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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一片狼藉，和电影里被抄家的情形一模一样，所有的东西都翻箱倒柜丢得满地都是。 一群邻居孩子在我家里大模大样的搜检着，当然不是在寻找值钱的东西，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他们在找好玩的东西，我的玩具和小人书估计早被瓜分了，他们现在是在父亲的那些专业书里翻找，找一些纸张好的书，准备拿回去撕下来折飞机玩。 我和母亲一出现，大部分孩子都惊慌起来，放下手里的东西，赶紧的溜出去了，但有一个男孩却理直气壮的把一本精装书抱在怀里，嘴里说道：“这是反革命的反动书，我要没收，拿去折飞机。” 母亲冷冷的看着他，说道：“可以，你拿走把，不过我会把这事情和你的话告诉你父母，请他们评评理。” 那男孩的气焰一下子没有了，很不情愿的放下书走掉了。 碰锁已经被砸坏，母亲找到一把挂锁和一对锁扣，我把锁扣装在门上，锁上挂锁，然后母亲就带着我去了军管会。 在军管会，母亲问父亲关押在什么地方，那军管会主任很不耐烦的回答说，还能在什么地方，监狱呗，至于哪座监狱，自己打听去。 那位主任不可能不知道我父亲关在什么地方，可他就是不肯放过任何能够给我们母子找麻烦的机会。 我心里觉得别扭，原来解放军里也有心眼这么坏的人。 母亲带着我去了最近的第二监狱，值班的狱警直接告诉说，今天没有新犯人送来，等我们转身准备离开去别处时，那狱警又说，我觉得你们应该去看守所问问，监狱都是收已经判刑的犯人的，看守所就在白鹤林，离这里不远，去杨公桥问一下就能够找到。 总算有人还有好心肠，这省了我和母亲不少瞎找一气的功夫。 在看守所也很顺利，值班的一听来意就直接说：“王成高？是的，今天送来的，你们送生活用品来的？交给我吧，以后只有星期五才能往里送东西，记住不能送尖锐锋利的东西进去，也不能夹带纸条，不过他可以带纸条出来，你们等一下，我这就送进去，估计会有纸条。” 我和母亲就在门卫处站着等了一会儿，那值班狱警出来交给我们一个小纸条，二指宽，两寸长，上面用铅笔写了八个字：东西收到，好好生活。 后来每一次父亲带出来的纸条都是这么大，统一规格，看来是为了限制纸条上的字数。 回到家里，天已经黑尽，后面的窗户上爬满了邻居家的孩子，男男女女一大群，像看公园里的猴子那样，看着我和母亲收拾乱成一团的屋子，还不时议论纷纷。 经过清点，发现抄家没有拿走什么东西，唯一不见了的，是一些照片，其中有父亲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照片，有好多张，这些合影照片后来在归还抄家物品时并没有归还我们，理由是弄不见了，只归还了我们自己的照片。 第二天开始，我和母亲过上了我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段日子，军管会停发了父亲的工资，冻结了我家的存款，我和母亲陷入零收入的悲惨境地。 母亲去军管会交涉，军管会主任说出的理由很霸道：反革命还发工资？想得美，存款？那是王成高过去拿着人民给的高工资才存下的，他凭什么拿那么高工资？现在只是暂时冻结，以后正式处理了他的问题，说不定就是没收了！什么，你们母子没饭吃？关我什么事？反革命家属，就算饿死了，也不能算给社会主义抹黑。 母亲告诉我，她手里的钱已经不多了，暂时只能维持饿不死的伙食标准，也都只能坚持个把月了，她会马上想办法求援的。 第一个求援对象是同在一个厂里的姑妈，换来的是冷言冷语和严词拒绝。写信向大伯、二伯和姨妈求援，无一例外没有回音，母亲急得没有办法，只好写信向在成都的同学借钱，一周后，收到三张汇款单，加一起有六七十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个半月的工资了，总算缓口气。 但一个家庭拿出二三十元，已经是不小的负担了，短时间母亲也不好再开口，所以，这些钱得要维持我和母亲好几月的生活。 那时的六七十元可以买到五百斤米，当然是在有粮票的前提下，论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一千多元吧。粮票没有给我们停发，因为军管会好像管不着粮食系统。 对了，父亲在看守所里还得交粮票交钱，记得每月标准是要交十二元，母亲把粮票交了，然后理直气壮地说，要钱没有，我们娘俩都要饿死了，有本事你们把王成高也饿死得了。 这就是当初父亲要自首的原因了，面对真正的国家机器，你还可以理直气壮一下，面对那些流氓你敢么？ 那时煤炭也是凭票供应的，煤站设在厂里，军管会一个招呼，我们就没有煤炭烧了。 于是我只能挎着篮子，去对面的铁路货运站拾煤渣，背上背篼，去山上拣松果球，就这么也算是解决了燃料问题。 蔬菜的问题是这样解决的，菜市场很多人买菜喜欢把发黄的老叶子挑出来扔掉，我就去拣回家，母亲从里边精心挑选一些能够吃的，将就着解决维生素需求。 至于蛋白质营养，母亲的办法是用买米的细粮票找邻居换粗粮，买来玉米面熬糊糊喝，母亲说玉米的蛋白质营养比大米高了很多。 那段时间我看着玉米糊糊就想哭，母亲看着我的样子不忍心，终于答应每隔几天做一顿大米饭吃。 有一天夜里我上卫生间后，伸手到米缸里抓了一把，然后自言自语的说，“还好还好。”这事情后来母亲说起好多次，其实当时的情况是我做了个噩梦，梦境就是家里的米缸空空如也，才有了那一幕。 冬天，我唯一的一双鞋子掉了底子，没法穿了，只能光着脚，没几天脚上就冻出了血口子，但母亲手里已经没有钱了，所有的钱都买成了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无奈之下，母亲让我把父亲的那些专业书装进了背篼，去废品站卖掉，为我买了一双解放鞋。 看着我穿着新鞋子开心的样子，母亲悠悠的说，那一背篼书当初是花了上千元买来的，到头来却只能换回一双鞋子。 1969年的春天，我应该上三年级下期了，其他同学都已经复课一个学期了，母亲咬咬牙，从她同学新寄来的二十元生活费里，拿出几元钱给我交了学杂费。 我很不情愿去上学，学校那点东西对我就是小儿科，那时我已经至少读过二三十部长篇小说了，语文课对我而言就是浪费时间，而有了阅读基础，学习小学的那点数学知识，简直不要太轻松。 但母亲坚持要我去上学，她说我不能一直窝在家里，得要和同龄人在一起，可同龄人带给我的是什么？是没完没了的欺辱！ 那时并没有'狗崽子’这个称呼，大家都叫我做'小反革命’，或者叫我'小王成高’，同一个意思。一开始我很气愤，后来慢慢就习以为常了，有人这么叫我，我会干脆的答应，没办法，人总需要一个称呼。 我十一岁的生日，正好遇到探视日，母亲煎了几个薄饼，卷上凉拌莴笋丝，做成了春卷，然后和我一起沿着铁路步行去看守所，那条路要远两三公里，但我们是第一次走，就当母亲陪着我旅游来庆生了。 在看守所，我得到了父亲的祝福，还是那样的小纸条，父亲用特别工整的铅笔字写道：儿子，生日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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