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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记得我们班的学究、近视眼的黄书萱吗?她现在在莫斯科大学学物理。同学们有的留苏，有的上大学，我却留下教书，可是，孩子们教育了我。为了这样的孩子，难道不应该献出一切吗?我就这样扎下了根，在这儿生长起来了。”
我想：她的心灵是多么高尚呀。
“大学生同志，你过得好?”她问我。
“就算不坏吧。”我马马虎虎地说。
我又想起来，问她：“黄书萱在莫斯科哪儿?”
她说：“她们可棒了，她学了一年俄语，去年九月到的苏联。就在我们唱的那个'列宁山’上。她说，在那儿上课，俄语跟不上，开头跟驾云呀似的。啊，我这儿还有她的信呢。”
她拿出莫斯科寄来的信。我好奇地、羡慕地看着信封上的苏联邮戳，我原来也被保送去考留苏预备生，因为功课不好没考上，黄书萱的信使我想起这段伤心的事，脸也红了。
“邮票呢?”我问她。
“送给孩子了。”
这时听见一片喧闹，有人敲门，沈如红的眼睛亮了，她骄傲地告诉我：“我的学生们来了。”
“老师过年好!”“老师您好!”六个矮矮的男女学生围上沈如红问好，沈如红一一地回答了他们。
他们瞧见了我，小声问她：“这是谁呀?”
沈如红说：“他姓王，我过去的同学。”
“王老师您好!”大家向我行礼。
“我可不是老师!”不知怎的，这些学生来，使我不太高兴，他们使我不能单独与她在一起。
“老师，您看!”一个孩子掏出一个泥捏的小娃娃，送给沈如红。又一个孩子拿出自己做的书签，书签上画着滑稽人。第三个孩子拿出一艘用粉笔刻成的精致小船。最后一个孩子拿出一个面刺猬，他说：“老师，您要是看腻了就可以把它吃喽。”大家都笑了。
沈如红拉开抽屉拿出一摞小本子，送给他们每人一本。他们要求沈老师为他们写几句话，于是她仔细地一本一本地写起来。孩子们围着她、挤着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我羡慕地看着他们。孩子们挨沈如红那么近，沈如红扶着他们的肩膀，摸着他们的头发。我听着他们的话声和笑声，老师和学生的声音混在一起。相形之下，我悲苦地觉得，对于沈老师，我这个“淘气的”大学生又算什么，还不如这些孩子，更亲近，更可爱呢。
沈如红组织他们开起联欢会来了。一个孩子唱歌，一个孩子说笑话，一个孩子学口技，喔喔喔，咕咕咕，公鸡母鸡都来了。沈如红又给他们讲了一段童话，安徒生的《海的女儿》……怎么没个完啊?我气恼了，气沈如红：你忘了我吗?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小鬼打发走?也气这些孩子：真讨厌，你们就瞧不见沈老师这里有一位“远方的客人”吗?最气的，还是自己：你满腔热情地从太原来到北京，买了戏票，大年初一不陪妈妈、弟弟玩，倒跑到这里“罚坐”!
“请王老师来一个吧!”送刺猬的小孩提议。
他们鼓掌。
“我什么都不会。”说完我就走到一边，看着窗子。玻璃上映出沈如红的影子，她抬起头来，望着我。我回头一看，遇到她那样深重的责难眼光，我不知所措……
沈如红说：“来，我们听张唱片吧。”看也不看我，就去打开留声机，上紧弦，开始放唱片。穿过朝霞太阳照在列宁山，
迎接着黎明多么心欢……温柔的男高音唱起来了。在我的中学时代，我们曾经多少次地唱这支苏联歌曲呀。我们班和她们班，我和她，曾经多么亲切地共同唱这支明朗的歌儿啊。
后来孩子们走了，已经快到十二点。我应该说点什么了，否则一切希望就要破灭。我口吃地说：“我喜欢这个歌。”
她点头。
我说：“我们一块唱过。”
她说：“大概是的。”
沉默了一会，我憋红了脸，急急地说出来(因为稍一停顿我就说不下去了)。
“下午你有空吗?一齐去听京戏吧。我买了票，听完戏，咱们聊聊……”
她说：“你一提下午我想起来啦，你记得周大个儿吗?”
“周大个儿是我们班的同学，当然记得。”
她高兴地告诉我：“周大个儿可不简单呀!他上了体育学院，当上排球选手啦。你知道他是用左手杀球的，总是出人不意地取胜。去年保加利亚排球队来的时候，他还上场了呢。今天下午，他们有一场排球表演赛，送了我一张票。对了，你去不去?你要去，我给他打个电话再要一张。”
原来是这样。那个周大个，那个说话嗓音像破锣、数学考过五十分的周大个儿居然成了选手，居然受到沈如红的赞美，沈如红说他“可不简单啦”。不简单，不简单……
看来，我只有走了。 王蒙短篇小说《春节 中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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