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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春林 1 语言与修辞，似乎是一个原始的诗歌话题。不妨先追溯一下原始的语言形象。汉字产生之初只是用来占卜的符号，祈愿一种“神灵”的暗示。汉字之初即一种“象形”，每一个字都有一个指称，仓颉之书，皆“依类象形”甚至“形声相依”。譬如在篆书中，  字——偏旁土加一个眼镜蛇的构图——喻示了蛇的行走方式以蜿蜒而行，那么会意这个字为：“地”——大地本来就是崎岖不平的，怎么表现呢？古人用土和蛇的组合意会出一个形象。“形象”一词，反过来读就是“象形”。如此生动奇妙，由此看汉字之初的“象形”本身就是诗，至少是带来了诗意的想象，并为蒙昧的时代开启了记忆和言说的智慧之光。诗是什么?似乎从来就未有一个定义。一定要给一个定义的话，作为一个诗人，要给出的是语言的形象。孔子曰“诗言志”，以及对《诗经》那个概述“诗无邪”。这几乎就是说，诗是对内心情感与世界认知的一种修辞学。汉字的出现意味着诗的出现——人类从蛮荒时代开始走向文明，人们开始了一个内在的唤醒——人类之初的本能欲念就是走出黑暗、走向光明。如此说也就回到了“本源”的艺术——形象，淳朴，本质。海德格尔说，艺术是本质的诗。事实上，诗就是最本质的语言。这是一种灵光。在西方最早对诗歌有一种灵异之力的说法，譬如柏拉图就认为是“神魔”，古代还有缪斯的形象，以及罗马仙女艾嘉丽亚的灵感，持续到后来但丁甚至也给出了诗的小精灵——一种异己的神秘力量，带来了灵光闪现的一个瞬间，由此建构了诗的生命。 诗歌的“灵光一闪”是如何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呢？帕斯也曾发出过这样的疑问。在中国，《诗大序》中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是最初的记忆，也为一种精神存在——在诗人发出声音的这一刻，我们的精神有了另外的向往、意志以及由此生发出天地间的一缕光辉。最初的诗歌或就是语言的启蒙，在人与词之间的彼此唤醒。 诗就是一次次的语言行动，当这个行动完成之后，我们对着那个具有形象化的语言说，这就是诗。这样说涉及到诗的发生学问题，诗成为诗即是生命体的一个创造过程。诗歌是语言的“道身”，正如耿占春在《隐喻》中所说，“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语言的行动也即我们向着光明的一次寻求，语言这时充任了光明的使者。由此蔓延开去，当我们的词出现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一个隐秘的世界在我们的身体里出现了，这时的词即语言的指认、辨识，以及在向着想往的世界开启了属于自己更属于真理的途程。 《福音书》上说，“太初有言。语言与上帝同在，语言就是上帝。……万物都是藉着语言被创造的。生命在语言之中。”这也就是说语言一开始就带有显在的生命意识。这是语言的神性力量——人类不朽的天赋在赋予这个世界以语言的光辉。当语言赋有诗的生命光辉，便开始了属于自己的征程——这或可以看作诗人求索的途程。在语言的多义、歧义以及转义的多种可能的情形下，诗人所做的如帕斯所说“必须由自己来开始并重新踏上求索真理的途程……”这一途程的诗人携带的密码是：个人的经验。帕斯例举了白居易诗中的句子：“中夜偷一窥。二物正訢合，厥状何怪奇。绸缪夫妇体，狎猎鱼龙姿。”现在我们看一下帕斯有趣的翻译:
这么一个诗的翻译或叫语言的转换，语言的图景一下子形象化了。在这里，帕斯意在说，世界万物，“彼此钟情的各种物质在相互交织”，诗是不可言传的，因为它极具个人性，一些语言，甚至音乐感的旋律都暗藏玄机地萦绕着一些私密，语言的魅味就在这里，诗人需要由自己来指认，并抵达属于自己的语言世界。这一论断几乎给出了诗的现代性思考：诗一开始就是求索语言真理的途程，而“真理是个人的经验”，因此一个诗人所拥有的语言，也即诗人在说出一个世界的时候，也在创造一个诗的世界——这个诗的世界是诗人体验的现实，也是诗人揭示的我们生活的现实。 当代诗的语言，也即我们生活的经验。诗歌是一种本源的艺术，诗歌也是再造的语言。这里的二元论在于，诗歌的艺术在指向本源的时候，也即是说它的语言在指向并揭示了事物的本质，这是世界的本质也是历史的本质，这正是诗之为诗的一个前提和终极所在。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为诗而求索的——语言的创造，这几乎是所有拥有诗歌意志的人的一个行动方向，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一些事物或事件会突然呈现在面前，那种模糊的事物甚至是如此鲜明又可疑，我们的眼睛在最初的发现之时或许是漫不经心的，我们会误认为这不过是一些事物以及由事物组成的意象群，但我们说出这事物的含义的时候，语言便回到了它的本色，一种现实的存在。这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文学经验生成的过程。人们常说，生活模仿了艺术，历史的现象有着诸多的面孔。诗歌的语言就是我们生活的经历转化为诗的话语时，日常经验生成了诗的情感、思想和指向，诗的经验就是这一过程中的语言创造。一首诗是被灵光一闪的词语所照亮的，一首诗更是当语言在深入我们生活内部时那些无法言传的事物有了一个意会或一种指向。这时的词语即是生命，它行走于世界，它是世界的核心和灵魂。面对生活的日常，以及“冷风吹打的话语”，诗人埃利蒂斯写道：“我唯一关心的是我的语言，在荷马沙岸上。\……我唯一关心的是我的语言，带着黑色的震颤。”这就是语言的本性，以震颤之力，尤其有着神明之眼。 2 如上所说，从之初的语言到当代诗的语言似乎都布满了神秘主义色彩。关于语言的神秘性，耿占春有过精辟的论断，他说：语言的神秘性也许在于“语言既是一种使事物更加神秘的力量，又是一种分析性的力量。语言是事物的隐喻，又是隐喻的分解或反讽。这是一种和经验领域接触而更加有效的语言神秘主义。”②也许作为诗人的我们都是语言的神秘主义者，当我们开始写作，我们就是语言的幽灵，在语言的表征世界里，我们的意识像一个微分子，在游走、感知和唤醒，这时我们有了另外的知觉——当然重要的是我们的知觉只属于诗人独特的意识与极具个人性的经验。这是一个锐度，我们所拥有的词也即众多的尖锐簇拥着某个事物或事实。这时的词不仅赋予我们自身以清醒的知觉，更主要赋予生活中的现实一种辨识度和语言感受力，因为语言不仅是一个内心生活的传达，关键还来自于对社会现实的一个形态化的叙述。这也可以说是诗歌语言的现代性，或直接说诗歌话语神秘的现代意义。词这时是诗的灵魂，语言这时是诗人的行动。事实上，我们的行动就像我们的经验总是处在未完成时的一个状态，换一种说法，语言在其行动的过程中有着持续的力量，以及持续的更高的品性要求。 有一种内在的自由精神一直贯穿在语言的行动之中，尤其是当修辞批评从社会、政治、甚至某些日常的场域退居到只有文学承载其旋律时，这种精神作为语言功能的一种存在，更是突显了诗性的力量，无疑这是一种诗歌意志。我们说，诗在远方，那么诗歌语言就是向着辽阔而奔走，是从“此岸”到“彼岸”的横渡。这里指定有一种语言上的神性，尽管我们说，不论怎样的意志首先是诗以感觉的方式。但是，一种辽阔，以及为此对语言的放逐就内含了无限远的境界。什么是彼岸？借助梵语里《大般波罗蜜多》（Mahaprajnaparamita）这个词的一个阐释——这是中唐时期一个叫慧能的禅师的解释——其意思是：大的智慧——彼岸——到达……paramita 就是抵达彼岸。这里的意思就是一个上升的过程，是通过伟大的智慧——这一智慧也是觉悟的过程，一种声音——“到彼岸去”那种声音不断地涌动或呼唤。诗的语言也是如此，像是普罗米修斯的呼唤，让词自由飞翔，之后方有一个阔大的远方。这是精神内部的一种声音，是冥冥之中语言的召唤，如曼德尔施塔姆的那句诗：“黄金在天空舞蹈\它命令我歌唱。”从历史上看，唐朝诗人杜甫就怀着这种诗歌意志“百年歌自苦”地完成了他一生，让他的人和他的“史诗”一起成为一个时代伟大的存在。诗歌这种史诗般的见证，一次又一次地突显了语言的自由和正义的力量。百年歌自苦，新诗也正好历经了一百年，不得不说这一百年的语言探索，正是诗人们的诗歌意志在塑造一个象征的世界。不得不说，世界不能没有诗，不可想象一个城市倘若没有诗、一个失去象征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帕斯写道：“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社会正义，就不是一个好社会，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诗歌，就是一个没有语言或语言被贬低的社会。这种忘却或贬低会抹掉我们的过去，因为诗歌是人民的记忆。和我们的过去一起，我们的现在也会瓦解：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激情、我们对那瞬间的感悟——这是我们地球命运的密码——以及我们对同类的看法。总而言之，忘记诗歌就会切断我们和世界、和时间、和自己、和他人的联系。诗歌是一座桥，当这座脆弱的桥崩溃时，我们和世界的联系也最终会崩溃。一个没有诗歌的社会注定会枯萎，既无友情也无爱情。那痛苦是可怕的：社会废除了诗歌，就等于废除了自己，等于自杀，现在这是可能发生的……”③ 有一种语言的自觉是诗人所应有的诗歌意识甚至是诗歌必须保持的写作状态。这是自古就有的一种文学自觉，鲁迅曾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关系》中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这里的艺术是一种境界，在强调诗回到个人化的写作价值。汉末魏晋时期，是一个历史上苦痛的社会现实，但却是精神史上自由与探索最为个性主义的时代，一种人格化的艺术心灵与艺术追求建构了独特的“魏晋风骨”。《古诗十九首》为什么能够开一代诗声之先河，因为在对时世、包括日常的一种感喟诗学中，诗的语言“突出的是一种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的悲伤”，如李泽厚所论，一种生命意识、生死与现实的喟叹，“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④这种诗的元音，是诗人的理性精神，是一种语言的自觉。新诗百年，诗歌的语言是一个孤独的探索途程，语言在返回现场，语言在创造属于诗的世界。从白话运动五四时期对于黑暗的语言突围，到穆旦所呈示的语言的现代性；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诗的理想化抒情语言放逐，随着九十年代初的社会转型到个人化叙事写作；从个人经验出发的一种抒写到多元化信息化的新世纪诗歌话语的碎片化解构性方式。诗歌的语言不再是狂欢，而是一个精神自觉的语言途程，语言的内质、境界都在营造一个象征的世界的新的可能。这种自觉是语言内部的，即是说，它既是语义上的一个确认，因为所有的诗歌所承载的都是人类的精神史，诗歌的语言就是自我的精神价值的确认，同时它又是诗艺上的创造，《论语》第十三章，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意思是子路问孔子“若魏国国君召你去治理他的国家，你先做什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当是名分，后人正名意为整顿秩序，有意思的的我看到过帕斯的翻译，竟然是：夫子说：“改革语言。”看来在诗人眼里，所做的事情中语言为第一要务，这几乎是深入意识深处的语义转换，改革就是创新与创造，“为艺术而艺术”，并抵达诗的一个境界——一个纯粹的情感升华与净化的过程。诗之所以为诗，就在于，在这个自觉的意识上赋予语言以诗性的节奏和华章。诗以其语言的自觉来完成诗的修辞学。 有一种灵知的存在当是诗歌的最高修辞。灵知的一个释义：众生本具的灵明觉悟之性。也释谓：神灵对事物变化的察觉。进而有灵知主义的说法，所谓灵知主义是对人类处境的一种独特类型的回应，这种回应是一种思想原则和精神态度作用于历史的某个时期。灵知，也即拯救。关键就在这里，诗歌的语言必要的就是要对人类处境的诗性回应，并契合了拯救的内在功能。诗在感知，一方面是理解，另一方面是信念。最终获得一种内在的唤醒。约纳斯在灵知神话中曾说，拯救隐含了让人开悟的真理：
这属于“灵”的认识不仅来自知识，诗歌更具灵性。诗在重构生命，在创造一个诗性世界。前边说过，所有的诗构成的是一个形象，也可以理解为诗人的形象——一种人格化的呈现。譬如杜甫、苏轼，志于诗以写碑之心。什么是写碑之心？晋人陆机《文赋》有言“碑披文以相质，”以及刘勰《文心雕龙》中“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相质”本意是彼此质询，也可理解为相互指认；天地之心，即是诗的自然之道。诗，在记下人间过往甚至人与神的一种精神过节。其要义是：诗的真实、实质，尤其是诗与自身乃至社会的彼此对质、质询。苏轼是在艰难困苦中完成自己的诗人，他的诗歌体现了作为诗人的一种精神意志映入时间以及时间至上的“重生”。当代诗人于坚说：“苏轼就像但丁，站在文明史的阴阳线上。不同的是，但丁站在黑暗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而苏轼却面对着诗的黄金时代的垂暮，黑暗即将降临。他意识到这一趋势，力挽狂澜，终其一生。”⑥因此，写碑之心也是诗人的独立意识在语言上的自觉，从而有一个时代的声音。这是苏轼所带来的的现代性——他的诗相对于他的时代也如杜甫对于他的那个时代——诗有了一个本质的属于“同时代性”的声音。按照阿甘本“谁是我们的同时代人”的理论，我们毫不犹豫地说：杜甫、苏轼，他们属于唐宋的时代但也属于我们的时代，他是我们的同时代人。阿甘本在《何为同时代人？》中说：
在阿甘本看来，同时代人是罕见的。因为同时代的真正含义在于：“在当下的黑暗中去感知这种力图抵达我们却又无法抵达的光。”以这一洞见性的理论来审视诗歌，我们也就知道了杜诗之所为称为“史诗”的理由，也就明白了苏东坡相对于那个时代的精神往生的一个侧影，以及一个内在精神所带来的启示。诗歌中的灵知之力，如同柏拉图进入诗歌之后的一个发现：“诗歌拯救了我”，既预言了诗的乌托邦精神，又喻指了诗歌在一个人的世界所具有的生命意识的存在。 3 是的，诗歌的修辞学就是一个审美的世界。当代诗之所以重在经验、甚至是有经验构造的一个世界，原因在于冷峻的社会现实带来更多的是物质与速度、喧嚣与浮躁的表面繁华，一切都过于快、过于世俗化，所谓的审美和抒情似乎显得矫情、多余和虚无。但诗正是站在虚无的一边，面对时间及时间里的各种可能——这也是语言的可能——真诚的诗人指定带着一种使命，或叫责任，通过审美来实现语言修辞的一个境界，这个境界是诗歌话语的在言词与思想之间的一种明澈。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也曾谈到“只剩言词与思想尚待讨论”，他在强调言词的声音效果的同时，说到“思想”应属于修辞学的范畴，他所说的思想，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包括证明和反驳的提出，怜悯、恐惧、愤怒等情感……”⑨这里的思想也是辨识，不然如何用来证明？在海德格尔看来，“思就是诗，……广义和狭义的所有诗，从其根基来看就是思，思的诗化的本质维护着存在的真理的统辖。”（海德格尔《林中路》）思在寻找存在真理的路上，有一种诗化的澄明，让世界敞亮。杜甫那首“好雨知时节”，如果往深处理解，或者放在一种社会生态下，即便有“野径云俱黑”那种乌云笼罩下的黑暗，但依然能看见“江船火独明”那遥远的光芒，这“独明”的光芒或可比喻为诗的光明，让时间瞬间得以明澈\明净。当代诗无疑也在这样的路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辨认着、呈现着最本质的存在，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诗和诗人之间有一种彼此的选择与辨认，诗人泉子在他的一首中写到——
这首诗的题目叫“汉语的辨认”。辨认，意味着诗人的一次自我审视。这可以看作作为诗人的一种觉悟，当代诗也只有在人与世界、词与物之间“彼此辨认”，即诗中所写有一个“语言与万物深处的道”而做出审美性的选择，方有一个属于诗歌的心灵史。这种诗歌的心灵史在诗人张曙光看来，“也同时折射出他的时代”（张曙光《我的诗歌选择》）。在诗与生活之间，诗人所保持的是一个自然状态，即当他进入诗歌的时候，是和自己的日常或者说现实有着必然的联系的一个状态，所谓真诚的写作就是不刻意逃避什么，更不会对敏感之物视而不见，一切既在辨识之中而又自然到来，这种真诚是来自内心的一个感受，也是作为诗人的自觉的良知使然。折射也即见证。切斯瓦夫·米沃什在《诗的见证》中说：“诗歌必须意识到自己'可怕的责任’，因为诗歌不是纯粹的个人游戏，它还赋予'人民那伟大的灵魂’的那种愿望以形状。”⑪这也就指明了诗歌修辞学的一个重大意义，即：在塑造一个人的诗的心灵史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在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史。因此，当诗歌在其自觉的写作中，有一个更高的修辞格，那就是通过与古典主义的争吵，让语言更为当下，甚至进入现代主义的一个审美；接下来通过与现代主义的争吵给语言以另外的现实触角，给经验以解构和灵力。当代诗注重的是经验，应在意于：“我写下了什么？”这一自我的“镜照”也是文学经验的一部分。当代诗对一种未被说出甚至无法言传的事物赋有语言的灵力，这看似是灵感的奥秘，实则是艾伦·坡的那种超自然的东西构成了语言的存在。在当代诗的话语中有一种无以言传的神秘意义，如同米沃什的《眼睛》之诗：“……我的视线固定在一个明亮的点上，/它变得越来越大，把我吸收了进去。”⑫ 2023年5月 注释： ①帕斯《弓与琴》p85，赵振江译，2014年，北京燕山出版社。 ②耿占春《失去象征的世界》p247,200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③帕斯《批评的激情》p197，赵振江译，2014年，北京燕山出版社。 ④李泽厚《美的历程》P92，2009年，三联书店。 ⑤《灵知主义与现代性》P68，刘小枫选编，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⑥于坚《在东坡这边：苏轼记》P04，2021年，江苏凤凰出版社。 ⑦阿甘本《论友爱》P61，201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⑧耿占春《失去象征的世界》P25,200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⑨亚里士多德《诗学》p69，罗念生译，2006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⑩泉子《青山从来如此饱满》p97，2020年，长江文艺出版社。 ⑾切斯瓦夫·米沃什《诗的见证》p33，黄灿然译，2011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⑿切斯瓦夫·米沃什《第二空间》p46，周伟驰译，2015年，花城出版社。 以上内容出自公众号《诗歌档案》 高春林，写作有诗歌、评论等。主要著作有《漫游者》《神农山诗篇》《此心安处》等。有诗歌译介国外。主编《21世纪中国诗歌档案》。曾获第三届河南省文学奖、第二届（2017）十大好诗、诗东西诗歌奖等奖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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