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蜀汉碑书法艺术探究（上） 田莉莉 摘要 关键词： 巴蜀 碑刻 书法
《李君碑》阳面 《墨子·明鬼下》云：“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vi]商周以降，人们对于神圣且重要的事情会铭刻于金石，传诸子孙，至两汉时期已经形成了一种礼俗制度。  《李君碑》阴面 “碑，被也。”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曰：“本为葬时所设也。施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谓之碑也。”[vii]刘熙的论述将下棺之碑与其他“碑”做出了区别，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由此可知汉代既存在下棺所立之碑，亦有树立于地面显现之处的碑。欧阳修《集古录》云：“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viii]欧阳永叔这段论述点出汉代所留存的碑刻在时间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即自后汉以来。而时至今日仍尚未发现西汉有在形制和功用上能称之为“碑”的石刻存世。而关于前汉即西汉，凡所见刻有文字之石，华人德先生在《中国书法史·两汉卷》提出：概称为“刻石”[ix]。有了此时空概念，我们就可得知通常所说的汉碑即是后汉之碑，具体指东汉时期的碑刻。东汉时期立碑树碑风行，这与其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东汉时期统治者崇扬儒学，而儒学以忠孝、礼仪为本，其中丧礼占据着重要位置，而丧礼也是孝道的重要的表现形式。据记载：东汉崔瑗去世后，其子“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x]《水经注》卷三十一记载：蜀郡太守王子稚，无男而有三女，家累千金，子稚殁后当葬，三女为让父亲灵魂得到安宁，彰显父德，各出钱百万，以表孝思。[xi]
《裴军碑》阳面 除此之外，常见的还有门生故吏为其辟主捐献刊刻所立之碑。东汉时期推行察举取士，重品行、崇尚名节，士大夫和儒生皆以名节相尚，互相标榜。而辟主（在当时一般指经师或官吏）可以推荐自己的弟子、门生去当官吏；弟子、门生、故吏他们则建立起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团体，为其辟主立碑：一则是当时的一种颂德纪功，二则可以显身扬名，以此来提高个人声誉。而这就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依附现象，依附者与府主或者辟主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甚至辟主与其属吏之间能体现“君臣之义”。这样的依附关系表现在礼仪上即“立碑颂德”。由此可知，无论是丧葬礼仪中的墓葬碑，还是歌颂政绩人品的德政碑，在当时都应是十分庄重且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东汉时期树碑立石之风盛行，巴蜀地区亦不例外。其留存和出土的石刻形制在全国来说最为丰富，有碑刻、崖墓、摩崖、石阙、画像题字、石经等各类杂刻，而本文所要探讨的巴蜀地区碑刻这一形制，可分为三大类：即有圭首形、圆首形和方形；大多具有碑额，碑额内容大多以篆书题写，少数无碑额；墓葬类使用的碑刻以便下葬另有“穿”，是其引绳下棺装辘轳所用[xii]，德政类无“穿”。整体来看：碑刻当从撰写到文体的刊刻再到最后的立石活动皆应为一场较为严谨、严肃的且具有仪式感的活动。 在成都天府广场2010年出土了两方东汉石碑，即李君碑与裴君碑。两碑出土时间较晚，所以并未收录于高文先生的《四川历代碑刻》，及河南美术出版社的《汉碑全集》。两方碑刻是我国文字较多的汉碑之一，文字近两千有余，是已发现的巴蜀汉碑文字最多且保存较为完好的汉碑。李君碑始刻于阳嘉二年，《裴君碑》始刻于建康元年，除阳面镌刻了大量铭文记载碑主生平事迹外，阴面还有大量捐款刻碑属吏的职务和姓名。二碑为典型的颂德碑，碑主皆为蜀郡守。
《李君碑》刊刻时间比《裴君碑》早11年，并有碑刻隶书中并不多见的双刀刊刻的痕迹，如碑文中的“九”字，其波挑形状已被刻工刊刻出大致的轮廓，其原因不得而知，笔者猜测或是因为碑文字数较多原因，刻工一时疏忽遗落了此字波挑的完整刊刻。其中“傅”字最后一笔纵逸下拉，如简牍中的纵引用笔。在此碑中不难见到简牍上恣肆率意的波磔用笔，其形态或与汉代名碑《礼器碑》的波磔相似，又或极尽下压后用力上扬；或在结尾处蓄笔不发。其波磔用笔的丰富多样，全无一个既定的模式。笔者认为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与当时墨迹隶书的用笔惯性书写有着较大的关联，而碑版的刊刻也只是依照墨迹书丹刊刻。《李君碑》始刻于阳嘉二年，此时距离东汉碑刻隶书发展的鼎盛时期“熹平年间”还有着至少十几年时间，可以推测此时巴蜀地区碑刻隶书的刊刻方式尚未摆脱简牍墨迹的束缚，独立的适用于碑刻的刊刻工艺还不成熟，碑刻隶书的典型风格特征没有形成。其章法行文与汉简类似，成纵向分类，行与行之间间隔较大，上下字距紧密；笔画扁方，较为宽阔，笔画提按幅度较低，尤显厚重；整体上看来其风格较为苍劲古朴。 《裴君碑》较之《李君碑》在章法上有着进一步的变化，改变了简牍隶书书写一贯而下的态势，改为字字独立。整个碑面左右上下之间排满了字，如同我们所熟知的活字印刷排版。奇怪的是通篇在视觉上并无拥挤压抑的之感，却另有一种宽博俊朗的气象。究其原因，这与其字形上的布白有密切的关系。《裴君碑》的字形不管大小皆成方形，笔画少者字画间的距离加大，使整个字形的气势依旧不小于笔画繁杂的字，同时也给排版密集的碑面留出了自然的“窗口”，使整个碑面活了起来。明代项穆《书法雅言》中说“字犹用兵，同在制胜。兵无常阵，字无定形，临阵决机，将书审势，权谋妙算，务在万全。然阵势虽变，行伍不可乱也，字形虽变，体格不可逾也。”[xiii]而《裴君碑》的章法布局也正与此理暗合。 不仅如此，细究《裴君碑》碑文可知，它是东汉“辟属制”的产物。刊刻集资之人皆为当时蜀郡太守裴君的下属。碑文叙述碑主在蜀郡太守任内的事迹，以振兴儒学、为国家培养人才为目的，兴办学校教育，说明碑石与学校有密切的关联。川大考古系张勋燎认为“当初应该是安置在学校园区之内[xiv]”。而我们也知道汉代是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儒家思想培养人才要建立美好的品德：首先是诚信规范（这也就使得刊刻碑文的辨识度高），第二立中和之品（对立统一、平衡），最后崇尚气骨的品格。根据这三点再具体结合汉代碑刻书法的外在形态进行探究，笔者得到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发现：在儒家气息熏陶下的这类碑刻书法自觉的呈现出一种“内擫”[2]用笔特征，即其用笔特征较为内敛，非奔放外拓；字形结构控制在方正之内，锋芒内含，整体形成朴厚安详、苏木沉稳之态。因此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此碑刻书法风格都显示出茂朴厚重，庄严肃穆的风格，具有大汉气象。
《樊敏碑》拓片 《樊敏碑》今在四川芦山，《樊敏碑》与汉代名碑《郙阁颂》风格近似，但不同的是《樊敏碑》较之《郙阁颂》在碑刻形制上更显精美华丽。此碑为圆首形，碑额内容为十二字小篆“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两行。线条厚重凝练，侧有双螭交曲环拱形浮雕。
书法线条肥盛，以拙胜，笔画短而丰满，可谓是形短而气盛；章法横成行，竖成列，排布茂密严谨。笔画中横向线条的起伏变化是《樊敏碑》的一大特色，风格近似于清代郑簠隶书，但又有不同，较之郑簠隶书更为浑厚平正，横向线条起伏变化较小，正是欲变又稳，欲屈且直。
陈振濂《书法美学》中曾讲到：“横画给人的视觉感受是平正、安详的，斜画在一幅作品中通常包含着运动。”[i]不难理解：平画静态，宽线条沉稳，细线条精整；斜画给人带来的视觉感受则是欹侧的、动态的。《樊敏碑》正属于宽线类，且横向线条又略有起伏具有斜画的动感，故而书风浑厚、气势雄放大开、错综变化、空灵逸宕。
《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2004年出土于重庆市云阳县，东汉熹平二年(纪元 173 年)造。关于《景云碑》丛文俊先生在《新发现<巴郡朐忍景云碑》一文中关于《景云碑》的波磔进行了详实的讨论。他指出《景云碑》中的一些长横和部分捺画的挑法大都重按而后直接提锋上扬，完整的保留了“燕尾”的形态，即是古代书论中讲到的“缺波”，又名“击石波”。[ii]所谓“击石波”就是指状如泉水喷出，其下遇石，激而上过所呈现的一种形态。
丛文俊先生提出：“这种波法可能最初始于西北汉简日常书写中的一种草率的用笔，其上扬斜出，完缺与否，形式多样”。[iii]《景云碑》较之蜀地其他碑刻在一定程度上较好体现其汉简隶书的书写特点，又加之其石质堪称上品故在后期的碑刻刊刻过程，其俊朗的线条艺术效果更好的被表现出来。
碑文全篇布局严整规范，章法疏朗有序，字有大小之差，笔画有舒朗与繁密之分，结体偏扁，笔意舒展。丛文俊先生评其书法“书风骏爽雅健、意气纵横”，其精美的刊刻“堪称汉代西南第一碑”。 （待续） 艺术家与题跋 
西南大学美术学（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硕士、成都师范学院书法教师，论文《未经书丹而刊刻的汉碑再探究》入选“孔孟之乡汉碑行”中国汉碑与书法学术研讨会。书法作品《滕王阁序》入选“翰墨成都”书法作品年度展，书法作品《知音》入选重庆市篆书隶书篆刻展，论文《冯焕阙书法艺术风格的承袭与发展》入选重庆市第九届书学研讨会，论文《西北汉简隶书与巴蜀汉代石刻隶书的用笔关联》发表于《成都师范学院学报》，论文《巴蜀汉碑书法艺术探究》发表于《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田莉莉老师题跋
文章摘录于田莉莉老师论文《巴蜀汉碑书法艺术探究》，发表于2020年9月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第30卷第5期。熊貓考古大隊特表感謝题跋与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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