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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在经历了一次次疫情的侵袭之后，我们整个社会对传染病的了解与认知日渐深入，对医学观念和疫情防控的认识和掌握对普通人也变得必要起来。 姬凌辉博士的《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是一本关于清末民初医疗史的研究著作。 这本书根据晚清民初的政府示谕、卫生演说和新闻报道等，对当时国内引进和传播细菌学说的过程进行了梳理。 作者还结合重大疫情事件对细菌学说的本土化和在地化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 19世纪下半叶的细菌学说不仅改变了东西方医学的汇通焦点，同时还构成了近代中国学科生成的重要面相。 这本书还探讨了细菌学说如何影响了当时人们的卫生防疫观念，在推动晚清民初卫生防疫机制方面的作用。
作者首先探讨前近代中国传统致病学说，主要梳理了“因虫致病”说与瘟病学说的流变。 中国古人对于虫的理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含义千差万别。作者将其大致分成博物的虫、巫术的虫和病原的虫三大类，分别对其进行了介绍，以此解释了中国古代的“因虫致病”说。 中国的温病学说古已有之，自古以来，伤寒与温病就是我国医学中研究传染病的两个重要学派。作者介绍了自《黄帝内经》时起，中间经历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晋代王叔和的《金匮玉函要略方》、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唐代孙思邈的《背急千金要方》，大多将温病的治疗归到伤寒的治疗之下。 到到辽宋金元时期，温病开始脱离伤寒学说体系。明清时期，温病学在理论上和具体治疗措施上都有重大发展，温病学趋于成熟，形成了独立的温病学体系。
明朝的吴有性著成《瘟疫论》一书，对疫源、致病原理、治疗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进行了阐述。 到了清代，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等人又发展出了温热学，使瘟病学说进一步成熟。 作者接着回顾19世纪西方“瘴气论”与公共卫生的兴起。 相较于中国的明清时代，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等主要国家都有完备的医疗教育机构，医院成为医疗服务的支柱。但它的局限性在于，医院努力的目标仍旧是治疗，而不是预防。 18世纪欧洲城市的卫生状况非常差，污水被直接排进河中，密集的居住环境导致空气污浊。19世纪初，人们认识到，必须通过改善通风，清洗炊饮设备、废物处理和清理住房等方式，预防传染病。 19世纪30年代的霍乱推动了清洁运动，是欧洲的公共卫生时代。19世纪中期，借助实验手段、技术革新和自然科学的成果，细菌学得以建立。
在这个过程中，显微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作者对显微镜的发明史也进行了回顾。 西方医学的发展对近代中国的细菌学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驻外公使及使馆官员、海外游历使、商人、留学生等把西医的理念带到中国。 对于国人第一次接触到显微镜，作者介绍了一则趣事。 同治五年(1866)，清政府派遣斌椿父子率领同文馆学生一行五人赴“泰西游历”，他们是第一批亲自去接触和了解西方文化的代表。 到了法国之后，斌椿就感慨，“西人好洁，浴室厕屋皆洗涤极净”。这说明了当时欧洲的公共卫生理念已经与中国大不相同。 当他们看到显微镜时，发现“有滴水于玻璃，用显微镜照影壁上，见蝎虫千百，游走其中，滴醋亦然。蚤虱大于车轮，毫发粗于巨蟒。奇观也！”。如同小学生第一次在课堂上做实验时的心情一样，那种惊奇让人深感中西方科学研究上的差距。 甚至还赋诗一首—— “野马窗前飞，醯鸡瓮中舞；照壁见蝎行，乡心动一缕。 君看一粒粟，世界现须弥；有国称蛮触，庄生岂我欺。” 姬凌辉在《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中介绍道，这是国人最早对显微镜和细菌学说的记载，对于显微镜能够“照壁见蝎行”的神奇作用，斌椿由衷地赞叹不已。 如此，通过晚清出洋国人，中国人第一次了解了现代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
作者接下来对晚清政府、民初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不同历史时期细菌学说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依次进行了介绍。 在本书的最后，作者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国近代医学之网因医学理论与实验的不断改进而变得越来越密，也因公共卫生、防治疾疫、医学教育、卫生行政等多方力量推动而不断扩展。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医学之网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在交流碰撞与汇通过程中不断成长与转化。” 看完了整本书，了解到中国的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如何与西方接轨，我们不妨和作者一起思考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什么才是最好的医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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