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罂粟是鸦片的主要原料，原产于南欧和西亚，在唐贞观年间传到了中国，这时的罂粟数量稀少，被当作珍贵的贡品。 到明朝中后期时，鸦片开始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人们把它当作珍贵的药材。此时，中国自产自销的鸦片数量十分稀少。 到了清朝末年，鸦片突然开始增多，特别是道光年间，鸦片泛滥成灾，道光帝采取了很多禁烟措施，但还是未能抑制住鸦片在市场上流通。 我们都知道，清朝实行严苛的闭关锁国政策，独立于世界，那么西方的鸦片到底是怎么传过来的？鸦片又为何在中国泛滥成灾？
闭关锁国防不住鸦片 中国因为地理上和文化上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统治者限制贸易和人口流动交流。 清朝统一全国后，这种统治政策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在明朝海禁的基础上，清朝索性直接闭关锁国。 清王朝采取闭关锁国政策本是为了发挥万里长城般的防护作用，但却事与愿违，这个政策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这样的防护也并不是密不透风。 在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欧洲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更先进的生产力的新兴阶级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并进行了伟大的产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实力也越来越强大。
但独立于世界的清王朝还保持着几千年来形成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完全躲开了科技席卷世界的汹涌浪潮。 愚昧腐朽的清王朝贵族不知道外面早已经变了天，还得意洋洋地沉浸在自己编织的“天朝大国”的美梦里，毫无忧患意识。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利用自己强大的实力，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席卷到了文明中。 在先进生产力的作用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价格低廉，他们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一个巨大优势，于是他们利用这个优势去摧毁一切防护壁垒，征服野蛮人最顽强仇外排外心理的重炮，他们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1830年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向印度和英国出口茶叶和纺织品，从中获取了不少利益。 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还是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所以根本不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货物。
英国殖民者急于打开中国市场，但在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政策下，他们毫无办法，他们的工业产品销售不到中国。 在利益面前，英国殖民者很快便找到了突破口，那就是从清王朝贪污腐败的官员身上下手。 当时的清政府，当权者以国谋私，贪污腐败特别严重，行商和外商甚至有专门的基金用来贿赂。 海关是贪污腐败的滋生地，到十八世纪末，海关营私舞弊已经恶性发展，每个海关监督在3年任期内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尽量饱其私囊，让海关制度成了一只寄生于外商和行商的巨大蚂蟥。
财政也是清政府贪污腐败的另一个体现。当时，清政府并没有完善预算制度，最大宗的田赋不会增加，但财政任何的额外支出都需要临时的额外课征，这就给官僚体系提供了很大的寻租空间。 同时，当时的财政拨款并不规范，必须由各级行政长官在自己的俸禄中自行解决，这也为众多官员勒索提供了理直气壮的理由。 在这种制度的畸形发展下，政府及其官员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外商和行商也渐渐不堪重负，最后还联合成立了一种“公所基金”专门用来向官方行贿。 在这样腐化的制度下，英国通过贿赂清政府官员，向中国走私鸦片也不足为奇了。
鸦片受到中国人的欢迎 在新中国之前，鸦片输入中国是合法的，因为它被看成正规的药品，但那时输入的数量也不过200箱，每输入一箱，清政府可以从中抽取3美元左右的税款。 1798年，英国臭名远著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的鸦片行业，并无耻的向中国走私鸦片。英国商人和清朝官员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导致鸦片走私贸易在中国达到了猖獗的程度。到1834年，私运的鸦片已经增加到了21785箱。 期间，强王朝采取了一些措施，要想阻止鸦片的输入，但是都没有起到作用，反而使鸦片走私的现象越来越猖獗。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在这场战争中，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代表着道义，而英国作为最现代的社会国家，则代表着贸易的利益，英国发动这次战争是为了获取商品在中国贱买贵卖的特权。 对于清王朝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场殊死决斗，是一次垂死挣扎，所以注定是一场悲剧。在武力的帮助下，英国在中国走私鸦片更加畅通无阻。
此后，越来越多的鸦片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中国，在1856年，有价值约三千五百万美元的鸦片输入中国，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收入，占据英印当局当年总收入的六分之一。 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曾指出鸦片贸易比奴隶贸易更加残酷，英人为毒害中国而进行的鸦片生产是唯一导致更带毁灭性的直接后果的生产。 鸦片刚传入中国的时候，是达官贵人先开始享用的。 其实早在明朝的时候，万历皇帝就迷恋上了抽鸦片。他曾召集“能人志士”在宫中实验、炼制一种丹药，并长期服食，这种丹药中就含有鸦片，他给这种丹药取名“福寿膏。 因为长期服用“福寿膏”，万历皇帝经常头晕眼花，三十年没有上过朝。1958年，万历皇帝的尸体被挖掘出来后，专家检验到他的骨头中有吗啡成分。
清朝时，最先吸食鸦片的也是达官贵人，就连后来禁烟的道光黄帝早年时也吸食过鸦片。很多高官把鸦片作为接待客人的日常用品，还有很多商人去大烟馆里面谈生意。 在清朝晚期，不止达官贵人吸食鸦片，普通百姓也开始吸食鸦片了。当时，大街小巷都有大烟馆的存在，大烟馆不仅是国民消遣享受的场所，也是很多人的重要的社交场所。 各个大烟馆的生意都很好，来往的客人络绎不绝，很多人将大烟馆看成可以一个大家可以欢聚一堂开心聊天的场所。
鸦片能在普通老百姓之间兴起，首先是因为鸦片供给多于需求，价格低廉。 由于抽鸦片很容易让人上瘾，所以刚开始怀着好奇心理吸食鸦片的很多人后来再难以戒掉毒瘾，在各种因素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吸食鸦片。 眼看中国的鸦片需求越来越大，欧洲人在罂粟的种植中又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鸦片产量大幅度增加，一时间，在中国市场上，供大于求，为了增加销售额，只得将价格一降再降，最后，鸦片的价格已经很低廉了，所以普通百姓也能抽得起了。
其次，鸦片在普通百姓中泛滥，是因为市场竞争的存在。 因为购买西方国家的鸦片，造成了清政府大量白银外流，禁烟措施又未能生效，所以清政府便开始鼓励国人种植罂粟，进行自产自销。 在清政府的鼓励下，短短不到五年，罂粟花就遍布中华大地，随着本土鸦片逐渐上市，鸦片的价格更加低廉了。 其实，鸦片的价格有高有低，价格高的质量好，口感好，是给高官和富人钟爱的，价格低的质量和口感都会差一点，是为普通百姓准备的。
禁烟法令无法阻止鸦片的输入 马寅初讲到：“吸烟之人，不仅其个人受害，因其不治生产，则家族生计，亦受影响。因其身体孱弱，则嗣继子孙，亦难强壮，此影响民族经济民族健全甚巨，亟应禁止也。” 在他看来，吸食鸦片烟的危害主要是对于个人身心健康，对于社会经济，对于家族延续，对于整个民族的强壮而言的，一人吸食鸦片，则对于整个家族，整个社会都有着以小见大的危害。 随着鸦片输入的增多，吸食者也迅速增多，严重危害了国民的身心健康，这一危害日渐扩大，甚至有了弱种亡国的地步，清朝统治者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采取禁烟措施。 雍正七年，清朝统治者颁布了第一个禁烟法令，并且随着鸦片毒害的日益蔓延，禁烟法令的颁布日渐繁密。 雍正、嘉庆时期的禁烟立法是清朝禁烟立法的初创时期，其为道光时期禁烟立法的历史先导。
清朝道光时期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烟活动及禁烟立法，道光时期的禁烟立法已经全面完善，从深度上和广度上将立法打击的对象扩大化。 但现实在无情地嘲讽着这些禁烟令，鸦片在不断查禁的状态下，输入数量越来越多，清政府颁布的禁烟法令形同虚设，并没有组织鸦片的输入。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在立法的过程中，清政府对毒品的概念界定不清。 在清政府开始禁烟的前70年的时间里，至于鸦片究竟是药品还是毒品，官方都没有一个正确的，客观的判断，在执法的过程中，对于鸦片的认定也是摇摆不定的。
禁烟立法毋庸置疑，但是立法的法规内容严重违背了科学性。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清政府的立法者错误地认为鸦片流毒来源于不合理的贩售，忽视了外商对华输入的鸦片才是引起这场禁烟大战的根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将外国烟贩纳入到法定的打击对象范围内。 清政府对于走私者的态度，对于处罚，是从国家安全和军事防备的角度出发，并不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不是为了鼓励对外贸易，这一立法初衷和近代化的立法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同时立法者没有真正地认识到鸦片泛滥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外商的输入，没有意识到鸦片的成瘾性，依赖性，有的法令只是规定了禁止售卖，却没有规定禁止吸食。
其次，清政府禁烟立法还面临着严峻的外交障碍。 这一时期的清政府还没有完全的融入近代世界的外交方式之中，仍然是以“天朝上国”自居，仍然在用自以为尊贵的思维，实行者和世界不和谐的愚昧落后的对外交往。 在禁烟过程中，没有意识到用现代的外交方式实现自身的权益的维护，中国被排斥在近代国际公法的法律圈之外。 清政府的禁烟立法，本是内政，但是却受到了外商、他国政治的干涉，由此带来了执法过程的艰辛，但是面对这些，中国当局者不能采取国际外交方式进行交涉，一味求和，这就对立法执法造成了阻碍。
然后就是中国的内政障碍，清政府有禁烟的决心，却缺乏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 在执法的队伍中，很多官员弄虚作假。 有官员为了彰显个人，将禁烟成就与自己的政绩联系起来，粉饰邀功，虚假奏报，还有官员监守自盗，知法犯法，把查禁鸦片当做自己的生财之道，一些在执行公务中追缉鸦片的巡视官船，甚至成为了作为鸦片走私之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禁止鸦片走私的法令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鸦片，对于近代以来在世界民族之林艰难蹒跚的中华民族，毒害甚深，可谓祸国殃民。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国家发展落后，实力弱小，落后就要挨打，鸦片在清朝泛滥成灾在某些程度上也是必然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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