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姚彝神道碑》碑书者徐峤之系徐浩之父，据两《唐书》，徐浩曾得其父书法指导，该碑书法雄健宽博，方整劲挺，古朴厚拙，由刚入柔，寓刚挺於柔韧之中。既有虞世南姿美遒劲、风神凝远，又有褚遂良瘦硬若屈铁、犹有高曾矩矱的风韵。兼虞褚之长，不失有大风度、大气派。徐峤之所书的另一件墨宝《姚懿碑》现存陕县温塘游览区刘秀峰上。 该碑《宝刻类编》、《金石略》、《中州金石记》等有收录。 
清乾嘉学者对《姚懿神道碑》的解读与探索 翻检史书，论及唐代宰相，有“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的说法。众所周知，姚崇无疑是后代公认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他的前生后世，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正因如此，有关姚崇的家世，特别是他的父亲姚懿的研究，因为有《姚懿神道碑》《姚懿玄堂记》《姚懿墓志铭》的存在，而成为姚氏家族研究中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和经久不衰的重要议题。鉴于清乾嘉学者对《姚懿神道碑》多方爬梳研究，而学界对此却很少探讨之现实，本文即探讨宋人之后，清乾嘉金石学者对《姚懿神道碑》的解读研究，并对姚懿碑受到关注的原因，以及碑文的史料价值提出自己的看法。 中国最初的金石文研究，当推秦代的李斯及西汉时代的叔孙通，此二人研究辨认传说的仓颉所造二十八字刻石，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南朝梁元帝时曾编纂《碑英》一百二十卷，集录当时可能见到的金石文字，开金石录文结集之先河，只是此书不久即散佚不传。唐人林宝撰《元和姓纂》一书，其中间或也有利用当时能够看到的金石资料探讨当时的家族谱系，值得参考。对碑志等金石文的系统整理，特别是有意识的研究，则要等到11世纪的北宋时期。当时的文坛领袖，曾主持修撰《新唐书》的著名学者、文学家欧阳修，利用在各地任官的便利，收集自周秦至唐五代的金石碑志（其中唐代的金石碑志占比很高）一千卷。同时，欧阳氏还对所收集到的金石碑志，从书法风格、篆刻者名讳、事主生涯、收藏变迁等方面，结合已有的文献资料逐一“阐幽表微，补缺正误”，题写跋文，进而和此前的目录式的艺文志类书籍著录形成差异。现存欧阳修编集的《集古录跋尾》十卷，即是将其所写的跋尾三百九十六条，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结集而成。不仅如此，欧阳修还命其第三子欧阳棐，将此前收集到的金石文“撮其大要，别为目录，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缺缪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编成《集古录目》十卷。这样，经过欧阳氏父子的努力，自先秦至隋唐五代的金石碑志，后人得以见其端倪，进而为宋代“金石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北宋末年，另一好古之士赵明诚，鉴于欧阳氏所作“尚有遗漏，又无岁月先后之次”，故经过二十年的访求藏储，使得：仓史以来古文奇字，大小二篆，分隶行草之书，钟鼎、簠簋、尊敦、甗鬲、盘杅之铭，词人墨客诗歌、赋颂、碑志、叙记之文章，名卿贤士之功烈行治，至于浮屠、老子之说，凡古物奇器、丰碑巨刻所载，与夫残章断画，磨灭而仅存者，略无遗矣。赵氏将收集到的二千卷（二千件）金石碑志文，按时代先后，编为三十卷。前十卷著录金石碑志文名称、书体、撰者、时代等，后二十卷则依据金石碑志，参照文献资料“考其异同”。从数量上看，赵氏辑录明显多于欧阳父子。赵氏距欧阳父子约七十年，其间可能有新的金石碑志出现，更由于赵氏醉心金石碑志坚持不懈地搜集，当然也有欧阳父子当时未见到或者遗漏未编入的。从编辑类别考察，如上文所引，几乎囊括了当时所见金石碑志文的全部内容。而赵氏对“姚懿神道碑”的著录，堪称最早关注这通碑石者,也为姚懿神道碑的研究开启先河。此后，郑樵在其所撰《通志》中亦辟有“金石略”三卷。南宋临安府书商陈思道人于绍定四年（1231）编定《宝刻丛编》二十卷，南宋末年无名氏编《宝刻类编》八卷。陈氏将收集到的金石碑志文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路、州、县）一一排列，地域未详者在末卷以时代编排，其数量乃至释文亦多于欧阳氏和赵氏；无名氏则将金石碑志文按帝王、太子诸王、国主、名臣、释氏、道士、妇人、姓名残缺者八类排列。总之，经过宋代诸多金石学者的辛勤努力，“金石学”作为专门的学问，其形式、内容以及研究范畴、体系均已初步形成，为此后金石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元、明两朝，金石学未显于时。清人入关统治全国后，随着一次次文字狱的兴起，读书人迫于时事，将学问研究方向逐渐转向一些与现实无关的领域，所谓的“乾嘉学派”由此出现，学者们对金石碑志的收集、研究随之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时的学界泰斗如顾炎武、朱彝尊，以及后来的学问大家如钱大昕、翁方纲、阮元、毕沅、王昶、武亿、孙星衍、吴式芬、沈焘、赵之谦、刘燕庭、潘祖荫、陆增祥、叶昌炽等人，均是声名显赫的金石学专家。当然，乾隆以后学者们为了适应学问专门化的潮流，将金、石分开研究，其中对石刻碑志的收集研究，代表了此一时期金石学研究的风气。地处汉唐两大中心地带之一，洛阳及其周边地区一直是地上地下文物的重要汇聚地，更不要说驰名中外的北邙山了。可能正因如此，加之有“救时宰相”姚崇故乡的显赫、姚崇及其后代声名的映衬，更有宋人赵明诚等历代名家的关注，《姚懿神道碑》得到很好的保护，故清代乾嘉学派的金石达人常常光顾这里，并将对这通碑石的见闻和解读写进他们的著作之中，从而为我们提供了绝好的研究资料，有助于正确理解这通碑石涉及的问题。当然，这通存在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碑石，它的存在状况也应予以了解。神道碑树立于姚崇的故乡，即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东约20公里的张茅乡西崖村。碑系青石刻制，蟠龙首，龟座。通高3.7米，宽0.98米，厚0.32米，龟趺头至尾长1.82米，高0.69米。碑额阴篆“大唐故巂州都督赠吏部尚书文献公姚府君之碑”二十字。碑文楷书29行，满行58字，首题“唐故巂州都督赠幽州都督吏部尚书文献公姚府君碑铭”。此碑系胡皓撰文，徐峤之书丹，唐开元三年（715）所立。经千余年的风霜日晒，可能也有人为的原因，碑上部文字保存较好，下部文字则脱落不显。应该说，首位关注《姚懿神道碑》的清代学者官员当属黄叔璥（1680—1758）。黄叔璥所著《中州金石考》成书于乾隆辛酉年，即1741年。时任河南开归道道员，住居在开封的黄叔璥，对河南所在区域的风俗文物兴趣不减，故而专注对这一区域金石碑志的著录研究。该书按照河南所在地域，分八卷，其中第七卷即为《河南府二·陕州》，云：嶲州都督姚文献公碑铭 开元三年胡皓撰，徐峤之奉敕书。文献讳懿，崇父也，隋末唐初人，仕至嶲州都督，开元间崇为相，赠谥立碑。黄叔璥只是著录姚懿神道碑的撰书者、所在地点、立碑原委等，并未有更多的言语；另外，从引用《金石遗文》一书记载看，或许黄叔璥并未到过立碑之处，他只是传抄已有信息而已。当然，黄叔璥值得后世传颂的是在台湾府任职期间，收集在台湾能够见到的各种史料，并结合自己的实际考察，撰写《台海使槎录》一书。他喜好金石的志趣，直接影响到其此后任职河南，编撰《中州金石考》一书。钱大昕（1728—1804）是18世纪中国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也是乾嘉学派代表性金石学者。当代著名金石学家岑仲勉教授曾指出：“清代金石家不可屈指数,然专金石而兼史者居多，专史而兼金石如钱大昕辈，寥落如晨星也。”钱大昕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开创的“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崇信但不盲从”“考与论相结合”等金石学研究方法，为后来的学者所追崇，成为探讨金石学的重要方法。《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金石跋尾》是钱大昕金石学的代表著作。在《潜研堂金石跋尾》卷5中，钱氏对《姚懿神道碑》有专门探讨。云：右嶲州都督姚懿碑，碑云：“公后娶刘氏，今紫薇令崇、故宗正少卿景之母也。”以“唐表”考之，则懿有三子：曰元景、曰元之、曰元素，元素官宗正少卿，而元景乃潭州刺史。且论其次第，元景似元之之兄，与碑皆不合。碑立于元之为相时，又奉敕撰，必无有误。其单称景，则以避明皇尊号故耳。懿葬于硖石，而刘夫人别葬万安山，碑述夫人遗令云：“昔邴根矩、沐德信，并通儒达识，咸以同窆为非，实获我心，当从其议，无改吾志，尔惟孝乎。”按《三国志》，邴原女早亡，太祖爱子仓舒亦没（殁），太祖欲求合葬，原辞以合葬非礼，乃止。窃意根矩此言，特不欲蹈嫁殇之失，非真以同窆为非礼，与德信终制戒后亡者，不得入藏，固有别也，德信事见裴松之“魏志注”。碑立于开元三年十月，《金石录》目作七月，误。可以看出，钱大昕利用文献资料《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姚懿神道碑》文相比较，进而认同碑文的记载。其一，“唐表”载姚懿三个儿子，而碑文只载姚懿夫人刘氏生元之、元景二人，而且“唐表”将“元景”与另一儿子“元素”官职搞混；“唐表”载元景为元之兄长，亦与碑文有异。指出碑为撰者奉敕而为，且立于姚崇担任宰相之时，故而出错的可能性很小，如此认同碑文的记载。其二，碑文单称元景为“景”，是为避唐玄宗讳所致。其三，姚懿葬硖石，夫人刘氏葬万安山，碑文用邴原（字根矩）、沐德信典故，钱氏指出两者用意的不同。其四，赵明诚《金石录》载姚懿碑立于开元三年七月，而碑文载其为十月，钱氏认定《金石录》记载有误。显然，经过钱氏的一系列比证，“唐表”中存在的问题一目了然。应该说，钱大昕对《姚懿神道碑》的探讨，开文献与碑石文对比研究风气之先河。小钱大昕两岁，出生于江苏太仓的金石学研究大家毕沅（1730—1797），则实践“行万里路”的名言，在陕西任内的十五年间，先后担任陕西观察使、陕西巡抚，除履行任内行政事务之外，还缮修关中名胜古迹遗存，征集碑刻，编纂《关中金石记》八卷，此后调任河南巡抚、湖北巡抚、山东巡抚，毕沅喜爱金石碑志矢志不改、笔耕不辍，除上述《关中金石记》之外，还刊印《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志》、《三楚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等金石学著作。其中《中州金石记》卷2有对《姚懿神道碑》的著录，云：巂州都督姚懿碑开元三年十月立，胡皓撰，徐峤之正书篆额，在陕州张茅南二里许墓前按《宝刻类编》有此碑，碑载懿历官尤详，云：“隋授本县令，太宗东伐王充，授鹰扬郎将长沙县男水陆道总管。俄而贬授晋州高阳府折冲都尉，除常州长史，寻除硖州刺史，累加银青光禄大夫。龙朔初，邛蛮作梗，乃除使持节巂州都督，卒，蒿葬于硖州县安阳公之原。景龙年，以时宰先人，特制追赠幽州都督，又制赠吏部尚书，谥曰：文献公。”懿乃崇之父也，《宰相世系表》称硖郡姚氏，梁有征东将军、吴兴郡公宣业生安仁；安仁，隋汾州刺史，生祥，隋怀州刺史，检校函谷都尉，皆与碑合。惟碑云：安仁，青、汾二州刺史，祥怀州长史，“世系表”误。长史为刺史，足证传写之失。碑云：懿，字善意，与“世系表”同，刘昫《唐书·姚崇传》父善懿，贞观中任巂州都督，则合名字并称，误矣。峤之书之存者，惟姚氏二碑，此尤完整可观，良足贵也。毕沅引用姚懿碑文，详细罗列姚懿的任官履历，指出姚懿死于龙朔初年，葬在故乡硖州县安阳公之原。景龙年间，因姚懿子姚崇担任宰相，特制追赠，并谥文献公。同时，毕沅引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检出姚安仁、姚祥任官与碑文记载的差异，认为可能是“世系表”传写之失误所致。毕沅又列出《唐书》（其实为《旧唐书》）之《姚崇传》中对姚懿名字的记载，认为是“合名字并称”的缘故。毕沅指出，徐峤之仅存书丹的两通碑，就是本文提及的《姚懿神道碑》，以及《中州金石记》亦著录的姚懿孙子光禄少卿姚彝神道碑。出生于18世纪50年代的武亿（1745—1799）的老家就在河南府偃师县，他在自己有限的生命里，酷爱金石之学，成就了乾嘉金石学家的盛名。武亿撰写《授堂金石三跋》《金石续跋》《偃师金石遗文补录》等金石著作，并应毕沅之邀，参与校录《山左金石志》一书。其中《授堂金石三跋》之《金石二跋》中，著录《姚懿神道碑》，云：碑志姚懿及其夫人始末，字并完好，中所缺者仅数字。文云：“公讳懿，字善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与碑合，而“姚崇本传”乃云“父懿，字善懿”，“意”“懿”声相近，由此误也。碑言曾祖宣业，陈征东将军吴兴郡公，祖安仁，隋青、汾二州刺史，父祥，隋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今表以宣业作征东将军，安仁惟言汾州刺史，又失为青州。表列懿凡三子，元景潭州刺史；元之名崇，相武后、中、睿、元；元素宗正少卿。以碑考之，景乃为宗正少卿（碑载懿后娶刘氏，今紫微令崇，故宗正少卿景之母也），而非元素。又碑言儿子少孤，明非三子，疑表误入元素，乃致乖错不符，当一以碑为正。碑下列夫人遗令云：“生以形累，死以魂游，然事尊在冥，无远不至，何必合葬，然后为礼。昔邴根矩、沐德言，并通儒达识，咸以同窆为非，实获我心，当从其意，无改我志”，下云“崇等敬尊遗旨，以景龙二年九月葬万安山之南阳”，三复斯言，夫人不愧达贤矣。懿既追谥文献，而崇亦谥文献，易名之典，两世并同，亦希见也（父子易名两世并同者，余有论证在《五经萃议》）。从武亿跋文可知，《姚懿神道碑》文字在清乾隆年间仍然保存完好，只是缺几个字而已，看来乾隆之后的二百余年，该碑因人为或自然原因，导致下部字迹完全磨泐风化不存。其一，武亿对照碑文记载，指出《新唐书》“姚崇本传”对姚懿的字的记载有误。其二，指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姚崇祖先姚安仁官职缺载“青州刺史”；文献资料记载姚懿夫人刘氏三子，而依据碑文，刘氏所生只有姚元之、姚元景两人；文献资料误将姚元景的“宗正少卿”，记为姚元素的官职。其三，碑文提到姚懿夫人刘氏“遗令”，此与上述钱大昕的见解相同，在此不赘。其四，指出姚懿、姚崇父子的谥号均为“文献公”，这在当时决然少见，并提及自己在《五经萃议》中有详论等。可以看出，因武亿就是河南人，其故乡偃师与硖石近在咫尺，故他前往实地探查姚氏家族所存碑刻的可能性很大，而从以上引述文字看，武亿亲自探查《姚懿神道碑》似可以认定。比武亿年少二十岁的浙江临海人洪颐煊（1765—1837），青年时代曾受到浙江学政阮元的赏识，帮助阮元编集《经籍纂诂》等书籍。此后又入山东德州孙星衍学馆（平津馆），协助孙星衍编集《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唐王无功集》等。洪颐煊于嘉庆十五年至十六年，在孙星衍平津馆编集的《平津读碑记》，是其金石学研究的代表作。有学者探讨孙星衍与洪颐煊的关系，对洪颐煊在金石学上的贡献多有爬梳，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就在《平津读碑记》卷5中，洪颐煊著录了《姚懿神道碑》，云：右嶲州都督姚懿碑，在陕州。懿，姚崇父也。碑云:“父祥，隋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之季子”，《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祥子止懿一人。懿初娶张氏、李氏，并早殂殁，后娶刘氏，累封彭城郡夫人，今紫微令崇，故宗正少卿景之母也。“世系表”叙懿子三人，元景、元之、元素，元素非刘氏所生，故碑不书。碑称二子少孤，《新唐书·姚崇传》崇开元九年卒，年七十二，懿卒于龙朔二年，其时崇年十三；崇母刘以神龙三年正月八日终，是时崇罢相，出为亳州刺史，历宋、常、越、许四州，“两唐书”俱不言丁母忧，亦阙文。碑为胡皓撰，《元和姓纂》秘书少监胡皓，洛阳人。洪氏指出姚懿为姚祥的季子，也就是第三子，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却说姚祥只有一个儿子，显然有误。同时，碑载姚崇母亲刘氏生二子，上述《宰相世系表》记载三人，究其原因，姚元素非刘氏所生，故碑文不载。再者，洪氏解释碑文中“二子少孤”，推算出姚懿去世时，姚崇只有十三岁，故称为“少孤”当是事实。最后，洪氏指出神龙三年姚崇母亲去世时，姚崇外任亳州刺史，但《旧唐书》《新唐书》并未记载姚崇“丁母忧”之事，显然有所遗漏。洪氏还将《元和姓纂》的作者胡皓与《姚懿神道碑》撰者胡皓联系起来，不过，从时间及年龄上推断，此同名的胡皓应并非一人。无论如何，洪颐煊在前述几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姚懿神道碑》所涉及问题仔细解读，其中新见频出，值得推崇。清嘉庆十年（1805），乾嘉学派金石学研究突出干将王昶（1725—1806），在其别世之前一年，以八十二岁高龄，推出清代金石学集大成之作《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王昶自序云“为此前后五十年矣，海内博学多闻之彦，相与摩挲参订者不下二十余人”，可见其用功之勤。在这部划时代的金石学著作中，王昶收录了《姚彝神道碑》，但未收录《姚懿神道碑》，不知何故。致力于追补王昶《金石萃编》者，乃为百年之后出版的陆增祥所撰《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也。陆增祥（1816—1882），江苏太仓人，道光三十年（1850）科考状元，毕生致力于金石之学，并以补缀王昶《金石萃编》为己任，但其去世之前并未亲见此书刻印之事。直到1925年，该书才为吴兴刘氏希古楼刊出。《八琼室金石补正》卷50收录《姚懿神道碑》全文，与此同时，附录赵明诚《金石录》所载《姚懿碑》跋文以及上述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黄叔璥《中州金石考》、毕沅《中州金石记》、洪颐煊《平津读碑记》等金石著作中有关《姚懿神道碑》的研究文字。不仅如此，他对《姚懿神道碑》所涉及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云：据《碑》宣业仕陈，“世系表”作梁，殆非。《碑》云其先吴，“吴”下所阙非“郡”即“兴”。姚恢避乱，居吴郡，姚敷居吴兴。洪氏云：元素非刘氏所生，故碑不书，然则“世系表”景、素二子互误，次序提出质疑，认为姚宣业应该仕宦于南朝陈。不仅亦应互易也。a如此，陆氏并非一味信从碑文，指出碑文中“吴”字下要么有“郡”字，要么有“兴”字，并说出就是说，陆增祥依据《姚懿神道碑》，对“郡”“兴”两字存在的理由，实在难能可贵。再《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姚宣业任官于南朝梁者，陆氏对洪颐煊认为因姚元素并非刘氏所生，故而碑文中不予记载的看法也有所辩驳，即既然如此，《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姚元景、姚元素的兄弟排行也应改变。这些均是上述诸人跋文中未曾提及者。总之，从清初金石学者黄叔璥开始，经过金石大家钱大昕、毕沅、洪颐煊、武亿等人，最后到陆增祥，这一时期著名的金石学家对《姚懿神道碑》均有不同程度的考订解读，显示出乾嘉学派精湛的考证功力，以及锲而不舍的求真精神。那么，为什么这些一流的金石学家，对以《姚懿神道碑》为代表的姚氏家族碑石产生兴趣，其中是否还有可资探讨的问题？其一，《姚懿神道碑》制作于唐开元三年（715）十月，正是姚懿之子姚崇担任宰相，颇受唐玄宗重用之时。在当时重家族谱系的风气下，作为唐玄宗器重信任的当朝宰相，追赠其父亲官职，并立碑旌表，影响非凡，传为佳话。随着姚崇声名日隆，近六十年前去世的父亲姚懿在当时也受到关注。同时，姚崇生前关注到当时名家望族的兴衰缘由，撰写《口箴》《遗令戒子孙文》等文章；姚崇死后，姚崇的儿子光禄少卿姚彝、宗正少卿姚异、坊州刺史姚弈，以及后孙们在各个时期的各种作为，维系了姚氏家族的荣耀和声名，使姚氏家族成为唐代持续兴盛家族的典范之一。追本溯源，姚懿就成为家族荣耀的一种符号，无疑，姚懿事迹出自《姚懿神道碑》，而碑石就在姚崇的故乡河南硖石县。其二，宋代欧阳修撰写《集古录跋尾》之后，搜集金石碑志之风渐起。经过赵明诚、陈思道人的加热，以及元明两代的沉寂，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乾嘉学派将金石碑志学推向学问的顶峰。毋庸置疑，洛阳及其周边因北邙山的存在，成为历代达官贵人汲汲以求的回归之地，而姚崇故乡硖石恰在洛阳附近，姚懿作为姚崇的父亲，开启姚氏家族归葬故里的先河，这里有姚崇、姚彝、姚弈等姚氏家族的墓葬及其碑志，乾嘉学派干将要么从《元和姓纂》《金石录》中获得信息，要么实地考察，姚懿及其子孙的石刻碑志尽收眼底，成为广受他们欢迎的收录探讨话题。上述黄叔璥、钱大昕、毕沅、武亿、陆增祥等人探讨《姚懿神道碑》涉及的问题，为学界留下宝贵的姚氏家族金石碑志研究资料，值得重视。其三，归根结底，乾嘉学派金石学家关注《姚懿神道碑》，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姚懿有一个留名青史的好儿子—名满千古的唐代宰相姚崇。姚崇不仅使得姚氏家族及其后代们津津乐道，而且也给他的故乡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而姚懿墓的发掘和《姚懿墓志铭》的出土面世，为学界探讨姚氏家族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新的史料，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其一，刊刻于唐开元三年十月的《姚懿神道碑》，最早记录姚氏家族的缘起和自南朝至隋唐的繁衍生息状况，为学界提供了探讨姚氏家族本源的原始史料，以及当时南朝系人士入唐为官的曲折经历，无疑也是这一时期南人北上到达京师长安任官并兴旺发达的范例。其二，众所周知，此神道碑制作于姚崇担任宰相之时，而且是奉敕而为，故撰写碑文者胡皓以及书丹者徐峤之，应该都是应时之选。因《姚懿神道碑》要树立于大庭广众面前，而以姚崇的影响力，能够看到的人绝非少数，故而碑文中或许难免虚美之词，但其家族缘起及最基本的内容应当都是可信的，如此其史料价值毋庸置疑。这大概也是乾嘉学派金石学家引以为豪的事情。其三，《旧唐书》卷96《姚崇传》、《新唐书》卷124《姚崇传》，以及随后有关姚氏家族人士的记录，其均在《姚懿神道碑》之后出现，即唐代中期或宋代所记录，特别是《新唐书》卷74下《宰相世系四下》乃宋代欧阳修所撰，其参考资料当然都是姚崇死后唐宋人所作，其与当时人记当时事还是有一定的区别。c也就是说，《姚懿神道碑》可订正随后出现史书有关姚氏家族记录的谬误。而在这一点上，上述乾嘉学派金石学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即用《姚懿神道碑》校订《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出现的谬误，值得推崇。总之，《姚懿神道碑》为奉敕撰述，撰述时姚崇官居宰相之位，且其父亲姚懿曾官拜巂州都督，在当时注重家族谱系的大背景下，姚懿及其父祖官任应该都有记录。故姚懿去世时姚崇虽只有十三岁，但他对家族缘起等重大问题应有了解，对其兄弟嫡庶、职任等亦无须作假，加之神道碑要树立于坟墓之前，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有虚伪过分之记载，必然要背负骂名或遭到鞭挞。《姚懿神道碑》的史料价值已经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和认定，值得信凭和运用。 结语 本文探讨了清乾嘉金石学者对树立于今三门峡市陕县大营镇温塘村的《姚懿神道碑》解读著录，并得出自己的看法。首先对中国古代金石碑志研究的开启，以及金石学的发展历程做了论述，指出宋人欧阳修、赵明诚对金石学发轫所做贡献。其次阐明清代金石学步入研究新阶段的原因，以及诸多乾嘉金石学家对《姚懿神道碑》的解读著录。最后谈及《姚懿神道碑》引起乾嘉学派金石学家关注的原因以及该碑的史料价值。探讨姚氏家族发展之漫长历程，对例如《姚懿神道碑》等石刻碑志资料应该予以更多的关注，以期对盛唐历史及清人倾心石刻碑志等议题有更加深入的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