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扭曲的话语和改变的行动：政治修辞的力量  作者：Ronald R. Krebs，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冲突和国际安全；Patrick Thaddeus Jackson，美国华盛顿大学国际服务学院的国际研究教授。 来源：Krebs, Ronald R. and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Twisting tongues and twisting arms: The power of political rhetoric."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3, No.1, 2007, pp.35-66 导读 虽然研究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学的学者通常将修辞学视为次要现象，但最近有一批建构主义学者通过“说服机制”将修辞学重新置于了政治分析的核心。作者们承认修辞对政治过程和结果的重要性，但他们认为“说服”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存在问题，修辞的作用可能在强制的背景下能够更有效地概念化。对此，作者提出了一个程式化的模型，用来说明修辞胁迫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解释它为什么起作用，并确定了其发挥作用的条件。这篇文章具有以下理论意义：首先，它建议该领域的学者避免关注行为体动机等无法回答的问题，而是研究行为体在什么背景下说了什么、对什么观众说了什么。其次，它为“强制建构主义”奠定了基础。 人们常认为空谈属于外交范畴，战争属于行动范畴。然而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布什政府一样专注于如何描绘战争本身。它的外交政策团队总是说“联军”而不是“美国军队”，说“解放”伊拉克而不是“入侵”伊拉克。修辞是政治的核心，修辞的相互作用在解释结果方面提供了杠杆作用。作者借鉴了修辞争论、叙事和语言游戏以及政治传播领域的广泛见解，提出了“修辞胁迫”模型。作者认为修辞学包括所有的言语行为——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无论它们是否发生在接近哈贝马斯的“理想演讲情境”的条件下。修辞技巧对政治竞争的成功至关重要，即使对手还没有内化所提倡的价值观。虽然声讨者（Claimant）可能希望说服对方，但他们更紧迫的任务是通过巧妙的框架，让对手无法获得所需的修辞材料来构建一个社会可持续的反驳。当这种策略成功的时候，就会出现修辞胁迫。 修辞胁迫的模型 什么是修辞胁迫？ 为了改变某些政策或正在进行的行动，声讨者（Claimant）从公众（Public）的角度向对手（Opposition）提出争论。C提出的任何论点都包含两个可分离的部分：一是描述当前问题的框架（frame）；二是C从该框架中提出的暗示（implication）。例如，C可能是一群抗议战争的学生，他们通过演讲和集会上的标语来反对政府O，将这场战争描述为不公正和不必要的（框架），并呼吁结束敌对行动和撤军（暗示）。在回应C时，O可以对C论点中的框架和暗示，完全或选择一个进行接受或拒绝。这些选择产生了四种不同的结果，如表1所示。在情况1中，如果O接受C论点的框架和暗示，就会相应地改变策略，C大获全胜；在情况2中，O接受了C论点的暗示并改变了策略，但它拒绝了C的框架。例如，如果一个环境运动（C）敦促政府（O）限制采伐以保护生态，政府可能会同意限制采伐，但却是从经济角度来证明政策转变是合理的。虽然运动会赢得实质性的战斗，但政府未来可能会基于经济理由而扩大伐木权，就像它之前基于这个理由限制伐木权一样容易。情况1和情况2中的争论随着O行为的改变而终止，但情况3和4却会持续争论下去。在情况3中，O接受C的框架，但拒绝C的暗示。例如，一个游说团体（C）认为税收对公民是一种不公平的负担，应该全面降低税率。而一个政党（O）可能同意高税收是有问题的，却建议改为有针对性的减税；在情况4中，O既不接受C的框架也不接受其暗示，他们的修辞都努力推进他们喜欢的问题框架，希望他们的政治对手会接受它。例如，反对堕胎的人称胎儿为未出生的孩子，将堕胎描述为谋杀，并将自己标榜为生命权的捍卫者;堕胎权的支持者将胎儿描述为无知觉的生命，将堕胎行为描述为一种医疗程序，并自称为妇女选择权的捍卫者。 表1 反对派的反应和修辞竞争的结果  修辞胁迫是如何起作用的? 当C的修辞动作剥夺了O的修辞材料，使O无法编造出一个在P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回答时，修辞胁迫就成功了。除此之外，O还有另一种选择——忍受P的惩罚或投入大量资源来创造新的争论内容，但这是昂贵和耗时的。C之所以能成功地在修辞上胁迫O，是因为社会生活中的两个关键事实：其一，C和O之间的争论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两者都不断努力使自己在P这里获得合法地位。其二，行为体不能在公共场所畅所欲言，修辞不是无限弹性的，而是有结构的。每一个话语群体都有一些修辞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既能促进也能限制说话者的修辞可能性。因此，修辞争论的可用空间是有限的，争论事件的各方不能提出完全新颖的论点。从长远来看，修辞创新是可能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从短期来看，这种可能性要小得多，原因有三：首先，虽然话语的结构从来都不是完全霸权的，而且还在不断地被改造，但如果修辞处于持续的深度变化状态，连贯的政治行动就不可能实现。其次，想象、制定和传播一种全新的修辞话语需要在物质资源、时间和精力方面付出不同寻常的代价。最后，相关的、新颖的修辞资源很可能被现有的论点和框架淹没。 修辞胁迫在什么时候起作用？ 修辞胁迫的逻辑表明，在解释模型何时具有解释价值时，两个因素是最重要的：第一， C是否能可信地发出威胁以及P能否听到C的修辞；第二，修辞合法边界的范围。当合法界限较宽松时，O就可以使用大量的修辞线索，确保对C提出有意义的反驳。在这种情况下，争论的条件几乎没有限制。而当这些界限相对有限时，修辞上的胁迫更容易实现，因为O在修辞上的“回旋余地”更小。 国际政治中的修辞胁迫 随着国内乃至国际政治中的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广泛和密集，修辞胁迫更有可能发生。然而总的来说，修辞胁迫在国际环境中的作用将不那么有效，而且不那么频繁。修辞在国际政治中具有局限性，其与其他形式的政治沟通一样，都以一个具有共同话语边界的政治共同体为前提，也就是说社会联系越紧密，修辞胁迫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机制主要在对合法化的要求相对较强的区域集团中运作。 修辞胁迫的效力取决于将社会成员联系在一起的纽带的强度和密度，而这种纽带在整个国际体系中差别很大。在关系牢固而密集的地方，即国际无政府状态最为缓和的地方，修辞上的胁迫显然是可能的；在那种关系薄弱和稀疏的地方——比如许多缺乏共同合法性基础的领域——修辞胁迫将会困难得多。社会环境越复杂，规避修辞交换后果的机会就越大，因此对修辞胁迫的障碍也就越大。在关系从未存在过或已经破裂的地方——可能是由于通信技术的限制，也可能是由于持久的国家间竞争——沟通（包括修辞上的胁迫）是不可能的。当修辞胁迫在国际上起作用时，关键的惩罚主体往往是为违反修辞得体标准而索要代价的国内受众。 结语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有一句名言:“统治者不需要具备所有积极的品质……但他在那些听他讲话和观察他的人看来，必须是完全虔诚的、真实的、可靠的和富有同情心的”。现实主义者将马基雅维利的话解读为警告——不要让道德考量阻碍追求政治权力的必要行动。但是，作为强制建构主义者，作者认为如果一位统治者推行的政策无法得到公众的认可，那么他的道路将布满无数的荆棘。本文试图以一种相对陌生的方式来激发政治修辞学的研究活力。作者认为，在不涉入主观动机，也不依赖说服等有问题的机制的情况下，修辞上的胁迫是可以塑造政策结果的。许多国际关系建构主义者倾向于话语的说服和规范的内化，而许多现实主义者和政治文化的学者会更加强调修辞的强制与胁迫。 词汇积累 修辞胁迫 Rhetorical coercion 回旋余地 wiggle room 公共场合 public arena 译者：孟晓宇，国政学人编译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 校对 | 周震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刘博宇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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