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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观并不满意，在对其文学观做了一番分析之后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 第一，对俄国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批评。 伊格尔顿认为，俄国形式主义“实际上就是将语言学运用于文学研究；而这里所说的语言学是一种形式语言学，它关心语言结构而不关心一个人实际上可能说些什么。因此，为了研究文学形式，形式主义者也忽视文学'内容’（在这里一个人可能总是会被诱入心理学和社会性）的分析。他们不仅不把形式视为内容的表现，而且将这一关系头足倒置：内容只是形式的'动因’（motivation），是为某种特殊的形式运用提供的一种机会或一种便利”。（p4）在这段论述中，伊格尔顿首先指出了俄国形式主义在方法论上的立场，即一种基于语言学的研究，区别于过去那种基于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的文学研究；其次，伊格尔顿还进一步指出基于语言学而进行的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问题，即这种语言学的研究是一种形式语言学的研究，关心的仅仅是“能指”（形式），而对“所指”（内容）并不关心。更为严重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还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头足倒置，认为形式不仅是最重要的，而且形式还决定着内容，内容只不过“是为某种特殊的形式运用提供的一种机会或一种便利”。 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中，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但内容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有什么样的内容就必然要求有什么样的形式与之相适应，而非相反削足适履让内容去适应形式。因此，形式对内容的表现有着积极能动作用，但始终被内容所规定，甚至形式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身就是由内容积淀而成的。当然，那些有意味的形式反过来也会转化、生成为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内容，比如文学中的原型意象。因此，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我们要意识到二者是相互统一、相互成全、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同时还要意识到在一定的语境下内容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俄国形式主义由于在研究方法上所采用的形式语言学却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头足倒置，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了其文学观上的片面性。 第二，俄国形式主义将文学语言视为对普通语言的偏离，但是在伊格尔顿看来并不存在一个“单一”“固定”标准的“普通语言”（ordinary language）。 伊格尔顿指出：“形式主义者把文学语言视为对于一种语言标准的一组偏离，即一种语言的扭曲：与我们一般使用的'普通’语言相比，文学是一种'特殊’语言。”（p6）俄国形式主义将文学视为对普通日常语言的一种偏离，而在伊格尔顿看来，这种观念要成立还需要一个前提，即存在一个被偏离的对象——“单一”“标准”的普通日常语言的存在。这是俄国形式主义文学观能够成立的前提条件。如果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单一”“固定”“标准的”普通日常语言的存在，就谈不上对普通日常语言的偏离了。 伊格尔顿认为：“以为存在着一种单一的'标准’语言，一种由所有社会成员同等分享的通货，这是一种错觉。任何实际语言都由极其复杂的各种话语组成，这些话语由于使用者的阶级、地区、性别、身份等的不同而互有区别。它们不可能被整整齐齐地结合成一个单独的、纯粹的语言共同体。”（p6）在伊格尔顿看来，根本不存在一种“单独的、纯粹的语言共同体”，即根本不存在“单一”“固定”标准的“普通日常语言”。原因有二：其一，任何实际使用的语言本身就是具有阶级、地区、性别、身份等色彩的，自然也无法将这些具体的特征消弭而整合成一种拥有单一标准的普通语言；其二，任何实际使用的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是变动不居的，并不存在一个固定标准的旁人普通语言。正如伊格尔顿所言：“一个人的标准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偏离：用'里巷’代替'胡同’在布莱顿（Brighton）也许很有诗意，但在巴恩斯利（Barnsley）它可能就是普通语言。甚至公元5世纪最'平淡无奇’的作品，今天在我们听来也可能由于其古意盎然而具有'诗意’。”（p6）如果说所谓的“普通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变化的概念，那么，这种“偏离”（陌生化）自然也无法作为区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根本性标准而将其视为文学的本质。 第三，俄国形式主义试图将文学语言对普通语言的“歪曲”“偏离”本质化，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歪曲”“偏离”本身就是相对的，是在特定的语境下的产物。 应该承认，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下，存在着相对稳定的“文学语言”与“普通语言”及其相互比较稳定的区分。因此，在特定的语境中，我们可以说文学是对普通语言的“偏离”。但是，如果要将这种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存在的“偏离”绝对化为文学的本质，赋予其超时空的绝对地位，而排斥文学的其他可能性，这无疑是把相对的特性绝对化了。 伊格尔顿指出：“一段语言可能是'疏离的’，但这并不保证它将永远而且到处如此：它的疏离性仅仅相对于某些标准的语言背景而言；如果这一背景改变，那么这件作品也许不再成为其文学。”（p6-7）俄国形式主义试图将文学语言对普通语言的“偏离”作为一种本质性规定，但是，这种“偏离”的对象（普通语言）不仅因其自身的丰富性、历史性而难以被界定为绝对单一而固定的“语言共同体”，而且这种“偏离”本身也是有语境的。“如果每个人都在普通酒馆谈话中使用'你这尚未被夺走童贞的安静的新娘’这样的说法，那么这种语言可能不再成其为诗语。换言之，对于形式主义者来说，'文学性’（literariness）是由一种话语与另一种话语之间的区别性关系（differentialrelations）所产生的一种功能；'文学性’并不是一种永远给定的特性。”（p7）文学语言对日常语言的“偏离”由于其不可避免地具有特定的语境，一旦离开这种语境，这种所谓的“偏离”可能就成为了“正常”，以至于失去了作品的“文学性”。 “你这尚未被夺走童贞的安静的新娘”之所以可以视为一种“陌生化”的语言表达，属于诗歌的语言，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绝大多数人并不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言说，故而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对普通语言的“偏离”而具有陌生化的效果。但是，当大家都以这样的方式在进行言说的时候，这种语言立马就不再是“陌生化”的语言，它的诗意立马就会消失殆尽，成为一种普通语言。正是基于所谓的“偏离”总是具有语境的，伊格尔顿指，“'诗’取决于你这时恰好占据的地位，一段语言可能是'疏离的’，但这并不保证她将永远而且到处如此：它的疏离性仅仅对于某种标准的语言背景而言；如果这一背景改变，那么这件作品也许就不再成其为文学”（p6-7）。 同时，伊格尔顿还指出，“他们一心想要定义的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语言的某些特殊用法”（p7）。在伊格尔顿看来，从这种具有语境性的“偏离”来界定文学，实际上界定的是“文学性”，即文学具有一种属性而已，而非“文学”本身（本质）。“文学性”是具有语境的，并非先天给定的存在，我们可以从具体的语境中来对其进行界定。文学语言对普通日常语言的“偏离”也具有语境，即在一定的语境下，通过对普通语言的“偏离”是可以使作品获得“文学性”的。然而，伊格尔顿又进一步指出，用这种具有语境性的“文学性”来界定文学作品显然又是有问题的。“这种用法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发现，但也可以在文学作品之外的很多地方找到。”（p7）这即是说，对普通语言的“偏离”并非是文学作品的专利，其他文本类型中依然可以找到这一用法。因而，文学语言对普通语言的“偏离”不仅是相对的，而且也并非是文学的独有特征，很难将其视为文学的本质性规定。即便将其视为文学作品的本质性规定，由于“偏离”总是具有语境性，其探寻的也只是同样具有语境性的“文学性”，而非文学本身（本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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