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先师，亦是先秦儒家的首位代表，其道德思想对于后世的社会主流意识产生了弥足深刻的影响。而《论语》其中详细记载了孔子及其学生的若干日常对话，是我们研究孔子道德底线思想得最详尽且可靠的材料。 其各章节虽然在排列上并无甚密切相关，但是其道德思想之逻辑脉络却大致有迹可循：由“修己”伊始，至“孝亲”，再到“爱众”，孔子创造了一个从人与自我关系出发，到人与他人，最终到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逻辑路径，建造起一座从己到人、由亲及疏的宏伟的道德大厦，而孔子的底线思想作为其道德思想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亦是沿着这样的逻辑路径展开的。 对“义”和“利”的态度上 孔子提出，“君子义以为上”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孔子认为：当“义”和“利”产生冲突时，君子总是在取利过程中考虑其行为是否符合“义”的要求，选择重义轻利，先义而后利，而小人则往往选择重利轻义，甚至是唯利是图，对于义和利的选择，是君子与小人之分。 孔子还指出了唯利是图的危害性，“放于利而行，多怨。”如果完全以个人利益作为行动的依据，就容易招致众人的怨恨。 因此，孔子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重义轻利的人生态度。孔子耻于小人贪图私利的思想，但是却并不盲目的反对所有取利的行为，他承认人求利的合理性，认为求利是人的天性使然，他指出，“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他自己也坦诚地说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如果可以求得财富，即使是做市场的守门人孔子也愿意去做，可见孔子不仅承认人求利的合理性，还赞同人积极主动地去谋求利益。 其对于“义”与“利”态度的核心，是要求人们懂得区分合义之利与不合义之利，不合义则不取，合义则当取，他提出，“邦有道”，自己却贫贱，这是耻辱，“邦无道”，自己却富贵，这也是耻辱。 他真正反对的是不合义的利，更为确切的说是不符合等级名分的利或者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冲突的私利。换言之，取合义之利，舍不义之利，这是在“义”和“利”的态度上孔子认为人应当有的底线。 孔子认为，与君子相较，小人之所以为小人，还体现在其对待其他事物的态度上，譬如：“小人长戚戚”，小人心里欲念繁多，总是计较得失，所以常常表露出忧虑、担心的状态，外貌、动作也显得局促不安，但是却君子胸怀阔达，思想上纯粹、坦率，外貌、动作也显得舒畅安定。 孔子还说，“君子泰而不骄”，君子总是展现出安详舒泰的精神面貌，从不傲气凌人，而小人则“骄而不泰”，总是显示出傲气凌人的样子却丝毫不安详舒泰。可见要想不沦为孔子眼中的小人，在思想上既不能患得患失甚至杞人忧天，也不能傲气凌人甚至目中无人，人应当以之为底线来矫正自己的思想态度。 行为 孔子在《论语》一书中多处论“行”，有时也以“躬”出现，它指向的是个人的社会生活实践，孔子将它作为教育弟子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学与行的关系上，“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认为个人的学习要和相应的行动结合起来，当然这主要是指道德知识，从底线角度看，学与行相结合是指所学的生产知识应当应用到生产实践之中，因此从学行相结合的角度看，个人应当把握的底线是至少应当将学来谋生的生产知识应用到生产实践中。 在言与行的关系上，他要求个人对内要保持言行的一致，“言之必可行”；对外了解其他人不仅要听其所讲的话还要观察其行为是否相符，所谓“听其言而观其行”。 孔子在谈论人的言行一致性的时候，涉及到几种不同的层次：言过于行、言行相符及行胜于言。其他人不仅要听其所讲的话还要观察其行为是否相符，所谓“听其言而观其行”。 孔子在谈论人的言行一致性的时候，涉及到几种不同的层次：言过于行、言行相符及行胜于言。最低的层次是言过于行，也就是其所说的“躬之不逮”，孔子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即说得多做得少是君子所耻辱的事情，进一步讲，只说不做则是更甚的耻辱，没有比这更恶劣的情况了，因此在行动与言语的关系上看，不可只说不做是不可退让的底线。 此外，孔子还根据其追求的道德目标对“行”提出了其他要求：孔子主张要“敏于行”，这是对君子提出的要求，“行”要做到敏捷，凡事拖泥带水就会导致效率低下。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意拖延事情到不了了之的行动态度是可耻的，这是小人之行。因此，对于“敏于行”的要求，个人应当把握的底线是不拖延。孔子还主张要“慎行”“……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 反复多看，对感到有所质疑的地方加以保留，对其余感到足够自信的部分谨慎地实行，就能够减少懊悔的几率。 “学而优则仕”，孔子慎行的要求是对那些在学习上有所成就而更进一步入仕的人说的，与“敏于行”一样，是对“行”提出的较高层次的要求，但是也隐含着人在行之前至少应当有所思考的底线思想，如果不假思索，全凭自己的感觉做事，就容易在行动上出错，事与愿违甚至造成更加不可挽救的后果。 因此，从“敏于行”的角度看，个人应当把握的底线至少应该是行动不可不经思考，全凭主观臆断。此外，孔子最为推崇的是“行笃敬”，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敬”指的是一种严肃认真，有所崇敬的态度，朱熹将其理解为“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 君子重视行动的道德影响，行动时考虑到是否符合道德的要求，怀着对道德的敬畏感来做事，以此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孔子还讲：“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人如果对天不敬，得罪上天，祈祷也无用；“吾不与祭，如不祭。” 没有亲自参与祭祀，就如同不祭祀，金良年注之曰：“祭祀不仅是一种仪式，更主要的是表达虔诚的心意，”敬祖先是身为子孙的必然要求，祭祀不虔诚就是对祖先的不敬；“八佾”是天子才配享有的六十四人规格的舞队，季氏以“八佾舞于庭”这是对君主的不敬，孔子抨击了这种做法，敬君是臣民的必然要求；“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敬父母是对子女的基本要求。在孔子的思想中，敬天、敬祖先、敬君、敬父母，这皆是人在扮演不同社会角色行为过程中的普遍要求，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孤立的存在，所以必然要有所敬畏。所以，从“行笃敬”的角度看，个人需要把握的底线是行动过程中应有所敬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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