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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在这里 西晋帝国（二十八）外戚当权对于绝大多数新生的大一统政权来说，在其建立之初，往往都应有一种蒸蒸日上之象。 具体到人才的任用方面，或许开国之君们会有一些杀戮功臣之举，但这些渴望有一番作为的君主们还是会以任用贤良为主。 不过像西晋这样在立国后没过多久立刻就庸人掌权、奸臣当道的政权着实不多，而这也是司马炎亲手酿下的苦果。 在司马攸去世后，司马炎消除了最大的一块心病，当年父亲司马昭给他挖了一个大坑，司马炎用了将近二十年的工夫，才算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而司马炎解决司马攸问题毕竟用的不是正途，为了自己继位的合法性，他必须坚持嫡长子继承制，但即使司马炎建立了超越父亲的功勋也无法改变他的继承人司马衷过于不堪的现实，而这一切都促使着名声才干俱佳的司马攸在朝中有着大量的拥戴。 由于支持司马攸的力量过于强大，且涉及范围极广，为了压制这个威胁巨大的弟弟，司马炎利用皇权的力量，强行迫使司马攸就藩，将其赶出朝廷，而此事最终以司马攸被逼死而告终。 这样的解决方式是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的，虽然始终坚持反司马攸立场的奸佞派对此喜闻乐见，但以张华为代表的清流派却不愿看到这种结果，于是加入了声援司马攸的队伍，最终导致张华遭到外放，被迫远离了朝廷中枢。 张华并无什么显赫的背景，他是被司马炎提拔起来的新贵，以他的才干和过往经历，本应在朝中有一席之地，成为司马炎所信任的心腹重臣，但偏偏张华不愿违背自己的本心，在司马攸一事上令司马炎大失所望，这也彻底断送了他在武帝一朝的政治前途。 此事对于张华和司马炎来说的结果就是双输，张华断送了近十年的政治生涯，而司马炎也失去了一个心腹，当他环顾身边时发现自己已经快无人可用了。 奸佞派们虽然在立储一事上还算合他的心意，但这些人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利益，一旦事情生变他们的立场动摇地比谁都快，数年前司马炎重病时贾充的表现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此对与奸佞派来说顶多只能利用一下，而无法真正重用。何况奸佞派大多由禅代功臣及其党羽组成，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将不断凋零，这一派的领袖贾充后期已经几乎完全退出了党争，而且他在司马攸之前就去世了，因此奸佞派逐渐衰落的趋势是不可逆的，他们要么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要么加入其他势力以求苟延残喘。 而之前曾一度备受司马炎信任的姻亲势力在这一次政治考验中也令其大失所望，司马炎本想借着伐吴一战捧一捧以王浑为代表的姻亲势力，没想到王浑在关键时刻竟然也支持司马攸。 想想也是，王浑之子王济娶的是司马昭的女儿，论亲疏关系炎、攸二人与他们亲疏程度几乎并无二致，或许是为了家族前途考量，他们并不看好愚钝的司马衷吧。 至于宗室，那就更不可靠了，司马氏家族本身的发展才是他们所看重的，至于帝位是否被局限在司马炎一脉内部，他们才不关心，这便是以司马骏为代表的宗室也支持司马攸的原因。 因此司马炎必须寻找其他可以信任的力量。 对于经过了近二十年激烈政治博弈的司马炎来说，他已经抓住了用人的核心要点，即用利益进行笼络。 首先姻亲势力和清流派们和他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因此这部分人就被排除了。而宗室中的远支宗室也是如此，他们看重的是家族利益而非司马炎的个人利益。 经过一番思考，司马炎选定了两个群体，他们是仅有的和司马炎利益高度一致的势力。 其一便是近支宗室，也就是司马炎诸子，只有他们才是宗室中最有动力将皇位维持在司马炎一脉内部的一批人，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凸显出司马炎诸子在宗室中的高贵。 关于此事司马炎早在咸宁年间就开始布局了，在司马炎大病初愈后的咸宁三年（277年），他进行了继位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封王，其中新封的司马玮、司马裕、司马允、司马该和司马遐都是司马炎之子。 虽然司马遐已经被过继给司马炎早夭的同母弟司马兆，但毕竟司马兆早已去世，司马遐与司马炎之子无异。 再加上早年间已得到册封的司马柬，虽然司马炎一脉在宗室诸王中的比例仍占少数，但比之前已经大大提升了。 这并不是司马炎的最终目标，他希望让自己的儿子们成为宗室中的主导力量，因此他又做了一项新规定。 据《晋书》记载，司马炎在这次分封的同时规定“自此非皇子不得为王”，这就彻底断绝了产生非司马炎一脉的新封国的可能性。 原有的封国虽然暂时不会被废除，但藩王们毕竟有可能因为不法行为或者绝嗣而导致遭到转封乃至于除国这样的惩罚，此消彼长之下，近支宗室迟早会在宗室诸王中成为主导。 到了太康十年（289年），司马炎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册封，这一次新封了司马乂、司马颍、司马晏、司马炽和司马演五名皇子。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炎同时还违背了自己之前作出的“非皇子不得为王”的规定，封太子司马衷之子司马遹为广陵王、司马允之子司马迪为汉王、司马玮之子司马仪为毗陵王，可见他对于在宗室中施行强干弱枝这一政策的迫切心态。 至此，司马炎基本完成了他在对宗室诸王进行分封一事上的布局，在他这一代也只能到此为止了，至于后面的事，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会水到渠成。 在分封一事上，有一个人出了不少力，他就是杨珧。 据《晋书》记载，在咸宁三年那次分封中，杨珧积极出谋献策，而且他给出的理由就是“齐王攸有时望，惧惠帝有后难”，极度迎合了司马炎的心态，而这便成了外戚杨氏一族逐步走进权力核心的的契机。 作为司马炎所信重的第二股势力，杨氏外戚与其他姻亲相比自然有其优越性，因为他们的荣辱全系于太子司马衷一身，一旦司马衷丢掉储君之位，他们的前途自然也是一片黯淡。 因此在这一点上，杨氏和司马炎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是可以信任的，也是取代以贾充为首的奸佞派进入政治核心的最佳人选。 当然，贸然让功勋寥寥的杨氏得到晋升，难免会引发朝堂上的不满，之前司马炎将杨骏封为临晋侯就算是一个简单的试探，结果引起了普遍的抗议，因此这件事还得循序渐进。 不过这毕竟证明杨氏在立场上是可靠的，他们得到提拔是迟早的事。 到了咸宁末期，太康初期这段时间，司马炎开始有意为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进行造势。 在马隆平定秦凉之变后，朝廷准备封赏西征将士，但有人不同意，认为出征前早就封赏过了。于是杨珧反驳道：“前由马隆挑选骁勇之士，并加封爵位，不过为鼓励起见。如今将士们立下殊勋，不加赏赐的话朝廷将来如何用人？”司马炎立刻同意了他的请求。 与此同时开始的伐吴之战中，司马炎又令杨济担任副将，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指挥权，但显然这对杨济来说是一次镀金之旅，属于白捡的功勋。 通过这两件事我们不难看出，这段时间杨氏家族的地位已经越来越高，开始得到参与朝廷重大政事的权力。 杨氏和贾氏本属于政治同盟，其中的纽带就是司马衷，但随着贾充逐步失去信任以及最终的去世，两家的关系有所淡化，于是杨氏开始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而这也是司马炎所乐于见到的。 之后杨氏继续向着权力的核心迈进，通过不遗余力促成司马攸就藩一事让自己的地位水涨船高。 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一点，在这一阶段，司马炎所重用的是杨氏中名声才干较好的杨珧和杨济，在武帝末期和惠帝初期一手遮天的杨骏此时的地位尚不及他的两个兄弟。 其原因主要是此时的司马炎心态还没有那么激进，杨氏由于立场问题站在了大多数人的对立面，再加上外戚的身份过于敏感，重用他们本来就得不到支持，而兄弟三人相比起来杨骏更加无才无德，如果只因皇后之父的身份就破格提拔会适得其反。 但是在司马攸去世后情况发生了改变，司马炎的倒行逆施之举让他愈发变成了孤家寡人，他即将面临无人可用的窘境，外戚杨氏成了他唯一的选项。 其中自然也包括杨骏，虽然此人才学品德无一可以称道之处，但他是皇后之父，与皇室在利益上的绑定反而是杨氏家族中最深的，因此从这一点考虑，司马炎也只能将其列为首选心腹，既然决定重用外戚，除了一条路走到黑司马炎别无选择。 据《晋书》记载，从太康年间开始，司马炎“不复留心万机，惟耽酒色，始宠后党，请谒公行。而骏及珧、济势倾天下，时人有'三杨’之号。” 按照《晋书》的措辞，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一阶段杨骏逐渐成为三杨的主导人物。 此时杨骏为车骑将军领前军将军，有掌管部分禁军的权力；杨珧以卫将军令太子少傅，其权力更局限在东宫；而杨济历位镇南、征北将军，后迁太子太傅，可见他的主要影响力也只在于地方和东宫。 也就是说三杨中无一人真正进入代表着朝廷权力核心的尚书系统。 在这样的情况下，杨氏家族仍被认为是“势倾天下”，可见他们和司马炎的亲密程度，他们依靠外戚身份得以接近皇帝，对其施加影响。同时又因为与东宫的紧密联系，让杨氏未来的辅政地位愈发明朗，自然会引起朝中趋炎附势之辈的拥护。 让近支宗室和外戚并重，便是司马炎在执政后期所做出的安排，这也是他在近二十年执政中所吸取到的经验，只有依靠利益的绑定形成的同盟才是最稳妥的。而且两方势力互相制衡，谁也不能一家独大。 诚然，司马炎这个判断大体是没有错的，但却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皇帝能够掌控局面。 司马炎在世时，无论近支宗室和外戚，都只能压抑内心中对权力的渴望，唯他马首是瞻，但他百年之后怎么办呢？司马衷能掌控局面吗？ 关于这一点，司马炎明显是欠考虑的，虽然他后来一度尝试过补救，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他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西晋帝国最终在两大势力的血腥火并之中轰然倒塌。 百年东吴系列在这里 建安的尾声系列在这里 三国名将系列在这里 淮南三叛系列在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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