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原来，谁也不知道这破书皮有啥好，有什么用处，简直就是一张废纸！可它却又真真实实地演绎过“乌鸡变凤凰”的故事。古今中外，恐怕很难找到第二张破书皮能与它PK了。
这个故事发生在2004年3月。一天，福建省连城县朋口镇一位吴姓做废旧物品生意的人，在整理从当地农民那里收来的旧书废品时，无意间捡起一张掉在地上的药书封面（由于这些古旧书籍长年保管不善，装订线脱落）。这张封面是约为120克厚纸对折后形成的64开线装书封面（图1），看得出来，原来是一张画有杯子的纸（已经倒过来了），后来主人用来做药书的封面，形成了封一（图2右边）和封二（图2左边）两个部分。封面竖书“保赤指南车书癸酉年立”和“小儿吊书谢良贵置”两行18个字。封二竖写治刀伤的草药方子。
吴先生是一位非常精明的人，在收购贩卖废旧物品的同时兼做古董买卖生意。他善于把从农民家里收来的废品进行整理，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并把这些有收藏价值的东西卖给喜欢收藏文物的人。常常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以高昂的价格卖出，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这其实无可厚非，知识就是金钱，不了解文物的人认为是废品的东西，到熟知文物的人那里就变成宝贝了。这些故事也不新鲜，古今中外都发生过。当吴先生展开这张破书封面将其翻转过来时异常惊诧，原来这是一张“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机关系统图”（图3）。这张系统图规格为（202—194）毫米×154毫米，蜡纸刻写，红色油墨印刷，图案复杂，纵横交错，构图规整，层次分明，油墨古旧，字体风格独特，具有极其明显的时代特征。据自己多年的收藏实践经验判断，是一张非常“开门”（古董收藏的行话，意思是一看就明白是真货）的图表，真品无疑。
图2 展开后的药书封面
我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收藏红军文物，尤其对中国工农红军遗留的票证与钱币特别感兴趣，经常会利用业余时间在原中央苏区所在地的赣南、闽西等地寻觅，与吴先生早已经成为朋友了。他对我的兴趣和爱好颇为了解，只要收集到这方面的东西都会及时和我联络。同往常一样，吴先生把他的新发现第一时间告诉了我。我当时工作比较忙分不开身，特地嘱托他帮我留着。他非常守信，一直为我留着，直到我前往。从龙岩市区到连城县朋口镇当时是二级公路，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可我觉得那天的路程真是无比漫长，心里一直打滚：老吴的描述准不准？东西对不对？价钱如何？满脑子都是这些问题。
老吴家就在镇子里街道的第二排，一座三层高的砖混结构房子。刚到他楼下，我就大声喊：“老吴！”老吴从二楼的窗户探出头，一看是我来了，赶紧下楼相迎。我们上到二楼南厅，老吴热情地倒茶递烟，可我没有心思理会，焦急地只想先看东西。当他把这张破破烂烂的书皮拿到我面前时，我振奋了，满心欢喜。据吴先生回忆：那天，起初他并没有特别在意这东西，将近一麻袋的废品，倒在地上一大堆。先将基本还好的书堆放在一边，其他的就随手扔在了另外一个废纸堆，这些废纸本想几毛钱一斤处理掉。可是，待他将一堆书捆绑好以后，又一张一张地清理起了那堆破碎纸片，看看还有没有有价值的东西被扔掉。果不其然，还翻出这么个好东西。听完他讲的故事，我心里倒吸了口凉气，好险哪，这么珍贵的苏区红色文物差点当废纸卖掉！我强按住喜悦的心情，完成了收藏交易讨价还价的过程，心满意足地把它放进了自己的手提袋，这时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和老吴细细品尝茶的好滋味。
图3 展开后封面的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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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是福建省西部地区的简称。现在设立龙岩市，下辖新罗区、漳平市、永定县、上杭县、武平县、长汀县、连城县。闽西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张药书封面落款的时间看，“癸酉年”是1933年，正是中央苏区兴盛时期，也是贯彻古田会议决议，落实“政治建军”的重要时期。把“政治建军”原则通俗化、图表化，非常便于当时文化水平不高的红军官兵理解，大大提高普及率，扩大教育面，从而坚定红军必胜的信心。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党所领导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武装两万余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工农武装——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1929年1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进军赣南和闽西，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1929年上半年，红四军在赣南和闽西积极开展革命斗争，与当地党组织和地方红军相配合，先后建立了长汀、于都、兴国、宁都、永定、龙岩6个县的革命委员会。区乡一级的革命委员会更加普遍。这就为创建与发展赣南、闽西红色区域，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从南昌起义到1929年底，中国工农红军在两年多时间里，队伍迅速扩大，但也存在许多问题。红军初创时期，兵员成分复杂，尤其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占了很大比例，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必然会在党内反映出来，加之尚处在幼年时期的红军领导机关对党内不正确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斗争，缺乏对党员的正确路线教育，这就使得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滋生和发展起来。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
如何建立一支从根本上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真正的新型的人民军队，是摆在我党面前的一个急迫而重大的课题。对这个问题，起初在红四军党内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存在着许多带原则性的分歧；同时，历史上旧式军队沿用了几千年、带着明显封建军阀色彩和印记的治军理念、制度、作风和方式方法深刻影响着、禁锢着一些红军领导的头脑。毛泽东敏锐地洞察到存在于红四军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正是基于这一战略性思考，在毛泽东的推动和指导下，1929年12月28—29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的古田，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图4）。
图4 古田会议旧址
古田会议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之下，科学总结了南昌起义两年多以来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红四军党内思想斗争的历史经验，成功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决议》指出了“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
古田会议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了突出的重要地位，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原则，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内部与外部关系，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为当时的红军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使红军的政治工作得以正确开展。
古田会议以后，1930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第一个正式条例，分别为总则、政治指导员、政治委员、各级政治机关、党支部、党务委员会、青年团及红军政治机关与地方党的关系等10个具体条例。条例的总则规定：在红军中建立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要使红军成为有力的工农革命的武装力量”。红军中的政治机关“是苏维埃政权的一部分”，是“党在红军政治路线及纪律的执行者”，是“红军中的政治指导员”。
在军队设立各级政治机关，是中国工农红军大力抓好政治建军工作的组织保证。这个政治机关系统图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记录中国工农红军各级政治机关的图表。
从这张图表（图5）可以看出，总政治部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红军中的政治机关设置由来已久，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中共前敌委员会就设立了总政治部，由郭沫若任主任；1930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又设立了总政治部，由鲁易任主任。但这个时期，总政治部机关并未实际地建立起来。正式成立主管全国红军党政工作的总政治部是于1931年2月17日成立的，起初称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1931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总政治部。1932年2月1日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总政机关刚成立时驻瑞金叶坪洋溪村，1933年5月迁驻瑞金沙洲坝白屋子。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还创办了《红星》报，邓小平任主编，共发行160多期，它把揭示真理，宣传主张，动员民众，推动革命和指导工作当作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政治建军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 5
从这张图表还可以看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隶属于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就是说，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领导机关。
中共苏区中央局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苏维埃区域设立的、担负领导和管理党在全国苏区事务的最高领导机构。1930年8月之前，中共中央没有设立统一领导全国红色区域的党的领导机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苏维埃区域的扩大，1930年8月26日、10月3日、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三次议决，在苏区成立党的中央局，决定由周恩来担任书记，还初步拟定了苏区中央局组成人员名单，并决定在周恩来抵达苏区前由项英代理中央局书记职务。项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30年11月离开上海，经由上海到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于12月底进入江西苏区，翌年1月初抵达宁都小布，与红一方面军总部会合。
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小布赤坎村中的龚氏宗祠宣告正式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共9人：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1人，共青团中央1人，中央指定周恩来任书记，暂由项英任代理书记。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又指定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等4人为苏区中央局常委。苏区中央局负责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党的工作。中共苏区中央局内设组织部、宣传部，创办了《实话》、《党的建设》、《斗争》报等刊物。
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同时，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 “中央军委”，也在小布成立，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这是担负领导和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军事斗争和革命武装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长期以来中央对革命军事工作都十分重视，1925年10月根据中共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建立“中央军事运动委员会”；1925年12月，中共中央将中央军事运动委员会改为“中央军事部”，张国焘、周恩来先后任部长；1926年底，中央军事部改称“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设立“军事科”；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恢复“中央军事部”，杨殷、周恩来先后任部长；193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军事部更名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周恩来任书记；1931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1月15日正式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十五人为委员，朱德任主席。中革军委下设：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总经理部、军医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仔细观察这张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机关系统图会发现，总政治部方框左右两边都有一条向上的斜实线。按照“图例”说明，是直接领导关系。也就是说在它左右上方的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都是它的直接领导。据史料记载：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曾经于1932年1月，从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分离出来，成为单独机构，直接隶属于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张图表是在1931年1月至1932年1月之间，即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以后，总政治部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分离出来以前印刷的。因为图表中的总政治部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连着的是一条实线，而不是像图例说的“横的关系”——虚线。这与药书封面订立之年——癸酉年（1933）也是吻合的。说明这张图表制作后不久，就被人拿去制作药书封面了，并由此一直沉睡了70多年，直到这本药书坏了，进了废品收购站，才被人们发现“庐山真面目”，才重新焕发出它的光芒。能再见到这张图表确实万幸！
最近我上网进入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官网，在“土地革命战争”展馆展示的154件国家一级文物中，第136号文物（图6）是1936年东北抗联第三军党政军系统表，该表被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张表与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机关系统图非常相似，但制表单位的级别却要低的多。因此，这张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机关系统图为国家一级文物应无疑问。
与许多重量级文物发现过程一样，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机关系统图，由一张废书封面变成珍宝般红色文物，这期间的离奇故事，回想起来真让我感慨万千。收藏界充满着各种变数，使得收藏过程充盈着无穷的魅力和乐趣。我想，这也是苍天赋予收藏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个原因吧！
图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