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信息技术掀起了社会变革的开端，发达的交通线路成为了中国物流的一根根血管，不出家门知国际大事，不出家门购掌上好物，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模式。 可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车马有限，路途遥远，想要实现南北两地之间的互通有无，基本全靠马匹和人力，一封紧急的书信送达目的地，少则少天半月，多则半年之久。 普通百姓或许不需要频繁的长途书信交流，但对于当局统治者而言，这却是必须的，也是一种常态。  一处处驿站的兴建、一匹匹马儿的飞驰构成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基本通信网络。
对于全国各地的驿站，历朝历代的封建政权都极为重视，加强对驿站的运营维护，就等于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各种公文书信、各种物资递运基本上都是依赖驿站的运行，维护驿站的正常运营需要钱粮，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由百姓自备马匹、自行到驿站服役，再到后来的官府自办。 中国古代的驿站在明清之际，其形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民办”到“官办”，驿站的运营模式也与之前的朝代有所不同。  自备马匹、自带经费，明朝前中期的驿站服役制度弊病重重明朝建国初期，所有的驿站基本都是由沿途百姓所供养，自备马匹、自备草料到驿站进行服役，地方官府除了提供一定的粮食和住宿场所外，其他的由百姓自行负责。 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令：
此种驿站的运营模式本质上就是一种服役形式，主要的经济负担由百姓自行负责，明朝时期实行里甲制度管理基层人口。  110户编为一里，从中选出10户为里长，从剩下的100户中选10名为甲首，里长管甲长，甲长管普通百姓。 明代时有三大徭役，分别为里甲、杂泛、均瑶，除了杂泛以外，里甲和均瑶都是驿站服役的主要来源，这种无常的劳动行为给当时的许多百姓造成了不小的负担。 为了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再次下诏：
这种轮流充当驿站劳役的时间有三年、五年、十年，本意为劳逸结合，公平公正，不伤民力。  可明朝的地方官员几乎没有遵循此条规定，在驿站充当差役的百姓，其服役时间长短往往并不确定。 三年、五年、十年的划分标准，是根据一户人家的田赋与人丁数量决定的，正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人多必然多服役！ 但是明朝基层的地方长官，譬如里长、甲长等往往为了自家私利，在安排服役之事时，没有任何公平而言，只要保证这一方小小的百姓能交给足够的钱粮赋税就行。 在驿站进行服役时，虽然朝廷或地方政府也会有一定的经费保证，以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  但大部分各种费用开支，还是得有服役人员自己承担，据万历年间的《忻州志.驿传》记载：役者比屋逃窜，非至倾产不已也！ 明朝中后期一度腐败，基层小官吏对于百姓的盘剥肆无忌惮，去驿站服役就相当于去送钱。据崇祯时期的《肇庆府志》记载：
明朝中央政府对于驿站体系中的种种弊端，也是心知肚明，可暂时眼下又没有具体可行的改良方法，再者明政府的国家财政之腐朽，也是历史上众所周知的。  后来明政府又改为了有偿服役，官府发招聘来驿站进行工作，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羊毛终究出在羊身上，这一部分驿站的工资经费也是从百姓的税收中加收的。 意思就是虽然没有强制性到驿站服役的行为，但百姓的赋税中，却多了一个征收的新名目“站银”。 根据前一年驿站的总体经济开销情况，从全县的所有田亩中平摊，收取需要的“站银” 站银就是专为驿站开销所征收的赋税，有学者认为“站银”的出现大大缓解了百姓劳役之苦，不用再受驿站那些小官吏的盘剥，此言差矣！  笔者认为此种改革只是换汤不换药，羊毛终究出在羊身上，百姓确实减少了的驿站服役之苦，但赋税却增加了。 相比于小官吏直接盘剥那些服役的百姓，加收赋税的做法实际上伤害更大。 由之前小吏的“明抢豪夺”变成了“合法剥削”，再者驿站一年之中究竟需要多少银两，才能维持其正常运转，明政府也是从来没有实际考察过的，只是知道驿站永远都差钱。 后来的清朝在驿站财政支出这一方面，显然比明朝聪明了许多，将驿站的经营权牢牢掌控在中央朝廷之下，防止了地方官吏肆无忌惮的盘剥，这一点值得细细详谈。  禁止摊派、加收驿站经费，清朝驿站财政的先进之处满清虽为外来的异族统治者，但在治国这一方面确实比明朝高明不少，首先规定所有的“站银”征收的标准，按照“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 刚刚入关的清朝为了安抚人心，继承了明朝的大部分制度，但又比明朝更加善于笼络人心。 在驿站的财政支出上，清政府规定地方不得加收“站银”，这相当于直接断了那些贪官污吏的搜刮名目。 反正每年的驿站经费都是固定的，官府招募民间百姓到驿站工作，也是要发工资的，这让许多小官吏开始觉得无油水可捞。  而且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不一样，每一条道路上的驿站数量也不一样。按照统一的方法规定“站银”的数额征收，必定造成驿站财政上的“厚此薄彼”。 为此清政府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弥补措施，主要方法有两种。 一是撤掉一些使用率并不高，且道路较为偏僻的驿站，将余出来的钱投入其他主要的干道，以达到财政经济的最优化。 二是严格掌控地方驿站财政奏销，并以此为依据，对全国的驿站财政资源进行合理分配。  这里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奏销”制度，奏销相当于现在的财政年度决算，各地方政府将一年来的税收、支出、经费运用情况告知中央政府，同时也要一级一级地将所有收入上缴。 奏销制度是清政府了解地方财政，并把控地方经济命脉的一个工具，奏销是有明确的范围规定和数额规定的，相当于中央规定了地方怎么花钱。 将大部分税收都上缴给了中央，只留一小部分用于地方政府的日常开支，奏销制度包括了年度财政总结，中央以此为参考决定地方政府下一年的财政预算，以便对全国的财政资源进行更好地统筹平衡。  同理，地方驿站财政奏销也是这样的，将驿站上一年的经费收支情况上报朝廷，朝廷在统一决定来年应该给驿站，调拨多少经费。 这里要说明一点，明清时期的驿站除了传递书信外，还相当于一个旅舍，可以理解为一个政府公职人员的招待所。 驿站养马、住宿皆可，其日常开销还是比较多的，因此也需要一个年度财政决算制度，即奏销。 清政府通过财政奏销和裁撤一些不重要的驿站，达到了驿站财政的优化，但此种方法还不足以平衡各条驿道的发展差距，但那些缺钱的驿站又不能加收“站银” 因此驿站与驿站之间的“协济”制度便开始兴盛，驿站“协济”制度源于明朝，清朝时期却大为兴盛。 既然全国所有驿站的财政总额是一定的，那么财政充足的驿站就会向财政不足的驿站进行分拨。 反正驿站池子里的钱是固定的，关键就看怎么花，不够的话就上奏朝廷户部，由户部从其他州县调取驿夫以平衡，可以看出从始至终，地方政府均没有对地方驿站人员的补充、抽调之权。 这也是为了防止地方小官吏以驿站为谋财工具，如果一个州县都没有驿站，那么就从该县的田赋中抽取一定的钱粮调拨给那些有驿站的州县。 天下驿站一体化，财政收支一体化，这是清政府对待驿站建设的指导方针。 不得不说清政府在对于驿站的建设和财政支出上，确实比明朝高明得不止一点点，不过这种驿站制度很快随着战争的袭扰而被打破！ 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战火对于驿站财政的冲击，清朝初期由于战乱不断，驿站的财政经费经常被挪用，挪用的理由大多数都是充当军饷，地方政府对此是毫无办法，用兵多的地区，常常出现驿站经费亏空的情形。 钱不够的时候，就少办事，多裁员，清政府对待驿站也是这样的。 在经济情况不景气时，裁员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大大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可当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时，其辛苦也是不可想象的。 据康熙时期的《灵寿县志》记载：
清政府此时的驿站政策又回到了明朝末年的样子，由民间百姓自行到驿站服役，自备马匹与钱粮。 中国最大的古代驿站遗址：鸡鸣山驿站 朝廷对于此种情况也只能被迫默许，因为驿站作为全国的交通枢纽，不可废弃，不可被占领，其军事意义极大。 大型的驿站完全就是一个军事战略要塞，扼制来往之交通，除了军饷以外，最重要的就是驿站的维护，大臣上奏“先尽驿站支用”，清政府也采取此项措施。 即便是这样，驿站的一些小官吏仍然不惜丢下官帽不要，也不想在驿站当差，可见当时驿站财政的拮据程度！ 战争对于国家财政的影响是巨大的，驿站财政也是其中的一个分支。 想要保证驿站政既能有效的运转，又不伤民力，就需要整个国家稳定，百姓安定，这样才不至于在经济方针上顾此失彼。 结语：“驿站”一词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记录中，是由之前的“驿骑”发展而来的，而“驿骑”则是由秦汉时期的“置”发展而来的，“置”下设“驿骑”。 因此可以认为“驿站”是从“置”下的“驿骑”中独立出来的，随着驿站的出现，中国古代的三大交通机构亭、邮、置逐渐消失，驿站成为书信来往的代名词。 中国历代王朝均将此类的交通枢纽机构置于国家管理之下，与客栈、旅舍不同，驿站具有高度的政治属性和军事属性，相当于中央和地方联络中介。 明末清初的驿站变革由民到官，国家控制属性进一步加强，不过随着战火的进行，此种“还力于民”的做法被打破，财政危机从清朝建国开始便一直困扰当局统治者。 随着摊丁入亩政策的实施，以及社会的相对稳定，清政府的国家财政再次焕发生机，官办驿站的财政再次得到保证。 清朝的驿站其发达程度达到了历史最高点，通信速度也是历史最快。 参考文献： 《清史稿》 《清代地方政府》 《大清历朝实录》 《中国古代驿站军事交通法律制度考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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