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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方哲学和文艺理论中，“对话”是一种古老的文体。 先秦孔子的《论语》通篇都是以老师和弟子“对话”方式展开的。《庄子》也包含了大量“对话”内容，如庄子和惠施两人在濠梁之上的极富智慧的“对话”和争辩，就是很好的例证。汉赋枚乘《七发》也是以吴客对楚太子劝导式的“对话”方式展开。魏晋名士嵇康的著名音乐名篇《声无哀乐论》以及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也都是以“对话”的方式阐发音乐的形式美和玄学之理。降至五代，大画家荆浩的《笔法记》同样采用了“对话”文体来探讨山水画的创作问题。 西方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都是以优美的“对话”文体写就的。他的导师苏格拉底更是将“对话”视为他的人生践履方式和揭示真理的“助产术”。 上面所列举的中西哲学、文艺和绘画著作的“对话”文体，其实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对话”双方实有其人。如庄子和惠施二人就是如此，一者为道家思想家，一者为名家思想家。柏拉图的著作中的“对话”，则多在苏格拉底和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希庇阿斯二人（当然还包括其他不少古希腊哲人）之间展开，但主要传达的是柏拉图本人的哲学理念。二是，“对话”双方并非实有其人，至少有一方是虚构的人物。如嵇康《声无哀乐论》中的“秦客”和“东野主人”，荆浩《笔法记》中的老“叟”，都是作者为了阐明艺术而虚构出来的人物。两个人物中，显然有一方才真正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取向。 这种“对话”方式大约就是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所概括的“议对”文体（“议对”主要在君臣之间展开，探讨国家各种政策的实施）。 中国书法理论也有这种“对话”文体。如传王羲之所著《记白云先生书诀》一文就是以“对话”方式，强调书法创作应当“达于道”“同于理”（混元之理）、通于“阴阳”，唯其如此，书艺才能“风神生”，才能“万古留名”（能名）。文中提到的白云先生（即天台紫真）作为一个道家人物以启教的口吻对王羲之说了一番书法的“道”和“理”，书史上对他并无记载。因而与其说是白云先生对王羲之的启教，倒不如说是王羲之自己借这位白云先生之口，表达了对“书妙”境界的追求。文中并没有记载王羲之与白云先生之间的应答，只是白云先生“言讫”而王羲之作“记”。但是可以设想，两人“对话”的情境是那样心心相印，那样默然会意。这是中国书论中较早关于“对话”的范例。 而传南朝虞龢撰写的《论书表》（本为虞龢写给宋明帝的一篇奏章），还有传南朝陶弘景与萧武帝之间的“书启”和“答书”（九首），实际上也都可视为一种“对话”文体。尤其是后者，有问（启）有答，虽不是直接面晤相会，而是君臣之间的书信交流，但仍可视为一种广义上的“对话”。 传唐代书法家虞世南著有《书旨述》短文，也是一篇“对话体”，作者设定了主、客二人，客人为“通元先生”，而主人则为虞世南本人。对话内容主要由“通元先生”向虞世南请教文字的起源和各种书体的演变过程，以求领悟书法的“众美”形态以及书法创作的“玄微”“奥旨”。“对话”记述篇幅虽然不长，但意涵丰富，这大约是唐代最早的一篇书法“对话”佳文了。 继而传为欧阳询所撰的《用笔论》，设定了“翰林善书大夫”和“无名公子”两人之间的“对话”，对话中，“无名公子”针对“翰林善书大夫”一味推崇王羲之的观点，敢于提出自己对于用笔的独到见解。而翰林善书大夫或“欣然而笑”，或曰：“与子同寮（可通僚）……既有异同，焉得不叙？”而无名公子回应：“向之造次，滥有斯言。”一者不以“善书”而自居，慨然让对方畅叙“异同”之见，一者则在对话中细陈己言而又谦恭礼让；一者“应声而起，行吟而叹”，一者“缓颊而言”，“吐论”不凡。对话中二人切磋研讨，最后达到共识的场景，生动地跃然纸上。这种“对话”既不是君臣之间那种诚惶诚恐的关系，也不是居高临下的启教，而是平等谦和的交流，非常接近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所倡导的“对话”方式。 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撰写了多篇书论，其中《书估》和《文字论》都包含了“对话”的片段。 之所以称为片段，是因为这两篇书论中的对话因素很少。《书估》中拟定了一位“好事公子”，他有感于人们“丹素异好，爱恶罕同”，而且“世议纷糅”，所以向张怀瓘询问为什么不制定某种审美“品格”，消除人们的“疑心”？于是张怀瓘就对汉朝至唐代的书法家一一“乃为其估”，以辨“贵贱”和“优劣”。张怀瓘在文章中对九十六位书法家的艺术成就，以王羲之的书法作为“品格”标准，共分为“五等”详加述评。这一内容比例远远超过了对话片断。《书估》中的“好事公子”，身份不详。 而《文字论》中的对话者乃确有所指，如“吏部苏侍郎晋”和“兵部王员外翰”（下文简称为苏氏和王氏），包括作者自己在内，一共三人参与了对话。张怀瓘自称“仆”，可见地位在这二人（朝端英秀）之下，但关于书法的见解应当远在二人之上。根据文章记载，吏部苏氏和王氏对于“书道玄妙”，均有“轻忽”之意。张怀瓘认为，这是他们不能体察万物“细微之理”“用心尚疏”造成的。于是他约请二人同观“先贤书”，“品藻优劣”，并以赋的文体加以“评书”。后来张怀瓘又将评书之赋，送呈好友褚思光、万希庄和包融等人过阅，且由他们当场朗读，从而得到“赏激”。这样对话的人数就由三人增至六人，对话中有“曰”、有“叹”、有“笑”、有“谓”，音容声貌宛然而呈。张怀瓘当然是对话的主角，尽管苏氏和王氏以及褚、方、包——尤其是苏和王都是“词场雄伯”、赋体高手，但张怀瓘却自比西晋陆机（曾作《文赋》）和南朝王僧虔（曾作《书赋》）。苏氏和王氏也曾写过《书赋》，但却“历旬不成”。以至于万希庄认为，张怀瓘作赋的才华不仅堪比陆机，而且致使赋体（文与书）皆由二人（即陆机和张怀瓘）“把断”而“世应无敢为赋者”。与《书估》相比，对话的情节显然更加丰富了，而关于书法的见解还是由张怀瓘加以阐发，但在整个《文字论》中，对话还是一个片段而已。   传唐代大书家颜真卿撰有《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一文，其实也是典型的对话体。但这里的对话显然不同于以上张怀瓘在《书估》和《文字论》中那种自由畅快的场景（尽管他们的身份地位不同），文中记载的是颜真卿向张旭请教笔法问题，张旭“久不言”，“左右眄视，拂然而起”“堂踞坐床”，然后“笑曰”。先辈长者的风范跃然纸上。而颜真卿则“居乎小榻”，其“从”其“请”其“曰”，其“谢”其“拜”，最后“幸蒙”传授，“逡巡而退”，完全是一副“感戴”不尽的至“诚”之行貌。文中颜真卿描述，他拜见张旭是通过裴儆（唐代开元年间统领皇帝禁卫的将军，曾邀张旭在他家中居住一年）才得以相会，而裴儆也曾向张旭“请论笔法”，但所得到的答复则是：“倍加功学临写，书法当自悟矣。”张旭不轻易与他人交流的姿态，由此可见一斑。但是最后在颜真卿的再三恳请之下，才一一道出“笔法玄微”。在张旭看来，书法之“妙”，“妄难传授”，只有“志士高人”，才可以与之相言。进而他向颜真卿传授了“十二意笔法”，可见张对颜的看重。这里不再是片断，几乎整篇都是由对话构成的。根据文中所记述的情境，裴儆并没有参与对话。这里有一个问题，文中所阐发的书法用笔见解，究竟是张旭的观点？还是颜真卿借张旭道出了他本人的思想？正如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常借苏格拉底之口所阐发的哲学理念，究竟属于谁的思想一样，一直也是学术界探讨的议题。在我看来，显然颜真卿才是书法“笔法”论的真正阐发者，当然并不排除他曾受到张旭的深刻影响。而对话只是颜真卿为探讨笔法所设置的一个场景。对话中提到了钟繇、二王，提到了褚遂良和陆彦远（张旭之舅），探究了书法用笔的纵横、直曲、疏密、筋骨、牵掣、挫锋、救应、圆转以及布置、异势、肥瘦、劲险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还托张旭之口，声称从褚遂良那里“乃悟用笔如锥画沙”，“透过纸背，此成功之极矣”，已然成为流传后世的书法“用笔”至理格言，实际上也体现了颜真卿本人的书法思想。 自唐以降，这种对话还有不少。如宋代米芾《书史》（包括《画史》）就记载了他与当时文人与官宦交往和书画收藏的情况，其间对话的场景和逸趣可以想见。宋代黄伯思的《东观余论》中也包含了对话内容（《记与刘无言论书》）。清代宋曹《书法约言》有“答客问书法”一节，也是对话体，宋曹借射陵子（对话客者）之言，称其为“问答语”。清代杨宾《大瓢偶笔》中也记载了他与当时文人交往的零星对话片段。清代梁同书《频罗庵论书》也是以“问”和“答”的方式展开对话，根据记载情况来看，似乎并非像张旭和颜真卿那样采取一种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而是多以信札形式或像张怀瓘《文字论》中同道（或同僚）之间的书艺切磋。应该说，以“对话”方式展开书画史论的阐发，还有不少，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问题在于，这种“对话”方式的价值是什么？按苏格拉底的看法，“对话”乃是真理的助产术。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书法理论也是如此——正是通过对话才揭示了书法创作和发展及其鉴赏中所蕴藏的真理。但与苏格拉底不同的是，中国书法理论中“对话”的双方，只有一方大约是处于一种无知状态，而另一方则以教导的姿态出现（根据我们的分析，教导者实际上是作者本人），这与苏格拉底所设定双方都是“无知”者，才能进行真正富有成效的对话是存在区别的。尽管如此，对话中有问有答，有不同甚至对立的意见，因而产生论辩，这对于把握真理仍然是有益的，艺术真理正是在论辩中闪耀出它不可掩蔽的光辉。或按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见解，提问者所言只是一种自然“言语”，而由他所激发出的回答者之言，才是具有真理意味的“语言”，是一种凝结着艺术真知的结构表述。 概括起来看，上述书法诸篇“对话”揭示的艺术真理大约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书法艺术不应只停留在形式层面，而应当追求更高的“道”和“理”，追求与天地“阴阳”相合的境界。 二，书法艺术不应当沉溺于“近习之风”，而要追求更为“古质”的审美格调。 三，“对话”概述了书法的起源（“肇乎仓史”）和各种书体（古文、籀、篆、隶、楷，行、草）的首创者以及演化过程。这一过程是遵循了“简易”这一基本原则。书体的演化虽与用笔相关，但更多地体现为“结体”上的变革。 四，书法用笔乃是“对话”最关注的问题，也是中国历代书论反复探讨的中心议题。这在欧阳询、张旭和颜真卿的书论“对话”中充分体现了出来。 五，书法的欣赏和品评问题。书法欣赏往往具有“爱恶”主观偏向，所以需要确立某种标准。这种标准既可表现为某种普遍意义的审美尺度，也可以集中地由一二位具有经典地位的书法家（如王義之）作为楷模来代表，这样就能够克服片面的主观倾向。而书法品评是在欣赏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主要是以“等级”形式对历代书法家的艺术成就加以分品和裁定，这种分品和裁定也需要相应的标准（如神采）。尊奉一定的审美标准，以此作为书法欣赏和品评的依据，这就决定了两者内在的关联性。 由上所述，人们是否可以一窥书论“对话”方式对于把握书法所蕴含的真理的揭示作用？是否能够感知到“对话”的语言价值和独特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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