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原名周耀平，生于中国江苏常州，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周有光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担任过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大陆的语文改革。 “老伴去世，自己独居斗室，但是，独居对我来说并不孤独。阅读古今中外书刊，随时笔记一闻一得，活跃了我的独居。斗室并不清冷。电视和电脑使我知道国内外的时事变化，亲友和记者来访，畅谈古今人事成败，热闹了我的斗室。我的笔记日积月累，成了累赘。”周有光85岁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至今20年。 周有光老爷子已经106高寿了，思考问题却依然逻辑清晰睿智，又有看透世情的达观、趣味。 他们骂我们“专家专家，专门在家”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周有光”是他的笔名，“有光”后来成为他的号。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他经历了晚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 1969年，周先生被下放到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在那儿劳动了两年零四个月。“我过了整整一年的农民生活，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好处。我容易失眠，到了宁夏去种田，没有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竟把我的失眠症治好了，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 周先生曾这样写道，“在宁夏平罗远郊区，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教育家林汉达先生和我一同躺在土岗子上，看守高粱。躺着是犯法的，因为我们奉命要不断走着看守，不让人来偷；不得站立不动，不得坐下，更不得躺下；要一人在北，一人在南，分头巡视，不得聚在一起。我们一连看了三天，一眼望到十几里路以外，没有人影，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人来看守我们这两个看守的老头。我们在第四天就放胆躺下了。” 于是，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二位老先生仰望天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一次，林老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周先生开玩笑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又说，从前有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讨论逐渐深入，最后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二位老先生高声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在演讲。” “搞学问就要思考。他们骂我们'专家专家，专门在家’，只吃饭不干事。从外表看，他们是对的，可是他们不知道搞学问的人他要思考，你看不到他的活动的。这就是说，一种人的生活，另外一种人很难理解。” 对周先生来说，思考是一种习惯。看守白菜窑，他每天要把所有的白菜翻看一遍，将开始发烂的拿给炊事班去烧。他说，整个一冬天，我们从来没有吃过好菜。这件事引发了他的“白菜理论”：烂了才吃，不烂不吃，吃的全烂。 人愈老，愈追求真理。周先生说：“胡适说中国人为什么不进步呢？什么东西都要子曰，子曰是孔夫子讲的，这一来思想就束缚住了。我们不能什么东西都用子曰开头，要独立思考，有科学思想。” 当世界各地出现了“汉语热”时，一些人推断21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先生保持了相当的冷静：“汉语的国际地位，应作恰如其分的正确估计。汉语的国际性最弱，这是很多中国人不愿意承认的，但是，不承认并不能改变事实。要想改变事实，只有改变汉语本身，提高汉语的规范化水平。” 周先生说，鱼在水中看不清地面。人类走出大气层进入星际空间会大开眼界。今天看中国的任何问题都要从世界这个大视野的角度。光从中国角度看中国是什么也看不清的。观察自己的一生也要跳出自己。 “这种大人物，他说一句话，有千钧之重” 1947年与爱因斯坦的见面，对周先生而言，很多细节都遗忘了。 “我到美国不久，一个朋友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教授，他跟爱因斯坦是同事。一次在聊天中说，爱因斯坦现在很空闲，你可以去跟他聊聊。因此，我很有幸跟爱因斯坦聊过两次。他非常随便，一点都没有架子，他穿的衣服都没有我讲究。” 周先生回忆：“美国研究原子弹，当时打仗，经济紧张得不得了，研究原子弹需要很多钱，这钱投进去原子弹到底能不能造出来，谁都不知道。罗斯福总统不敢签字，就去问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就讲了一句话：That'spossible。那是可能的。罗斯福听了回去赶快签字了。后来原子弹果然研制出来了。这影响大得不得了。对这种大人物的贡献，你不能拿普通人来衡量他。他说一句话，有千钧之重。爱因斯坦读书并不好，大学都考不上。所以说考试只能测量你的记忆力，不能测量你的理解力、创造力。今天我们对青年和小孩的教育方法恐怕要改改。” 周先生对爱因斯坦的一段话记忆深刻：一个人的一生到60岁为止，工作是13年，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业余时间是17年，能不能成功就看你怎么利用你的业余时间。 “我这里故事很多，谁来开这个门，这门里就有故事” 谈话间隙，周先生便端起那杯温温的红茶咖啡。“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有一个好习惯，每天上午10点钟喝咖啡，这是从外国学来的习惯。喝咖啡的时候我们都是举杯齐眉，古代人举案齐眉，我们是举杯齐眉。举杯齐眉就是相互敬重，夫妇当然要相互爱，但光是爱，还是会发生矛盾，还要相互敬重。” 周先生的夫人是张允和。叶圣陶先生曾说，九如巷张家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后来，四个女儿中，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嫁给了沈从文。于是，周有光与沈从文便成了连襟。 “沈从文很有意思。当时胡适说，你写的小说很受欢迎，就来大学教书吧，教怎样写小说。但沈从文不会讲课，你要让他讲怎么写小说，他也讲不清楚。当时沈从文是老师，张兆和是学生。后来，时间长了，沈从文就给张兆和写信，但是张兆和看也不看，沈从文呢，你看也好，不看也好，就是一直写。张兆和生气了，拿着信去找胡适校长，说'您看，他是我的老师，怎么能乱写信呢’？她以为胡适一定会同情她的，没想到胡适思想很新，说'沈从文又没有结婚，这不是很正常的么’？胡适最后来了一句，张兆和就更生气了：'我跟你爸爸也挺熟的，要不要我跟你爸爸讲一讲啊’，张兆和气得不得了，甩了袖子就走。就这样，沈从文依然写信，你不回信也没关系。后来他们就好了。” “我这里故事很多，谁来开这个门，这门里面就有故事，要是没人开这个门，我自己就忘了。”推开曹禺先生这扇门，周先生便把我们领进去了。 “当时曹禺的衣服破了，冬天，耗子在夜里跑到他棉袍的隔层里去了。他白天穿上了，'呦，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发抖啊？’他还以为自己在发抖，在生病呢。其实是耗子在里面动呢。这是他的一个笑话。他的夫人郑秀呢，是洋学堂里出来的，很讲卫生，天天洗澡。曹禺却很不讲卫生，郑秀每天强迫他洗澡，那时候每天洗澡是很少见的，他就懒得洗，在洗澡房里一边看书一边拿手划水，划不是有水声么？就骗郑秀说洗了澡了。” “有光一生，一生有光” “我97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了79岁。医生问我怎么这样健康，我说这要问医生啊。以前我没有考虑过，后来我觉得是：一、我不吸烟，不好酒，只喝一点啤酒；二、宴会上不随便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吃的还是要家常便饭；三、平时讲究卫生，天天洗澡洗头；四、乐观，坏事情里也能看到好事情；五、晚上10点左右睡觉，早上7、8点起床，睡眠很好。中午还要睡一下，生活比较有规律。” 周先生饶有兴趣地说：“我结婚时，我们家的老妈妈就偷偷地算了一个命，算命先生说，不行啊，这一对夫妇只能活到35岁。我当然不信了，可是觉得很有趣，现在两个35岁也不止了。” 周先生百岁时，晚辈们为他制作了一个精美的纪念画册，大量珍贵照片，勾勒出先生一生治学、家庭和生活的轨迹。数十位晚辈绕膝，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令人感动不已。 “有光一生一生有光”，夫人张允和的话，是对他最美的祝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