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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书院位于东山铜陵关帝庙东边30米处，现为黄道周纪念馆和东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崇文书院是东山岛上最早的书院，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黄道周纪念馆（崇文书院旧址） （一）历史背景 东山岛上书院建成的时间相对较晚，是因为东山为与外界缺乏联系的独立海岛，有文化记载的历史也比较迟。最早进东山岛开垦的是北宋末年一个名叫“下英”的小村村民；直到南宋，全岛人烟仍然稀少。一日三餐都难保的村民，自然无法在文化需求上有什么奢望。到元代，这里的文化也还是几乎空白。据《诏安县志》记载，当时的东山岛，不外是大陆人前来放牧的地方。明洪武年间，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加强东南沿海防卫，才有铜山城；因为有铜山城，才有戍防的官兵；因为有这些官兵，才有随他们前来定居的亲属子弟；因为有这些没有文化的亲属子弟，才必须修建教化他们的书院。 明嘉靖十年（1531年），东山岛采取一岛两治管理，即海岛东北角的铜山古城属于镇海卫管辖，其他地区属于诏安县管辖。这样的区域管理，使东山的文化发展步伐不一致，即铜山城的起步相对比较早，而其他地区就显得迟缓了。从另一个角度看，铜山城的文化背景更是在军事化管理的环境中产生的。 明正统间（1436—1449年），礼部勘合调查核定，明令铜山城中的诸生，必须依附漳州府或漳浦县城的儒学就读。铜山人处僻远之地，其子弟要渡船过海到漳浦县城绥安镇和漳州府就学，确实很不方便：到漳浦县城200里，到漳州府300多里，其艰苦状况可想而知。因此这些军人的子弟就以僻远为由，辞去就学的机会。但是礼部没有顾及到学子这些具体困难，因此军人子弟们的这些正当要求，没有得到回复。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又有军人子弟张环等人呈送奏文，请求比照平海卫（属今莆田市秀屿区）的模式在铜山建立儒学。署衙的指挥张文其接到军人子弟要求在东山岛上建立儒学的呈文，随即转呈当时的指挥田中隆，田又将此奏文呈送到礼部，结果还是没有得到回复。 此后，铜山城中管理者意识到对军人及其弟子加强文明教化的重要性，善士武守为建家塾、青云馆，向军人子弟授予月课，让学子们学习四书五经。每月对学子举行课试。家塾后改为社学，又改称东壁书院、崇文书院，同时为铜山所文庙。崇文书院，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年之所以兴建这个书院，是在戍守铜山城官兵的文化水平十分低下；官兵及其家属子弟求学欲望十分强烈，尽管铜山最著名的善士创办了私塾，可是远远无法满足铜山城官兵子弟接受教育的需求。当地官员即在这种情况下划创书院。可以说，没有求学者的迫切要求，没有镇海卫龚朝鼎等官员的倡导，没有武守为这些善士的慷慨解囊，就没有崇文书院。所谓“崇文”，顾名思义，就是和铜山人重视文明教化关系密切，也就是说，铜山自此要重视文明教化而兴建了这所书院。 （二）书院沿革 明正德元年（1506年），镇海卫龚朝鼎倡捐文庙，铜山善士武守为捐赀助建。《铜山人物志序》：“……圣殿也，始于善士武公守为，创为家塾，以教子弟，后乃公之于乡。”《铜山庙宇志》：“大成殿，在城东方，府志名曰'崇文书院’，正统[德]元年，镇海卫卫府龚公朝鼎倡捐，孝友武公守为助建。”据此推测，武守为在龚朝鼎的倡议下，建造家塾，教授铜山所的军人子弟，家塾内祀孔子。 此后，经当地士子反复向官府申请，嘉靖二年（1523年），福建督学邵锐批准建为社学。明朱瑛《重修书院引》：“铜之有崇文书院也，祀孔氏也。铜之有孔氏祀也，首夫肃安武君之劳于筑，而昉于庠士刘生富、崔生凤、刘生尧夫等之请也。直指周公鹓、学宪胡公铎、邵公锐先后皆报可，而大役成焉。”《铜山人物志序》：“越二年丙戌，黄、游、陈、刘四生呈请，蒙直指周公鹓、学宪胡公铎、郡守张公鹏后先报可。”周鹓，华亭人，正德年间任巡按福建监察御史。胡铎，馀姚人，正德年间任按察使司副使提督学校。邵锐，仁和人，嘉靖初年任按察使司副使提督学校。张鹏，四川洪雅人，嘉靖元年（1522年）任漳州知府。古方志一般认为崇文书院的创立时间是嘉靖二年。 嘉靖七年（1528年），因分守参政蔡潮题“东壁星辉”四字于风动石，遂暂名“东壁书院”。  东山风动石——“东壁星晖”题刻 隆庆二年（1568年），督学蔡国珍准立孔子神位于书院中。书院改名“崇文书院”，漳州知府葛纶题匾。 从正德元年（1506年）到嘉靖五年（1526年），崇文书院是铜山城亦即东山岛上惟一的书院。正因为这书院寄托的是全铜山人民强烈的求知渴望，所以一开始，她就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前来入学的学子络绎不绝。创办初期，前来书院入学的人员，不管他们的家庭经济有多困难，一律不得享受廪膳。直到嘉靖五年（1526年），福建巡海道蔡潮前来铜山城巡视，为了使东山的地理利于人才成长，兴建文峰塔，并设立了南溟、东壁两座书院。此外，为缓解贫穷的军人子弟读书的困难，蔡潮还一改过去诸生没有官方给予膳食的做法，改由公家给以膳食。 万历七年（1579年），崇文书院改办为社学，以教化为主要任务，教育15岁以下之幼童和少年；教育内容除了经史子集之外，还包括御制大诰、本朝律令及冠、婚、丧、祭等礼节，以及历算之类。万历十七年（1589年），5岁的黄道周入小学读书，就是在这所学校。万历四十年（1612年），儒生陈王教（黄道周舅父）等见书院狭窄，带头捐钱并向社会募捐扩建。扩建后的崇文学院就此显得壮观，之后，又锦上添花，在书院门前树立了华表。天启年间，高中进士的黄道周回到家乡，为自己“母院”的华表题字，匾额是“斯文在兹”；第一进门对的文字是左“江汉”右“秋阳”；第二进门对的文字是左“玉振”右“金声”。此时的崇文书院，有学子高中进士，有众人捐款扩建书院，有黄道周的题字，因此声名显赫，可谓书院最为荣光时期。 崇文书院的布局、规模是典型的闽南庙宇风格，又具海岛风格。书院位于铜山城惟一的小山即岵嵝山之龙首，与关帝庙、宝智寺同列，这就形成左有武圣，右有文圣，两相媲美的建筑格局。正门面对岛外岛东门屿，总占地面积约6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80平方米，为砖木结构。其布局为两进一天井，东西各有一个12米长、5米宽的廊道，中间夹一个由条石铺成的正方形大天井；大天井的西南边有一个深井，四季不枯；里边为主殿正厅，宽约30米，深7米。整个书院大约可容纳150名学子。据《铜山志》载，修建好的崇文书院，“殿庑巍峨，棂星爽垲，设有祭祀，春秋上丁行释菜礼”。 然而有荣就有衰。从明末到整个清朝的300年间，铜山岛的“文运”陷入低谷。其原因，就是因为战乱。 明末清初，铜山成了郑成功抗清复明的据点之一，英勇地和清军进行长达37年的顽强抗争。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部将蔡禄、郭义叛变，掳走了铜山城10000馀人到云霄。崇文书院的孔子神主牌也被带到漳浦文庙。康熙三年（1664年），清政府实行第三波野蛮的“迁界”，全岛32400人全部被赶出家园。清军纵火焚烧铜山城，崇文书院焚为废墟。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政府允许被迁界的人返乡，原来已经有两万人口的古城，返回的人仅有5000余人，仅为原人口的四分之一。在抗清期间，由于铜山人民坚持斗争，使铜山成为台湾、澎湖之外，全国最后一个被清军占领的地方。因此，清政府恨死了铜山人，不予入籍，铜山人成了弃民。这样，铜山城的所有书院全部被废弃，失去了文明教化的机会。 康熙三十年（1691年），在乡贤唐朝彝先生同驻军首领黄镐将军的斡旋下，在漳浦知县陈汝咸的大力推动下，才恢复了南溟书院，而崇文书院和东壁书院则不复昔日荣光。嘉庆年间，崇文书院被改为文昌宫。同治元年（1862年），文昌宫迁移到东壁书院，而崇文书院则被改为“节孝祠”，成了节孝妇女的祭坛。 1918年，东山大地震，东壁书院被毁，崇文书院复为文昌宫。民国三十年（1941年），崇文书院改为县立初级中学，后因房舍陈旧而倒塌。1985年在原址改立黄道周纪念馆。遗憾的是，经过清代、民国以及“文革”的荡涤，文物已经完全遗失。而今，东山县委、县政府正谋划另择地址兴建黄道周纪念馆，将崇文书院还原，同时将南溟书院的孔子像迁回本院，这是恢复历史文化的一大善举。 有关书院的文献，在《铜山志》中尚存乡贤、知府朱瑛的《重修[新]崇文书院引》，佚名的《重新铜山文庙上梁文》，佚名的《新塑孔子圣像开光文》。   （三）名人轶事 据庄起俦《黄子年谱》载，黄道周入崇文书院时，接受《论语》的教学。刚开始就教，先生就被5岁的黄道周问住了。当黄道周的老师教到孔子教人读书的事情，想不到黄道周问：“先生曰：'一、二叶书，孔子止教人读书，有子如何教人孝弟？孔子止教人老实，曾子如何教人省事？’”黄道周这个读书敢于质疑和提问的故事，后来在铜山就成为佳话。因此在东山人们都爱引此故事，说明“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后来黄道周就成为“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宇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的圣人（徐霞客语）；《明史》赞他“文章风节高天下”；乾隆皇帝谥其号为“忠端”，誉之为“不愧一代完人”；清代著名学者蓝鼎元誉之为“旷世伟人，全闽师表”。 据《广阳杂记》载，“黄石斋先生被执，拘狱中，洪承畴往视之，先生闭目不视。洪既出，先生举笔疾书一联云：'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盖成仇与承畴同音也。” 据《台湾外记》载，当年黄道周北上抗清，兵败被捕，囚于狱中，贝勒王和洪承畴请黄道周用清茶一杯，黄道周听到“清”字，愤然“掷杯于地。此亦夷齐不食周粟志也”。 黄道周的轶事，向后人展现了这位伟人的高风亮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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