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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策应西安事变，解方根据密电，当即立断发动了兰州事变，解除西安的后顾之忧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五十一军军部中校科长解方屋里的灯一直亮着。他思潮翻滚，不停地踱步。
七天前，蒋介石带着陈诚、顾祝同、蒋鼎文、卫立煌、刘峙等高级将领来到西安，准备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拟调其嫡系主力部队３０万人开入陕甘，企图一举消灭红军。蒋介石对张学良抗日的要求大加训斥，要张学良、杨虎城服从命令，积极“剿共”，否则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
突然，电报员送来一份电报：“西安急电，让长官亲译！”
解方一见电报的专用密码，立即明白发生了大事，便翻译起来：“军事会议破裂，我与杨主任合作，于今晨３时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已将其及中央军政要员扣押……”刚译出这一句，解方激动不已：“张副司令，干得好啊！”他一拳砸在桌子上。望着长长的电文，他意识到：要分秒必争！他立即敲开通信营长冯梦瑞的门，让冯帮助翻译。冯梦瑞抗日态度坚决，经常和解方一起谈论时事。他接过电报便和解方分头翻译起来。译电纸上迅速出现了张、杨给全国的通电以及张学良的命令：“……速转达五十一军，立即在兰配合西安行动，切断绥署与南京之任何联系，将胡宗南部两团、绥署特务营及军统有关武装一律缴械，对重要人员限制其自由。发表声明拥护八项救国主张……”
解方收起电报又对冯梦瑞说：“刻不容缓，你赶快准备，我这就去报告刘参谋长！”
参谋长刘忠干看过电报，大为惊愕，连呼：“石破天惊！石破天惊！”竟呆立屋中。解方连忙催促说：“参谋长，事不宜迟，快作决定吧！”
刘忠干沉思之后，让解方请来参谋处长张熙光。张看过电文，望着解方问道：“沛然，你看怎么办？”解方坚定地说：“这是张副司令的命令，自然要坚决执行！”张熙光说：“用兵动武，事关重大，干了又如何善其后？”解方明确地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现在木已成舟，我们必须和张副司令同进退。如不先下手，兰州马上就会陷入混乱。兰州是西安的后方，稍有差错，局面就难以收拾！”张熙光又问：“军长、师长都不在，部队执行这样重大的任务有无把握？”解方斩斩钉截铁地说：“军长已经在西安参加了张副司令发起的行动。他一向忠于张副司令，他在兰州也一定会执行张副司令的命令的。三位师长虽然不在，但是三个师的参谋长都在，根据长期的考查，应当相信他们。”
刘忠干和张熙光交换了一下眼色，定下了决心：“干！祸福成败，在此一举！”刘忠干吩咐张熙光和解方：“你们立即拟定一个行动计划。通知各师参谋长、团长，下午１时在军部开会。我到省府通知周从政秘书长，让他也参与其事！”
解方参与拟定行动计划并参加了紧急会议。会上，张学良的电令一宣读，东北军军官顿时群情激昂，表示坚决执行张副司令的命令。接着，参谋处长张熙光宣布了各部队任务。
解方这位２８岁的青年军官此时热血沸腾。他对驻兰州中央军的情况了然于胸。兰州城及静宁、平凉、岷县、天水驻有中央军，万一走漏消息或今晚行动失利，都会酿成大祸！
当时东北军一一三师担任兰州城防，执行上述任务主要靠一一三师，解方决定参加这个师的部署和指挥。
通过考察，解方很满意。返回军部的路上，又径直来到通信营。营长冯梦瑞一见解方，便兴冲冲地说：“沛然，动起来了！参座刚来电话，命令立即切断兰州对外的一切联络！”
解方判断说：“朱绍良那个绥署，肯定收集了东北军不少情报。今晚一打响，我们就把它抢过来。看看都是些什么货色。为了稳妥，还是咱俩闯一趟朱绍良办公室。”冯梦瑞胸有成竹地说：“不成问题。我再带上一个连！”
夜色笼罩着兰州城，五十一军军部门口，灯火通明，人来车往。甘肃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秘书长翁燕翼及各处处长揣着五十一军的请柬，兴致勃勃地前来赴宴。刘忠干笑容满面，将客人一一迎进宴会厅。
正当酒酣耳热之际，东校场方向枪声骤起，一时举座皆惊。刘忠干不动声色地站起来，两手往下压压，平静地说：“刚才接到报告，外面发生了一点小事，大家不要惊慌。为保证诸位安全起见，现在请大家到下水巷营舍集体居住，不经允许，不要随便走动。”绥署官员面面相觑：从现在起，失去了自由。
枪声一起，解方便和冯梦瑞、通信科长李翔云带人冲进绥署办公楼朱绍良主任的办公室，将文件、档案统统取出，带回军部。一查，果然有不少中伤五十一军的材料。从绥署回来，解方又赶往中央军第二军炮兵团外围，直接对团长喊话。该团团长也是解方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经晓之以利害，即命令全团放下了武器。
拂晓，枪声渐渐停止了。驻东校场的胡宗南部两个团及兰州附近的国民党中央军和特务武装全部被缴械。为东北军官兵厌恶的蔡、徐两团长带队顽抗，被当地击毙。
早饭后，解方代表五十一军对被扣押的国民党党、政、军、警人员进行宣抚，派人改组、控制了国民党的省、市报社，同时还以五十一军和甘肃省政府名义联合发出通电，拥护张、杨两将军“八项救国主张”，并将兰州事变的情况报告了张学良。
这次行动，果断、迅速、周密，五十一军很快控制了兰州的局势。兰州事变解除了西安的后顾之忧，壮大了西安事变的声威，增强了张、杨两将军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谈判地位。
兰州事变第四天，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乘张学良座机飞返兰州。一见解方，便拉住他的手说：“沛然，你可是立了大功！要不是你那个密码本，兰州怕是一片混乱了！”原来，张、杨将“八项救国主张”电文交西北总部交通处长蒋斌通报全国。不料蒋斌竟将电文扣压，向南京方面报告。南京舆论占取先机，切断了西北方面的一切通讯，并伪造电文讨伐张、杨。张、杨发觉后，下令逮捕了蒋斌。大家听罢，都倒吸一口冷气。
于学忠又转告解方：“张副司令让你乘这架座机返回西安。”解方于当晚飞往西安。翌日，奉张学良之命赴广西，按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利用张学良的联合抗日意愿，又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去了。 张学良逐渐由拥蒋转变为逼蒋抗日，解方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１９３４年初，张学良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４月，解方在东北军五十一军参谋处二科任中校科长，做张学良的联络参谋。张学良交代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参谋长刘忠干，要解方参与中枢，军中要事通过解方与他联络。年轻的解方以勤业谋事的干练进一步得到张学良的器重。成了东北军少壮派中的佼佼者。
但是，面对中国的现实，解方在思想上却越来越苦闷了。在天津挫败日本驻军阴谋，反受蒋介石的压制，张学良则因一失东北、二陷热河成了蒋介石的替罪羊；２０万东北军不打日本人，却打红军……张学良难道看不透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的险恶用心？
东北军到西北后，解方每次到西安，都要对张学良坦率陈辞，而张学良总是说：“要相信我会有办法！”有时张学良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了！”解方在想，照这样下去，东北军还有什么希望？
１９３５年底，张学良派解方到广西考察民团情况。解方从西安出发前，见到了曾在天津共事的密友贾陶。贾陶时任张学良特务团的副团长，是到西安开辟东北军工作的。两人谈及形势，贾陶感慨地说：“张副司令就不如李宗仁、白崇禧明白，人家把蒋介石看透了。张副司令才傻呢！'九一八’事变听蒋介石的，一枪不放丢了东北，现在又执行老蒋的命令，调这么多部队打红军，一接火就丢了两个师。人死了，枪丢了，政府又不给补，我看迟早把东北军拼光拉倒！”
解方说：“我这两天又仔细读了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人家讲的道理，真叫人心服口服！”贾陶猛拍解方的肩头说：“你说起共产党，听说咱们几年前在天津遇到的共产党员苗浡然就在西安东关。”解方一听是１９２６年在沈阳相识的朋友，便同贾赶往苗的住处。见面后，苗浡然首先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国际国内形势，指出当前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要抗战就必须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亡国政策。接着，又详细讲了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和东北军抗日复土的使命……
苗浡然鼓励说：“你们要利用和张先生的关系，经常向他反映东北军的苦楚和厌恶内战的情绪。张先生聪明过人，恐怕他不会眼睁睁看着东北军拼完拉倒！”
回到住处，两人商量如何行动？贾陶说：“这几天，东北军的家属天天来总部门口求见张副司令。我们应设法让张副司令听听家乡父老的呼声。”
解方按贾陶约定的时间，把张学良请到总部门前的广场上。广场上黑鸦鸦一片，全是东北军的家属。女的抱着小孩，老的拄着拐棍，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一声声悲惨乡音呼喊着：“我们不明白，放着占领家乡的日本不去打，为什么跑到这儿来卖命？”
听着这泣诉责问的乡音，张学良深感愧疚。回到总部，他对解方说：“沛然，我现在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我决定把个人积累都捐出来，成立难民村，安置这些无衣无食的同胞。”
此后，解方按照党的指示，多次向张学良陈述东北军官兵打回老家去的要求，鼓动张学良抗日复土。张学良逐渐由拥蒋转变到逼蒋抗日，解方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解方每次见过张学良后，都向苗浡然作汇报，并再次表示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６年４月，张学良在中共的推动下，飞赴肤施（延安）与周恩来倾心交谈。周恩来的真知灼见和人格魅力，使张学良大为折服，从而坚定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信念。他下令东北军停止进攻红军，还为红军送去粮食、衣物和银元。中共又应张学良的请求，派刘鼎作为常驻西安的代表。此间，中共东北军地下工作委员会派巡视员深入东北部队，解方主动提供线索、介绍关系，并嘱贾陶及时发给护照。解方做东北军的兵运工作时，对地下党员说：“要坚定不移地把２０万东北军争取过来。”
１９３６年５月，在刘鼎的推动下，张学良在西安王曲镇创办了“军官训练团”，请蒋介石任团长，自任代团长。这个训练团，名义上是培养“剿共”干部，实际上是在部队中灌输抗日思想，洗刷陈腐作风。
解方被召参加干部连集训。张学良对解方说：“在奉天、日本上学，都小有名气。这次来训练团更要发挥作用，鼓动大家的抗日情绪，多组织大家讨论，每次讨论的意见要整理出来送我看。”
解方把情况报告了苗浡然，苗浡然郑重地告诉解方：“经我和刘澜波介绍，党组织已于４月批准你为中共党员。”然后，解方被带到东大街旅行社见了中共派来做东北军工作的总负责人刘澜波。刘澜波当即向解方分析了张学良的思想变化，研究了党在训练团开展活动的具体措施。
解方进入干部连后，以他坚实的军事功底，积极的抗日思想，很快赢得了学员们的信赖。他还发挥文艺特长，经常教唱《码头工人歌》、《毕业歌》、《扬子江暴风雨》。张学良高兴地鼓励解方说：“干得好！教唱一首歌，比我讲一次话作用都大！”解方还通过刘澜波从西安搞来一台留声机，天天放唱《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流浪、流浪，整日在关内流浪……”，“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遍及营区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军官们的心，激发着抗日情绪。
解方给张学良的讨论情况，都批有鼓励抗日复土的话。解方就把这些指示传给大家看。５月的一天，张学良来团里讲话，解方对他说：“司令能不能和大家座谈座谈？弟兄们有好多心里话想对你讲！”
张学良痛快地答应了。当晚，解方和学员们围坐在张学良周围，讲家乡沦陷后的悲痛心情，讲流浪关内的苦楚感受，讲中央军欺负东北军的嚣张气焰，讲东北军的未卜前程……不少人失声痛哭。解方见群情激昂，便站起来高呼：“请副司令率领我们打回老家去！”顿时，“我们愿为抗日救国而死！”“誓报国仇家恨！”的口号声四起。张学良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他猛地站起，挥动拳头说：“大家的心情我都理解。请相信我！我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人，怎能忘记报仇雪耻，收复失地！大家不要急，要好好训练，做好准备，我一定带领大家走上抗日战场，披甲还乡！如不兑现，学良以头谢国人！”
在东北军做兵运工作，解方是有卓越贡献的。他先后做过争取东北军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六十七军中将军长王以哲、一○五师中将师长刘多荃和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的工作。他还办刊物，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中、下级军官中传播革命思想，为革命培养人才。他对地下党员说：“要坚定不移地把２０万东北军争取过来。”由于解方积极做上层工作，疏通各方关系，使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卓有成效。
9月，张学良成立了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亲任会长。刘澜波、苗浡然、高崇民、贾陶、解方、孙铭九等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又指定刘澜波为联络部副部长，苗浡然为组织部副部长。由于中共在东北军地下工作委员会的主要人员在同志会中任职，对开展统战工作极为有利。成立那天，张学良带领会员宣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复土雪耻，披甲还乡！”会后，张学良向解方交代说：“你速回兰州，尽快组建一个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把积极要求抗日的军官组织起来，我随时会给你指示。”又交给解方一本密码本，叮嘱说：“这是和我联络的专用密电码，紧要时刻会用到它。你要切切用心保存！”
解方返回兰州，立即着手筹建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自任分会会长。经过工作，主力团团长李荫坡、张儒彬等，都被发展为抗日同志会会员。 为策应西安事变，解方根据密电，当即立断发动了兰州事变，解除西安的后顾之忧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五十一军军部中校科长解方屋里的灯一直亮着。他思潮翻滚，不停地踱步。
七天前，蒋介石带着陈诚、顾祝同、蒋鼎文、卫立煌、刘峙等高级将领来到西安，准备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拟调其嫡系主力部队３０万人开入陕甘，企图一举消灭红军。蒋介石对张学良抗日的要求大加训斥，要张学良、杨虎城服从命令，积极“剿共”，否则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
突然，电报员送来一份电报：“西安急电，让长官亲译！”
解方一见电报的专用密码，立即明白发生了大事，便翻译起来：“军事会议破裂，我与杨主任合作，于今晨３时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已将其及中央军政要员扣押……”刚译出这一句，解方激动不已：“张副司令，干得好啊！”他一拳砸在桌子上。望着长长的电文，他意识到：要分秒必争！他立即敲开通信营长冯梦瑞的门，让冯帮助翻译。冯梦瑞抗日态度坚决，经常和解方一起谈论时事。他接过电报便和解方分头翻译起来。译电纸上迅速出现了张、杨给全国的通电以及张学良的命令：“……速转达五十一军，立即在兰配合西安行动，切断绥署与南京之任何联系，将胡宗南部两团、绥署特务营及军统有关武装一律缴械，对重要人员限制其自由。发表声明拥护八项救国主张……”
解方收起电报又对冯梦瑞说：“刻不容缓，你赶快准备，我这就去报告刘参谋长！”
参谋长刘忠干看过电报，大为惊愕，连呼：“石破天惊！石破天惊！”竟呆立屋中。解方连忙催促说：“参谋长，事不宜迟，快作决定吧！”
刘忠干沉思之后，让解方请来参谋处长张熙光。张看过电文，望着解方问道：“沛然，你看怎么办？”解方坚定地说：“这是张副司令的命令，自然要坚决执行！”张熙光说：“用兵动武，事关重大，干了又如何善其后？”解方明确地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现在木已成舟，我们必须和张副司令同进退。如不先下手，兰州马上就会陷入混乱。兰州是西安的后方，稍有差错，局面就难以收拾！”张熙光又问：“军长、师长都不在，部队执行这样重大的任务有无把握？”解方斩斩钉截铁地说：“军长已经在西安参加了张副司令发起的行动。他一向忠于张副司令，他在兰州也一定会执行张副司令的命令的。三位师长虽然不在，但是三个师的参谋长都在，根据长期的考查，应当相信他们。”
刘忠干和张熙光交换了一下眼色，定下了决心：“干！祸福成败，在此一举！”刘忠干吩咐张熙光和解方：“你们立即拟定一个行动计划。通知各师参谋长、团长，下午１时在军部开会。我到省府通知周从政秘书长，让他也参与其事！”
解方参与拟定行动计划并参加了紧急会议。会上，张学良的电令一宣读，东北军军官顿时群情激昂，表示坚决执行张副司令的命令。接着，参谋处长张熙光宣布了各部队任务。
解方这位２８岁的青年军官此时热血沸腾。他对驻兰州中央军的情况了然于胸。兰州城及静宁、平凉、岷县、天水驻有中央军，万一走漏消息或今晚行动失利，都会酿成大祸！
当时东北军一一三师担任兰州城防，执行上述任务主要靠一一三师，解方决定参加这个师的部署和指挥。
通过考察，解方很满意。返回军部的路上，又径直来到通信营。营长冯梦瑞一见解方，便兴冲冲地说：“沛然，动起来了！参座刚来电话，命令立即切断兰州对外的一切联络！”
解方判断说：“朱绍良那个绥署，肯定收集了东北军不少情报。今晚一打响，我们就把它抢过来。看看都是些什么货色。为了稳妥，还是咱俩闯一趟朱绍良办公室。”冯梦瑞胸有成竹地说：“不成问题。我再带上一个连！”
夜色笼罩着兰州城，五十一军军部门口，灯火通明，人来车往。甘肃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秘书长翁燕翼及各处处长揣着五十一军的请柬，兴致勃勃地前来赴宴。刘忠干笑容满面，将客人一一迎进宴会厅。
正当酒酣耳热之际，东校场方向枪声骤起，一时举座皆惊。刘忠干不动声色地站起来，两手往下压压，平静地说：“刚才接到报告，外面发生了一点小事，大家不要惊慌。为保证诸位安全起见，现在请大家到下水巷营舍集体居住，不经允许，不要随便走动。”绥署官员面面相觑：从现在起，失去了自由。
枪声一起，解方便和冯梦瑞、通信科长李翔云带人冲进绥署办公楼朱绍良主任的办公室，将文件、档案统统取出，带回军部。一查，果然有不少中伤五十一军的材料。从绥署回来，解方又赶往中央军第二军炮兵团外围，直接对团长喊话。该团团长也是解方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经晓之以利害，即命令全团放下了武器。
拂晓，枪声渐渐停止了。驻东校场的胡宗南部两个团及兰州附近的国民党中央军和特务武装全部被缴械。为东北军官兵厌恶的蔡、徐两团长带队顽抗，被当地击毙。
早饭后，解方代表五十一军对被扣押的国民党党、政、军、警人员进行宣抚，派人改组、控制了国民党的省、市报社，同时还以五十一军和甘肃省政府名义联合发出通电，拥护张、杨两将军“八项救国主张”，并将兰州事变的情况报告了张学良。
这次行动，果断、迅速、周密，五十一军很快控制了兰州的局势。兰州事变解除了西安的后顾之忧，壮大了西安事变的声威，增强了张、杨两将军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谈判地位。
兰州事变第四天，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乘张学良座机飞返兰州。一见解方，便拉住他的手说：“沛然，你可是立了大功！要不是你那个密码本，兰州怕是一片混乱了！”原来，张、杨将“八项救国主张”电文交西北总部交通处长蒋斌通报全国。不料蒋斌竟将电文扣压，向南京方面报告。南京舆论占取先机，切断了西北方面的一切通讯，并伪造电文讨伐张、杨。张、杨发觉后，下令逮捕了蒋斌。大家听罢，都倒吸一口冷气。
于学忠又转告解方：“张副司令让你乘这架座机返回西安。”解方于当晚飞往西安。翌日，奉张学良之命赴广西，按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利用张学良的联合抗日意愿，又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去了。 解方回到延安，毛泽东幽默地说：“'解放’同志，你已经回到家里来了，你的名字就改为'解方’好了，不要再'解放’了。”
１９３７年２月初，解方从广西回到西安，向刘澜波汇报。刘澜波又让解方直接向周恩来汇报李宗仁、白崇禧对“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态度。周恩来仔细听取了汇报，并表扬他是才华出众、智能双全、军政兼通的同志。
解方向地下党员秘密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建立东北救亡组织，注意做东北军下层和士兵的工作，也要注意做东北军上层的工作，要把西安事变后发展的新生力量保持和发展起来。”中央决定解方随东北军东调蚌埠。
１９３７年３月，上级决定，建立东北军上层工作委员会，苗浡然为书记，解方和王再天为委员。解方负责开展上层工作，与各军党组织协同，推动东北军继续坚持联共抗日。
解方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利用第五集团军参谋处上校科长的合法身份做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的工作，并把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组建的一一○师和军官差遣队保存下来。一一○师中有相当多的共产党员，蒋介石极为仇恨。蒋介石一直想解散这支抗日力量。于学忠告诉解方：“张副司令受军事法庭公审判罪，被押解到浙江奉化后，逐渐后悔了，悔不该陪送背信弃义的蒋介石……”于学忠感慨地说：“东北军有些人对不起张副司令呀！”解方趁机说：“蒋介石实在逼人太甚，说话不算数，分化了东北军，还硬把爱国的东北青年处以绝路，一一○师是张副司令亲手建成的，张副司令离开西安时，把这一摊子托付给你了。一一○师如果在你手中被蒋介石解散了，怎么对得起副司令！”于学忠拍着胸脯说：“包在我身上了！如果蒋介石非要解散不可，那我也不干了！”后来一一○师被以营为单位编入两个师里，使中共可以继续发展党的组织，壮大抗日力量。
东北军被迫东调河南、安徽、江苏等地，驻地分散，不相统属。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和东北军上层工作委员会，以军为单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受驻地中央局、分局领导，各自独立作战。
１９３７年７月，党在东北军五十一军建立工作委员会，书记项乃光，上层工作委员解方，宣传部长王西萍，军事部长贾陶。军工委积极开展工作，秘密发展党员。经过艰苦努力，党在五十一军建立起秘密组织系统。军一级成立了工作委员会，一一三师、一一四师建立了特委。所属七个团建立了总支，许多营、连建立了支部，发展党员约３００人。１９３７年８月，解方根据党提出的“营救张学良将军”的指示去南京，先到八路军办事处向李克农说明情况，同时找到张学思，邀莫德惠、李杜去见蒋介石，要求恢复张学良的自由，领导东北军对日作战。白崇禧的住宅在中山陵园张学良别墅里，解方去时，他表示“为难”，说：“蒋恨透了张汉卿，怕不易说得通。”此行的努力未达到预期的目的。
１９３８年６月，五十一军工作委员会确定在该军中的党员努力争取带兵。７月，解方受于学忠的指派，参加了国民党军令部在武昌举办的参谋训练班。训练结束时，解方向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作了汇报。８月，解方任三三七旅副旅长；１９３９年春，又被调任一一四师参谋长。到鲁南后，解方与山东分局取得了联系，及时汇报情况并得到指示。山东分局决定：四十一军新工委解方任书记，周怒涛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王再天任宣传委员，并指示注意保存力量，促进抗日统一战线，反对内战，多做情报工作。
解方在一一四师，经常对下级军官和士兵讲“不抗日无以图存，不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只有加速灭亡”的道理。
五十一军到达鲁南后，国民党在该军建立了特务机关政训处。解方率领军工委的同志，与他们进行合法斗争。
为了调动、团结东北军广大官兵，培养抗日武装力量，一一四师进行了训练整顿。师部举办训练班，解方任教育长。
训练班从１９３８年６月开始，到１９３９年１０月结束。共办了４期，一期３个月，每期３００人，共训练１２００人左右，发展共产党员３０名。
受到训练的人，提高了军事素质，增强了内部团结，振奋了士气，逐步摆脱了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等反共分子的欺骗和蒙蔽，认清了光明前途，为抗日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这使牟中珩、沈鸿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大为恼火。
牟中珩“告诫”师长张福禄：“不要受解、冯（通信营长冯梦瑞）集团的包围。”并到一一四师训话。说什么：“山顶上的树招风，难于成材”，对解方进行隐喻训斥。但由于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对解方信任，牟无可奈何，只好让沈鸿烈向于学忠告解方的状。
于学忠将解方找去说：“有人说你的闲话，你是不是共产党员？要如实地告诉我！你放心，我替你负责。”解方坚决否认，并揭露牟、沈勾结，挑拨离间，企图把一一四师拉入打摩擦仗的泥坑。因解方与于学忠的关系好，得以继续在一一四师工作。后来，在训练班受训的有几十个人到延安抗日，有１００多人到延安张学思任队长的东北军干部训练队。
训练班结束后不久，一一四师进驻鲁西南山区，党的工作开展得更活跃了。１９４０年６月，山东分局转达中共中央的指示，说东北军地下党的负责人项乃光被捕叛变，国民党要下通缉令，东北军中同项乃光有联系的党员迅速撤离。奉党的指示，由解方率领王琳英、苑金勋、王乃光、安庆云撤出东北军，经山东军区，于１９４０年１０月转到晋东南北方局。随后，于１９４１年春回到延安。解方将党在一一四师的工作情况及撤出的经过，向中央组织部、统战部、敌工部汇报后，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主席的接见。毛泽东幽默地说：“'解放’同志，你已经回到家里来了，你的名字就改为'解方’好了，不要再'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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