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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70年（E） 公安调查 这天，兰时付队上一个每月领8元补贴的老红军(余民曾去三个知青家玩，所以认识)托人带话，叫余民下去一趟，有事情找他。 余民一路兴冲冲地跑下去了。 刚走到老红军住家的三合院子前，就听到“嘣”一声枪响，余民一愣，站住了。接着听到有人说：“没打到！没打到！” 余民走进三合院一看，一个警察拿着一把驳壳枪，正在对着院坝里的一条大黄狗，他转头看了走来的余民一眼，又迅速转头望着大黄狗，“嘣”又是一枪。子弹在青石坝上一弹，“嗖”的一声从狗身旁飞过，吓得大黄狗“汪、汪、汪”连叫着逃跑了。 旁边老红军的儿子不无惋惜地说：“哎呀！还是没打到！”距离不超过10米，两枪打一条大狗，居然没打着！
那个警察自我解嘲地说：“是它命大不该死。跑了算了！” 然后他转身问余民：“你就是余民吗？”余民点了点头。他又说，“我找你调查点情况，走，进屋里去说！”转身向正面的堂屋走去。 进屋后，他拿来一个小凳子，放在屋中央：“你坐下吧！”他自己则在屋内一张大桌子的正面坐下，居高临下地望着余民，“你把你知道的有关古实、九哥、毛娃的情况，如实地告诉我。特别是他们干了哪些坏事，你要老实讲，不准隐瞒！你说吧！” 余民心想：你说是调查情况，跟老子整得像审问犯人一样。老子又不是犯人！莫说不知道，就是真知道，老子也不可能告诉你！ 于是，他笑了笑说：“警察同志，古实读书时就是一个好学生哦！不信你可以去渝州的学校调查。他一天就喜欢拉二胡、拉手风琴，就是个白面书生。反正我是没见过他干啥子坏事。至于你说的九哥和毛娃，那就搞不清楚了。他俩都是从外地转来的，我只是认识而已，从来没有打过交道，根本就不可能晓得他们干过啥子坏事哟！” 那个警察掏出钢笔正准备记录，听他这么一说，沉思了一下，说：“那好吧！你最好找你们一同下乡的同学问一问，看他们知道情况不？要是有啥情况，希望你能通知我们，或者通知区武装部也行。” 余民连忙说：“要得、要得！我回去问一下！”边说边起身向外走。 没过几天，古实他们几个被押送回来了。 古实告诉余民，他们被绑着从天门公社路过，碰到天门公社的几个知青，他们见是两个民兵押送的，就要打那两个人，并放他们跑。古实说：“我喊他们算球了，现在跑没得任何意义了！” 于是，他们喊那俩人把绳子解了，路上不准再绑，否则回来就要收拾他们。吓得不轻的俩人连声答应：“要得！要得！”急忙给他们松了绑。 一直到了区上，俩人才说：“还是要套一下，不然不好交差。”三人答应了。就用绳子象征性地把三人各拴一只手臂，交到了区政府。 余民听了，说：“那看起来天门的人还是有讲交情的，老子也不跟他们计较了。” 古实忙问：“你和天门的人发生啥子事情了哟？” 余民笑了笑说：“没事！” 这期间，花湖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据传，城里一个警察到花湖办事，骑着自行车在山上平行的公路上赶路。当天雾大，路上行人很稀少，那个警察就用力地蹬着自行车前行，很快就到了飞云公社路边全是水田的那一段。突然，旁边窜出两个人，一下就将他连人带车推到了路边的水田里。跌倒过程中，头上的大檐帽飞落在地上。其中一人捡起大檐帽，狠狠地甩到了水田中央。 初春4月，春寒料峭，浑身白制服拖泥带水涂满泥浆，他是又惊又凉，狠狈不堪地从水田里爬出来。 据他自己说：他恍惚看到，是两个知青干的。但由于雾大，自己又是埋头蹬车，所以没看清楚两人的相貌。 但余民认为：很可能是他自己起早了，没睡醒，速度骑快了，自己飞到水田去了。因为以后的若干年，都没人承认干过此事。 他这么一说，倒是给花湖的知青长脸不少。城里很多人都知道了，花湖的知青不好惹！ 灾难之旅 4月下旬，毛娃跑到余民队上来，邀约他一道走开县去，并且明说，沿途吃住行他一律包干，负责到底。 余民开始并不想去，他觉得敬眼镜说得对，十天半个月保不准会发生什么事，自己犯不着去冒那些风险。 但经不住毛娃三寸不烂之舌的软磨硬泡，他说：“你只是陪我走一趟，路上我又不整'着’，保证来去平安无事啰！” 余民就答应了，陪他一路去开县。一路上他果然没有“工作”，俩人平安顺利地到达了万县。 万县素有“小重庆”之称，也是一座山城，只不过它的规模要小得多。它也是专区级的中等城市，而且水码头也是比较繁荣热闹的。 俩人来到城中心著名的“小桃园”餐厅。走了很多地方，拿钱都买不到肉吃。而这个水码头确实不同，餐厅里炒菜种类还多。两人点了三荤一汤，大快朵颐，饱餐了一顿。 第二天一早，俩人步行向开县出发。当晚在大垭口山上一个知青朋友家住宿一晚。天亮就往山下开县方向行去。 毛娃在这里是轻车熟路，顺利地将余民带到了陈家大堰的伟明队上。 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伟明忙给余民介绍他一起落户的同学兼好友杨重。此人大概一米七八高，比伟明略粗壮一些，就是背好像永远没伸直一样。 杨重对余民说：“其实，我早已经认识你了。” 余民有些不相信：“不会吧？我们应该是今天才见面哟！” 杨重笑着说：“那天在国宝那里要和易天棒打架，本来议定好：只要国宝一动手，我就最先上。结果还没等国宝动手，你就往前拱出来了。我一看你拱出去了，正想上，结果被国宝他老汉搅黄了。那天人多，你肯定没注意到我，但我可是看清楚你了的。你说，我是不是早就认识你了嘛？” 余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余民想起伟明带回来的大轴承，就问他：“你带回来的大轴承，卖到钱没有哟？”
伟明一听，苦笑着说：“可惜我提起几十斤、走了千多两千里路，展不完的傻劲，拿到农机站去，狗日的几个不要了！气得老子不好。老子说：是你们喊我去找的，找回来了，不要不得行！后来左说右说，才给了我3块5角钱。狗日的，老子早晓得在渝州当废钢铁卖，都不止这点钱哟！” 说得几人哈哈大笑起来。这才真是：费力找不到钱哟！ 第二天吃过早饭，毛娃告诉三人：他先到赵家去看望一下他的女朋友，最多躭搁两三天，过来和余民一道返回渝州去。他又对余民说：“你在这里耍两天，都是好朋友，大家多聚聚。我隔两天就来接你。” 大家都无异议，只是嘱咐他一路小心点，早去早回。 毛娃就一个人出发，到他原来落户的赵家，去看望女朋友去了。 搁下这里不说，给大家介绍一位落户赵家的朋友写的几个短篇文章，从中可窥探到赵家知青从文革到下乡的部分实况。 全文如下： 空压事件——武斗轶事 1967年8月，重庆两派打成一锅粥，反到底依仗占据了大部分兵工厂，装备精良，占了上风。八一五派仗恃五十四军支持，仍处处挨打。空压厂被反到底攻下，建设厂周应古邀我校红卫兵下山助他，加上我们与邓长春差点火并，当即应允下山。 到建设厂后，周应古安排我们驻进空压厂消防队，维护杨家坪到九龙坡港口这一带的安全。 我们巡察了周围环境，在厂内防空洞深处发现几具尸体，躺在担架上的，身上包扎完整，地上遍是蛆蛹，判断是八一五兵败时遗弃的伤员；在另一处红炉房，发现刑具和很多血迹，甚至有一根连着头皮的长辫子，估计是刑讯室。 当时，八一五在杨家坪、九龙坡的势力已被肃清，只有重钢方向还时有交火，我们过起恬静悠闲的日子。但好景不长。 一天上午，我们照例在直港大道设检查站，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一辆满载武斗人员的解放牌卡车急驰而来，我们知道是造反军的人员，当时我们很瞧不起他们。造反军多是街道小厂、建筑搬运等人员构成，成份复杂，军纪涣散。在黄山警备区就有造反军奸污女俘、虐杀俘虏的事情发生，我们早就看不惯，也曾发生小的冲突。造反军牌子大、实力弱，与产业工人和学生相比，不在一个档次。 造反军汽车急驰而来，我们挥手示意停车，车不但不停，反而加大油门，一冲而过。我们朝天呜枪示警，车上“啪啪”向我们射击。一气之下，不约而同，我们立即朝车还击，车歪歪斜斜驶出了我们的视线。大家把一梭子子弹打完，才悟闯了大祸。不知车上伤亡如何，满满一车人，目标又大，死伤肯定是免不了的。怕遭报复，我们加强了戒备。 下午，周应古来到了空压厂，与头头黄开全、罗秀立密谈了一番，匆匆离去。我们才知道造反军损失惨重，死3人、伤7人，我方未掉一根毫毛。造反军司令黄廉，明天上午要来谈判。 黄开全召集几个人开了一个会，提出有大人物出30支120自动步枪换黄廉性命，明天谈判正是机会。大家权衡利害，否决了此事。 第二天黄廉来了，索要天价抚恤金，我们穷学生哪里拿得出。最后谈崩，黄扬言要报复。殊不知这是鸿门，黄自己的生死都在对方一念之中。我们仗着有军工井冈山撑腰，并不惧怕，黄悻悻而去。 后在体育馆经常碰到黄廉，互相点点头，无人再提起此事。 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黄山内哄——武斗轶事 1967年8月中旬，重庆武斗方兴未艾。黄山警备区继连续攻打二师和上新街得手后，又转入训练阶段。 黄山警备区分两大部分，以望江东方红、造反军为主，驻在黄山疗养院一带，主要负责炮击南岸山下和朝天门码头等据点及山上防务；而我校红卫兵及大坪中学井岗山等从马歇尔草堂迁到四女中，与其它中学生红卫兵为主，编成野战部队，分红一连、红二连，我校为一个排，排长袁国斌。我与张家盐、刘勇选入司令部警卫排，司令是邓长春。 一天上午，四女中操场上杀声震天，302步兵学校教官正在训练三四百武斗队员，教工大楼门前一大群观摩的人群中突然发出严厉的叱骂声：“给老子拿下！”几个膀大腰圆的大汉立即擒住一个身材瘦削学生模样的人，此人即是我校井冈山的头头黄开全。
邓长春命令红一二连集中，当即宣称黄是叛徒。话声未完，张家盐向天“啪啪啪”三枪，把枪一横，朝向邓长春。事出仓促，我摆脱阻挡，冲进人群，也把枪对向邓司令。 操场上一片混乱，袁国斌大喊：“散开！”我校和大坪中学武斗人员率先跑向操场边缘的战壕，枪口一致对向教工大楼前的主席台，而其他武斗人员则将我校人员团团包围。 张家盐枪逼邓长春，我和刘勇挡住其他人，谁也不敢妄动，只要枪一响，后果不堪回想。双方僵持十几分钟，我方毫不示弱，邓长春只得下令放人。 下午，邓同意我校和其他依附我校的武斗人员(大坪中学十余人，光明中学数人)离开黄山，前往空压厂。 第二天上午，在下山的路上，巧遇邓长春及他的心腹王机。邓喃喃地对我说：小严，不要将我当仇人。 垫江抢枪——武斗轶事 1968年3月，重庆武斗大火重新燃起。八一五和五十四军联合向反到底进攻，军人脱掉上衣，冲锋在前，八一五在后，攻下了反到底最重要的据点——建设厂，反到底的残兵剩勇被迫沿铁路向九龙坡和市中心撤退。五十四军沿线清剿，一长排宣传车在七孔桥用高音喇叭敦促反到底散兵投降，但应者寥寥，反到底伤亡十分惨重。 接着，重医、河运校、江陵、长安、望江、体育馆等反到底根据地纷纷失守，八一五在市内对反到底采取高压政策，大量反到底人员逃往西边的成都或沿江东下到涪陵。在这种背景下，我校井冈山部分人员撤到涪陵。
我们住在涪陵地委，都是赤手空拳，急欲想搞到武器。这时，遇到垫江二二一的刘师傅。他说，垫江武装部有枪，可以去借，军分区武装部是不遗余力支持重庆反到底的。我们决定去垫江，刘师傅的车只能载几个人，主力仍留在涪陵。 第二天清晨，我们五个人便出发去垫江，有我、黄开全、韩乐森、徐显达、张家盐。 在垫江，正在开红代会，我们受到很好的招待，大鱼大肉侍候着。我们到武装部提出借枪，负责人叫薛和华，当即命人打开军械库。都是老杆杆，并且差零件、无子弹，根本打不响，我们大失所望。薛和华偷偷告诉我们，县中队有枪，藏在监狱里。我们决定冲监狱抢枪。 我们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到制高点测绘了监狱地形图；了解了看守人员作息时间；侦察了犯人放风和军人出操、出外的习惯；联络了反到底其他人员等。 到了4月5日清明节，正逢垫江赶场，垫江城人山人海。我们几十人潜伏在监狱附近，等县中队离开监狱跑步出操之机，骗开监狱大门，一拥而进。看守人员目瞪口呆，有些犯人鼓噪起来，我们对看守们做起政治工作，对犯人严厉呵斥。 我们四处搜索，徐显达找到一把五六式冲锋枪，韩乐森找到一挺五六式轻机枪，城建兵团的老张找到一支半自动，但没有找到子弹。 怕时间耽搁太久，出操的人员回来，我们十来分钟即撤出监狱。老刘的车停在门外，我们爬上汽车，叫他快开。一个卫兵也爬上汽车，与韩乐森扭打起来。路上行人很多，车速又快，卫兵被甩下了车厢。不一会儿，后面响起密集的枪声，刘师傅心慌手乱，车子一头栽进了水田里。 我们从车上下来，向野外狂奔。枪声越来越密，公路边停了四五辆卡车，子弹像长了眼晴，在身边乱飞，我们都被逼下了水田。 原来，我们抢枪后逃跑，引起了二二一的怀疑，认为我们可能是冒充反到底的八一五。用机枪逼我们下田的是志愿军老战士，枪法确实了得！ 我们五个人被押到武装部，薛和华正在讯问我们，一群人突然拥了进来，为首的一个中年人手持驳壳枪，对着薛和华怒吼：“把他们放了，否则老子立即毙了你！” 我们大吃一惊，薛和华立即表示放人。通过他们的交谈，我们才知道，此人叫张宪舟，是长寿化工厂的技术员、反到底的头头，他在垫江威望很高。 张宪舟后来成了我们很好的朋友。他家住沧白路，老婆是重庆钢校的老师，长得非常漂亮，气质优雅，是我一生中遇到的三大美女之一。后来在成都又巧遇老张，还发生了一些故事。他在沧白路的家，我和徐显达去过几次。 垫江监狱抢枪失败了，大家非常沮丧。在垫江呆了一段时间，虽然伙食很好，大伙儿还是呆不住，张宪舟找了一辆车，我们又回到涪陵。 喋血报复——武斗轶事 1968年夏，我们到了成都。成都是反到底的天下，成都兵团(工人)、八二六(学生)占了上风，支持八一五的组织被赶到郊外。省革筹和五十军也支持反到底，但省军区独立师支持八一五。我们先住在省教育厅，后住在省直工委，条件很不错。 逃往成都的反到底很复杂松散，各自为主，拳头大是大哥，经常发生斗殴，内伙子打内伙子很普遍，纪律很差。 一天，罗秀立不知怎么招惹了三十中和印制中学的“幺八”(十五六、十七八岁的天棒)，他们十几个人一哄而上，将罗秀立打倒在地、拳打脚踢，经人劝阻方才罢手。 罗秀立被打得鼻青脸肿，虽是皮肉之伤，但大伤了我校井冈山的面子。附中井冈山从来都是欺负别人的主，何况罗秀立趾高气扬惯了，更是有仇必报之人，怎能咽下这口恶气。 大家一致决定报复。罗秀立到成都电校借了两支半自动步枪，大家开始侦察对方的情况。一天下来，对方情况大致摸清了。三十中、印中共有三四十人，住在城西的某小学(名称忘了)的教学大楼二楼，没有枪，只有一些刀具，离我校驻地较远，要经过皇城和人民广场。大家商量，晚上行动。 晚上12点，大家提着木棒、带着两支枪，分散潜行，避开巡逻队。天很黑，没有月亮，只有零星的路灯，正是“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 二三十人到了某小学，按照既定方案，有人爬上院墙，悄悄打开学校大门，一行凶神恶煞之徒直扑二楼的对方宿舍。这是一间大教室，木楼板上密密麻麻睡了不少人。 “起来！”我拧开电灯。他们刚刚惊醒过来，不知怎么回事，措手不及。 一阵劈头盖脑的木棒抡上去，血花飞溅，惨叫一片，他们纷纷磕头求饶。人人过关，每人头上至少要挨一木棒。我们挑出对罗秀立行凶的几个人，又是一顿暴揍。十几分钟后，撤出现场。 大家零零落落走到皇城附近一个巷道，突然一声：“站住！检查！”遇到独立师的巡逻队了。 大家非常紧张，有人将一支枪扔到旁边的院墙里，后面的人纷纷逃窜。我也是漏网之鱼。有十几个人被抓住，关到第二天，成都警备司令部将他们全放了。 这天开始，成都街上出现了一大批头缠绷带的伤员，这是我们的杰作。 谭三偷鸡——知青轶事 谭三，大名已忘，XX中学学生，在开县赵家落户。此人个不高、体不壮、身单薄、岁数小，但在知青中大名远扬，提起“赛时迁”无人不晓，偷鸡技术一时无俩。 一日，谭三到我生产队，约我笫二天赶场。当时离招生推荐很近了，我正在生产队老实劳动，且囊中羞涩，不愿意去。谭三手拍胸脯，说吃饭喝酒算他的。我家里每月寄15元，尚且腰杆不硬；他每月零花钱只有5元，莫不是发了横财？我半信半疑。 第二天一大早，他找我要了一小半碗包谷籽，背一个军用挎包，和我兴冲冲下山。下了一碗水，到了唐家大队地界。路边一家院坝，几只鸡正在地上啄食，一个妇女正在晾晒衣物。 谭三示意我先走，他手抓一把包谷籽，避开妇人的视线，用食指一颗颗弹向一只肥母鸡。鸡不停地埋头啄去，谭三却越弹离自己越近，鸡只顾贪食，渐渐来到谭三身旁。只见谭三右臂一挥，迅雷不及掩耳，一把抓住鸡颈，双手将鸡头一扭，夹在鸡翅下，塞进军用挎包。鸡一声未吭，即被擒获，农妇近在咫尺却毫不知晓。我目瞪口呆，这才知道，“赛时迁”不是浪得虚名。 这还不算，出奇的还在后面。 到了赵家场，谭三找了几根谷草，将鸡捆上，摆在市场叫买。今天酒饭钱，就在这里起坎了。 隔了一阵，场上人渐渐多了起来。来了一个壮年男子，问：鸡是谁的？ 谭三答道：是我的。 男子一把揪住谭三：你这个偷鸡贼！走，到公社说理去！同来的几个农民，将谭三连鸡带人押到区公所。 谭三毫不畏惧，当着干部和群众质问男子：你说鸡是你的，有什么根据？男子说：我喂了大半年，还不认识？ 谭三：你说是你的，鸡有多重？ 男子答不上来，反问谭三：你说有多重？ 谭三：3斤7两，有点旺。 干部大奇，叫农民拿秤来一称，3斤7两，秤杆向上翘。 谭三还不依教，问男子：鸡喂的啥子？男子支支吾吾，说：喂的菜叶子和米。 谭三大声道：我这个鸡只喂米和包谷，还有它啄食的虫子。不信，剖开来看。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也有不少知青，大家附和，生怕事情搞不大。
干部征求男子意见，男子骑虎难下，只得同意：谁输了，鸡归谁，赔3元钱。 鸡剖开，果然如谭三所述，米、包谷和虫子。男子赔了3元钱，提着死鸡悻悻而去。 3元钱使我和谭三酒足饭饱。酒桌上，我询问他怎么知道鸡有多重？又怎么知道喂的什么？他故弄玄虚，笑而不答。 日头偏西，我们各揣一包“巨浪”烟而归。 瞿塘夜奔——知青轶事 我和二中小张、万县小秋，从双江上了客轮，摆脱了民兵追捕，到了奉节。在奉节又遇上小张的两个熟人，十五中的小王和大坪中学李元华。 日子过得很舒坦。早上，到菜市和猪市转转，便在河边茶馆喝茶歇凉，吹吹河风；中午半斤万县大曲；下午睡觉，晚上又是2两烧酒。 我当时想回湖北老家去一趟。 奉节妹儿很乖，特别温柔、大方。我们都泡得有，但只是逞手口之欲，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就出事了。 一天晚上，看了县川剧团的《红灯记》，正在街角与妹子们分手，一群当地的“泡皮”围住了小王。为首的说小王欺负了他妹妹，对他进行围殴。我等不能见之不管，立即挥拳相助。 他们人多势众，有的还拿着短铁棒，我左肩上挨了一下，痛彻入骨。小王头上鲜血直流，小张等人也多多少少受了点伤。迫不得已，我们也拔出身上带的短刀，进行反击。 重庆崽儿都是见过大阵仗的，万县小秋武斗时也是小有名气。奉节泡皮人虽多，哪是我们的对手，当下倒地三四个，其余的大呼“杀人啦！”四散而逃。我们知道事情搞大了，“群专”肯定会全城搜捕，马上跑出城外。 经过商量，李元华三人想回万县，我决定到湖北，小秋愿与我一路。我劝他们：回万县必回奉节，太危险。如跟我走，则东行8公里过瞿塘峡栈道，即可到大溪镇，再下巫山。奉节到巫山总共35公里，就是全部步行也没什么。他们不听。我们将钱分了，随即分手。 我和小秋，经过白帝城和《满山红叶时》的信号台，进入瞿塘峡中，披星戴月在栈道上缓缓前行。 此时已是下半夜，满耳是峡中风啸和江水咆哮声。栈道宽不到3尺，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百尺深渊，幸好月光明亮，尚能看清路径。 经过3小时跋涉，天渐渐亮了，我们到了瞿塘峡下峡口。江对面就是大溪场，已属巫山县。我们打算过江后在大溪稍事休息，再搭船到巫山县城。 上午九十点钟，我们才过了河。到了场上，两股知青打架刚结束。我在馆子吃完饭，正好遇到一个熟人，我一个好朋友胡果的兄弟，我大喊一声：“胡敢(八中胡青的兄弟)！” 奉节水遁——知青轶事 宜昌发生了一件大事，落户到当阳的知青回宜昌后发生械斗，在繁华地段解放路酿成血案，一死多伤。宜昌历来治安情况较好，小偷小摸尚不多见，死伤数人算惊天大案，当晚即全城戒严。 我和小秋正准备乘夜班船到沙市，在九码头被民兵和警察挡获，无身份证明，被押往收容站，作为无业游民收容。当晚，陆陆续续一些外流人员被抓进收容站，居然有不少重庆知青，有些还熟识。 宜昌收容站在大公桥，一个大院子，几间红砖平房，看守严密。四五十人关在一间大屋里，四川的有二十来人，大部分是重庆下放到万县、云阳、开县的知青，我认识的有七八个。大家成了难兄难弟，便结成一伙，成了最凶恶的一帮。 在押人员中，有些人抓进来时藏有钱粮，有些人趁劳动时亲友偷送钱物。我们仗着人多势众，巧取豪夺。万县敬万永的妹妹嫁在宜昌，我收买了看守小魏，与他取得联系，也得到帮助，我自然成了“拐子”(老大)。有了钱，通过看守或劳动时买东西，大家居然在牢里吃香喝辣，日子过得不错。但与其它人势同水火。 我们经过商量，决定集体逃走，并约定：不能分散出逃，否则留下的人会死得很难看。 逃跑的路径有两条，一是趁到砖瓦厂劳动的路上；一是押送回川的船上。 劳动来回的路上看守太严，很难有机会集体逃遁，我决定等押送回川时再说。 一个多月后，我们一行20余人，被押上东方红124轮，遣送回川。(无巧不成书，这个船的大副几年后竟成了我的老丈人，不过当时不知道。) 当时，川江上行船在奉节过夜。奉节码头是一个回水沱，水势相对平缓，但往下两公里则是水流湍急、惊涛怒涌，无人敢泅渡。重庆知青在两江畔长大，大多水性不错。我征求了大伙意见，决定在奉节过夜时，水遁逃走。 第二天傍晚，船到奉节。押送我们的有5个人，对我们甚是客气，上船后即给我们松了绑。听说我与宜昌的大哥李长荣有点交情，更不敢得罪我，只求平安送到万县就阿弥佗佛了。押送人员都是收容站的老收容人员，孤儿长大的、无家可归的、无父无母无亲无戚而又是青壮年的，每月政府发30元，为收容站服务。 天刚黑，船停在离囤船三四十米的江中，我与大家商量后，每人发了5元钱，把地形给大家交待了，约定在白帝城旁的化工厂会合。然后对看守小魏说：大家要洗澡。船离岸还有几十米，看守们无疑有他，放我们出了舱门。 星月当空，水面泛光，我在船舷边向大家挥一挥手，大家翻过栏杆，像落饺子一样跳向江中。 7个人中，有4人在化工厂会合了；有3人迷了路，以后在万县才见面。 淫贼下场——知青轶事 (此文使我难以下笔。若写，文中受害者俱是我学友，揭开几十年的疮疤，于心不忍。 李作万，开县赵家区红光公社武装部长，因强奸多名女知青被判刑，先判七年，后改判死缓。他是罪有应得。只是愤恨淫贼李作万出狱后居然发财致富，如今过得比绝大多数受害者还好。听说他现在还出钱打听当年受害者的信息，更使人咬牙切齿！ 天不公！不写罢了！) 翁 大 姐 翁大姐，名珏丽，芳年廿许。身不高，貌不扬，性柔弱，乐助人，是八中高三学生，深得低年级同学尊重。1969年2月，她与80多名重庆八中学生到开县开竹坪落户，插队在黄溪大队。 5月的一天，我与徐显达正在田间劳作，王有在山梁上呼喊：“翁大姐死了！”我们大吃一惊。王有还要通知其他知青，我与徐显达立即朝黄溪大队奔去。 翁大姐住在一个小四合院里，与她同院住的知青王渝秀，因父亲患癌症，请假返渝了，只留下翁大姐一人在家。院门边是丛小竹林，周围有几株杨槐和桐子树。离院子二三十米有个水面两三亩的小堰塘，翁大姐就淹死在这个水塘里。落水处有一块洗衣石，我当即下水探了一下水的深浅，周围2米内水深不到1米。 院子里知青们都到了，包括翁大姐的弟弟翁慕祥。大家都很悲痛，不少女同学哭出声来。 公社革委会负责人于开才和大队、生产队干部，坚持认为翁大姐是自己洗衣时不小心滑倒而造成的。知青们却有很多疑问：水深不足一米，怎么会被淹死？翁大姐为什么不呼救？……知青们充满了悲愤和无奈。 大家默默坐在翁大姐遗体前，没有人走动，没有人交谈，什么语言都是多余的，只有女同学偶而发出的哽咽声撕破这寂静。不知何时，院里飘起了淅淅漓漓的细雨，山中骤然变得异常寒冷，像是老天也叹息世道的不公，用凄风苦雨为一个正当芳年的弱女子送行。 翁大姐静静地躺在西屋正中的一块木板上，双眸紧闭，面无表情。双眸紧闭，似乎对这混沌人世不屑一顾；面无表情，好像对红尘世界无一丝留恋。 翁大姐被埋在开竹中心校旁的山岗上，也是开竹坪的最高处，远眺四周，是苍茫的群山和无尽的云海。墓周围是百余株一人高的小松树，墓朝西方——家乡重庆的方向，墓碑上刻着“重庆知青翁玨丽之墓”。 六年后，我回重庆读书，临行前到墓前告别。天上冷月，地上松影，“明月夜，短松岗”，正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重庆八中初66级4班严时雄) 通过以上文章，大家对他们从文革到下乡一年多的生活应该略知一二了。 再接回上文，继续余民的旅途。
作者近照及简介： 涂正明，生于1951年。重庆市沙坪坝区凤鸣山中学初68级学生，1969年10月24日随天星桥中学到巴中县化成区金光公社插队落户当知青。1975年4月底回城，进重棉六厂当机修工。2001年工厂破产，政策性退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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