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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一位博学多才的领袖，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中外政治、军事、历史、地理、文学、人物传记等书籍涉猎很广，既受到国外先进思想的影响，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薰陶，在中国文史研究上造诣很深。他少年时代就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走向社会以后，直到晚年，仍然嗜书如痴如醉，手不释卷，阅读和研究中国古代诗文、《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1975年他的视力减弱，看东西模糊不清时，还遴选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为他读讲古代的诗、文、史。他精熟中国古代文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毛泽东读古代文史很有针对性，特别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借鉴。主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是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大胆借鉴有价值的东西，用以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所以毛泽东的决策思想中有许多传统的文化基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唯实思想的扬弃。中国的古代哲学中，很早就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夏殷时期的箕子在《尚书·洪范》中提出的“五行说”，就是通过总结平治水土的经验，最早对自然的现象、性质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进行初步观察，而产生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萌芽。 战国初期墨翟的“必以众之耳目之实”为基准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自己的主观所能感觉到的客观实际，提出了“取实予名”的命题，主张根据事物的实际情况，给予相称的名称。 荀况（前313——前238年）总结了先秦时期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天人关系”的论辩，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自然界是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运动变化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自己的职分和规律，产生万事和人类社会的是自然之天，而治理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则是有为之人，主张人们不要迷信天，而应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控制、改造征服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他还根据这种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建立了“虚一而静”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活动是通过人的形体机能进行的，知识是由能知的主体和客观事物相结合而产生的。主观与客观相接触，而且符合于客观事物，就叫“知有所合”，这样得来的认识叫“智”即知识。他还认为人的认识是从感觉开始的，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缘天官”或“天官意物”阶段，即靠人的各种感觉器官，包括耳、鼻、眼、口、身，发挥不同的官能作用，得来感觉；第二阶段，是“征知”阶段，就是对感觉印象进行分析，辨别和验证，形成概念和判断。对在复杂的主客观条件下所产生的错觉起校正作用。荀况还认为：为了“解蔽”，即避免认识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就要发挥理性的作用，以“道”（指事物自身的规律性）作为判断正确和错误的标准。那么客观的“道”，怎样被主观的“心”所知呢？荀况主张“虚一而静”，即虚心、专心、静心地探索客观事物的规律性。 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公元27—96年）在反对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斗争中，创造性地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元气”和“天道自然无为”的学说，把天再还原为自然，从根本上否定了一切关于天的神秘说教，并把古代的元气论从唯物主义方向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他还在批判神学，揭露中世纪愚昧的斗争中，提出并坚持“疾虚忘，反浮夸，务诚实，重效验”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任何圣贤，既不能先知，更不能“生知”，只能“知物而学，学之乃知”。 到了南宋，实学思潮有了很大的影响，以陈亮（公元1143—1194年）和叶适（公元1150—1223年）为代表的“事功派”，举起了“实事实功”的唯物主义旗帜，陈亮的“盈宇宙者无非物”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认为，宇宙间，无处非物，无处非事，整个世界都被具体事物占有了。强调认识必须符合实际，要“明于事物之故”，以奏“实事实功”之效。 叶适提出“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弓矢从的”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这种实学思潮，在明清之际达到高潮，黄宗羲（1610—1695年）的“气外无理”的哲学思想；方以智（1611—1671年）的“火—气”—元的物质运动统一论；王夫之（1619—1692年）的“太虚一实”、“理依于气”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太虚本动”、“气化日新”的辩证发展观，“能必所副，行可兼知”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理势合一”，“即民见天”的进步历史观，以深刻而完备的理论思维形式，反映了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精华，把中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推向了顶峰，开辟了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风。 梁启超把这种理论思潮的特点，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以实事求是为鹄的。”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加以改造，提出了完整的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在《实践论》公开发表时，加了一个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表明他是充分注意了中国传统哲学在处理知行关系上的经验与教训的。他的哲学思想继承古代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并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强大生命力，成为他的决策思想的精髓。 第二、民本思想的升华。民本主义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鉴于夏商灭亡的教训，开始正视民众的力量，恒公六年，随国大夫季梁首先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注：《左传·恒公六年》）的思想，他对随侯说：百姓是神明的主人，因此贤明的君王要先团结百姓，而后才致力于神明。 庄公32年虢国大夫史嚣又提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注：《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的观点。后来，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进一步提出“民为贵，君为轻”（注：《孟子·尽心》）的思想。荀子则把君民关系比喻为水和舟的关系，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注：《荀子·王制》），唐朝名相魏征也对唐太宗李世民讲过这个观点，受到李世民的称赞。西汉的贾谊更明确地提出了“民为国本”的思想，唐代柳宗元则提出了“吏为民役”的主张。这些情况表明：在我国，民本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历代贤明的统治者治国安邦的原则，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当然历代统治者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和世界观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以劳动人民为本，他们只是在推翻旧的统治建立新的统治的过程中，打着“为民”的旗号，借助贫民的力量，在立国初期，给人民以小惠。但是随着他们统治地位的确立，这种优惠会逐渐减少。甚至残酷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吸取了民本主义的精华，剔除民本主义的糟粕，明确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把一切为了人民，一要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我们党决策的根本出发点和治国的根本原则。 由民本主义派生的一个思想，就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孟子向梁惠王提出了“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注：《孟子·梁惠王上》）的主张。荀子也提出“静兵息民，慈爱百姓”的思想，汉代晁错向汉文帝上疏，提出了“轻徭薄赋”的政策，他说：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地劳动，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官府还要给徭役，征税赋，以至卖田宅，鬻子孙偿还债务，导致农民背井离乡，妻离子散，甚至挺而走险，揭竿起义。 因此，他建议“轻徭役”、“薄赋敛”。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意见，下诏百姓在12年内只交一半租税。十三年后，孝景帝将税制由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统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出现了国泰民安的文景之治。我国历史上的轻徭薄赋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的决策思想，他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关系，尽可能使农民在正常年景下，个人收入逐年有所增加。 第三，重农思想的发展。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历来靠农业养活众多的人口。因此重农思想是我国历史上产生的、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传统思想。在我国最早提出“重农抑商”的人是战国时期的商鞅，他说：“民之内事，莫善于农”。“末事不禁，则技巧之利，而游食者众之谓也。（注：《史记·商君列传》）因而他在变法中实行了一个政策：对致力于农业，发展耕织，奉献谷子和布帛多的人，免除本人徭役；从事商业以及懒惰而贫穷的，收编为官府的奴婢。 荀况又进一步提出“务本事”、“积财物”、“僻田野、实仓禀、便备用”（注：《荀子·王制》）的思想。西汉贾谊和晁错先后上书给汉文帝，从农业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讲重农的必要性。 贾谊的《论积贮疏》中指出：“管子曰：'仓廪足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至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重，是天下之大残也”。所以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注：《汉书》卷24，（食货志）上）”汉文帝被贾谊的这篇奏疏所说服，便开辟了一片帝王自己耕种的田地，用帝王亲自耕种（象征性）行动来鼓励百姓努力耕作，于是晁错又奉上一篇奏疏劝谏文帝，他说：圣明的君主在位，百姓之所以不受冻挨饿，不是君主能亲自种粮食，织布给百姓衣食，而是能够为百姓开辟取得资财的道路。现在我们的国家，“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而“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者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善，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务民于农桑”（注：《汉书》卷24，（食货志）上）。 我国传统的重农主义的思想对于农民的儿子毛泽东来说，其影响之深，可以想见，在他的一生中，时刻心系农民，心系农业，心系农村，为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生活，繁荣中国农村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一系列的决策，不论在革命时期或是建设时期，毛泽东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决策在他的整个决策理论和实践中都占有很大的比重。同我国传统的重农主义相关联的一种思想，就是“均贫富”、“等贵贱”的思想。这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物质不丰富的社会条件下，反映小生产者意愿的一种思潮。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中国历代农民革命，都是以不分等级贵贱，反对贫富不均为旗帜的。北宋的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首次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南宋的农民起义领袖钟相、杨么把“等贵贱、均贫富”作为自己的纲领。明末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制定和实行了“均田免粮”的政策，把地主的土地平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农民不向地主交纳地租，不负担国家的徭役，宣布新政权“三年不征”或“五年不征”的政策。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把土地按产量多少分为九等，按人口好次各半分配。我国历史上的“均平富”、“等贵贱”的思想在毛泽东脑海里印象很深。 1950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他重读《三国志·张鲁传》写了批语“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刑’（以说服教育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从毛泽东的这段批语中可以看到，他对张鲁的纲领给予充分的肯定，并且同他的人民公社的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加以对比研究。 我国历史上的“均贫富”、“等贵贱”的思想，对毛泽东的决策思想有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正面影响，即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和土地改革政策，对于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对于调动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具有动力作用和激励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发挥了历史的进步作用。另一方面是负面影响，即在社会主义时期，实行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吃大锅饭。 这种思想在人民公社时期尤为突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分配，“出工一窝蜂”的平均劳动，就是中国历史上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再现。它不仅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且损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四，谋略思想的运用。谋略就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采用的策略手段。在历史上中国向以谋略智慧著称于世。《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成为世界上历代乃至现代人从政、打仗、经商的经典。毛泽东非常重视谋略的研究和运用。他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都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他号召“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注：《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4卷第1298页，第3卷第793页） ”他还特别注意对中国古代谋略思想的研究和运用。在政治谋略方面，自古就有儒家的“仁政”与法家的“法治”之争。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施行“仁政”，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注：《论语·为政》）”如果治理国家采用政治法令，约束人民采用刑律，人民会只图幸免没有耻辱；如果治理国家采用道德，约束人民采用礼义，人民不但有耻辱感而且能够自己纠正错误，主张把仁作为治理国家的核心。 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则主张“法治”，他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在秦国积极实行变法，严格以法治国。荀况曾经提出：“治之经，礼与刑”的思想，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但由于他没有触及国家的本质，因而在实践上不可能把“仁政”与“法治”结合起来。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儒家的“仁政”和法家的“法治”进行阶级分析，吸取两家的精华，剔除两家的糟粕，作出了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相结合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决策，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对敌人来讲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对反动派和反动行为，决不能施仁政；“我们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用民主的方法、即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从而把儒家的“仁政”思想与法家的“法治”思想正确而巧妙地结合起来，成为我们治理国家的重要指导思想。 三国时期诸葛亮提出的联吴伐魏的谋略，对于今天我们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具有借鉴作用，毛泽东的统战思想可以从中找到基因。在军事谋略方面，《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兵学圣典”，他认为战争致胜的条件有“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道”指政治策略，“天”指气象条件，“地”指地理环境，“将”指将帅才能，“法”指军纪军制。他用这个思想帮助吴王训练军队，以3万人击败楚军20万，取得5战5胜的战绩。 《孙子兵法》就是他总结历史经验，探索战争规律的结晶，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系列的军事战略策略原则，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奇正相生”，“正合奇胜”；“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分敌合我”；“以遇为直，以患为利”；“动而不迷，举而不穷”；“藏于九地，动于九天”；“兵贵胜，不贵久”；“上智为间”，“知敌之情”等谋略（注：《孙子兵法》，《计》、《谋攻》、《势》、《虚实》、《军争》），不仅对军事战争有用，而且对政治斗争、现代商战都有用。 毛泽东认真研究了《孙子兵法》和我国古代其他兵法家的著作，搜集研究了历史上著名战争的战例，吸取其精华，为现实所用。我们可以张贻玖的《毛泽东读史》一书中介绍他阅读《南史·韦睿传》的批注中得到证实。书中介绍韦睿在作战之前到小岘城下“巡行围栅”，在合肥城外，“案行山川”，侦察地形时，毛批：“躬自调查研究”，书中讲到韦睿攻合肥时，北魏援兵五万，梁军将领请求增兵，韦说：“师克在和，迎战取胜”。当魏军逼近梁军时，诸将劝他退却，他说：“将军死绥，有前无却”，毛对韦的这种胆识十分赞赏，批注：“以少击众”。 书中讲到韦“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浮获万余，所获军资，无所私焉”。毛批：“仁者必勇，不贪财。”书上说韦“将兵仁受，士率营幕未立，终不肯舍，并灶未成，并不先食。”毛批“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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