传》哀公十三年：“王合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王。”可见，大会诸侯是四方诸侯往朝天子。《尚书·顾命》记载康王即位，太保帅西方诸侯，毕公帅东方诸侯以见于王，是为大会诸侯的典型例证。显然“大会”天下诸侯与会一方诸侯不同。禹、舜属于同一时代，禹大会诸侯当如舜会见四方群牧诸侯。禹巡狩死葬东方或东南说，是秦汉学者据当时封禅巡狩之风，与《尚书·尧典》的巡狩资料附会而成的。 古之天子大会诸侯，不为戎事，必是祭祀，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昭公四年载椒举例举古代诸侯大会：“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丰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钧古为天，钧台即天台，天台之享史无明文，当是盟会诸侯以告天。景毫之命即《尚书大传》所载商汤战胜夏桀后，大会三千诸侯，三让告天而登大位。孟津之誓为周武王盟会诸侯以伐殷。岐阳之会是周成王平定东方反叛，于祖山岐山之南会盟天下诸侯，诸侯实为助祭。如此等等，可见古时诸侯大会之一般情况。《尚书大传》曰：“古者诸侯之于天子，五年一朝，朝见其身，述其职。”《公羊传》桓公元年：“诸侯时朝乎天子”，何休解诂：“五年一朝，王者亦贵得天下之欢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职，故分四方诸侯为五部，部有四辈，辈主一时。《孝经》：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许慎《五经异议》以为“公羊说虞夏制”。述职则必及赏罚。禹会诸侯未见有说为戎事者，且明言为计功者不少， 则会合之事应是诸侯朝会天子述其职。《尚书·甘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意思是说听命者有赏于祖庙，不用命者杀戮于社坛。这是文献明确记载的夏代礼法。古时天子是代在天之神灵统御天下的，所谓“天工人其代之”，“天立五帝以为相”，“王者代天官人”。所以天子赏罚必以天的名义在宗庙社坛所在之地进行。禹合诸侯既有言计功，又有杀防风氏的传闻，则其大会诸侯于涂山，论功赏罚，其地应当为夏人的宗庙社稷或祖山所在。前言三涂山即涂山，为鲧死升化处，正夏人祖灵之所在。 还有两条材料也能说明涂山是夏人的祖山圣地。 一出《穆天子传》(卷五)：周穆王“梦羿射于涂山”。周穆王此梦与夏大有干系。一者其梦做于“观夏后启之所居”后向西行进于夏人活动区的途中，《穆天子传》系之于穆王升于“九阿”之前，即《逸周书·度邑解》所谓的“有夏之居”；二者所梦之人羿乃东方夷族首领，也就是“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的后羿；三者羿所射之涂山与禹大会之地为一地。羿射于涂山，以今日之观念看不可理解，实则为古代常见的厌胜之术，通过象征性的射击、鞭打对方保护神，或对其行咒术以求制胜于对手。这种情况在原始社会后期与文明社会早期甚为多见，今日某些农村尚有孑遗，如对草扎人浇热水或刺其心窝等。羿射涂山既是通过射击夏人的神灵所在的祖山圣地而行的咒术、厌胜之术。这一做法后来的殷人还有承继，如帝武乙射木偶而曰射“天神”，殷纣王、宋偃王射革囊而曰“射天”等。“天”字从大从一，本是西方民族的神名，来源于古之统治者曰“大人”(写为字则作“大”)，大人死后灵魂升到上面、山上，天字上部的横线为在上、上面的表示符号，“大人”死了灵魂升到上面、山上就是“天”了。所以“射天”即射击在山上的神灵。后羿射涂山是射天的另一个说法，通过射击夏人的神山以表示制胜于夏人的神灵。古时族与族之战，也是神与神之争，所以羿射涂山即通过射击夏人的神灵而表示制胜夏人。 二出《史记·龟策列传》：“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涂山之兆”的具体情况今已不可考，古之部族兴起之山多为其宗山，如岐山与周，丕山与商，夏人的宗山又曰“崇山”，崇字从山从宗，实即宗山。古人认为人死灵魂归于祖山，继续关注、主宰世俗生活。涂山之兆显然是夏后启于宗山圣地卜得的吉兆，表示其可以继禹为天下之主，故曰“夏启世”。《史记·夏本纪》说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拥护启继禹为天下主，与此可以互为证明。 据上，大会涂山、会稽山即会三涂山，在夏人的宗庙圣地计功赏罚。这是夏时的礼法。过去论者未有对诸侯大会本身及涂山为夏之宗山圣地进行讨论的，而这则是本问题解决的关键。明乎此，才能懂得涂山之会何以会有杀防风氏与大计功的传闻。涂山为夏之圣地，禹死葬其地或魂归其山，亦理所当然。 (三)夏时江南汪洋一片，文化出现断层，《禹贡》江南只提及一个震泽(今太湖)，禹会诸侯于浙江会稽，实为不可能事 江南地区新石器后期的文化是良渚文化，这一文化存在的下限为公元前2250年。之后江南地区出现文化断层，早先的文化聚落埋没于泥水之中。约当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出现一种新的文化，考古学上叫做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根本不同。可以看出，这一文化断层时间包括整个夏代。目前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测定的夏年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这也就是说，远在大禹之前，江南已是汪洋一片，文化已经出现断层。从记载上看，战国成书的《禹贡》只提及一个震泽，大禹导山导水，东南西北皆有，惟独江左不及。这种情况表明，考古学的发现与文献上的记载是相一致的。到了周代，疆域面积与生产技术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周王也不曾涉足江左，夏时江南汪洋一片而大禹巡狩到了浙江，这就叫人难以置信了。王充《论衡·书虚》篇就曾问道：“禹到南方，何所会计？”又说：“会计如何？””禹到会稽，非其实也。”清代梁玉绳作《史记志疑》，也认为禹会诸侯于会稽为不可能。有人说梁氏以及涂山为三涂论者低估了江南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和上古历史文化传播的能力。实则，文化发展水平与传播能力和政治上的统属关系是两回事。文化发展了，甚至彼此间存在大量的文化交流，并不代表政治上是从属关系；若无政治上的从属关系，巡狩或大会诸侯于其地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四)“会稽”是“羽(涂)”字的复音形式，即越语的音读 这可以提出以下几点证据。 1.会稽的读音有轻利急的特点，这正是古越语的特点。关于古越语文献是有一些记述的。《淮南子·修务训》：“越人有重迟者，而人谓之訬，以多者名之。”高诱注：“訬，轻利急，亦以多者言。訬，读燕人言O操、善诊者谓之訬，同也。”大意谓越人多数发音轻利急速，故偶有发音迟重者，别人还是会据多数人的发音特点，认其语言轻利急速的。说越语有轻利急的特点，我们认为是对的，如越人读“船”为“须虑”，读“吴”为“句吴”，读“种”为“诸稽郢”，读“短”为“短（失罢）”，读“广大”为“羞绎纷母”，等等，都有轻利急的特点。会稽之“会”，古在见母月部，稽在见母脂部，古音正有轻利急的特点。 2.会稽为羽(涂)字的越语带词头的复音形式。据学者们的研究，“百越语以单音节为主，双音节的地名、人名往往是单音节语言的产物”，因此百越语中双音节词，如句吴、句章、句绎、苟漏、姑幕、姑熊夷、交趾、交谷等，其中的句、苟、姑、交为同一词头的异写，同属见母，韵也相近。会稽之会古也属见母字，与句、苟、姑、交相同，为词头语。稽古音在见母，前述羽字在匣母，见、匣为旁纽，音甚近。可见会稽正是羽(涂)字的越语带词头的复音形式。 3.越人为大禹之后乃越王的伪造或夏之后人迁徙于此而有的传说，也与会稽山出于涂山相一致。前文提到的陈桥驿的文章，曾综合有关的古文献，考证越人为大禹之后乃是出于越王的伪造。当然另外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就是夏之后人辗转迁徙于此，奉禹之祀于其地，将旧地名带入新地方，由当地语言读出，羽、涂遂变成了复音的会稽。这两种情况与我们说会稽为羽字越语的复音形式皆不相悖。 “会稽”之名初见于前述《国语·鲁语上》所载孔子的听闻。孔子明言“丘闻之”，是为传闻无疑，而吴人于会稽获大骨，一节专车，孔子说是防风氏的骨头，显然不可能，人的骨头再大，一节也不可能有一车。将传闻中的禹会群神诸侯之事与骨节专车相附会，正所谓听闻不周、附会有加也。孔子是大人物，所言影响很大是当然的。吴通中原在吴王寿梦，时当鲁成公，而越尤晚。《左传》哀公元年载：“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会稽山。”这恐怕是会稽之名见于中原文献记载的开始。吴越通于中原后，越人附会禹合诸侯于会稽传入中原，遂造成合涂山与会会稽的混乱与重言，而人不知其实为一事之附会。孟子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春秋时代诸侯挟天子，陪臣执国命，礼崩乐坏，古法式微，原来口耳相传的古史开始出现传闻异辞的局面。加以诸夏之文化为周边民族所慕羡，附会之事遂多有。越人附会禹合诸侯于会稽经过孔子的认可，成为春秋以后最有影响的观点。但是经过考证还是可以看出这一说法是起于春秋、出自越人的，并非上古历史的实际。 据以上，涂山为夏人的祖山圣地，会稽为羽(涂)字的复音形式，与三涂山本为一地。过去一些学者之所以坚持浙江会稽为禹大会诸侯或巡狩之地，是不明白大会诸侯必在宗庙祖山进行乃上古时期的礼法，也未考察会稽之名的缘由与古史传闻异辞的关系。这样的问题不做综合研究是难以在矛盾错综的传闻资料中看到历史的踪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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