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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专案组对邬先我的讯问，进行得很顺利，这个杀害小叫花阿麻的凶手供称了以下内容： 他原是国民党“军统局”的小特务，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时，他被作为多余人员裁减，回到福建省同安县老家，因为参加“军统”前，刚从卫生学校毕业，懂得点医学知识，就开了一家小小的私人诊所。 他打出“留德医学博士”牌子，这在同安县是首家，所以，前来问诊的病人倒还不少，他的医术平常，但使用的是进口好药，所以疗效还是不错，能够赚一些钱钞。 可是，他有赌博的恶习，手里一有钱就赌，赌场上有两条颠扑不破的定律：豪赌必输，久赌必输。 邬先我没有大资本豪赌，但却有条件去印证另一条定律，因此，到1949年夏天时，已经输得找不着北了。 当时，由于局势原因，有钱人都已经逃往海外了，他的西医诊所很少有人光顾，无利可赚，债主逼债，弄得他走投无路。 就在这当儿，来了一位昔日“军统局”的同事顾某，此人在“军统局”改组时被留了下来，不知怎么，现在已经混了个上尉军衔，还是个什么小组的组长。 顾某对邬先我说，我已经知道了你面临的窘境，还听说债主甚至联络了土匪准备砍你的手，而且，已经日夜盯上你防止逃跑，目前，只有“团体”还能救你一把，你希望得到这种救援吗？邬先我自然连连点头，如公鸡啄米。 顾某说，那你就给“保密局”干吧，派你潜伏厦门市，听命执行特殊使命。  厦门太古码头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邬先我是特务出身，早已从顾某这番话里，听出了意思，知道什么土匪砍手的话头是对方编造的，但这是一种警告，如果你不答应，那“团体”就真会指使土匪或者派人冒充土匪，对他下手，所以，没有选择，除非你不打算活了。 就这样，邬先我拿了“保密局”的经费，把诊所从同安搬到了厦门市内，专案组此刻从他这里搜查到的枪弹手雷，就是当初顾某派人帮忙搬家时，一起送过来让他藏着。 邬先我潜伏厦门市后，最初一直没有人来跟他联系，顾某也不见影子，直到两个月前，忽然来了一个妖艳女人，以看病为幌子，跟邬先我用暗语接上了头。 那女人自称姓夏，让邬先我以“夏小姐”相称即可，这位夏小姐出示的“保密局”密函表明，她以“保密局特派员代表”的名义来跟邬先我接头。 夏小姐说，目前，美国已经发动了朝鲜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国军光复大陆的时机已经到来，根据局本部的指令，我潜伏于大陆的地下同志，应立刻作好配合“国军”军事行动的准备。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发挥你邬先我先生作用的时刻到了，现正式通知你，即日起，你被编入“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独立支队”，委任你为机动组中尉组长，具体活动内容会有人向你下达指令，届时按第二套暗语联络即可。 几天后，邬先我就接到了一封通过邮局汇来的平信，根据约定，他在信封的封口处用密写药水显示出了内容，有人约他前往镇海路“一心咖啡馆”见面。 邬先我依约前往，在那里的一个包房内，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正等着他，自我介绍姓朱，是“厦门市独立支队副司令长官”。 这位朱先生向邬先我指派了任务，所谓机动组，就是根据整个支队工作的需要，哪里需要人手，就到哪里去。邬先我是中尉组长，负责主持全组工作，由朱先生直接领导，听命于朱一人。 至于组员，目前只能分派给邬先我一位，邬先我可以自行发展，将物色妥当的人员的姓名、简历、社会背景等资料，报送朱先生批准就行。 朱先生分派给邬先我的那个唯一的下属，就是香烛批发店铺老板莫鑫。 莫鑫以看病为幌子，到邬先我诊所来过三次，两人约定了联系方式。 期间，邬先我从“朱副司令”那里接受的现阶段使命，是“承担地下交通站功能”。 通常，朱用打电话或者寄密信的方式，通知邬先我，何日何时去何处取东西或者接人，有一次，还送过一个不知什么身份的起码已有70岁的老太太前往漳州。 一般情况下，邬先我都是自己亲自出马，不将使命下达给莫鑫去执行，因为他觉得，莫鑫的体形特征过于明显，实在不是一个合适的特工人选，很容易暴露。 有时，邬先我实在难以分身（比如要去区政府卫生股参加私人医生会议），就只好让莫鑫去执行。 十几天前，来过一次后从未登门的朱先生，忽然出现在邬先我面前，郑重其事地通知他： 明天去思明西路那块火灾后留下的废墟的一株大树下取一份重要密件。 朱先生特别强调：这份密件的重要性，等同于你的性命，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到手后，等候他派人来取。 邬先我想，这当然是得自己亲自出马了，哪知，傍晚区政府卫生股忽然来了一道通知： 明天去区政府参加时事和政策学习，为期一天，内容重要，不得缺席。 邬先我是受过正规训练的“军统”特工，知道潜伏者的工作原则，为不引起别人的注意，这种政府部门组织的学习，绝对不能缺席、迟到、早退。 这样一来，他就只好让莫鑫去取那份密件，他往莫鑫的香烛店铺对面的牙科诊所打了个电话，请人家把莫鑫传呼过来接听，由于此事电话里讲不清楚，就只好让莫鑫过来一趟了。 当然，不便让一个体形特征如此明显的人不时登门，所以，就在附近四岔路口匆匆见面交待给他，为引起莫鑫重视，他还把上峰的话原原本本说了一遍，莫鑫拍胸保证完成任务。 接下来的情况，是次日下午四时许，邬先我从区政府学习结束回家途中，被莫鑫慌慌张张截住后得知的： 莫鑫向邬先我保证不出问题，但他不能保证，那个上家也能尽心尽职做好此事。 那个前来送密件的上家，可能是一个外行，不是做情报特工的料，总之，是在没有仔细观察过现场后，就冒冒失失动手了，结果，那密件就被小叫花阿麻半道儿截走了。 要说莫鑫还算是有那么一点点灵性，他在发现密件已经不翼而飞后，马上想起进入废墟场时，瞥见过一个小叫花从另一侧离开，于是，马上就怀疑到了阿麻身上。 这样，莫鑫就决定寻找那个小叫花，要说这驼子还真不简单，他跟阿麻也就隔着十几米匆匆瞥了一下，但他竟然就记住了小叫花的那副模样，当下便踩着自行车在街头乱转着寻找。 经过两个多小时疯狗嗅迹似的奔波，还真让他发现了阿麻，而且，还通过施舍手段，从其他乞丐口中得知了阿麻平时的行乞范围，莫鑫没有惊动阿麻，先去向邬先我报告，请示应该怎么办。 邬先我听说后，惊得脸色倏变，他在“军统局”待过，知道“团体纪律”，像这种事先有警告的重大使命，一旦发生差错，那说密裁就是密裁，当下，邬先我定定神想了想，让莫鑫去找那个小叫花，如果吃准，是这小子拿的，那倒还好，因为既然是密件，那就肯定要用密写药水，作为载体的小册子肯定经得起外界人翻阅，不会有什么问题，只要那小叫花还保留着，就设法骗过来再说。 为防止引起小叫花的注意，邬先我关照莫鑫跟对方说时，不要急赤白脸，也不要急吼吼地立马要取回来，除非对方自己愿意马上交出来，否则，一旦被对方察觉隐藏着重要内容，那可能反倒节外生枝。 莫鑫遵言而去，当晚又跟邬先我见了一次面，把阿麻的反应反馈过来，说已经把小叫花搞定，明晚在娘娘庙前见面。 当晚，阿麻上当而至，被莫鑫引到小吃摊上吃了东西，弄清密件确实在阿麻手上后，因意外遇到了阿发，为避嫌，又把小叫花带回香烛铺子去亮了亮相。 而邬先我早已悄悄跟在后面，轻而易举就控制了阿麻，邬先我从阿麻身上搜得密件后，就对小叫花下了杀手。 他把阿麻掐死后，扔进了河里，那份密件，他按照“朱副司令长官”事先的吩咐，次日交给了朱派来的一个女人拿走了。 对于专案组来说，邬先我所供出的“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特别支队”的内容，显然比阿麻命案更为重要，自然特别地引起了他们的重视，马上盯着邬先我，追问这个特务组织的底细，但邬先我除了上述已经交代的情况外，再也说不出其他新情况。 侦查员商量后，认为另一成员莫鑫虽说是邬先我的下级，但他是那个“副司令朱长官”分派给邬先我的，推断莫鑫有着另一层特务组织关系，于是决定，从莫鑫那里追查线索。 侦查员获取了邬先我的口供后，为增加威慑力，免得多费口舌浪费时间，误了接下来的活儿，他们干脆决定让莫鑫跟邬先我见个面。 果然，莫鑫一见邬先我，马上大惊失色，待到邬先我对他说“我都招了”时，这个原先还似“胸有成竹”的驼子老板，竟然一个马失前蹄软软地瘫了下来，当场中风！ 其实，包括莫鑫自己，以前也并不知道自己患着高血压病，而且，如果用现代医学心血管专业的评判标准，可能已是Ⅲ期。 Ⅲ期病人在这等突如其来的巨大精神打击之下，脑血管自然经受不住这份压力。 当下，侦查员立马把莫鑫送往医院，要求医生全力抢救，那时也没有什么CT、核磁共振之类的设备，只有X光片，医生检查后说，这个病人的情况很严重，是否能救过来还难说，即使救过来，只怕也是废人了。 老强说，反正你尽力抢救就是，然后，返回市局，向领导报告了情况，请求增派人手，最好另外指定资深同志代替他担任专案组长，以保证尽快侦破这个性质业已改变了的特别重大案件。 老强的领导说，闹出了一个“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支队”，而且已经制造了命案，另外还有什么武器弹药和什么密件，这是一个大案，而且，已经不是司法科的职责范围，那是社会科的职责，我们不能越权，对此，他也做不了主，立马上报到了局党委。 市局几位领导商议后决定，由一位副局长负责主管该案的侦查工作，专案组的情况，每隔6小时向其汇报一次，特殊情况或者工作要求可以随时报告。 至于专案组长，不必调换，仍让老强担任，因为事实证明，老强是有这份能力，这个决定当然还另有一个原因： 当时的厦门，由于地处前线，加上美国已经介入了朝鲜战争，台湾国民党方面趁机开始进行对大陆方面的破坏，厦门是首先被他们选中的地点之一，所以敌特案情频发。 在这段时间前后，公安机关已经和正在着手侦查“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鹭江行动纵队案”、“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鹭江厦鼓行动纵队案”、“福建游击总队第四、第八、第十纵队案”、“中国革命联盟会案”、“国防部青年救国军直属行动总队案”等数十起重大匪特案件。  解放初期的公安人员 图片来自网络 不难想象，公安人手肯定很紧，能够胜任专案组长，更是捉襟见肘，老强提醒找他谈话的那位市局领导，说我是司法科的，这个案子应当社会科承办，当然，我参加侦查可以，但是，再当专案组长就不妥当。 领导说革命工作第一，一切为了工作，你的意思是名不正言不顺？那好办，遂抄起电话，给人事科打了个电话，于是，老强就接到了一纸墨迹未干的调令，把他调到了社会科。 当然，目前专案组只有三人，那看来是应付不了接下来的侦查工作，于是又给老强增派了两名侦查员。 莫鑫的突然发病，使专案组原先想通过讯问此人，查摸“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独立支队”线索落空。 老强召集四名侦查员讨论，看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调查到这里，虽然面临着搁浅，但情况似乎并不特别复杂，侦查员很快就理清了思路： 第一，邬先我的落网使另一涉案人莫鑫中风昏迷，那说明，邬先我关于案情的供述基本上可信，莫鑫尽管是零口供，但可以推断，他在整个案件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独立支队”的线索应该予以认定； 但是，还没有理由可以认定，邬先我已经对全部情况作了完整的供述，他可能还隐瞒了什么，这种隐瞒，既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某种可以作为线索的情节，甚至可能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所以，就不可能作供述。 因此，还需要对邬先我再次进行讯问，对情况进行深度了解，另外，应当对邬先我平时的人际交往、社会关系情况进行调查。 第二，立刻对莫鑫的人际交往、社会关系等情况进行详细周密的调查。 老强前往看守所再次讯问邬先我，重点集中在那个前来取密件的女人身上。 上次提审中，侦查员已经再三问到了这个问题，得知那个女人的大致模样：30岁出头样子，长相一般，不胖不瘦，穿着也显得平常，家庭妇女装束，是一个走在马路上，只要混进人群里，就像一朵浪花融入大海一样，你就再也别想重新找到她的角色。 当时，老强一边听，一边心里在想：这正是最理想的特务人选，这个女人看来是一个正规路子训练出来的特工。 这样一个女特务，会在邬先我这个同行面前，不经意间露出什么异常的细节来吗？这正是再次提审邬先我所要了解的内容。 老强对邬先我说了这层意思，邬先我一脸愁容道，我一直在想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也想响应政府号召立功赎罪，可是，想到现在也没有想出什么来呀！ 老强说你别着急，说着递给他一支香烟，先抽支烟吧，直接的想不起来，或者没有发现过，那就聊聊间接的吧，那个女人是以病人的名义来你诊所的，那她就得报个名字，不管假名真名，她当时报了个什么名字呢？ 邬先我想了想，说她报了个名字叫毕慧珠。 好吧，就算这是她的真名，这个毕慧珠来找你时，你那诊所里有其他病人在看病吗？ 有的，除了她，还有四个，其中三个比她早到，所以她是坐在那里等候，直到轮到她了，才跟我说话的。 她一开口说暗语，我就知道是朱长官，哦，不，朱先生派来取密件的。 我给她看了“病”，开了处方，让她自个儿去西药房购买，又把密件，就是那本小册子——给了她，说这是宣传医学知识的宣传册子，你这毛病，带回去看看会有好处的。 她准备离开时，前一个离开的那个女病人返回来向我询问吃药忌口的问题，我告诉她后，见她是和毕慧珠一起出门的，两人一边走一边还说话呢。 于是，老强就想到应当同那三个和毕慧珠一起候诊的病人见个面，了解一下毕慧珠候诊时，以及出门后有过什么情况。 然后，老强又问邬先我：毕慧珠候诊时在干什么呢？ 邬先我苦笑道，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所以，当时她进来后坐在那里等候着看病，我哪里想到，她是朱先生派来取密件的人呢？ 所以，肯定不会去留意她的，话说回来，就是知道她是我的同伙，我也不会去留意她，这不是惹人注目吗？ 像我这样一个在“军统”受过正规训练的特工，哪里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再说，我正专心给病人看病，哪会分神呀？ 我估计，她要么在看报纸，要么在听收音机——我的诊所里有一台美国收音机，整天都播放着节目。 看来，从邬先我这里确实再也获取不到更多的情况，于是，老强就叫上陈芝善，一起去了邬先我的那个业已封掉的诊所，找出患者登记本子。 按照政府卫生管理部门的要求，那上面应当是写明了每个前来求诊的患者的姓名、住址、病情和用药情况的，那个毕慧珠也登记着，自报的症状是“腹泻”，邬先我的诊断是“痢疾”，住址是武威路899号。 老强说，这肯定是个假地址，不过我们还是得去管段派出所了解一下，走了这步程序后，再去找另外三个患者了解情况。 两人前往管段派出所一了解，果然那是个假地址，没有这个门牌号，当然，就更找不到这样一个女人。 半小时后，老强、陈芝善走进了另一个男性患者鲁某的家门，向鲁某了解毕慧珠在诊所候诊的情况。 鲁某是抗战胜利后，从海外返回厦门市家乡的华侨，在一所私立中学教英文。 这是一个沉默寡言显得非常沉静的男子，可能由于这种性格，导致他养成了善于观察的长处。 这个长处此刻对于侦查员来说很是有用，当老强二人向他亮明身份，道明来意后，他只稍稍一凝神，就说出了两个细节： 你们所说的那个女病人，很有可能是化装而来的，因为，我发现她伸出的双手，显得细嫩光滑，而且指甲根部还残留着未曾洗去的指甲油，这说明，她平时是不做什么家务劳动，而她出现在外界面前，却是一副家庭妇女的模样，这就有疑问了。 此外，这个貌似家庭妇女的女子，其实应该是一个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人，因为我发觉她懂英语。 当时，诊所的那台收音机里正播着美国电影《愤怒的约翰》的录音剪辑，是用英文原版播出，这是一部喜剧片，内中的一段对白引人发笑，我发现，那个女人一边听一边捂着嘴巴偷笑。 侦查员又去走访了邬先我所说的那个去而复返打听忌口事宜的女患者金某。 金某是个家庭妇女，没有什么文化，性格也不像鲁某那样细致，所以，她说不上关于毕慧珠的上述两个细节。 不过，她向侦查员提供的一个情节却似有价值：她忘记向邬先我询问忌口食物而返回诊所补充咨询后，是和毕慧珠一起离开诊所的。 两人一路同行，说了几句关于健康方面的闲话，步行了几十米后，到了一个四岔路口，金某说她要去路旁的那家百货公司替儿子买书包，于是，就跟毕慧珠道别。 金某的儿子所要的是一个有孙悟空图案的书包，这家百货公司没有这种货，金某于是立刻返身而出，她走出百货公司大门时，看见毕慧珠正穿过马路往对面走去。 那里的一根电线杆下，一个个子高高的男子，推着一辆自行车正等着她，见毕慧珠过去了，便飞腿上车，毕慧珠紧行两步，跳上了后面的车架，自行车朝东骑去。 老强听着，马上向金某追问那个骑车男子的长相，越听越觉得很像邬先我所说的那位“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独立支队”的“副司令朱长官”。 于是，他心里初步做出了判断：这个毕慧珠，可能跟姓朱的是同住一处的，甚至对外就以“夫妻”相称。 他对陈芝善一说，两人便返回市局，跟另一路林平望和侦查员老梁会合，听听他们两人有什么收获。  图片来自网络 林平望和老梁是去莫鑫的香烛店铺，对莫鑫的家属和伙计继续调查。 莫鑫被捕后，侦查员通过居委会了解到，其妻蒋氏的妹妹蒋婉琴解放前就已经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解放后，积极参加革命工作，现在区文化馆搞文艺宣传，已经参加了共青团，正在争取入党。 于是，侦查员通过组织跟蒋婉琴进行谈话，让她去找其姐做做工作，动员蒋氏跟丈夫划清界限，检举揭发莫鑫的问题。 林平望、老梁去之前，蒋婉琴已经跟姐姐谈了两天，蒋氏表示愿意配合政府调查丈夫的情况。 因此，林、梁两人的登门正是时候，蒋氏向他们说了她所知晓的丈夫的情况： 说起来还真使人暗吃一惊，别看莫鑫是个其貌不扬的驼子，他竟然早在抗日战争伊始“军统局”刚由“复兴社特务处”改组过来时，就已经是“军统”的秘密联络员，当时，这种情报员整个厦门市也不过七八名。 如果莫鑫当初当的是“军统”的职业特务，那混到1949年时，再怎么着也起码得给他一个少校军衔。 但他当的是业余特工，每月领取一点经费，有使命执行需要开支时，再额外拨发下来，蒋氏不清楚丈夫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一共给“军统”、“保密局”提供了多少条情报，反正见他不时有钱钞进账。 到了1949年夏天，国民党大势已去，一些自感以前干过坏事日后难能在共产党统治下平安过日子的人，纷纷离开厦门市逃往海外。 蒋氏问莫鑫，是否准备离开，莫鑫说他给“军统局”、“保密局”干的那些活儿都是秘密的，无人知道，共产党自然不会无端地找上门来。 再说，“保密局”方面已经派人跟他接洽，让他留下来继续为党国秘密效力，不久，国民党打回来后就是有功之臣，这样，蒋氏就知道，丈夫还是给国民党当着秘密特务。 莫鑫这些年的秘密联络员当下来，据蒋氏所知，所做的事情大概都是利用开着香烛批发店铺的便利，中转情报和小件军火、器材之类。 谁是他的上家下家，一直在变化，但上级像是相对固定，总要隔一两年才调换一个，抗战时期的三任上级都是生意人打扮的男子，一年中，通常会有几次以谈生意的名义登门，但所待的时间从来不长，一般都不超过半个小时，总是谈完“业务”马上告辞。 抗战结束后，有一段时间没有上级，过了大约十个月，才来了一个青年女子，是以天主教会宣传教义的名义登门的。 这个女人来过之后，莫鑫就又开始有活儿干了，而所领到的报酬，也比以前有所增加。 这个女人跟莫鑫联络了两年，然后，就是那个叫“云伯”的男子，云伯真名不详，年龄在五十上下，身材高大，有点胖，这人说一口闽南话，但听得出并不是厦门市当地人。 云伯以莫鑫朋友的名义跟莫鑫交往，来香烛铺的次数比较多，还在他们家里吃过几顿饭，直到大约两个月之前来过最后一次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专案组对两路调查所获得的情况，并结合邬先我的供词进行了分析，认为莫鑫这个业余特务原先的关系，可能是在“保密局”情报部门的某一个分支机构，跟邬先我所说的那个“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独立支队”没有组织和工作上的关系。 那个邬先我也是这样，他是两个月前奉命划归“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独立支队”，这样看来，这个“厦门市独立支队”是一个新组建的特务组织。 一个新组建的特务组织，竟有必要导致两个原先不属于同一机构的特务组成“机动组”划归其管，那看来这个组织是有点来头，或者，所担负的使命很重要。 因为，按照“军统局”、“保密局”以往的一贯做法，他们的横向组织关系是各自为政，没有局本部头头发话，通常不能调动，甚至连临时借调也不大可能。因此，这个“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独立支队”应当值得引起注意。 再看具体案情： 邬先我和莫鑫的特务活动，包括杀害小叫花阿麻的犯罪行动，都是围绕着那本被称为密件的小册子。 那个“厦门市独立支队”的朱头儿对该密件又是如此重视，只能理解为这份密件跟“厦门市独立支队”准备实施的某项行动，有着非常紧密和重要的关联性。 从当前美国已经介入朝鲜战争、台湾国民党方面在沿海地区加紧进行破坏活动的敌情来看，这项准备实施的行动，显然是属于这一类范围。 “厦门市独立支队”准备在厦门市进行一次什么样的破坏行动呢？从小小一个机动组长邬先我那里就搜出的武器弹药这点来看，估计这项破坏行动肯定非常严重。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那个叫毕慧珠的女人，找到了这个女特务，大约也就能掌握那个“副司令”朱某的线索，朱某一旦落网，整个案情也就能够水落石出。 于是，专案组决定抓紧时间进行侦查，如何下手呢？原想从莫鑫的老婆蒋氏那里了解到莫鑫的情况后，可能会从中找出毕慧珠或者朱某的线索，现在看来，情况似乎没有这么乐观。 这样，就只好把莫鑫的情况暂时先往旁边放一放，而把希望寄托在女病人金某所提供的那个毕慧珠的身上。 将所掌握的情况归纳起来，这个毕慧珠具有以下特点—— 年龄：30岁左右；身高：1.6米上下；容貌：一般，不美不丑；体态：不胖不瘦；肤色：比较白；说话语音：清亮，闽南口音；有比较高的文化程度，估计精通英语，能够熟练地收听英语原版电影录音剪辑；喜欢打扮，平时涂指甲油，估计穿着比较时髦；可能与貌似朱某的男子同居，住所距邬先我的诊所，不会很远。 老强说，考虑到“厦门市独立支队”的行动可能就要发动，所以眼下必须分秒必争，有了这些特征，光凭我们这五个人，看来一时半晌是没法查摸到这个女人，得请全市各派出所协助查摸，我去向领导汇报情况，提出要求。 市局领导听取了老强的汇报之后，说看来这个“厦门市独立支队”还真是了得，为了一份密件就立马下手杀人，那实施这份密件所相关的行动时还不是要狠下杀手？马上查下去，越快越好！要人给人，要车给车，要经费给经费！ 老强便说想请全市各派出所并发动居委会协助调查毕慧珠之事，领导说没问题，你们马上以市局名义，发出紧急协查通知。 原以为这样一发动，那个毕慧珠肯定无处藏身，最多一天时间，就会暴露，哪知，48小时过去，竟然一点音信也没有！ 这下，不单是专案组全体侦查员着急，连领导也是纳闷又是焦虑，市局几位领导商量后，正准备召集若干名富有经验的资深警员举行专门会议，对该案进行会诊式的分析时，专案组传来消息： 他们有了意外发现！ 这个发现归功于侦查员陈芝善，小伙子没日没夜地连轴转了两天，总共只闭了数小时眼，累得满嘴燎泡，牙齿剧痛。 老强发觉后，命其去医院治疗，他就去了市局附近的一家私人牙科诊所，那时，牙科医生诊治牙痛，手段比较单调，通常就是拔牙，因为，在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保健常识里，牙齿是人体最无关紧要的部件，中医号称博大精深，但从来没有设立过口腔科，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  50年代街头牙科诊所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因此，作为西医一个科目的牙科，到了中国就有点走样，反正人长着32颗牙齿，痛就拔掉一颗，拔光了也不要紧，可以装假牙。 陈芝善遭遇的，就是持有这样一套理论的牙科医生，一检查就说，需要拔掉两颗，这会，他一颗心都扑在工作上，哪里还计较两颗牙齿，便说医生你尽管拔吧，只要解决我的牙痛就行了。 于是，拔掉两颗牙齿后，又给他开了点磺胺用于消炎，然后就是付款，医生一开口，差点把陈芝善吓了个激灵，他身上所带的钱钞，还不够支付三分之一！ 当时陈芝善穿着便衣，又不便亮明身份，那大夫还是个死脑筋，他说我把手表留下来抵押着，回头去取了钱来赎，他却一口拒绝，说你若是回头上门来取手表时，赖我把你的手表掉包了，那不是说不清楚了吗？ 陈芝善请教：那医生您说应该怎么着？对方说，我派个人跟你去家里取钱，但来回的三轮车钱可是要你出的。 正说着，来了一个民警，也是来看牙齿的，这人姓孔，当初，跟陈芝善一起进的公安系统，两人还住一个宿舍。当下，小孔见陈芝善冲他频使眼色，便明白了意思：让其帮忙协调，但不要表露出双方是认识的。 于是，小孔就说，你们医患之间有矛盾，由派出所相帮解决，这样吧，我给这位先生担保怎么样？ 诊所旁边就是派出所，牙医认识小孔，当下就一口答应，如此，陈芝善才得以脱身，他就跟着小孔去派出所坐一会儿，喝杯水，歇歇脚。 陈芝善在派出所坐了大约半个小时，正准备告辞离开时，随着一阵争吵声，进来了一男一女，男的是一个30多岁的三轮车夫，女的是一个打扮得珠光宝气的青年时尚女子。 这两人发生的纠纷是：女的在马路上叫住了从她面前经过的这辆三轮车，坐上去后，让前往鹭江道，但三轮车往前行了大约一里半路时，女子不知怎的，忽然改变了主意，说她不去那里了。 那么您打算去哪里？我送您过去，三轮车夫说。 女子说，她不想坐车，就在这里下车吧。那也行，不过您得付一点钱，但这女子拒绝支付，理由是这辆三轮车有点脏。 三轮车夫当然不依，两人于是发生了争执，有路人便说前面就是派出所，你们到派出所让民警给断个理吧，这样，两人就到派出所来了。 陈芝善本准备开口告辞，但小孔要给人家解决纠纷，一时不便插进去说话，就在旁边看着。 忽然，陈芝善觉得这个女子，跟邬先我所说的那个女特务毕慧珠有点相像，便多生了一份心，案子侦查到什么线索也没有查摸到，死马也当活马医了。 陈芝善心里一动，马上到另一屋里，对那个管理户籍的女民警说：你帮我个忙，赶紧换上便衣，一会儿隔壁那个女人离开后盯上去；身上带点钱，她可能会叫三轮车，你也叫车，千万不能让她脱梢了。 我骑着自行车在你后面几十米处跟着，有什么情况可随时跟我联系。 就这样，一个完全是无意间产生的主意，竟然就产生了作用，悄然跟踪的结果，发现那个女人去了鹭江道那里的“大康海洋渔业加工厂”的家属宿舍。 一查，那个女人名叫陈雅婵，无业，其夫是这家私营工厂的经理。 陈芝善向老强一报告，老强立马把见到过“毕慧珠”的那两个病人鲁某、金某悄然请到“大康厂”家属宿舍大门对面的一处居民楼上待着，拿了一个望远镜，守候在面对家属宿舍的那两个窗口。 “大康厂”是一家私营厂家，没有什么保卫科之类，为把目标引到室外来，老强请了一位擅长化装的分局警员化装成货郎，挑着担子进入宿舍区叫卖，在目标家门口，终于把陈雅婵引出了门，两个证人一看，一致肯定就是“毕慧珠”。 这样一来，也弄明白了之所以派出所查了两天，也没有发现“毕慧珠”的原因： “大康厂”的家属宿舍，跟外界居民没有关系，所以，居委会管不到那里，也没有人让他们成立居委会，平时的户口管理，都是由分局直接掌握的，由于这次调查是市局直接下达给全市各派出所的，所以，就造成了漏查。 这一情况，还是国民党警察局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遗留下来的，这次侦查发现这点后不久，就得到了纠正。 专案组迅速制订了侦查方案：与“大康厂”工会取得联系，在工会协助下，派侦查员化装入住家属区，秘密对陈雅婵实施24小时不间断监控，并通过邮电局监听她家的电话，最大限度地查清陈雅婵跟什么人交往。 监控进行了两天，发现陈雅婵跟那个被邬先我称为“副司令朱长官”的家伙有来往，秘密跟踪发现，那个朱某住在子午路，其公开身份是商行老板。专案组增调人手对朱某进行监视，三天下来又发现了三个可疑目标。 至此，领导认为收网时机已到，遂下达了行动命令。 已经暴露的5名“厦门市独立支队”特务于当天晚上同时被捕，立马进行讯问，供出的情况令人大为震惊： 这个隶属于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特务组织，受命准备在国庆节厦门市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暨抗议美帝侵略朝鲜的游行活动”时，行刺厦门市的党政军领导。 被列入暗杀名单的有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及厦门市党政军领导林一心、梁灵光、林修德、张维兹、许彧青、杨仕敬、王亚朴等。 那份导致小叫花阿麻被害的密件，乃是“保密局”特地指令一名懂军事、精行动的特工专家，潜入厦门对全市街道、建筑物等地形进行周密的实地考察后，专门绘制出来，供“厦门市支队”实施行刺行动所使用的地图。 五名被捕的特务将其余同伙一一供出后，警方遂于天明时分采取紧急行动，对其余特务进行搜捕，边捕边审，审出同伙后，随即出动警员前往抓捕，至下午两点，整个“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支队”19名成员悉数逮捕。 该案侦破后两个月，厦门市公安局社会科的一位侦查员，在赴同安县公干时，意外获悉陶铸来函要求协助查访丁清根遗孀黄秀娟的下落，她就在同安县城居住着。 该侦查员返回厦门后，向领导汇报了此情，领导遂派陈芝善专程赴同安访问黄秀娟，弄清了情况： 丁清根被日军杀害后，黄秀娟带着儿子逃回同安娘家，一年后，儿子因患脑膜炎死亡，不久，她因生活所迫改嫁于一个油漆匠，至今已有子女各一。 至此，警方确认：那个被害的小叫花阿麻，并非丁清根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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