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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以为他期待已久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反攻大陆的机会来了。于是开始疯狂地向大陆派遣特务，这些特务除了搜集情报、制造恐怖活动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暗杀中共领导人及重要民主人士。 广州是国民党逃离大陆前的最后一个堡垒，在逃台之前就潜伏了大批特务。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特务凭借广州进可入境大陆腹地，退可逃往香港的优越地理条件，把它当做特务机构的桥头堡。当然，这里也成了新中国反特战线的主阵地。 1950年10月12日，广州市公安局截获了市区内向台湾发送的神秘电波讯号。市公安局通过提审近期抓获的特务得知，这部电台是台湾“国防部保密局”新启用的“独立潜伏特别台”，专门发送重要情报。 第二天，市公安局政保处立即向全市所有分局、派出所发送了最新敌情通报，要求各分局、派出所严密注意相关线索。 10月14日，是广州市解放一周年纪念日，广州市举行了一些庆祝活动，大街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有军人，有群众，有特务，当然还有一种人——小偷。市局东山分局前些日子就经常接到群众反映，说扒手活动非常猖獗。像今天这样热闹的日子，扒手肯定不会放过。 上午10时许，东山分局刑警小张、小李身着便衣来到广九街反扒。两人上街不久，就在街头盯上了一个黝黑瘦小的可疑男子，便一路跟踪，一直跟进一家私立医院。 既然被盯上了，等待他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于是当那男子在内科诊室门口向一位排队候诊病人下手时，便被两个刑警按倒在地。 两位刑警将小偷押送至广九街派出所，搜身时发现这家伙身上还另有两个钱包。原来，两位刑警仅仅是穿越医院门厅的人群时视线被阻挡了一下，小偷就已经接连扒了两个钱包，不得不佩服这个扒手的手段。 刑警逐个打开钱包寻找失主线索，在其中一个钱包里发现一个雪花膏小盒，内放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书页，书页上印的内容像是武侠小说。  这张书页引起了刑警的兴趣，他们结合昨天的最新敌情通报，觉得这张书页没有那么简单，说不定就与“独立潜伏特别台”有关联。 他们将书页送往市局，交由技术人员进行特殊处理，书页天头空白处果然显示出一行文字：一共党中央要员将于近日由北平赴穗视察，姓名、时间待查。 案情重大！东山分局立即将情况上报。随后，市局政保处立即派侦查员包鼎、小周前往广九街派出所审问扒手麦某。麦某供称装有雪花膏小盒的那个钱包是他在穿越医院门厅时，从一个富家女打扮的年轻女子的手包里偷的。 随后，侦查员和刑警们一起押着麦某前往医院指认现场。他们根据麦某指认的位置，向医务人员了解那个富家女的情况。 医务人员说：“当时那个富家女应该是在等待配药。” 侦查员问：“当时有没有人报失物品？” “没有，所以她可能已经付过了钱，才没有在意钱包丢了，”医务人员说。 侦查员从药房提取了当天所有女性患者的处方，然后根据年龄筛选出七位可疑人员，按照处方找到开处方的医生，请医生回忆上午女病人情况。 据一位内科医生回忆，那个富家女打扮的患者（处方上显示姓名叫姚芳）上午9点50分左右到他这里看过病，有点咳嗽、流鼻涕，有低烧，诊断为感冒，给她开了三样西药，并建议食川贝、冰糖炖梨子。医生说，他当时还跟她特别强调川贝要到老字号中药铺子去买正宗货才更有效。那富家女点头称是，随口说了句说她家附近就是老字号“天源堂”中药店。 剩下的事就简单了，侦查员根据这一线索，在当地派出所的协助下，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找到了住在福行街“天源堂”药店附近的那个富家女姚芳的家。 姚芳，时年26岁，江苏苏州人，父亲是苏州的丝绸商人，家境殷实，她毕业于吴县私立英华女中。  她在23岁时因确有几分姿色，被驻守苏州的国民党第37军青年军202师的一名上校军官看中，随后两人结婚。渡江战役前，她被丈夫提前送到了广州。青年军202师在上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全歼于浦东，而她的丈夫却侥幸逃脱，混在国军54军中从上海挤上美国军舰逃到了台湾。之后从台湾往广州给她寄过一些钱和书信。 1949年9月中旬，一个自称是她丈夫同僚的中年男人找到她，给了她一封她的丈夫的亲笔信。信中介绍说，送信人为国民党保密局的中校特工，姓马。来找她的目的是要发展她为保密局的潜伏特务，身份是地下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 只见这位马先生35岁左右，中等身材，长相文雅，穿着得体，举止潇洒，听口音是广州本地人，一看这个马先生就像个有钱人。 在当时，像姚芳这样身份背景，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发展潜伏特务的最佳人选。她见有丈夫的亲笔信就同意了。 但姚芳同意了，并不代表就可以当特务了。马先生按程序对她展开了严格的考察。 9月28日，马先生用暗语约姚芳次日傍晚到百朋坊“如意酒家”吃饭。她如约而去，对上暗号后，马先生说是奉命跟她谈话，宜以恋爱样式进行，请她坐在他身边。姚芳知道这是“组织审查”，自然从命。 那场景俨然是一对男女朋友在浪漫用餐。其实，一脸微笑的马先生提出的许多问题让姚芳非常紧张。这顿饭吃了两个小时，最后马先生说姚芳所说的内容跟他们掌握的情况没有出入，恭喜她通过了审查，否则今晚她就会消失。 审查结束后，就让她立即准备正式投入工作。 他们第二次见面，就是10月14日上午在东升百货公司。这次，两人只打了个照面，姚芳依约在袜子柜台选购袜子，马先生过来看了看，迅速往她的坤包里塞了那个雪花膏小盒，低声耳语几句就匆匆离开了。 百货公司出来后，姚芳为了稳妥起见，就把雪花膏小盒塞进了钱包，然后就去了那个私立医院。在医院里不小心被麦某偷了钱包…… 据姚芳交待，她的上线特务马先生让她第二天中午送往一个秘密情报交接点——珠江大桥桥下的一块毫不显眼的石头下。这是姚芳当特务以来的首次活动，她根本没有想到一个蟊贼“坏”了她的事，从而暴露身份导致落网。 侦查员们搜查了姚芳住所，但是没有更进一步的任何发现。 市局政保处分析认为，姚芳传送重要情报应该是跟之前发现的神秘电波有关联。那发送神秘电波的电台是敌特机关的一个新启用的机密电台，很有可能是敌特机关专为发送此类重要情报而设。 而姚芳所传情报上的内容非常重要，因为这份情报所言属实，确实有一位中央领导人近期要来广州视察，公安局已经奉命进行安保准备工作了。 所以，当这一案情被报送到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的案头时，他吃惊不小。陈泊，别名布鲁，是中共保卫战线上的著名人物，曾侦破“延安反特第一案”，一次性抓获军统潜伏在延安的特务40多人，被毛泽东称为“红色福尔摩斯”。 抗战胜利后，他曾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黑龙江省公安厅长；解放后，调任江西省首任公安厅长；1949年10月18日，又调任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反特斗争经验非常丰富。  陈泊 此时的陈泊感到案情重大，立刻将这一情况以机要急电方式向公安部报告。 公安部当晚即回电下令：限一周内侦破该案。 第二天上午，陈泊召集由其亲自点将的彭锦发、包鼎、小周、小曹和小姜等五名侦查员，组建专案组负责侦查该案，彭锦发任组长。彭锦发是一位从老区过来的老侦察员，具有比较丰富的侦查经验。陈泊说：“公安部要求七天内务必侦破此案。我要求该敌台的最后一道电波只能在21日午夜前发出，否则，我们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 事不宜迟，专案组当即投入战斗。全组兵分两路，同时调查姚芳的上下线特务：一路前往珠江大桥密藏情报点蹲守，一路寻找姚芳的上线“马先生”。 由于姚芳对“马先生”住哪里、从事什么职业、是否说到过自己的经历之类的问题，一概不知。所以想找到这个“马先生”比较困难，调查姚芳上线的这一路陷入僵局。 再看另一路侦查员的行动，那是包鼎、小周和小姜三人，他们负责在珠江大桥那里蹲守。据姚芳交代，她接收的指令是将情报放在桥下的一块看上去毫不显眼但却有着具体位置的石头下面。侦查员找到了那块石头，弄了一份假情报放在下面，然后在附近三个不同的位置蹲守着。 可是，一直蹲守到傍晚，也没有人前来取。彭锦发意识到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这是眼下唯一的一条线索，当然舍不得放弃，于是决定继续蹲守下去。 一天过去两边都没有什么进展，彭锦发开始将侦查的视线转移到那张书页上。他和小曹分析了书页，认为先得弄清楚书页是哪本书上撕下来的。 他们当晚连夜敲开了一家书店的门，向店主请教，但通常卖书的人是少有读书的，不过对方倒是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店主说，你们可以去问问报馆专门编文化类版面的编辑，他们经常要写介绍各类新书的文章，可能看过这本书也说不定。侦查员们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侦查员就来到报馆，果然打听到了那张书页的出处——香港当年7月份出版的小说《威龙狂侠》中的一页。这本书广州市场上没有销售。当时的来源只有两条：一是香港来广州的旅客带入境，二是通过邮局寄过来。 侦查员们觉得有希望，因为当时的规定是海外印刷品无论携带还是邮寄，都得经过海关、邮局检查并且登记下来，只要到海关、邮局去查一下应该就能查清楚。 10月16日一大早，彭锦发就到珠江大桥蹲守点询问情况，执行任务的侦查员摇头。于是，彭锦发对接下来的蹲守任务重新进行了安排，他让临时从政保处抽调的侦查员替换专案组成员继续蹲守，替换下来的侦查员睡一觉后再来换班。 安排妥当后，他和小曹就动身去海关调查。 侦查员在海关查阅了今年7月份以来所有从香港携带入境的印刷品登记目录，没有线索。 于是，赶紧去市邮电局。在邮电局终于有了发现：有一套《威龙狂侠》在8月21日寄到广州，收件人是越秀区北校场路某号的刘畅。 侦查员立刻赶往越秀区北校场路的辖区派出所，了解刘畅的情况，得知刘畅年龄60岁，是两年前从新加坡回来的归国华侨，目前闲居在家，据派出所的同志介绍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 倒是刘畅有一个同住的干儿子叫陈浅，解放前当过中统特务，解放后已向公安局报告登记，此人患有肺结核，目前在家养病，其他情况暂不清楚。 后面的事情就是想办法找到刘畅的那本《威龙狂侠》，看看那张书页在不在就清楚了。 彭锦发想了个办法，他找来居委会主任，请她立刻组织卫生检查。那时居委会到居民家里卫生检查是家常便饭，有时一天检查两三次也很正常。彭锦发让小曹混在检查组里参加检查，到刘畅家后在几位大妈大嫂的掩护下，小曹找到了那本书。但结果令人失望：刘畅的《威龙狂侠》中的那张书页还在。 这条线索就这样也断了。 这样折腾下来，16日这一天白天也就差不多过去了，距离破案时限还剩下5天时间。 晚饭时，专案组围坐在一起，边吃饭边讨论案情。正当大家都感到没有头绪时，不知是谁出了个主意：再次提审姚芳，从其口供中寻找蛛丝马迹。 这是一个“死马当活马医”的主意，没想到还真把死马给医活了！ 彭锦发带了专案组的两个组员连夜去看守所提审姚芳，他们想通过给案犯营造一个轻松的氛围，跟案犯通过漫无边际的聊天的方式，让姚芳能回忆起其上线“马先生”的一些细节。 他们从晚上8点10分开始“聊天”，一直聊到晚上10点多，聊了两个多小时。敏锐的侦查员硬是通过这种方式在聊天中找到了线索。 据姚芳说，9月29日，他们在“如意酒家”会面时，她曾去过一次洗手间，返回时她看到马先生正闭着眼睛摇头晃脑地和着柜台上收音机，哼唱着粤剧《苏武牧羊》。姚芳是个迷粤剧，没想到这个“马先生”也好这口。再次坐下后，她就主动和他聊起了粤剧，什么《太白和番》、《李密陈情》、《胡不归》的，两人边聊还边哼唱了几句，她这才知道原来马先生是一位粤剧资深票友。 这条线索太重要了！时间紧迫，专案组决定连夜调查。他们来到市文化局，想从那里查查全市几十家粤剧班子的资料，看看能否从中找到线索。 到了文化局才知道，原来广州有一个民间自发组织的粤剧票友会，解放后根据文化局要求作了登记，允许在文化部门指导下继续活动。 但是，登记资料中却没有三十多岁姓马的男性票友。 第三天，也就是17日上午，侦查员接着调查，他们走访了粤剧票友会的副会长史老先生。老先生听了侦查员关于“马先生”的特征介绍后，稍一沉思，就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陈道一。 侦查员们赶紧到文化局查询陈道一这个资深粤剧票友的信息，原来他是越秀区的一个银行职员。侦查员设法找到了陈道一的照片，和另外几张他人照片混在一起让姚芳辨认。姚芳一眼就指认岀陈道一即是“马先生”。专案组立即逮捕了陈道一。  事实证明，做特工还是普通一点比较稳妥。当年顾顺章就是因为在武汉街头卖弄魔术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之后被捕的。这个陈道一也是一样，有这样独特的爱好本身就是比较大的破绽。 陈道一被捕后，供认了其是“保密局情报处广东省第二情报站”少校站长，手下有姚芳等四名小特务。他交给姚芳的那份情报，是他从另一秘密渠道接收的，奉命交由041发往台湾。 他还供称，041是“保密局”本部直接掌握的一个秘密电台，被称为“独立潜伏特别台”，平时不使用，只有在获取特别重要的情报后方可偶尔使用。据他所知，该台潜伏至今还从未使用过。至于041是何人，对于他来说也仅仅是个代号，性别、住址、职业等等，他一概不知。 这时已是第三天傍晚，专案组专门向陈泊汇报了案情，陈泊对专案组取得的重大进展表示肯定，并对下一步工作作出了安排。他指示陈道一那条线的案件另组建第二专案组负责，彭锦发专案组称为“第一专案组”，继续追查041。 当晚，彭锦发召集专案组连夜开会分析案情。大家分析认为，现在可以初步断定，11日市局无线电专家侦测到的神秘电波即是陈道一所交代的041敌台，但这个台之后再未出现过，那天的神秘电波信号很有可能是041在调试电台，准备投入工作。 那么，041跟台湾“保密局”之间是何种渠道联系的呢？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他已经收到了“准备投入工作”的指令。侦查员推测，这种渠道可能是报纸、广播电台用暗语播发的广告，也有可能是信函，或者是由地下交通员直接送达。 珠江大桥那里的“情报”至今仍未见人来取，041是否已经得知出了问题？还有四天时间，要破获041就先得解开这个疑团。 第四天上午，正当专案组心焦如焚、一筹莫展之时，第二专案组传来了好消息：上午8时，他们在陈道一的住所蹲守时，抓获了一个登门拜访陈道一的可疑男子，立即讯问，那男子开始坚称并不认识陈道一，是走错了人家。而陈家佣人却说此人之前曾两次来过，还跟陈道一一起喝过酒。此人见抵赖不掉，只得招供。 被捕者名叫袁新，40岁，1939年的老军统情报特工，抗战后期奉命潜来广州担任“军统局两广情报网第七小组”少校组长，抗战胜利后晋衔上校。但由于戴笠死之后他“抱错了大腿”，被毛人凤找了个理由降级后打入冷宫，直到1949年7月才重新启用，受命潜伏，以中校军衔担任“保密局广东省情报特派员”，对外身份是贸易商行襄理。广州解放后，袁新未接到台湾指令，因此按兵不动。直到今年5月，台湾方面给其指令命启动由其掌握的情报系统，之后他便开始操纵部属收集情报，密送往香港。  毛人凤 不久前，袁新指派手下交通员第三次以偷渡方式将情报密送香港时，偷渡小舟被解放军巡逻艇击沉，交通员一命呜呼。台湾遂给其密令让在必要时可以动用041潜伏台，该台情况袁新并不知晓，只知道是1949年夏毛人凤亲自布置的一部秘密电台，规定只有获悉特别重要的情报而且时间紧迫时方可使用。台湾给了袁新和041的联系方式，为避免暴露该台，袁新只能通过信件或者电台、报纸广告方式用暗语跟对方联系。 这次，袁新通过中共安保线机密情报的通道，获知近期将有重要情报到手，便联系041准备启用特别潜伏台，调试后待命。两天后，“中共领导人将由北平来广州视察”的情报到手，他便指令陈道一交通站将情报送往珠江大桥指定点，同时通过邮局给041发密函嘱前往取货后火速向台湾拍发。 今天，袁新到陈宅想探听一下事情进展，不料一头扎进了市公安局织下的罗网。 邮寄信件需要地址，有了041的地址，这就好办了！可是，袁新给的地址却使专案组有些沮丧：那是荔游区百花路上的一幢民间俗称“老洋行”的商务大楼，该楼内有19家公司在办公，还有很多家住户，信件是门房统一收下的，除挂号信外一律放在过道一侧墙上的敞开着的信报架上，由楼内用户自己提取。 侦查员们赶到时，发现信报架上已经没有那封信了。是已经被041取走，如果取走了那他为什么没有去珠江大桥取情报？还是那封信根本就没有寄到这里？ 正当侦查员们疑惑时，时间来到10月18日，门房告诉侦查员一个重要消息，说他当日中午发现发现有一女子从楼内出来，经过信报架时，忽地从坤包内取出一个信封放进了信报架。门房感到奇怪，走近一看，那封信正是公安要找的那封信。 半小时后，那名女子被请进派出所，很快弄清了情况。原来，这个女子是在“老洋行”内办公的某公司的职员，最近正跟一个男子谈恋爱。她男友一周前被老板派往外地出差了，两天后该女子下班取报纸时发现袁新的那封信，因为收信人姓名跟男友很相近，她匆忙之中就当作是男友的信而拿走了。 昨晚他男友回来了，一看信就说不是他的，让她送回原处。她今天就趁下班赶紧把信放回信报架。 经检查，这封信确实没有开拆过。于是，珠江大桥连日蹲守没见041出现的原因终于找到了：041并没有收到这封信件。专案组当即撤回珠江大桥那边的蹲守人员。 19日，案情到了陈泊那里，陈泊说，既然041号并不知道这封信，那我们何不让袁新再写一封信约041取情报的密信，同时在电台和报纸在相关栏目里播出密语广告，诱041上钩。 彭锦发马上安排，通过三种渠道通知041自即日起三天内的任何时候前往珠江上的一条名唤“赛仙舟”的游船上去“游览”——041如果获知该信息，自然知道是去取情报的。 当天，“老洋行”信报架上的信没有人去取。珠江上，那条被警方严密监视着的“赛仙舟”也未见可疑。 10月20日，电台、报纸照常播报、刊发那条密语广告。 功夫不负有心人，041终于上钩了。 当晚，一个操一口粤语的四十来岁的男子携着一名时髦女郎上了“赛仙舟”，选了个视线较好的座位落座后，要了几样酒菜，慢慢吃喝着密谈，形同有情男女幽会。化装成游客也在船上的侦查员们对这个男子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为此人的注意力并不在女伴和饭局，而是在周围，不时转头环视周围甚至岸上。 片刻，那男子起身前往设在船尾的卫生间。等他出来后，侦查员包鼎进卫生间一看，他放置的假情报已经不见了。 当天夜里，专案组跟踪并拘捕了该男子。通过搜查其住所，果然发现了收发报机、密码、用于密写的化学药水、手枪等间谍器材。 经审讯，这个名叫于谦的男子供认：他即是代号041的“保密局羊城独立潜伏特别台”的台长，直接受“保密局”领导，受命发送特别重要的情报。 此次接到袁新转达的台湾指令后，调试好了电台，准备拍发重要情报。他曾前往“老洋行”去查看过是否取情报的通知信函，因信函被人误取走，他没有发现。 于是他就接连数日留意着报纸、电台的消息，昨天晚上从电台收听到暗语通知后，今晚便带上姘头朱某前往赴约，哪知警方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国民党保密局“独立潜伏特别台”就这样被破获了，该敌台第一次调试电波就成了最后一道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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