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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兼运:宁波到底凭什么?

 大遗产 2023-05-08 发布于北京

2023年第一季度全国GDP前十城市的排行榜出炉,前10强基本不变,而第11-15强之间的城市格局出现了变化。在今年第一季度的GDP数据之中,宁波赶超天津,成为全国第11强。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宁波,确实有闪光点。

2014年,当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时,人们发现运河南端终点并非杭州,而是宁波。在杭州与宁波之间,存在着一段被称为“浙东运河”的古老河道——一段运河通向大海的旅程。

千里之河与万里海波相连,来自中华帝国的物产,陶瓷、丝绸、茶叶,告别浙东山水间的欸乃橹声,扬帆出海。宁波的“成长”历程,见证了充满智慧的运河时代。


海畔升明州

说到宁波,就想到那座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天一阁。翻开阁中泛黄的典籍,寻找散落在万卷藏书中的线索,让时光倒流。

据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开元二十六年,江南东道采访史齐浣奏请朝廷增加一个州级建制,名曰明州,即为宁波的前身。

《新唐书》曾专为齐浣立传,其为官,开渠凿河,颇多才干,曾开凿瓜洲运河,解人迂道之苦,舟溺之危,而对于宁波,他则是一位慧眼识珠的伯乐。

▲ 天一阁。

齐浣到江南道后发现,原属越州(今绍兴)的鄮县是块宝地,作为丝织品及海产的集散地,蕴藏着地区发展和人口扩张的巨大潜力,于是上奏“析越州鄮县置明州”,使当时的宁波脱离了西面绍兴,拥有自己的建制和历史。

明州的“明”字也有来历。宁波因东部面海而成良港,如果向西看,这座城市还有一座靠山——四明山,它是浙东名山,还是道教三十六洞天的第九洞天。

齐浣为鄮县升了级,令原来县治小溪(今鄞江镇)成为州府,位置即在四明山出山口的地方,“因山氏州”,故称明州。

▲ 四明山。

1997年,在宁波市中心公园路一带,发掘出大片黄褐色的夯土地面,竟是一段唐代地坪,顺藤摸瓜,又理出一段唐城墙,被确认为唐代“明州子城”的城墙。唐子城的发现地,为什么距离府治——小溪有20公里之遥

小溪经过开元年间几十年的发展,暴露出一些先天缺陷——如“地势卑隘”、腹地有限,局限了明州的发展。

唐长庆元年(821),州治迁至今宁波三江口,即考古发现的子城所在。

依山面海的宁波,还有第三重地利“三江口”:以余姚江奉化江汇为甬江而入海,恰如一个小写的y字,交汇处即为三江口。

▲ 宁波三江口。摄影/杨侠

宁波城市的中心,三江汇聚,不仅壮观,也具有特别的地理意义。上图中,左下方的余姚江、右方的奉化江汇合成甬江,滔滔而去,流入东海。其中,余姚江为甬江干流,其上游接浙东运河,可通杭州。作为河海联运的节点,三江口是最早的宁波港的港埠,商船往来如织,百业云集,造就出一片繁华的都市盛景。

奉化江和余姚江都发源于四明山,按说,甬江即便汇聚两江之流,也不过是一条区域性河流。

实际上,甬江的地位高得多,因为它的干流余姚江“混血”的血统:余姚江不仅是一条普通的天然江河,也是重要的“运河”河道,历史上曾修建有许多堰坝,高度“渠化”,最终被纳为浙东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宁波鼓楼又称海曙楼,它的基础是唐代明州子城的南城门,留下宁波置州、立城的印记。几经损毁,几度重建,现存的楼阁木构为清咸丰年间所修。摄影/小虞

不过,浙东运河并不是一开始就连到宁波,其前身是始建于春秋越国时期的山阴故水道,起自绍兴的东门,全长仅约五十里。

修建之初,主要为将都城会稽与周边的粮食及冶金基地连接在一起。秦汉时,句章(今宁波江北区慈城镇西南)成为重要的水军基地,通往余姚江的航线日益重要。

《汉书》记载,元鼎六年(前111年)闽越王余善反叛自立,汉武帝派遣大军从句章出发,“浮海从东方往”——这支水师就是循余姚江、甬江入海的。浙东运河也勾通至余姚江。

对早期的浙东运河而言,绍兴才是真正的中心城市,无论是作为越国的首都,还是“会稽一熟,三吴不饥”的江南粮仓,重要性都远在宁波之上。

▲ 宁波三江口一带出土了大量与河海贸易相关的考古遗址,图为永丰库遗址,它历宋、元、明三朝,作为大型衙署仓库,是管理罚没贸易物资的场所。摄影/常鸣

直到唐宋时期“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宁波作为优良海港的优势渐显,转而通过浙东运河将曾经的“上级”变成自己的经济腹地

南宋时期,浙东运河的疏浚与贯通甚至一度关乎朝廷命脉,沿线还有专门的军队负责管理。

从帝国边陲的军事基地,到通江达海的航运中心,明州城如何在三江口畔完成命运的“蝶变”,成为内河航运与海洋航运的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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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江口夜景。

契机来自越州的青瓷,来自湖杭的丝绸织品,商品纷纷云集,至此出海。

在明州子城遗址的地层中,曾发掘出一批罕见的蓝釉陶片,它们来自遥远的国度波斯,可见,“明州”在当时已是世界级港口

余姚江南岸靠近唐代子城的一段江岸,曾是海运码头最密集之处,在此曾发现庞大的引桥式码头遗址,出土了荷叶盏托、瓜棱执壶等越窑精品。

这些来自越州的青瓷,大概刚从运河上的货船卸下,还未来得及装上远洋货船,便意外掉落在江水淤泥中,如今重见天日,成为宁波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再现了中晚唐时期三江口作为河海交汇处航运、商贸中心的繁荣图景。

宁波博物馆复原的古代海丝贸易的场景。摄影/李俊生

三江口密集的航运贸易与交流往来,促使明州成为一座全新的城市。9世纪末,建成不足百年的子城不敷使用,明州刺史黄晟主持修建罗城,将子城外的部分商业街道纳入城墙中。

在三江口东面,商店、作坊和住宅区也因航运而生,成为不受城墙约束的市街。与仍然延续坊市制的长安、洛阳们相比,这突破坊墙乃至城墙限制的南方城市,显然有更开放、更自由的清新气息。


河海两全的巨城

唐代即已涌现出开放市街的三江口东岸,在清代时建起一座粉墙黛瓦的会馆——从外面看,似乎只是一组传统的浙东风格建筑,只有宫门上方精致的石雕透露出不凡的气度——这座会馆,记录了宁波“河海兼运”的航运史。

道光年间,第一次鸦片战争给清廷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有大臣提议,“漕粮海运”可节约运输成本,同时还有助于维持海上力量。

加之黄河改道导致运河北段淤塞,宁波迅速成为重要口岸,来自江南腹地的漕粮,经由浙东运河运至宁波,再由海路北上。

道光三十年,慈溪、鄞县(今宁波鄞州区)等地的北号船帮共同倡议,建一座新会馆,取“海不扬波庆兮安澜”之意,命名为“庆安会馆”,供奉海上保护神妈祖。历时三年乃成,地方志书中记载其“辉煌煊赫,为一邑建筑冠”。

浙东一带追求极致的许多工艺传统在此登峰造极。大殿前方四根青石檐柱,成为工匠们炫技的舞台,高浮雕的龙、凤盘旋环绕,营造出一种神圣祥和的气氛。工匠们见缝插针,还将砖雕、木雕的技艺布满这座殿堂。

大殿前后有两座到座戏台,是当年船商船工祭祀天后时的演戏之处,即便在没有演出或典礼的平日,这些固定于木雕上的戏剧场景,仍在为妈祖献上无声的演出。

来自福建的船员,早在宋代就将妈祖信仰传入宁波,并在子城外修建了一座天妃宫。宁波也成为妈祖信仰“发扬光大”的重要基地:

北宋宣和五年,给事中路允迪从明州出使高丽,途中遭遇风暴,祈祷妈祖后顺利返回明州,徽宗因此册封妈祖为“顺济夫人”,开创此后数百年间妈祖受历代皇帝褒封之先河。

路允迪乘坐的“神舟”,正是明州制造,曾引得高丽人“倾国欢呼”。这时的明州造船业,在技术水平和吨位上都跃居全国第一

▲ 宁波天后宫。

1979年,在城东码头出土的一艘宋代古船,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减摇舭龙骨技术,可极大缓解航行中的颠簸,比西方领先了7个世纪,是“浙船”的杰出代表。

“河海兼运”带来的不仅有机遇,也有巨大的挑战。原本作为运河末端的余姚江,因地近东海,容易受到海潮涨落的影响,通航条件不很理想。

于是在宋代又兴修了近乎平行的运河河段,取代丈亭以东的余姚江自然段,以消除海潮对航运的负面影响。

自然江河与人工运河并行的“复线设计”,成为浙东运河最显著的特征,可谓“天工人巧,各居其半”,浙东运河真正进入黄金时代

河运与海运的更替转换,也绝非在三江口附近换一个码头、换一艘船这么简单。

▲ 余姚夜景。

地处三江口的明州,修建起颇为复杂的水利设施,城市内部河道要以水闸与外部的自然河道相隔——一方面,防止海潮倒灌带来的土地盐卤化另一方面,要保证满足市民饮水、灌溉的需要。何时开闸放水才能平衡水旱,成为困扰明州发展的水利难题。

南宋宝祐四年(1256),沿海制置使吴潜在城内的月湖中设置“水则碑”,其上刻有一个“平”字。当月湖水上涨淹没“平”字时,则开闸放水;如水位低于“平”字的下横,则关闸蓄水

水则碑将漫长历史中的水利实践,以简单、具象的方式总结固定下来,成为河海交汇处的智慧结晶


三足鼎立的拼图

如果说,三江口西岸的宁波老城,象征着传统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而东岸自中晚唐至清末的发展历程,更像是一部蓬勃自发的经济史,那么北岸的这片“留白”,要等到充满动荡的近代,才补上属于自己的拼图

其实,在庆安会馆落成的历史背景中,我们可以窥见,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化历程,已开始深刻影响东方生活的方方面面。

1844年,宁波成为中国最早开埠的五处通商口岸之一,三江口以北尚未有大规模建设的江北区域,逐渐为西方世界所看重,成为五方杂处的“外滩”

▲ 宁波“老外滩”。

来自各国的商人、外交官、传教士云集于此,留下许多领事馆、海关、教堂建筑。

在宁波外滩,最醒目的就是三江口那座哥特风格的天主教堂。1872年,法国传教士苏凤在江北建起圣母七苦堂(今称江北天主教堂),11年后,他墓碑就安置在教堂的圣坛一侧。
苏凤文去世后,另一位法国主教赵保禄来到宁波,在此传教长达42年,兴建教会学校、医院及修道院,教堂前方那座高约30米的哥特式钟楼,也在其任上完工。

赵保禄是宁波城市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而在他的生命中,宁波也成为难以忘怀之地——1926年,赵保禄在法国离世,其亲属依据其遗愿,将灵柩运回宁波,安葬在教堂一侧。

宁波天主教堂。

近代以来,大运河受到政治、经济、交通等多领域的变革,重要性大大减退。尽管有学者认为,浙东运河是大运河各段中“出现问题最少、运行最稳定的一段运河”,但仍无法在时代剧变中独善其身。

这段通往大海的运河也重新走向封闭。这一倒退在更早的康乾盛世中可看到端倪——康熙、乾隆几下江南,都曾泛舟浙东运河,至绍兴祭禹陵、游兰亭,却从未踏足临近大海的宁波城
乾隆年间的《九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绘制的也是绍兴府经杭州直至京城的大运河,似乎忘记了宁波才是浙东运河乃至大运河的真正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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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浙东运河图。

这长久淡漠的海洋意识,最终要到运河淤塞、漕粮海运时才被偶然提起,那时,帝国赖以生存的传统路径,不得已在坚船利炮下走向穷途末路。

在这一近代化过程中,三江口仍是不同人群、不同力量探索方向的“路口”。1854年,庆安会馆的商团为护卫海上商船,购置引进中国人经营的第一艘轮船“宝顺轮”,标志着延续几千年的木帆船时代迎来尾声。

而在三江口的西岸,江厦街上钱行林立,宁波钱商遍布中国,在古老的滨江庙内,建立起钱庄同业组织公所,后屡经迁移,成为今日战船街旁的钱业会馆。它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钱庄业历史文化建筑,河海交汇而来的财富,影响着当时大半个中国。

钱业会馆。摄影/李琼

在面对来自以江北为象征的近代文明冲击时,在宁波城内外,无论是传统航运业还是新兴金融业,都未曾放弃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与运河沿线绝大多数以传统行业为支柱的城市不同,兼具运河与大海之利的宁波,始终没有放弃“通江达海”这个历史标签。如今,三江口不复当年帆桅林立的场面,古城墙外的码头群也已变成城市中心的绿地公园。

但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宁波港是世界第一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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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港。

2013年,宁波港的吞吐量超过上海,成为全球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2022年,宁波港更是以12.6亿吨的吞吐量,连续14年排在全球第一的位置。

在三江口的故事背后,一个古国应如何更新与进步,是从不过时的话题。



来源:《中华遗产》2022年7期《中国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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