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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 东北军发动"兰州事变"的前前后后 深夜，兰州街头，忽然响起杂乱的脚步，紧接着枪声四起。伴随着枪声，大批头戴狗皮帽子的军人出现在兰州街头，他们冲向了兰州城内的政府机关、银行、电台、报社等要害部门。 此时是1936年12月12日晚八时。这天，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随即，张学良给兰州发了密电。晚七时，张学良派来送手令的飞机到了兰州。 于是，在甘肃的东北军各部，在省府秘书长、代行省主席职务的周从政、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孝同等人主持下，策划发起了行动。晚上八时，驻扎在兰州的东北军，向兰州的胡宗南部队及驻甘绥靖公署朱绍良部队发动进攻。 伴随着枪声的响起，甘肃省政府一批要员被抓，兰州城内国民党中央军的驻扎军营，也被在兰州的东北军于学忠部所占领。 这就是，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在兰州发起的“兰州事变”。 那么，问题来了，众所周知，东北军的根基在东北。他们是如何到西北的呢？ 1.东北军是如何到甘肃的 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下，东北军撤退到关内。驻扎在河北等地。 
张作霖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攻势，向华北等地发动进攻。当时，东北军于学忠部驻扎的河北，于学忠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对于日本人的挑衅，于学忠态度强硬。 在1935年6月的《何梅协定》中，日本人的第一条就是要求撤换河北省政府主席。6月6日，于学忠就被免去了河北省主席的职务。他的51军也随即被调往西北，参加围堵红军的作战。 1935年7月初，于学忠各部先到了西安。9月，向天水移防。于学忠也被任命为川陕甘边“剿匪”总指挥。于学忠的任务是择险筑碉，确保天水，堵击长征的红军队伍。 谁知，就在于学忠部队将要抵达天水城外时，东北军却不敢进天水了。这是为何？ 原来，在天水城东的马跑泉，东北军一一四师的前哨部队，忽然打探到了一个消息，说是，天水东关已经发现了红军，而在天水公路两边都是红军的便衣队。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立即惊呆了东北军。一一四师师长陈冠群当即下令，停止前进，向五十一军军部请示解决办法，派出部队向天水搜索。 其实，这时天水城外并没有红军。红军距离天水还远着呢？不过曾经兵强马壮的东北军，愣是被这个传言吓住了。自然，等东北军查清消息时，已经过了小半天。等进入天水后，才确定这个假消息。 
于学忠 事后分析，天水东关的确没有红军便衣队，沿途的山上，也没有红军便衣队。不过，那个传递消息的货郎，则有可能是红军便衣侦察员。虚惊一场的东北军虽占了天水，但处境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而114师师长陈冠群的处境就更惨了。到天水，东北军总部追究陈冠群贻误军机的责任，被免去了114师师长。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指挥所有在西北的东北军及原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部队，总司令部设于西安南院门(现市委所在地)。东北军同时向兰州和庆阳方向展开。 11月，于学忠就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一职，原主席朱绍良改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大批东北军进驻兰州周边。五十一军军部及卫队营驻兰州，一一三师李振唐部驻兰州郊区，一一八师周光烈部驻临洮，分派周毓英团驻岷县，与鲁大昌师联防，一一四师牟中珩师驻陇西，向兰州方面延伸驻守。东北军的骑兵军指挥所也移到了西峰镇。 这样，东北军就在甘肃摆开一幅围攻陕甘宁边区的架势。 2.在兰州铸造中山铜像，其实为造炮 1935年9月到10月，东北军前后三次参与围攻红军，都被红军击败，一个步兵师和骑兵师被歼灭。 这下，东北军内部才真正意识到了红军的厉害。 在兰州，于学忠还干了一件至今让兰州人能看到的事。啥事呢？铸造孙中山铜像。 
以前，兰州中山林公园曾有一座孙中山先生的站立铜像，给许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如今这座铜像虽然搬到了五泉山的中山纪念堂，可人们并不知道它究竟如何铸造的。 说起这尊中山铜像的铸造，也曲折艰难，中间破费周折。对于它的铸造时间，也有着种种说法。有人说，这是一九二六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时铸造的；也有人说是一九二八年铸造的；还有人说，这个铜像实际上是在一九三七年铸造的。 那么，它究竟是何时铸造的呢？ 中山铜像的铸造要从1925年说起。这一年，国民入甘，在共产党人宣侠父等人的帮助，重建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1928年开始筹划铸造孙中山铜像。可惜，由于战乱灾荒，物价飞涨，铸造铜像事情一再延误。 1935年，蒋介石来甘视察。听闻此事后，愿意捐款6000元，同时指示划拨其他结余款。这才开始筹划在兰州铸造事宜。计划不如变化，于学忠就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后，将在天津结识的陶祖椿任命为甘肃省政府参议和甘肃制造局局长。
东北军比较注重军工生产，曾经的东北军沈阳兵工厂也是大名鼎鼎。他们将清朝末年左宗棠购买的老设备进行了检修，准备制造机枪迫击炮。同时，试验制造大炮。能够铸造铜像，自然也就能铸造大炮。 中山铜像就是东北军在这个背景下进行铸造的。1936年下半年，造像专家严德辉等人，专程来兰铸造铜像，他们先塑造泥胎，然后根据泥胎做出了范本，最后实施整体浇铸，一举成功。 后来，有人回忆说，陶祖椿曾说，利用铸造铜像积累的经验，逐步试制重型武器。1936年冬天，孙中山铜像已经大体完工了，共用去了上好红铜1400斤。3.张学良著文，大赞兰州瓜果好，在平凉策划西安事变 其实，在东北军进驻甘肃之前，张学良就到过兰州。这是怎么回事呢？ 先说一个权威的传言。这些年有不少权威杂志和书刊都公然写着 “当年，日本人在皇姑屯把张作霖炸成重伤并致死时，张学良远在兰州，几十万东北军群龙无首，日本人虎视眈眈，局势万分危急。”这是某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的《九一八》一书中的说法。这个以讹传讹的说法，由来已久，且影响颇大。
原来这是日本广播学会（NHK）弄出的岔子。1990年，他们采访张学良时，张说，他当时在兰州。显然，日本听岔了，这里似乎是河北滦州。谁知这个说法，却越传越广。实际上，张当时也不在滦州，而是在北京举行他的生日聚会。第二天，才赶到滦州。 那么，张学良究竟有没有来过兰州呢？最新的研究表明，张学良不仅到过兰州，而且多次来过，还写过赞美兰州的文章。他究竟是何时来兰州的呢？ 第一次是在1934年10月，这时东北军还没有到甘肃。他是跟随蒋介石巡视。这次，他们没有走寻常路线。 他们先在武汉会面，10月17日上午，张学良陪同蒋氏夫妇乘福特号专机从西安飞兰州。 在兰州，甘肃省的各路军政要员，为蒋介石举行了一个规模盛大的欢迎仪式。而蒋介石、张学良他们逐步了解了甘肃。第二天，蒋介石就有经营西北的想法，并且把西北建设为抗击日寇的基地。尽管，在兰州停留的时间很短，但兰州给他们印象却非常深刻。
张学良写了《怎样来开发西北》一文，而且还在兰州发表。文章中他对兰州大为赞赏，要以牺牲精神开发西北。提出“认为目前的牺牲太大,便不肯着手来做,便是狭义的自私”。“我们就都应抱定牺牲自己的决心来努力开发西北。”后来，张学良也多次发表讲话，提到西北。纠正一些人对西北的错误看法。 兰州的瓜果令张学良惊奇，他说：”兰州也出产顶好的瓜，在上海卖到四五元钱一个，在那里只卖二角。“ 东北军进入甘肃后，张学良就多次来兰视察东北军防务。他还亲自驾驶飞机到兰州为邓发办理护照。 由于，撤离东北，东北军经历了沦陷的苦难，甚至有在天津遭受日军欺凌的亲身经历，使这个军的广大官兵抗日情绪十分高昂，对蒋介石一味对日妥协和将该军推到西北“剿共”极为愤慨。
1936年，国民党中央军的第一军、第三军、第三十七军、二十五师、九十八师及东北军五十一军、五十七军等部相继进入甘肃，国民党各系统、各种势力的斗争也随之加剧。 此时，进驻甘肃的东北军五十一军，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军长于学忠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同时，蒋介石又任朱绍良为国民党兰州绥靖公署主任，以节制和监视于学忠。 为了加强东北军的抗日的思想，对抗蒋介石特务的监控，张学良在东北军中建立了秘密的团体——抗日同志会。这是一个由张学良任会长的秘密抗日组织。 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负责人是张学良派驻五十一军秘密联络员、中共党员解方。后来，解方是开国少将之首。 1936年11月下旬，张学良乘飞机先抵兰州，与于学忠晤面后，随即就和，和于学忠一同从兰州飞往平凉，秘密商议西安兵谏。
12月初，蒋介石主持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于学忠及部下三个师长奉命赴西安开会，五十一军军务由军参谋长刘忠干负责，甘肃省政府工作由秘书长周从政代行。在西安期间，于学忠参加了东北军高级将领秘密会议，赞同了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决定。 于是，在西安的行动得手后。兰州的行动也迅速展开了。这中间就要说到，一个人，他就是解方。他被称为:1936年“兰州事变”的核心人物。 解方原名解如川，字沛然，吉林省东丰县人，早年就读于奉天(今沈阳市)第三高等中学，与张学良之胞弟张学铭是同学。193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参加东北军，曾任参谋、副旅长、师参谋长。193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军任职期间，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曾任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负责人。1941年到延安，先后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第3局局长，中共中央党校军事训练班秘书长，八路军第120师358旅参谋长。 “兰州事变”之前，解方在第五十一军的公开身份是军参谋处二科(侦察科)中校参谋，经常往来于兰州与西安之间，负责张学良和于学忠之间机密联络。潜伏在第五十一军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在情报中称他为“于学忠的亲信参谋”。但却一直没弄清解方的真实身份——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负责人。在解方的努力下，东北军中不少中下级爱国军官参加了这个组织，在后来的兰州事变中起了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凌晨，张学良给兰州的五十一军发来特急密电，告知西安的行动，同时命令五十一军立即采取行动。解方随即将张学良的亲电送给第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忠干等人。 12日上午十时左右，五十一军军部召开了由各师参谋长、省政府秘书长周从政和张学良总部派驻兰州的联络参谋姚荫庭等人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宣读了张学良的电报，军、师参谋长在解方等分析解说下，统一了“坚决干”的思想，决定在当晚八时行动。 同时，电令驻定西的一一四师牟中珩部、驻河口的一一八师周光烈部，即回兰州，在当天发动包围朱绍良绥署及其卫队，将在兰州的中央军所有武装俱行缴械。 晚上7时，五十一军军部省政府后院里，宴请绥靖公署首脑及各处处长。绥靖官员由参谋长章亮琛率领赴会，正当酒酣耳热之际。八时，东北军士兵冲了出来，国民党兰州绥靖公署参谋长张亮深等高级官员全部扣押。 同时，兰州水北门一带驻防的东北军，向黄河北岸来城里的中央军某连开了火。随即，东北军第一一三师及特务营先后包围了西北绥靖公署、警察局、中央军第二十四师留守处等机关。 东北军的行动，有礼有节。先扣押军统特务分子、甘肃省会警察局长史铭。接着又和邓宝珊部取得谅解，说五十一军将在当晚派部队通夜巡逻，请新一军各部岗哨退避，以免误会而冲突。
此时，以东北军五十一军一一三师为主力武力行动，也在紧张进行中。各部在师参谋长窦光殿的指挥下分头直扑预定目标。在绥靖公署，击毙了绥署监印官、副官、卫士队长等数十人； 同时，解方率队冲入朱绍良的办公室，缴获电台及许多重要文件。对兰州城内其他个军政单位行动，颇为顺利。甘肃军警督察处、省会公安局及各分局、中央军第八师留守处、二十四师留守处、交通兵二团、监察使公署等未遇激烈抵抗。同时，五十一军行动人员，分头占领了电报局、邮政局、中央银行、农民银行、无线电台、民国日报社等要害部门，予以监视和戒备。 但是在东教场和飞机场，东北军的行动遭到了驻军的激烈抵抗，中央军的两个团长被打死，东北军也有数十人伤亡。 至13日凌晨，城内枪声逐渐停止，军事行动顺利完成。 整个行动，扣留了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秘书长翁燕翼、总参议张春浦等一干人员。西北绥靖公署卫士队长高凤梧、军需处长王式辉、参谋杨陟岗、监印官柳长庚、副官蒋青、特务长周元等人被打死，俘虏一千二百多人。绥靖主任朱绍良则在西安被张学良扣留。
军事行动结束后，五十一军立即通电全国，响应张、杨“八项主张”，并以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的名义在市内张贴布告，解释原委，安定民心。 13日上午，枪声刚刚停止，省政府即举行紧急会议。会上周从政宣读了张、杨通电，介绍了西安情况；刘忠干介绍了兰州行动经过。接着又接连举行会议，向兰州各界说明了情况。多数人表示赞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事变发生的第4天，于学忠乘张学良座机返回兰州，亲自坐镇稳定兰州周边局势。 12月25日，五十一军接西安电报，称蒋介石已全部答应张、杨条件，已由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第二天，飞机从西安送来张学良亲笔信的影印件，要求东北军各部队服从杨虎城、于学忠的指挥，“团结一致、共济艰危”。
1936年12月26日，由周从政出面召集省府会议，报告蒋介石已答应张、杨条件，“兵谏”目的已达。鉴于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会议决定释放被扣人员（惟史铭暂不恢复职务），发还收集的武器装备，中央驻兰各单位恢复常态。至此“兰州事变”结束。 不过，蒋介石并没有对东北军放手。1937年2月，蒋介石以处理东北军善后为名，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到南京开会，逼迫东北军主力分置各地。于学忠被免去甘肃省主席的职务，调任江苏淮阴绥靖公署主任，五十一军即于3月间陆续调离开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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